张振龙：汉魏之际士人文献整理文学的确立

作者简介

张振龙，信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文学博士

【引用原文】张振龙：汉魏之际士人文献整理文学的确立[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

摘 要

从东汉和帝到三国魏明帝时期的汉魏之际，在我们历史上是社会发生转型的重要时期。此时士人文学书写的主题也得到了新的开拓，文献整理成为士人创作所书写的一项主要内容，标志着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文献整理文学作为古代文学百花园中一种题材类型获得了确立。这不仅表现在士人的文献整理成为士人文学书写的对象获得了独立，出现了大量以书写士人文献整理为主的文学作品和以文献整理文学书写著称的作家，而且士人把文献整理作为自己文学书写对象的主体意识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步入自觉的新阶段。

关键词

汉魏之际；士人；文献整理文学

在问题展开之前，先对本文提出的“文献整理文学”这一概念予以必要的说明和界定。之所以提出这一概念，笔者主要出于四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从中国古代士人的泛文学或大文学的文学观念，即从古代士人心目中的文学的实际内涵来立论的；二是在中国古代不仅书写士人文献整理的作品确实存在，而且数量相当可观，作为古代文学的研究者不能忽视这一历史及其存在；三是书写士人文献整理的作品，在内容上有其重要的作用与价值，且是其他题材的文学无法取代的；四是这一在题材上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学至今还没有引起古代文学研究界应有的关注，即使有部分学者的成果对此有所论及，但也多限于文献学领域，仅有少数涉及到了士人的文献整理对文学的影响，但并没有把这类作品作为文学对象和一种文学类型来研究，这也是与其在古代文学史上的实际地位不相符的。基于以上四点，笔者认为把古代士人书写文献整理内容的作品作为文学中的一种题材类型予以全面系统的专题研究，不仅是可行的，也是十分必要的，更是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笔者在此提出的“文献整理文学”这一概念，特指古代士人创作的以士人的文献整理为书写对象或主题的文学。

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有关对士人文献整理的书写源远流长。与古代文学史上其他类型的文学一样，文献整理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的类型，从产生、发展到独立也经过了较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在这一演进过程中，从东汉和帝到三国魏明帝时期的汉魏之际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因为，这个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发生重要转型的时期，与此相一致，士人的文献整理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也有了创造性的发展。受此影响，士人文学书写的主题也得到了新的开拓。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士人的文献整理作为士人文学书写的一项主要内容发生了质的变化，标志着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文献整理文学作为古代文学百花园中一种题材类型获得了确立。这不仅体现在士人的文献整理作为士人文学书写的对象获得了独立，出现了大量以书写士人文献整理为主的文学作品和以文献整理文学书写著称的作家，而且士人把文献整理作为自己文学书写对象的主体意识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步入自觉的新阶段。但就目前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而言，专门研究士人文献整理文学的相关成果还不多见。有鉴于此，本文主要对汉魏之际士人文献整理文学的确立予以专题探讨，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文献整理作为士人文学书写的对象走向独立

士人的文献整理作为我们古代士人的一项重要文化学术活动，被士人创作的文学作品所书写，成为士人文学作品的主要内容，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演变。汉魏之际前，士人创作中也有对其文献整理的书写，但并没有把其作为文学作品的主要内容，士人文献整理作为士人创作的对象还没有独立。到了汉魏之际，由于士人文献整理活动的进一步开展，士人创作的文学作品对其文献整理内容的书写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文献整理作为士人文学书写的对象实现了从不独立到独立的跨越。

先秦时期士人的文献整理作为士人文学书写的内容，其表现还不是十分明显。特别是还没有作为相对独立的内容被士人创作的文学所书写。在很多情况下，士人文献整理是作为当时政治、教化等内容的依附形式出现的。如《国语》《左传》中对采诗、献诗、陈诗等文献搜集整理的记载，就是作为统治者观政的一种形式被展示的，是为政治服务的，不是把采诗、献诗、陈诗等文献整理活动作为独立对象来呈现的。《左传·襄公十四年》载：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
《国语·周语上》也云：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典，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然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礼记·王制第五》也曰：

