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有为等|技术、治理与经济：全面抗战前豫省电话系统的构建

作者简介

翁有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史学月刊》编辑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邵泽龙，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引用原文】翁有为，邵泽龙：技术、治理与经济：全面抗战前豫省电话系统的构建[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

摘 要

 清末光绪年间，电话首次出现在河南开封，此后豫省电话事业发展较为曲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豫省电话的官方机构——河南省电话管理局及其各级下属机构的建立，使得近代豫省电话管理系统渐次成型。与此同时，豫省省会开封市内电话、全省长途电话、各县环境电话和省际长途电话网络系统在全面抗战前的时空内得以构建，展现了近代技术、治理与经济互动交织的历史场景。豫省电话系统在构建的过程中，给时人带来了许多便利，取得了多维度的成就，但也陷入到各种问题之中，阻碍其发挥更大的现实功效。

关键词

 南京国民政府；豫省；电话系统；河南省电话管理局

电话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重要标志，自身亦发挥着相当重要且非常多元的作用：“查电话之设，所以节省时间、灵便消息，政务藉以推进，商业赖以发展，其时于文化治安，尤机（其）重要。”豫省地处中原，为中国的交通要地，以电话为代表的近代通讯不仅出现较早，且在全面抗战前构成系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目前，关于晚清民国时期地方电话建设的研究仅有数篇学术论文，且未从电话系统形成的角度来论证电话的多维功用。笔者不揣冒昧，试以豫省电话系统的构建为例，来剖析此时期豫省电话的社会功用及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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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前豫省电话管理系统的演变

清末光绪年间，电话作为一种新式的通讯工具出现在中国。与此同时，与电话相关的管理机构也开始出现。民国时人认为：我国自办的电话事业始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由南京电报局办理，专供当地官署通话。而豫省省会“开封市内电话创办于民国纪元前十二年”（1900），可见开封是国内较早引入电话的城市，豫省亦是全国较早引进电话的省份，同时这也是豫省电话事业的起点。位于开封东大街的河南保甲局是豫省装设电话的先行者。河南保甲总办观察吴封，“请自抚辕以至各衙署局所，一律安设电话。遇有要公，庶可随时传达。”此次购办电话筹备银为5000余两，用作开办费和养线费。起初，开封仅有20 门磁石式电话（按：磁石式电话为最初发明之电话机件，由于安装方便，维护简单之故，乡村及小城市装设者尚不少。其式样为号牌式，电源则分别供应，用户于通话之始末，须各摇动发电机一次，手续较多，为磁石式之缺点）及总机一座，连接五个城门及各机关。不久后由保甲局改隶于巡警道，“添设西门子（式）五十门、交换机一部及话机五十部，逐渐装满。”其时，“河南省官办电话局”作为开封电话管理机构的初始形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据其统计，1907年开封电话用户共27 户，大部分布于衙署（8 户）和局所（14 户）机关，电话局仅有局员、司机各一人。至1909年，开封电话用户增至42 户，衙署（8 户）和局所（15 户）仍占据大半，但增长的用户集中于学堂、地宅、商务等社会机构，电话局员役增到三至五人。整体而言，清末豫省电话主要应用于省城的官方机构，处于萌芽状态。

民国成立后，开封电话事务归于河南省实业管理部门。因商业发展所需，官方又在沪购办磁石式电话50门、交换机3部，所备话机200部悉数装出。1922年河南省长途电话局的成立，是豫省电话管理机构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长途电话局首次将郑县、新乡、洛阳、许昌、商丘等县的长途电话架通，使得“政令赖资推行，军息得以传递”。而执政当局为便利商民，将开封电话与长途电话连接，又见业务逐渐发达，遂将开封电话与长途电话两管理部门“归并，直隶于河南督办公署。”河南省长途电话局在1926年奉令改组，更名为河南全省长途电话总局，开封电话亦为局中之一部。可见此时豫省长途电话发展较快，使得电话管理部门以长途电话为重心，将开封电话纳入到长途电话管理体系之中。

1927年国民政府定鼎南京后，河南全省长途电话总局又改组为河南全省电话管理总局。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河南电话所有总机、话机仍均属磁石式，多系德国西门子厂出品，技术条件上并无变革。彼时，河南全省电话管理总局呈请省政府，希望能开放长途电话，以利商民。但因受1930年中原大战影响，豫省各县长途话线几全被破坏，所有电话总机及开封市内各装户安设之话机连同局存材料损失殆尽。大战过后，豫省完全纳入南京国民政府的管理轨道之中。1930年10 月31 日河南省政府召开第二次委员会会议，决定“长途电话局及电话管理局合并为河南电话管理局，隶属建设厅，委龚荣华为局长，并分令遵照”。1933年河南电话管理局再奉令改组，称河南省电话管理总局，旋又改为河南省电话管理局，仍隶属建设厅，复将各分局处切实改组。此后，河南省电话管理局作为统管豫省电话事业的官方机构便稳定下来。同年11 月《河南省电话管理局组织章程》公布，有关组织系统的规定如下：“本局设总务、工务、业务三科。一、总务科置科长一人，科员一人至二人，办事员三人，书记长一人，书记若干人，掌理本局文牍、庶务、监印、电信收发、校对、管卷、考核职员功过、记录进退及不属于其他各科事项。二、工务科置科长一人，主任工程师一人，工程师一人，科员二人至四人，办事员二人，掌理省会电话及长途电话之工程计划实施及保管材料分发事项，线路工程之管理修理事项，司机及工人之管理及考核事项，用户之接线、记录核算、机械修配、话机装置，以及其他工务事项。三、业务科置科长一人，科员二人至四人，办事员二人，稽查二人，掌理省会电话及长途电话之营业事项，及预算决算统计事项，收费及现金之出纳以及关于营业等事项。”该局内设机构精简，但功能较为完备，重视电话业务及技术的特色明显。