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
从这些文献记载可知，先秦时期士人的采诗、献诗、陈诗等，一方面是其整理《诗经》的活动；另一方面士人采诗、献诗、陈诗的目的又是士人作诗的重要动因。因为士人之所以作诗，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借助于士人采诗、献诗、陈诗等活动，使自己的诗作得以发挥作用。由此也决定了作诗者对书写内容的取舍标准，就不得不把士人采诗、献诗、陈诗的标准作为重要的考量。采诗、献诗、陈诗等文献整理本身并不是被《左传》《国语》《礼记》的作者作为独立的内容来书写的，是王公、天子为了“补察其政”“听政”和“观民风”。

另外《左传》等历史散文中在记载诸侯国历史大事时，也有不少关于士人文献整理内容的书写，但这也只是作为历史大事的附属材料或支撑说明材料来记载的，是为这些历史事件所表达的主题服务的，其士人文献整理内容的本身也不具有相对独立性。如《国语·鲁语》中记载的“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论语·子罕》中记载孔子曾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等等。这些虽然都是我们所熟知的士人所从事的文献整理的实践，但并不是作为独立的表现对象来展现的，而是以正考父和孔子等人的人生经历和众多事迹中的一个事例被描写的。正考父整理《商颂》只是被鲁国的大夫闵马父解释何为“恭”的例证来引用的。孔子整理音乐，使《诗经》中的《雅》《颂》各得其所，也主要是表达自己尽管十四年的周游列国的生活没有实现仁政的理想，但可以借此恢复周礼，使其得以弘扬流传后世。所以对正考父和孔子整理文献这一本身而言，他们记载的目的也不是为文献整理本身的。

西汉到东汉中期，士人的文献整理作为文学书写的内容，虽然与先秦相比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就士人文献整理本身作为文学书写内容的独立性、主导性而言，还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仍处于量变的阶段。如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中的帝王本纪和人物传记，在展示执政者的治国理政的重大方略和描写重要士人的生平事迹等内容时，也有不少对士人文献整理内容的书写，但这只是作为帝王治国理政中在思想文化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或重要士人生平履历的内容来书写的。这些史传散文中所出现的士人文献整理的内容，还没有从国家政治和士人人生众多生平事迹中独立出来，所以作为士人文学书写的主导内容也就谈不上了。虽然此时也出现了士人在其整理文献的序文中书写自己整理该文献的缘起、过程等情况，如孔安国的《尚书序》《古文孝经训传序》就是如此。在这两篇序中，尽管孔安国对《尚书》《古文孝经》的成书、流传以及自己为其作传的原因等进行了书写，但我们认为孔安国有关对士人文献整理内容的书写，严格意义上还不能作为士人文学书写对象独立的标志。其原因在于，不仅这种情况在该期士人的文学创作中只是个案，还不普遍；而且从孔安国文献整理的主体意识而言，或是“承诏”受命而为的，或是为纠正“诸儒各任意巧说”而为的，其创作文献整理文学的自主意识还没有自觉。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的文献整理活动，在他们不少作品中也有比较具体详细的描写和展现。如刘向的《别录》、刘歆的《七略》等就是叙述他们文献整理情况的专题文章。这些作品就其主要内容而言，与孔安国的《尚书序》《古文孝经训传序》是一致的，也是以文献整理为主要书写内容的。但就其本质予以审视，一是该期士人对文学的整体看法仍没有摆脱文化学术的大范畴，文学还依附于政治和经学；二是就其创作这些以书写自己文献整理为内容的作品而言，他们也不是为了文献整理文学的，而是为了政治和学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献整理作为他们创作中书写的对象还不具有独立性。

汉魏之际，士人文献整理作为其创作所书写的内容则发生了质的变化，摆脱了作为国家政治和士人人生众多生平事迹的支撑材料，为国家政治和士人的文化学术功绩等服务的地位，成为士人文学创作书写的独立对象，具有了相对独立的价值意义。具体而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士人文献整理成为文学创作中书写的唯一内容，彻底摆脱了依附于政治、文化学术、道德教化等内容的地位。如曹植的《前录自序》云：

故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氾乎洋洋，光乎皜皜，与雅颂争流可也。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虽触类而作，然芜秽者众，故删定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
在这篇序文中作者主要是对自己创作的辞赋作品进行整理的情况进行了陈述。自己对自己赋作的整理成为了这篇序文书写的唯一内容。再如王逸的《离骚叙》，在叙中王逸首先追述了孔子所从事的诸如定经术、删诗书、正礼乐、作《春秋》等文献整理活动，之后对战国诸子和屈原等士人创作的动因、目的，以及西汉汉武帝时期的刘安和成帝时期的刘向、东汉章帝时期班固与贾逵等人整理《离骚》的得失进行了概括和评介，为自己整理《楚辞》作了张本。尤可注意的是，王逸还对屈原及其作品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不仅指出“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沉’，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而且提出了“《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的观点。在王逸看来，正是因为屈原之词的博远，才赢得了后来的名儒博达之士把屈原的作品作为自己著造词赋学习和仿效的对象：“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这是在当时儒学仍占主导地位文化生态环境中，对屈原作品所蕴含的文学价值的肯定和认可。尽管总体上王逸还没有摆脱经学的价值原则，但与班固等人相比，无疑是一个可喜的超越。与王逸的《离骚叙》相一致，此时高诱的《淮南子叙》、曹操的《孙子兵法序》，曹丕的《叙诗》《叙繁钦》《叙陈琳》等，皆是这方面的代表。

另一方面，在此时士人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即使是士人的文献整理不是该作品所书写的唯一内容，但也彰显出独立的品质。如曹丕《又与吴质书》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曹丕对建安诸子作品的整理成为其写给吴质的书信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再如刘桢的《鲁都赋》也云：“崇七经之旨义，删百氏之乖违。”在此刘桢也直接道出了自己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论语》等儒家经典的态度，抒发了自己整理儒家经典的志向。他之所以对《诗》《礼》等残简遗篇进行整理，就是缘于他对《诗》《礼》的兴趣爱好和崇敬之情：“采逸礼于残竹，听遗诗乎达路。”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也提到过对自己创作的辞赋进行编辑一事“今往仆少小所著辞赋一通相与”，还曾赠送给杨修让其刊定。对此杨修的《答临淄侯笺》有云：“猥受顾赐，教使刊定。”这些有关在文学作品中对文献整理内容的书写，虽然不是其创作的文学作品中所表达的唯一主题，但却具有其自身的独立价值。因为在这些作品中，士人有关文献整理的内容与其它内容共同构成了文学作品的内容的整体，是与其它内容比肩共存的。这与汉魏之际之前士人所创作的有关描写文献整理内容的文学作品中，士人的文献整理只是作为作品中其他内容的附庸在本质上具有明显的不同。

总体来看，汉魏之际士人所创作的以书写士人文献整理为内容的文学作品，对创作主体的士人而言，文献整理具有了独立于其它内容之外的价值意义。这与汉魏之际前士人创作的反映士人文献整理内容的作品相比，确实是一个质的飞跃。它标志着在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文学发展史上，士人的文献整理作为文学书写的对象获得了独立。

二、文献整理文学作品与作家的大量出现

士人的文献整理作为我们古代士人的一项重要文化学术活动，被士人创作的文学作品所书写，成为士人文学作品的内容，先秦时期就出现了。但把士人的文献整理作为文学书写的主题来表现，则是在西汉时期；而文献整理文学作品和作家大量出现是在东汉中期以后的汉魏之际。由于此时士人文献整理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士人创作的文学作品对士人文献整理内容的书写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该期士人创作的文献整理文学作品不仅开始大量出现，成为文学百花园中一朵奇葩，而且还出现了一批以创作文献整理文学著称的作家。

首先，受此时士人文献整理实践的影响，士人创作的书写文献整理活动本身的文学作品开始大量出现，成为当时文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汉魏之际前，士人创作的以书写士人文献整理为内容的作品就已出现，如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序意》，孔安国的《尚书序》《古文孝经训传序》，以及相传为孔安国所作的《家语序》，孔衍的《上成帝书辩家语宜记录》，郑昌的《请删定律令疏》，相传毛苌的《毛诗序》，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元帝刘奭的《议律令诏》，刘向的《战国策书录》《管子书录》《晏子叙录》《孙卿书录》《韩非子书录》《列子书录》《邓析书录》《说苑叙录》《别录》，刘歆的《上山海经表》《移书让太常博士并序》《与扬雄书从取〈方言〉》《七略》，范升的《奏难〈费氏易〉 〈左氏春秋〉立博士》，班彪的《史记论》，卫宏的《诏定〈古文尚书〉序》，严遵的《道德指归说目》，班固的《两都赋序》，贾逵建初元年（76）创作的《条奏〈左〉氏长义》等，共28篇。这些作品尽管是以书写士人文献整理为内容的，也属于士人创作的文献整理文学，但我们说这还不能说明士人创作的文献整理文学就确立了。因为这些作品不仅是受命而为，而且士人在创作这些作品时大多并不是积极主动的。这就决定了士人作为这些文献整理文学的创作主体在创作这些作品时，从主观意识上他们并没有视他们创作的作品为文献整理文学。同时，此时士人的文学观念与先秦时期相比尽管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总体来说士人的文学观念还不十分明确。