与此同时，豫省政府还核准公布了《河南省电话管理局办事细则》，其中详细规定了各类层级责任人员的负责事项：“局长综理全局事务并指挥监督所属职员；科长、工程师秉承局长之命办理各该科事务，对于各职员有指挥监督之责；主任工程师秉承局长之命办理全局一切工程事宜。”于此稍后，豫省政府还核准公布了一系列有关电话管理的法案，如《河南省电话管理局新闻电信优待条例》《河南省电话管理局普通电话租用简章》《用户损坏遗失机件赔偿价目表》等，为豫省电话管理系统的日常运转奠定了制度基础。

河南省电话管理局自总管全省电话事业后，即着手规划所属分支改组，决定将各分支按重要程度划为一、二、三等分局。电话管理局之所以设置各分局，是为了更好地向各地普及电话及加强对地方业务的管理。河南省电话管理局设总局于开封，设有一等分局，为郑州、新乡、许昌、南阳4所，二等分局为洛阳、郏县、漯河、商丘、周口、驻马店、潢川、信阳、焦作、安阳10 所，三等分局为尉氏、兰封、沁阳、博爱、汲县、道口、叶县、襄城、禹县、镇平、邓县、新野、方城、巩县、临汝、鲁山16 所。其他县镇均按其营业收入之多寡，而分设代办处、试办处及营业处等。另据统计，豫省各地“成立营业处、代办所、驻工处者，有新郑、中牟等四十九处。”这样，随着各级地方分支的建立，河南省电话管理系统亦逐渐丰富和成型。

翁有为，赵文远 著《蒋介石与日本的恩恩怨怨》

人民出版社 2008年1月出版

纵向观之，清末以来豫省电话的出现，肇始于政府的社会治理需求。此后受政局混乱的影响，其电话管理机构变革较多，发展历经坎坷。实际上，豫省电话管理系统不仅受制于政治及战争的影响，还与当地的社会需求及经济发展水平有关。进入20世纪30年代政局稳定后，随着豫省社会经济的复苏，以河南省电话管理局为主体的豫省电话管理系统才逐渐成型，走上了正轨化与法制化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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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治下豫省各类电话系统的建设

与豫省电话管理系统需要长时间的演变才能成型不同，豫省各类电话系统的建设，在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经历短短数年即形成网络体系，由量变获得了质变。当时豫省的电话架设可分为市内电话、长途电话及环境电话三种，虽然类型不同，但无不充斥着技术、治理和经济这些元素。下面笔者分类讨论，详细论述豫省各类电话系统的建设。

（一）省会开封市内电话系统的升级

豫省市内电话以省会开封最为典型，河南省电话管理局也“着重在省会电话之改良”。其他市镇如郑州、新郑、许昌、漯河、驻马店、南阳等虽亦设有市内电话，但因财力孱弱，规模甚小。因省会开封电话在省内地位举足轻重，故市内电话以开封为个案加以探讨。

开封市内电话虽然起步甚早，民国肇始即初具规模，但此后发展并不理想。开封电话均为磁石式，机件陈腐，杆线复杂，且设备简陋、运用不灵。所用话机大都年久失修，大半损坏，“故语言交接，音浪不免低迷含混，以至用户多感不便”。有的用户甚至自行装设电话，更使得程式复杂、管理混乱。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开封市内电话的使用效果及口碑。时人究其原因，认为约有三端：一、“因无全盘计划，不能一次指拨巨款、采用新式机器，作一劳永逸之计。”由于一直陷于财政困难的窘境，开封当局只能对电话系统小修小补、零星添设，无力对其进行彻底的升级改造。二、“经营者多乏科学智识，不惟计划毫无，而设施之方法，复多乖谬，以耳代目，任情妄为，苟且敷衍，不知改良。”即缺乏专业的人才和专业的规划方案。三、“历任局长，多系军人，每经政变，影响电话携去话匣者有之，撄去总机者有之，线路随便摧残，材料任意破坏，视公物为己有，以交通为不可存在。”同样，笔者也认为战乱对开封电话事业的影响最大，20世纪20年代以降的多次兵灾为其带来了数次大规模破坏。据统计，1924年12月马吉第部带去话机38部；1929年4月冯玉祥部带去话机57 部；1930年3 月韩复榘部带去话机96 部、交换机400 门；10 月鹿钟麟部带去话机32 部、交换机100门。同时，万选才部带去话机11部。以上共失话机234部、交换机500门。至1931年初，市内所剩话机仅82部，其中还包含许多已不能使用的破旧机器，而开封全市所有电话，仅通30余户。