汉魏之际，士人创作的文献整理的文学较之前不仅数量上有了一个大的增长，而且士人创作的主观倾向也更加明确。这个时期士人创作的文献整理文学，据我们统计，主要有如杨终的《上言宣令诸儒论考五经同异》，鲁丕的《上疏论说经》，安帝的《诏校定东观书》，徐防的《〈五经〉宜为章句疏》，孔通的《〈春秋左氏传义诂〉序》，崔瑗的《南阳文学颂》，许慎的《〈说文解字〉序》《〈说文解字〉后叙》，马融的《书序》，胡广的《王隆〈汉官篇解诂〉叙》，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序》，许冲的《上书进〈说文〉》，颖容的《〈春秋释例〉序》，蔡邕的《上汉书·十志疏》（又名《戍边上章》）《历数议》《〈月令〉问答》《明堂月令论》《〈月令〉篇名》，卢植的《始立太学石经上书》，应劭的《奏上删定律令》《〈风俗通义〉序》，王逸的《〈楚辞章句〉叙》《离骚经》《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郑玄的《〈尚书大传〉叙》《〈诗谱〉叙》《〈孝经注〉叙》《六艺论》《自序》，赵岐的《〈孟子〉题辞》《〈孟子〉篇叙》，孔融的《答虞仲翔书》《与诸卿书》，荀悦的《汉纪序》《汉纪序二》《汉纪后序》《经籍论》，刘洪的《上言王汉〈月食注〉之失》，陈琳的《答东阿王笺》，王粲的《荆州文学记官志》《尚书问》，应玚的《文质论》，杨修的《答临淄侯笺》，仲长统的《〈尹文子〉序》，曹操的《〈孙子兵法〉序》，曹丕的《叙诗》《叙陈琳》《叙繁钦》《与大理王朗书》《又与吴质书》《追崇孔子诏》，王朗的《论乐舞表》，吴质的《答东阿王书》，卞兰的《赞述太子赋表》，曹植的《〈前录〉序》《画赞序》《与吴季重书》《与杨德祖书》，缪袭的《撰上仲长统〈昌言〉表》《奏改〈安世哥〉为享神哥》《乐舞议》，刘劭的《新律序略》，高诱的《〈吕氏春秋〉序》《〈淮南子〉叙》，三国吴国赵爽的《〈周脾算经〉序》，刘熙的《〈释名〉序》等，共80 篇。同时还出现了与士人的文献整理直接相关的文学批评的作品，如王逸的《离骚经》《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曹丕的《典论·论文》等等。除此之外，此时士人的其它文学中也涉及到对文献整理的书写，如刘桢的《鲁都赋》云：