历经一系列战乱后，开封市内电话事业虽已跌至谷底，但政局稳定后即迎来新的发展期。1931年初，河南省政府核准、财政厅拨付了“修复开封市电话工程费12586 元”（至当年3 月已领10000 元，而后与财政厅电话管理处商议，此项余款不支）。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和整理，开封市内电话用户增至260多户，大致达到战前水平，而后彻底改造和升级整个开封市内电话系统被官方提上施政日程。1932年11 月，河南省电话管理局宣布：“特拟具改良开封市电话方案，以五百户为设计标准。”“改良开封市电话方案”的具体内容经讨论修改后可归纳为四个要点：

一、变更电缆外线。拟将本市安装电缆外线线路详细测量，并添购五十对型号电缆4800码、二十五对型号电缆7850 码。这样“明线减少，维护自易，且可免除断线碰线之弊”。

二、栽植新杆。改良方案内呈准“购电杆费六千五百元，以备购换新杆”，计划购买杉木杆500 根，拟按新测线路栽植。

三、安装横担及架设铜线。本市电杆上所架横担均系木质，概不适用于装架电缆，遂由农工制造厂承造8 线横担800 根、6 线横担700 根，在各街新杆上陆续装竣，并将部分主要街道所需铜线挂齐。待全市外线架齐后即开始架挂电缆。

四、安装总机。本局工程师应与卖方所派工程师会同照料安装总机，待新机通话后，旧有交换机再行撤换，以免电话交通中断。

原方案中本要购买自动式电话以代替原有的磁石式电话，但因价格昂贵、负担不起，遂改为共电式。（按：磁石式电话为较原始的电话型号，当时已被人们视为旧式机型，而共电式电话行销各处。与磁石式相比，共电式电话有以下优点：一、结构简单。共电式电话不像磁石式电话那样，需要装置电瓶与磁石发电机等设备，这样有利于节省经费。二、使用磁石式电话时用户必须手摇磁石发电机转柄，才能接通电流进行通话。而共电式电话话机常备电流，用户只要举起受话器即可通电，比较方便。自动式电话虽然接线方法最为便利，比共电式电话更为先进，但装设时所需的经费最为昂贵，因此只适用于财力充足的大都会。）虽然未能达到尽善尽美，但这也算是开封市内电话的一大进步。

此计划外，扩大电话管理局的工作空间是发展开封电话的首要步骤，也是彻底升级其系统的前提。河南省电话管理局原设于开封财政厅街67 号内，有房屋30 余间；后因不敷所用，又租用山东会馆一座房屋。旧局址面积过于狭小，不适合装设新型电话总机，“即各办公室，亦将倾颓，”因此必须另择地点，建筑新屋。经河南省建设厅申请，1933年“省府令拨徐府街前八府仓旧址，改建新屋。”此年4 月该呈请得以通过，5 月由某建筑公司绘制新局舍图纸，又被私人以14500 元将此项目承包，后又因添建员工宿舍再追加工料费5500元。新屋于当年6月开工建筑，10月完工，计工料费大洋19000余元。

与此同时，“改良开封市电话方案”也进入具体实施阶段。1933年2 月河南省建设厅向上海中国电气公司定购500门共电式电话，包括总机5部、话机500具，花费款项13万元。另外，市内电话外线拟弃用之前的铁线，遂向西门子洋行定购百对、五十对及二十五对铅包电缆，藉以消除断线及绞线感应的弊端。改良工程于1933年9月开始实施，至1934年3月底全部竣工，并于4月1日举行通话典礼。此期间上海中国电气公司还派来工程师杨伯允帮助装设总机。不久，开封市电话装户迅速增至四百余户，成效远胜昔年。同时，旧有线路拆除，统一样式的新线路的铺设，使得新式话机的使用性能与之前相比大大提高，“每月障碍次数与装户比例，仅为五六次，平均计算，每户每月电话障碍尚不及一次。”不仅如此，开封市内电话还可接入全国长途电话系统，与外埠直接通话。

开封市内电话改良初见成效，燃起了市民购用电话的极大热情。因共电式电话“话音清晰、衔接灵通，各户请登记装机者，纷至沓来，”500门电话话机很快不敷所用。在此情况下，电话管理局采取折中办法，添购（电话）墙机50 部，避雷器50 具，共计大洋2000 元整，向省政府备案后遵照办理。

随着开封各界对市内电话需求的进一步增加，电话管理局着手新的扩充计划。因1934年9月起省政府实行合署办公，“各厅处接洽公务，往返频繁，实有另装电话之必要”。所以电话管理局“拟具装设省府共电式电话百门分机计划”，于1935年7月订购各项机料，11月20日开始在政府各厅处安装共电式分机100门，并在次年1月28日装竣通话。

在圆满完成官方需求后，电话管理局又把民用需求重新摆上桌面。因电话管理局所购市内电话均已装满，但继续寻求装机者为数仍众，因此其在编制1936年度电话事业费概算时，“业将扩充计划，列入概算。”此后又向上海中国电气公司送函：“嘱照添加五百门及三百门总机为设计标准，一俟询明机料价值，再行斟酌财力，决定扩充门数。”但可能是由于战争原因，至1937年9 月向中国电气公司所购之材料，尚未运到，未能进行办理。

开封市内电话，起源于官方的城市管理需求，但因技术条件的升级使得其经济特性尤为突出。开封市内电话在保障政府治理需求的同时，逐渐走向服务民众的市场经济道路，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开封社会的进步。