若乃考王道之去就，览万代之兴衰。发龙图于金滕，启洛典乎石扉。崇七经之旨义，删百氏之乖违。
        覃思图籍，阐迪德谟。蕴包古今，撰集丘素。
       举成均之旧志，建学校乎泗滨。表泮宫之宪肆，有唐虞之《三坟》。
      采逸礼于残竹，听遗诗乎达路。览国俗之盛衰，求群士之德素。
还有曹植的《薤露行》曰：“孔氏删诗书，王业粲已分。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这些文学作品的出现，标志着士人创作的文献整理文学在数量上确实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其次，汉魏之际还出现了以文献整理和文献整理文学创作著称的学者型作家。这些学者型作家的主要业绩就体现在文献整理和文献整理文学的创作上，他们也是以此著称当时文坛和留名后世的。这些学者型作家主要以贾逵、鲁丕、马融、何休、服虔、颍容、许慎、郑玄、王逸、高诱、赵岐、卢植、蔡邕、荀爽、荀悦、曹丕、王朗等为代表。贾逵，史载：“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又作诗、颂、诔、书、连珠、酒令凡九篇，学者宗之，后世称为通儒。”鲁丕，贾逵称其“道艺深明”。马融，史云：“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所著赋、颂、碑、诔、书、记、表、奏、七言、琴歌、对策、遗令，凡二十一篇。”何休，“为人质朴讷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作《春秋公羊解诂》，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又注训《孝经》《论语》、风角七分，皆经纬典谟，不与守文同说。又以《春秋》驳汉事六百余条，妙得《公羊》本意。休善历算，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服虔，“有雅才，善著文论，作《春秋左氏传解》，行之至今。又以《左传》驳何休之所驳汉事六十条。举孝廉，稍迁，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乱行客，病卒。所著赋、碑、诔、书记、《连珠》《九愤》，凡十余篇。”颍容，“博学多通，善《春秋左氏》，……著《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建安中卒。”许慎，“少博学经籍，……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郑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荅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正如史家所论：“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王逸，“著《楚辞章句》行于世。其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高诱，被卢见曾称为“继郑氏而博学多识者，唯高氏。”赵岐，“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辅决录》传于时。”卢植，“作《尚书章句》《三礼解诂》。时始立太学《石经》，以正《五经》文字”；“所著碑、诔、表、记凡六篇。”曹操称之为“故北中郎将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蔡邕，“其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湮没多不存。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艺》、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荀爽，“著《礼》《易传》《诗传》《尚书正经》《春秋条例》，又集汉事成败可为鉴戒者，谓之《汉语》。又作《公羊问》及《辩谶》，并它所论叙，题为《新书》。凡百余篇，今多所亡缺。”荀悦，“性沉静，美姿容，尤好著述。”“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诏尚书给笔札。辞约事详，论辨多美。”“又著《崇德》《正论》及诸论数十篇。”曹丕，“年八岁，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裴注引《魏书》曰：“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被史家评为“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王朗，“著《易》《春秋》《孝经》《周官》传，奏议论记，咸传于世。”可见，这些士人皆是在文献整理和文献整理文学创作方面成就卓著的作家。这和汉魏之际前相比也是一个明显的发展变化。

所以，就士人从事文献整理和文献整理文学创作的总体情况来看，文献整理文学作品、以文献整理和文献整理文学创作著称的士人，在汉魏之际前虽然就已出现，但就士人身份而言还没有独立。到了汉魏之际，文献整理文学作品、以文献整理和文献整理文学创作著称的士人，不仅在数量上有了较大的提升，而且士人身份也获得了相对独立。

三、士人书写文献整理文学主体意识的自觉

就中国古代士人文献整理的主体意识演进的历史来看，汉魏之际也是一个发生新的变化的时期。其突出表现就是士人从事文献整理文学书写的主体意识与之前相比，也开始步入一个自觉的新阶段。

先秦时期士人从事文献整理和文学创作在很多情况下是合一的。因为在文字产生之前，我们先人的创作是以口头表达为主的。这种作品也是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承的。只是文字产生以后，人们才把先人口耳相传下来的作品用文字记载下来。这种记载的过程既是士人文献整理的过程，也是其再次创作的过程。因为士人在记载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就会对原来口耳相传的文本或予以修饰润色，或对感到不太满意的地方予以修改甚至再创造，或把自己的观点直接加入其中。这是先秦时期士人文献整理的普遍现象。如春秋时期的采诗、献诗等，既是士人文献整理活动，也是士人的创作活动。因为这些采诗、献诗等活动，士人不仅承担的是对风诗的收集或采集，更重要的是还承担着为执政者政治服务的功能，所采之诗、所献之诗还要满足统治者观政的需要；再加上这些风诗在语言和表达上并不一定完美恰当，所以采诗者、献诗者就会不自觉地对自己所收集的风诗给予一定的再创作，最后呈献给执政者的风诗与其所搜集的原始的风诗就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再如孔子作《春秋》，既是对有关春秋历史文献的整理，又是对这些历史文献的创造性编纂。再如他对《诗经》等经典的整理，尽管创造性的修改不像《春秋》那样，但我们也不可否认他在整理过程中所付出的创造性的劳动，而且这些创造性的劳动也蕴含在《诗经》等经典的文本之中。这种情况在诸子散文与历史散文中可能表现得更为明显。如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对《论语》的整理，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依据孔子生前的言语整理而成的。他们在整理过程中不可能原本不动地把孔子生前的言语记载下来，何况他们的记忆或者记录的笔记也不可能是孔子当时的原话，更不用说《论语》中还记载有不少并非孔子本人的话语。这说明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在整理《论语》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掺入了自己的创造。所以《论语》的出现既是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整理孔子生前言语文献的成果，也是他们再次进行创作的结果，是文献整理和创作高度合一的典型体现。再如相传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春秋》整理而成的《左传》，不单单是对《春秋》的解释，还对其中的史实给予补充、完善和丰富。这也是对《春秋》的一种再创作。正是因为如此，对此时的士人而言，他们的文献整理和文学创作是混而不分的。再者此时士人对文学的认识和理解也是模糊的，对他们而言文史哲之间的区别联系还不像我们今天这么明确。与此相一致，他们把文献整理作为文学书写主题的意识也是模糊不清的，其意识的自觉更无从谈起了。

西汉到东汉中期，士人把文献整理作为书写内容的主体意识尽管与先秦时期相比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总体上还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仍处于不自觉的阶段。这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一是该期士人的文献整理活动多是由国家政治层面主导和组织的，是国家政治意志的体现。正如《汉书·司马迁传》所载：

惟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周道既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鐀玉版图籍散乱。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谊、朝错明申韩，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
《汉书·艺文志》也云：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
这种以国家政治意志形式组织的文献整理在东汉初期和中期也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东汉初年光武登基之后，就非常重视对儒家经典的收集整理。如《后汉书·儒林列传》云：

昔王葬、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
又如章帝时令诸儒等会集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对此《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也云：

（建初四年十一月）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
所以这个时期士人的文献整理虽然在其创作中有所反映，如西汉时期刘向、刘歆父子所创作的一些《叙录》，班固所创作的《两都赋序》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并且在这些作品中，士人的文献整理也成为了作品书写的主要内容，甚至是唯一内容。但我们说对创作这些文献整理文学作品的士人而言，他们的主体意识还没有走向自觉。因为他们从事文献整理的主体意识不是自觉的，而是受执政者的政治意志所主导的，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创作的文献整理的文学作品也是以政治为价值目的的，从士人的创作的主体意识来审度，其创作文献整理文学的意识还未自觉。

二是该期士人创作的文献整理的文学作品所书写的文献整理的价值标准，或者说士人整理文献的标准，不是由士人作为文献整理者个人所掌控的，而是以执政者的思想意志为转移的，带有浓郁的政治特征。特别是汉武帝之后采取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思想成为统治者治国理政的主导思想。受此影响士人的文献整理也必须依儒家思想作为文献整理的指导原则和遵守的标准。西汉宣帝时的石渠阁会议和东汉章帝时的白虎观会议，宣帝、章帝亲临称制就是最好的说明。即使此时士人所进行的一些皇上没有亲临称制的文献整理活动，也是受统治者之命而开展的。孔安国的《尚书序》曰

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于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经籍，采摭群言，以立训传，约文申义，敷畼厥旨，庶几有补于将来。《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毕，会国有巫蛊事，经籍道息，用不复以闻，传之子孙，以贻后世。
其《古文孝经训传序》也云：

《古文孝经》初出于孔氏，而今文十八章，诸儒各任意巧说，分为数家之谊，浅学者以当《六经》，其大车载不胜，反云孔氏无《古文孝经》，欲矇时人，度其为说，诬亦甚矣。吾愍其如此，发愤精思，为之训传，悉载本文，万有余言，朱以发经，墨以起传，庶后学者睹正谊之有在也。
从孔安国创作的《尚书序》《古文孝经训传序》这两篇所反映他的文献整理的文学作品来看，孔安国不管是对《尚书》的整理，还是对《古文孝经》的训传，或是承诏而为，或是由于“诸儒各任意巧说，分为数家之谊，浅学者以当《六经》，其大车载不胜，反云孔氏无《古文孝经》，欲矇时人，度其为说，诬亦甚矣”，为了让“后学者睹正谊之有在”，才“发愤精思，为之训传，悉载本文，万有余言。朱以发经，墨以起传”。其文献整理所遵守的原则和标准无外乎是执政者的意志和儒家所提倡的维护执政者统治的“正谊”。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之所以创作《尚书序》《古文孝经训传序》，其主体意识也是以执政者的政治意志为转移的，其自觉性和自主性也就无从谈起了。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和东汉时期班固等人的创作的文献整理的文学作品，就创作的主体意识而言大体也可作如是观。