（二）豫省长途电话网络的形成

豫省长途电话建设于20 世纪2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但总体而言业务尚有限。1927年河南省建设厅成立后，在建设浪潮的推动下，人们逐渐意识到长途电话的重要性，各县的长途话线架设纷纷加速进行。1929年国民政府交通部为健全全国长途电话行政，明令各地设立长途电话管理局，“组织章程，已由电政司拟就”。这在法理上有利于各地长途电话的建设。值得注意的是，长途电话的架设方式为“就交通地点架设干线，复由干线分架支线，直达各县政府”。因此，它与注重服务质量的市内电话（主要取决于话机类型）有所不同，由于所跨地域甚广，长途电话更注重于通话线路的架设。时人认为：“机器之设计固无论矣，而线路建筑实为首要。盖线路不良，则机同虚设。”此可谓真知灼见。

20 世纪20年代，豫省的长途电话大多应用于军事目的——“调遣军队……更有很大便利”。冯玉祥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时（1927年6 月至1928年12 月），“长途电话系冯军在豫时军用电话”。至1929年河南全省长途电话架设通话者达70 余县，电话管理部门也在郑州、新乡、许昌、洛阳、商丘、周口、确山、南阳等处设立分局，“各辖支局及分支所数处或十数处不等，分段负责，以资管理，而期灵通”。若各县遇有紧急要事，均能以长途电话传递消息，且各地电话均能直通省城。但此时的长途电话宥于经济条件及架设时间的限制，所用材料粗糙，通话质量很差，再加上没有整体规划，系统很不完善。

1930年由于军阀混战，造成豫东、豫西、豫南等地长途电话干线支线均被破坏殆尽，各县之间中断通讯竟达数月之久，全省仅剩30 余县尚能正常通话。河南省建设厅在张斐然厅长主政时期（1930年11 月至1932年7 月），认为“若欲随时明了各县之境况，予以施政之方针，必须利赖长途电话，藉资进行”，遂制定了“河南全省长途电话整理计划”。此计划分为两期进行：第一期，先架设沿陇海平汉道清各铁路及南阳周口等处各重要干线支线共10线，计长2210里。第二期，架设各重要支线暨各县联络支线共53线，计长4939里。此外，建设厅还向省政府呈请，并由财政厅拨付修复长途电话干线工程费18529.6 元、修复长途电话支线工程费21136.5 元。经过总局及各分局、支局、分所人员及电业工人们的努力工作，1932年修复及新设线路共41条，计长5518里；再加上原有线路1753里，总计共有线路7271里，通话县份共有96县镇。

翁有为 著《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年5月出版

虽然全省长途电话线路经连年兴修，渐成规模，没有架设的县份也在积极寻求架设，但实际建设中仍存在许多技术问题。首先，因架设时电线直径多不一致，而电杆种类则更为复杂，“故每遇风雨，轻易损坏，传送语音，不无障碍”。其次，由于许多县域地处偏远，建设厅的规划中未能涉及通达当地的长途电话线路，他们自己也因缺乏技术而无力架设。最后，已建成的线路，除郑州—开封、郑州—洛阳两线稍显整齐外，其余均显混乱。有的地方急于求成，竟将电话线路借挂于电报线杆，致使两种感应相互拮抗，话音不清。

由此，电话管理局拟定整理办法，望能为长途电话的日常维护和继续兴建提供灵活的技术原则：一、电杆筹法。拟由该局到本省产木较多的地区，尽量采购合适的杂木杆。由建设厅饬令沿途各县设法运送。二、线料采择。根据本省的财力，长途架设只能使用较为廉价的铁线。该局拟将各大干线均换成八号双镀锌铁线，支线则一律改用十二号线。这些用线费用由线路所经各县平均筹拨。三、购买话机。全省应更换的话机约为40部，每部价格约100元，共计4000元。拟由该局收入盈余款项按期购入，逐渐改良，不增加地方的负担。四、分期整理。若同时全盘整理，不仅财力不足，而且工程浩大，难以施行。因此先将杆线损坏严重和借挂于电报杆的地方，先行架设；其他支线及较完好之干线，列为后期整理；并拟令各分局就近与县政府交涉，相机整理。此计划经呈准后，各地长途电话于1934年至1936年间“次第修整，先后完工，对本省通话各县份均能畅通无阻”。

虽然电话管理局颁行了灵活的工作原则，以弥补长途电话建设中的技术缺陷，但各地因财政困难和缺乏技术人员的顽疾仍难以解决，使得长途电话在通话中时有缺陷。因豫省长途电话有几处为交通部经营，有人寄希望于国民政府部门的援助，但也有人认为“如全赖中央之力，或有不能兼筹并顾者；苟为地方所能及，自应仰体中央建设之旨，努力进行”。即央地之间需要相互协作、相向而行，而不是单向给予，“庶国家与地方，乃能两蒙其利也”。