汉魏之际，士人所创作的有关书写士人文献整理内容的文学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主体意识有了新的发展。其突出表现就是与之前士人创作的文献整理文学作品中所彰显的主体意识相比，其自觉性和主动性、主导性有了质的飞跃，开始进入了自觉的新时期。具体而言主要有三：一是此时的士人表现出强烈的视文献整理为人生不朽之功业的自觉意识。这种意识虽然从孔子整理文献时就有表现，但在孔子之后从事文献整理的士人看来，其政治上为统治者而进行文献整理的意识则居于主导地位。西汉时期司马迁整理《史记》则继承了孔子借整理文献来实现人生不朽的价值传统，但对当时从事文献整理的士人这一群体来说，司马迁的这种追求也不占主导。直到东汉中期之后的汉魏之际，把文献整理作为自己人生不朽价值的追求才成为从事文献整理的士人这一群体的价值主导。如王逸的《离骚叙》云：“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他之所以要整理《楚辞》，其原因之一就是屈原的《楚辞》具有不朽的价值，所以王逸也要借助于对《楚辞》的整理来实现自己人生的不朽。蔡邕在《月令篇名论》中也直接说明了自己为何要著《月令章句》的原因及其目的。文曰：

问者曰：“子何为著《月令说》也？”曰：“予幼读《记》，以为《月令》体大经同，不宜与《记》书杂录并行，而记家记之又略，及前儒特为章句者，皆用其意传，非其本旨。又不知《月令》征验布在诸经，《周官》《左传》皆实与《礼记》通等，而不为征验，横生他意，纷纷久矣。光和元年，予被于章，离重罪，徙朔方，内有猃狁敌冲之衅，外有寇虏锋镝之艰，危险凛凛，死亡无日。过被学者闻，家就而考之，亦自有所觉悟，庶几颇得事情，而讫未有记著于文字也。惧颠蹶陨坠，无以示后来聪直君子，而怀之朽腐，窃诚思之。书有阴阳升降，天文历数、事物制度可假以为本，敦辞托说，审求历象，其要者莫大于《月令》。故遂于忧怖之中，昼夜密勿，昧死成之，旁贯五经，参互群书，至及国家律令制度，遂定历数，尽天地三光之情。辞繁多而曼衍，非所谓理约而达也。道长日短，与危殆竞，取其心尽而已。故不能复加删省，盖所以探赜辨物，庶几多识前言往行之流也。苟便学者，以为可览，则余死而不朽也。”
再如王逸《九思序》云：“刘向、王褒之徒，咸嘉其义，作赋聘辞，以赞其志。则皆列于谱录，世世相传。”自己借为《楚辞》作注流传千古的目的寄寓其中。又如赵岐在《〈孟子〉题辞》也说：“孟子退自齐、梁，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贤拟圣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论语》者，五经之錧鎋，六艺之喉衿也。孟子之书，则而象之。”张舜徽先生在其《广校雠略》中评赵岐语云：“赵氏此言，直以拟圣作书昉于孟氏。”这种追求在曹植、曹丕等士人所创作的文献整理文学中也有明确的反映。曹植的《薤露行》曰：“孔氏删诗书，王业粲已分。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其以文献整理实现不朽的追求不仅是强烈的，也是自觉的。

二是此时的士人表现出鲜明的文献整理的自主意识。这种自主意识大体表现为他们在从事文献整理过程中不像之前士人整理文献那样，常常以执政者的政治意志作为自己文献整理的标准和原则，而是完全依据自己对所整理对象的掌握的情况来予以自主地和创造性地整理，尽可能地使所整理的文献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加完善，为其以后的流传提供可靠的文本的同时，还要充分彰显自己对整理对象的独特理解。如郑玄对《毛诗》的整理就在兼采众长的同时，还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他在《六艺论》中曾这样说过：“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陈澧先生对此也有评论：“郑君注《周礼》《仪礼》《论语》《尚书》，皆与笺《诗》之法无异，有宗主，亦有不同，此郑氏家法也。何卲公墨守之学，有宗主而无不同。许叔重异义之学，有不同而无宗主。惟郑氏家法，兼其所长，无偏无弊也。”指出了郑玄注经既不同于何休的“有宗主而无不同”墨守之学，又不同于许慎的“有不同而无宗主”的重异义之学，而是“兼其所长，无偏无弊”，这才是郑氏家法。还有桓范“抄撮《汉书》中诸杂事，自以意斟酌之”而作的《世要论》；赵歧所作的“述己所闻，证以经传，为之章句”的《孟子章句》；王逸“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的《楚辞章句》等等，皆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