最后，黄河水底电缆作为特种长途电话线路的架设也是值得称道的。豫省辖区横跨黄河两岸，正常情况下要连接起黄河南北的电话线路，就必须依靠平汉铁路线上的黄河铁桥。这就意味着若从省会开封向黄河北岸通讯，必须得绕道郑州。此种情况会造成通讯效率迟缓，若遇紧急情况则有话线中断之虞。因此由开封直接向北架设跨越黄河的水底电缆是很有必要的。1933年1月电话管理局“拟于柳园口装用五对水线电缆三英里半，南岸另架陆线，接至开封，北岸接至封丘，转达新乡”。此计划“约需五芯水线九千码，连同架设工程费合洋四万余元”。电话管理局向上级呈报获准后，于当年2月向上海开能达公司定购水底电缆，至6月材料到齐准备架修。后经该公司外籍工程师美国人高登通过实地勘测，认为柳园口河身太宽，难以敷设，应该由黑岗口安设。而此时黄河已进入汛期，水势不定，遂决定待秋后安装。12 月黑岗口段水线装通，至次年1 月黄河水底电缆工程竣工，从开封径直向北跨河通话宣告实现。河南省电话管理局局长于润生评论道：“（黄河水底电缆）不特军事政治之消息，可安全敏捷，其沟通南北两地之文化及商业之发展者，亦具有甚大之效能也。”

除正常的运营外，电话管理局为进一步便利交通、扩大影响，还将长途电话通话转化为零售商品，并在各个繁华市镇设立长途电话零售处，使得更多人有机会使用长途电话：此种电信办法，分普通和加急两种，由发信人将收信人姓名住址暨通信事由，用通俗文字，书写清楚，交由零售处代为传递。至预约定期通话，即发话人预定通话时间，在零售处挂号后，由零售处代为约定受话人届时通话。这种方式与普通电话收费相同，虽要先行付费，但无需购买话机即能使用电话，一般商民均称便利。起初电话管理局在各地方局所设零售点24处，均在较繁华市镇，如开封、郑州、许昌、漯河、周口、新乡、道口等地。后因客户络绎不绝，需求不断增多，又在荥阳及新乡、西平车站等地增设零售处，并制定普通通话和加急通话施行办法，加以区分。此外，长途电话零售还催生了代传电话和预约定期通话等新式服务。

在全省的长途电话事业蒸蒸日上之际，制度化管理也是必不可少的。1933年7 月河南省政府核准修正了《河南省电话管理局长途电话营业简章》，规定长途电话有五种营业办法：一、代传电话；二、代传加急电话；三、普通电话；四、加急电话；五、预约定期电话。此简章还详细解释了这五种营业的具体运作方式。不久后省政府还公布了《河南省电话管理局专租长途电话机简章》，明确了个人和集体租用长途电话的具体方法和原则。

总之，豫省长途电话经历了从军用到官用再到民用，并逐渐转向商业化和市场化运作的道路。豫省长途电话在改良了技术问题后，渐成系统，不仅使豫省政府可以及时通晓各地消息、提高施政效率，还创设出一系列崭新的经济模式，使得其有能力自行创收、自给自足。

（三）豫省各县环境电话的兴建

除市内电话和长途电话外，环境电话的架设亦是豫省电话系统的重要环节：“以县治为中心，通各乡镇保之电话，为环境话线（电话）。”长途电话的通话地点，多为商业繁盛的县城及乡镇，其余地方因需求不足而未能设置。环境电话就是为弥补此种空缺的一种电话类型。如果把电话线路系统比作人类的血液循环系统，那么市内电话相当于人的心脏，长途电话就是通向身体各处的主要动脉，而环境电话即为体内的毛细血管，三者构成一个精密的联通体系，缺一而不可。

豫省环境电话始建于1929年，当时部分县政府鉴于严重的治安问题，自行筹备材料，于各区公所架设电话，互通消息，以利治安。彼时架设者计有商丘、夏邑、杞县、太康、淮阳、通许等二十六县。由于豫省环境电话在建设初期具有的强烈地方性质，使之随即陷入各自为政、缺乏整体规划的状态。且这些自设话线，“及十九年军事之后，大都破坏矣”。

中原大战后，河南省建设厅意识到环境电话不仅能应用于军事方面，“更可以通达政情，增进民智”。“若不督促各县架设环境电话辅助之，则对于电讯交通，仍有未尽便利，”由此建设厅得出“环境电话与长途电话，同属重要”的论断。建设厅多次命令各县政府设法筹款架设环境电话，使长途电话接通不到的地方，用环境电话联络，并饬令电话管理局在技术上予以帮助。与长途电话相比，环境电话具有更强的社会性和公益性，它使得财政薄弱和位置偏僻的地域也有机会纳入全省电话通讯系统之中。而在作出整体性规划之前，调查各县环境电话的实际状况是很有必要的。1931年建设厅以维持治安“需要建立便利交通”为由，督促各县限期填报本地环境电话调查表，内容包括创办经过、筹设经费、管理办法、设备状况、营业章则、计划书共六项，希望掌握各县环境电话的具体情况。1933年建设厅公布《河南各县环境电话统计图》（1932年），而豫省政府核准颁布了《河南省各县架设环境电话规则》，各项规定经梳理后如下：

架设方面规定：1. 各县筹设环境电话应依据其地的需要情况、交通情形、社会状况、经费、筹划方法备具意见书及预算书呈请建设厅核办；2. 凡经建设厅核准架设之环境电话得将筹足款项交由河南省电话管理局代办一切材料及架设，如愿自行购买架设者须依照本厅规定之材料种类办理，必要时得请电话管理局代为架设并负管理之责；3. 各县自行架设线路时，所有线路程式应依照电话管理局线路建筑规程办理；4. 各县自行架设线路竣工时，应造具工料决算书并详细绘具机械及线路图呈请建设厅转饬电话管理局派员查验，倘认材料及工程不合格时须尽量加以修整。