三是此时士人创作的文献整理文学中还彰显出士人对所整理对象的自主评介和独立的价值判断，这也是该期士人文献整理文学中士人主体意识自觉的重要表征。如东汉史学家荀悦在《〈汉纪〉序》中在表达自己整理编撰《汉纪》的目的时说：“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能（衍‘能’字，传无。）备矣。”把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五志”作为自己整理《汉纪》的追求，体现了作者以整理《汉纪》来明志的价值指向，蕴含着作者对整理对象的自主评介和独立的价值判断。再如曹植的《前录自序》云：“故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氾乎洋洋，光乎皜皜，与雅颂争流可也。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虽触类而作，然芜秽者众，故删定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从中我们不仅很清晰地掌握作者整理自己辞赋作品的价值标准，而且还可以窥探出作者对自己创作的辞赋作品的态度和评价。此时不仅士人作为文献整理者，在自己创作的文献整理文学中对自己的文献整理进行了评价，而且还出现了士人在自己创作的文学中对其他士人所整理文献的评价。如孔融的《答虞仲翔书》就对虞仲翔整理的《周易注》给予了高度评价。文曰：“示所著《易传》，自商瞿以来，舛错多矣。去圣弥远，众说聘辞。曩闻延陵之理乐，今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但会稽之竹箭焉。又观象云物，察应寒温，原其祸福，与神会契，可谓探赜穷道者已。”把虞翻的《周易注》称之为与“会稽之竹箭”相提并论的“东南之美”，评价不可谓不高。这些评价与汉魏之际前相比，较少受政治和执政者意志的影响，是士人本身主观价值观念的体现。

可见，汉魏之际士人所创作的文献整理文学中所彰显的士人作为书写主体和文献整理主体的意识确实呈现出新的色彩。这种新的色彩的典型表征就是士人创作文献整理文学的意识走向了独立和自觉。一方面此时士人所创作的文献整理文学作品中，不仅表现出强烈的视文献整理为人生不朽之功业的自觉意识，而且还突显出鲜明的文献整理的自主意识和新的理解；另一方面，士人创作的文献整理文学中还蕴含着士人对所整理对象的自主评介和独立的价值判断。这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汉魏之际士人在从事文献整理文学创作过程中自主意识的自觉。

四、结语

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发展史上，士人所创作的文献整理文学，到汉魏之际则发生了质的飞跃，步入相对独立发展时期，文献整理文学才以自己独立的姿态成为文学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员，获得了确立。此时士人所创作的以书写士人文献整理为内容的文学作品，对创作主体的士人而言，具有了与其它内容比肩的价值意义，作为文学所书写的内容获得了独立；文献整理文学作品、以文献整理和文献整理文学创作著称的士人，不仅在数量上有了较大的提升，而且士人身份也获得了相对独立；士人所创作的文献整理文学中所彰显的士人作为创作主体和文献整理主体的意识也表现出不同于之前的新的色彩，标志着士人创作文献整理文学的意识走向了自觉。

汉魏之际士人创作的文献整理文学作为古代文学百花园中一朵鲜艳的奇葩，在丰富古代文学题材的同时，也开拓了文学的创作领域，为以后士人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借鉴和新的创作方向。此后士人创作的文献整理文学多是以这个时期的文献整理文学为最初范本的，在书写内容、体例格式、语言，尤其是文献整理的方法、思想和理论等方面，无不深受其影响，形成了中国古代士人别具特色的文献整理文学传统。这一传统既有别于其它题材类型的文学精神和风貌，又与其它题材类型的文学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同层面上的相互联系。诸如文献整理文学与其他文学文体的演进，文献整理文学的内容与古代文学内容的拓展，文献整理文学中的观念、思想和理论与古代文学观念、思想和理论的生成发展等等，皆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内在逻辑关联。所以，开展对中国古代士人创作的文献整理文学的专题研究，以及文献整理文学与古代其他题材类型的文学的比较研究，应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并且是能有所作为的。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学界同仁对此一领域的关注、思考，进而展开有益的探索性的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东汉士人活动及其文学书写互动研究”（项目编号：22AZW006）之阶段性研究成果。

图文编辑：心 清

责任编辑：金 城

审 核 人： 傅 强

说明：为方便阅读，原文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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