管理方面规定：1. 各县环境电话仅限通各县城厢及各该县所辖之乡镇；2. 各县环境电话应接通该县电话管理分局，其中继线之多少视各县地方情形由电话管理局规定之；3. 各县环境电话所通各乡镇视各该地之情形，得由电话管理局设立长途代办所办理；4. 各县环境电话与他县通话时应由省电话局或分局转接，不得自行接线，但未设分局各县不在此限。

上述规则中，豫省政府明显放宽了环境电话架设的技术要求，允许各县根据实际情况自主设计架设方案，但要受电话管理局监管。随着此规则的实施，各县环境电话的架设逐渐达到高潮。据统计，自1932年8 月至1934年2 月，各县遵令架修及添修环境电话者计有偃师、南阳、汝南、渑池、临漳、新郑、信阳等三十县。截至1934年底，各县已建成环境电话线路长度共计13169公里。全省112个县中有90多个县已通报架设，其余尚未架设的县份也在建设厅督促下筹备架设。

而随着各县环境电话架设的积极进行，相互之间的连接与协调问题逐渐凸显。各县环境电话，“率多各自为政，未能互相联络，以致应用时生阻碍”。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各自为政的现象呢？这是因为环境电话的建设者是多元的，有些话线附属于县建设科，但更多是被私人把持，甚至还有另立非官方电话局者，全省环境电话的管理难以做到统一。这种状况不仅造成环境电话“未能与本局长途（电话）联络，不特影响于政令及军情之传达，”还使得民众通讯，“亦深苦阻隔。”起初建设厅为解决此问题，“令饬架设环境电话各县将管理权限一致划归建设局（科）”，即由县政府建设科下属的交通股统筹管理，继而纳入官方管理体系内，但收效不大。而后电话管理局为健全全省电话通讯网络及统一各县电话技术行政起见，“拟将河南各县环境电话统归省电话管理总局接收管理，以一事权，而便督察改良”。不久后，建设厅将此办法呈送省政府核准施行。但由于各县环境电话情况复杂，统一事权不可能一蹴而就，除潢川、中牟、辉县、郏县等地环境电话被电话管理总局接收、合并、兼管外，“其余各县乃先令其尽量与本局长途话线联络，嗣后再谋逐渐整理，以利通讯”。

翁有为 著《南京国民政府县政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3年10月出版

与此同时，新的问题又浮现出来。因环境电话与长途电话的作用和类型非常相似，有的地方看到长途电话通话能够作为商品出售，继而盈利，便纷纷效仿——“将县与县间之环境线路开放营业，除因公使用外，并供给商用，取费甚廉”。这就与电话管理局的长途电话产业形成竞争，长此以往，必然致使相互影响，“与创设电话之旨，殊属不符”。此种情况经电话管理局局长于润生，呈请河南省建设厅厅长张静愚后，建设厅通令各县：“凡属环境电话，在各该县境内不侵害长途电话营业者，拟定营业简章，呈报核准后，许其开始营业，惟以在本县境内之线路为限，除因公通话外，不得越出县境。”官方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明确划分了长途电话与环境电话的界限，使它们各司其职，有序运转。

环境电话是豫省电话系统中的重要一环，虽不完全由河南省官方进行建设和管理，但地位不可忽视。环境电话的地方属性异常强烈，官方为了达到其治理目的，对技术方面的要求更为灵活。虽然豫省环境电话也像市内电话和长途电话一样，不自觉地走向盈利道路，但执政当局令行禁止，这取决于官方对基层治理的根本需求。上述案例中，河南省相关部门坚守底线，没有过度谋利，避免了环境电话的市场经济化，其做法是得宜的。

（四）豫省省际长途电话的连接

在豫省电话事业发展如火如荼之际，临省的电话建设同样也在积极进步。若依靠已建成的电话线路，兴办跨省电话通讯，就能发挥出更广阔的实用功效。早在1931年10 月，山东省建设厅就以“豫鲁壤地相接，经济上互相利赖处甚多”为由，根据“现两省长途电话建设，均有相当成绩”的现状，向河南省建设厅发出“在交通方面，自应极力使两省互相联络，以达共荣之目的”的呼吁。由此他们拟定出了两项豫鲁省际长途电话架设计划：一、自山东单县出境，用铁线接连豫省之虞（城）县，以达归德（商丘）；二、自山东曹县出境，用铁线接通豫省之柳河。对于此事，河南省建设厅也持积极态度，“已饬电话管理局，即饬商丘分处，查明该两处至鲁省边界道里若干、敷设线路”。虽然豫鲁两省建设厅均提出了具体的工程计划，但这些计划所需拨款较多，线路所经各县无力承担，而两省政府均未将其列入本省建设费预算之内。豫鲁长途电话建设几经波折，“嗣以中央政府转来交通部咨制止，遂不果行”。最终由河南省政府秘书处函建设厅，“以此案业经委员会议决议，将原件发还，此事遂尔搁置”。但无论如何，豫鲁两省相向而行，是省际长途电话合作的有益尝试。

实际而言，若要使省际长途电话连接成功，还得依靠国民政府的规划与协调。1934年，国民政府交通部针对部设长途电话专线“均系各自通话，不能彼此联络，收效不宏”的现状，“兹为积极发展远距离长途电话事业，并增进其效能起见，”宣布将建设“苏浙皖赣鄂湘豫冀鲁”九省长途电话，并向中英庚款董事会借款20 万元作为项目经费。6 月27 日，交通部部长朱家骅公布《九省长途电话工程处组织章程》，工程处即为实施此项建设的特设部门。九省长途电话计划中涉及豫省的有“徐郑话线”，“系自徐州起沿陇海铁路经开封，而达郑州，计长四一七公里。”至1936年4 月，九省长途电话宣告成功，随即进行试话。虽然此计划主要围绕国民政府中心南京进行长途电话网络建设，但毋庸置疑，这能有力地掀起各省之间兴建省际长途电话线路的热潮。1936年6月份在交通部的指导下，各省长途电话新增通话地点262 处，其中“豫六十处……苏豫省际四处，鲁豫省际六处”。在此有利契机下，豫省当局也积极行动，与相邻多个省份自发合作，陆续接通了多条省际长途电话线路，包括：一、陕豫长途电话。1936年9 月30 日西安至郑州长途电话线宣告竣工，10 月1日开放营业。二、豫湘赣长途电话。1936年11 月6 日“在郑试话，成绩甚佳，本月底即可正式营业”。三、赣豫长途电话。1937年2月1日开放营业，“南昌、九江、牯岭与郑州、许昌、信阳、洛阳互相通话，声音均极清晰”。四、浙豫长途电话。1937年3月1日浙豫长途电话开始通话。五、皖豫长途电话。1937年安徽省“怀宁、芜湖、宣城、屯溪至豫省开封、许昌、郑县、信阳、洛阳、新乡等处话线，均已接通，试验通话声音，极为清晰”。两省电政管理部门定于4月1日正式开放营业，并规定了各地间具体的通话价目。

至此，豫省电话系统基本成型。豫省电话系统以河南省电话管理局及其各级下属机构为依托，以省会开封市内电话为重点，以全省长途电话为主干，以各县环境电话为根基，并以联通各省的长途电话网络为最终目标。河南省电话管理局作为建设主体，在各个建设维度逐步摸索，最终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行模式，使得电话作为一项新型技术产品发挥出治理、经济等多方面的现实功用。

3

豫省电话系统的成就及问题

豫省电话系统在构建过程中，其运转情况如何？有何突出性成就？在全国的地位如何，能否排在各省区的前列呢？我们可以根据时人统计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归纳出以下三点：

第一，豫省通话范围明显扩大。据河南省官方统计，截至1936年6 月已修复及扩充之长途线路，共长约5992公里，通话县镇达130余处。同时，全省已架设环境电话县份计80县，总长达13169公里。当代学者也认为1932年至1936年是河南省电信事业发展较快的时期，基本上实现了县城、乡镇通电话。这同之前相比，尤其是与1930年中原大战时有了明显进步。时任河南省电话管理局局长于润生多年后回忆道：“此为我国电信有史以来进步最速之阶段，亦为电信人员最有表现之时期。”

第二，豫省长途电话线路长度居各主要省区前列。因市内电话取决于城市发展水平，而环境电话情况过于复杂，其长度难以确切统计，故长途电话线路长度可作为各省电话发展的比较性指标。根据1936年《申报年鉴》的数据，河南省长途电话线路长度为4836.68 公里，在全国14 个主要省区中仅次于山东、河北和江西三省。但山东、河北两省自主性较强，游离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边缘，电政方面自成一体。江西省则由于“剿共”的军事和公用需要，电话架设较多。虽然这三省长途电话线路较长，但实际功效有限。尽管江苏、浙江等国民政府统治的核心省区与豫省长途电话线路长度较为接近，但豫省立足中原，四通八达，区位优势明显，不仅可以通过九省长途电话网络与全国各主要城市相连，还是南京政府通往西北、华北等“半自主”省区的关键枢纽，其战略重要性不言自明。

第三，河南省电话管理局的营业收入连年增长。营业收入是衡量一个机构发展境况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尽管河南省电话管理局一直宣称“本局营业方针，向不偏重营利，惟求如何可以灵通社会消息，繁荣地方，以期相互进展”。但实际上，电话管理局经历了从依靠省库补给到自行创收的过程。1930年10 月起，官方规定省库每月补助500 元给电话管理局，但由于“本局线路扩充，营业范围亦得推广……开支之数，虽见增加，而营业收入亦大增进”，至1932年6 月后省库补助完全停止，这标志着电话管理局走上了自给自足、稳步发展的道路。尤其是1933年起电话管理局订立更为科学的通话价目办法，使得电话使用者的付费趋于合理，“故历年营业收入能日见增加，”在豫省社会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大。

总之，豫省电话系统的构建在20 世纪20年代起步，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大致完成，可视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十年间河南省政府的主要近代化政绩之一。此期间如此突出成绩的取得，并不是偶然的。和平环境的到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政府建设政策的支持都对豫省电话系统的形成颇有裨益。起初豫省电话系统的构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提高河南各级政府的施政效率，但事实上，除自身固有的强烈技术属性外，豫省电话系统还发挥着多元的功用。它不仅加深了豫省社会治理的力度，创造了新型经济产业和社会服务模式，又极大地提高了整个河南社会的信息传播效率。对此，民间人士予以高度评价：“即以现在所有者言之，全省消息之传达，亦可谓四通八达，异常灵敏。”

然而，囿于时代条件的限制，豫省电话系统存在的局限和问题具有必然性。除电话系统构建中技术限制、财力不足、维护粗糙等不可避免的缺憾外，还有三大问题严重制约着豫省电话系统的发展，引发时人强烈的关注。

一、河南省各级官方部门无视经济成本，滥用电话。各类电话的装设，受到河南省各级官方部门的青睐。由于信息传递效率高，使用方便，各级部门纷纷使用电话发布指令。但过度的“青睐”，并不是一件好事：“党政军各机关服务人员需用零售长途电话，往往借词不纳电费。不仅影响收入，商民亦感传递不便。”长此以往，使得河南省电话管理局入不敷出、不堪重负，遂向河南高等法院起诉。河南高等法院于1932年4月11日发布第226号训令：准省政府函以遇有需用长途电话时应照章纳费由。训令中完全支持电话管理局的主张，强调“凡有需用零售长途电话时均照章纳费，以裕收入”，并发布此布告100 张，通晓党政军各机关。但在当时腐败严重、浪费成风的时代条件下，各机关置若罔闻，实际收效有限。

二、河南省电话管理局员工收入微薄，生存艰难。电话管理局“营业胥赖电话电信收入”，在1934年和1935年，经当局竭力整顿，电话管理局总收入有相当明显的增长，盈余较多。然而自1936年起，河南省电话专力费（按：根据1933年6月2日交通部公布的《长途电话营业通则》，长途电话传呼通知时发话人请由受话局传知受话人，致受话局或公用电话处听话者加收专力费。专力费其实即为通知受话人的人力劳务费。同年6月，交通部通令长途电话专力费一律列册归公）停止自行分配，收入正帐。而该局员工原本薪资微薄，多赖专力费分配津贴，维持生活，此举令他们的境况雪上加霜。在未上交专力费之前，“各员工均以营业畅旺与否攸关个人生计，故极力宣传”。而失去专力费之后，他们丧失了宣传和推广电话业务的积极性，导致河南省电话行业整体性的低迷。官方不顾电话管理局员工的感受，与其争利，对整个河南电话系统的运营造成非常明显的负面影响。

三、河南省电话管理局内频发经济犯罪。1935年底，河南山东监察区监察使方觉慧呈劾河南省电话管理局局长于润生贪赃违法，举报“其侵蚀公款、伪造报销、遗误国防，滥用私人”。方觉慧根据开封县民提供的线索，在呈交的弹劾书中详细描述了于润生在电话管理局局长任上偷工减料、中饱私囊等7项罪责，并附有大量书面证据，于润生因此被免职。1937年7月22日，河南省地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公布了关于于润生涉嫌犯罪的议决书，书中虽免去了于润生绝大部分罪责，但还是认定局内工作人员有“侵吞公款”和“伪造报销”的违法操作，于润生时任局长，“殊难免失察之咎”。无独有偶，1937年河南省电话管理局还爆发了“周斌挪用公款案”。6月28日河南省政府宣布电话管理局内“收发员周斌私挪公款，实属不法已极，应予撤职查办，并依法追缴”。在追缴过程中除去已交还1802.36 元外，尚欠5404.46 元；后经继续追偿，该员仅交还563.74 元，其余尚欠4840.72元，该员未能清偿，遂决定由局长如数垫足。这起事件直接导致时任电话管理局代理局长涂自强辞职，“以让贤路，俾免再有贻误”，河南省政府秘书处技术室技士龚荣华接任其职务。这两个事件反映出河南省电话管理局运营的混乱和行为的失范。在新生的迅速发展的电话产业中，河南执政当局在电话系统的运营中没有设置严密的配套法规，也没有建立起合理的监察体系，极易引起经济方面的犯罪。在电话这个完全新式的系统中，却依然出现了旧式的社会问题。这一点值得深思。

概而言之，全面抗战前豫省电话系统的构建，是民国传统农业经济占主体的社会组织上建立的新型产业的典型案例。不可否认，豫省电话系统的构建加速了河南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取得了多维度的成就。纵观整体，无论何种类型的电话架设，都要先期解决技术问题，也都深刻蕴含着豫省官方对社会、对基层治理的强烈诉求。然而，作为商品属性异常强烈的电话产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走向经济化道路。同样，电话产业只有走向社会化、市场经济化，从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汲取养料，才能继续维护整个电话系统的运营和发展。具体而言，市内电话的技术性要求最高，其经济化和市场化程度亦最高；长途电话次之；而环境电话则须维护自身纯粹的治理属性而牺牲其“经济性”。省区各种不同类型的电话，展现出各自独特的历史面相，它们在特定的历史时空内迅猛发展，组成了富含技术、治理和经济等多元素的电话系统。但在传统中国的时代条件下，新型电话事业发展难以克服的种种顽疾，使得其效果大打折扣。民国豫省电话事业既没能改善广大人民的生活境况，亦因缺乏健康的社会土壤，而难以走向真正的繁荣兴盛。河南作为内陆交通要地，其电话事业发展所具有的技术、治理与经济三元特色及其发展路向与困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反映了三者之间的互动调试与内在紧张的复杂演进之路；而如何使三者之间协调发展共赢，仍是现代社会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重要议题。

【责任编辑：马晓雪】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中国省制变革与社会变迁研究”（项目编号：20ZD232）；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项目（项目编号：2020-CXTO-002）之阶段性研究成果。

说明：为方便阅读，原文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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