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式思维的谬误：用“认知工具” 代替 “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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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式思维的谬误
用“认知工具”代替“客观事实”
在认知客观事物的过程中，人们对相同种类事物，会根据其不同特征和特性进行分类，给其贴上特定的标签以示区分，这就是标签式思维。
这种标签式思维方法，对于我们快速认知事物，对事物进行有效分类和管理，以及在人际沟通中快速准确地表达所指称的事物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帮助作用。
比如，在语言文字方面，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白话文的使用，大量引进了来自日本的很多词汇，如：干部、机关、组织、细胞、系统等。另外，在当下的通俗文化中，也有大量来自动漫领域的话语词汇，如：萝莉、御姐、中二、直男等等。其实，这些都属于标签式话语的范围。
然而，标签作为一种认知工具，它不等于就是客观事物本身。标签可以用来指代事物，但却不能用它来界定事物。换言之，标签可以帮助记忆认知的结果，但是标签不是认知本身，更不是事物本身。
然而，在我们的认知行为模式中，却存在用标签代替事物本身的习惯。比如：对某一具体事物，首先分析它符合哪种标签的特征，然后将其归入所符合的标签，再用该标签的特征或特性来界定该事物。显然，这种认知方法，在逻辑上是错误的，错在用认知工具代替客观事实。
这种思维习惯，在很多认知领域都存在。比如，在适用法律方面，确定侵权责任时，人们会不知觉地陷入这种思维习惯。
适用法律时，根据通行的规则，对不管是违约责任，还是侵权责任，都应当使用锁定式思维进行确定。也即，看案件的基本事实，是否符合违约或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如果符合相应的构成要件，那么就判断其构成相应的责任，否则就判断其不能构成相应责任。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解决侵权责任的确定时，往往会偏离这一原则。也即，不使用锁定思维，而是使用链接思维。具体的思维模式是：以法律对特殊侵权的规定为超链接，把所要解决的争议转移到对其他问题的判断上去，通过对其它问题的判断，来解决本案所争议的侵权责任承担问题。
比如，在处理侵权纠纷时，首先判断当事人之间是承揽还是雇佣关系，然后再按照法律关于承揽或雇佣关系的规定，来确定侵权责任的承担问题。这就是在法律适用上的标签式思维。
因为，法律关于承揽及雇佣关系中侵权责任的规定，只是解决侵权责任的特殊方法，或者说简便方法。以该规定为依据，可以确定当事人承担侵权责任。但是，不能以该规定为依据，免除当事人的侵权责任。也即，对这类关于特殊侵权的法律规定，只能正向肯定适用，不能反向否定适用。
在这种通过引入其他争议问题来解决本案争议问题的方法中，诉讼主体之间所展开的争议问题，已经不是原来争议的实质问题。对于这种游离于法律适用的争议问题之外，通过中间环节来处理本案争议问题的裁判方法，形象地看，有点像“南辕北辙”和“缘木求鱼”。
当然，适用法律，首先必须界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但是，对侵权纠纷适用法律来说，需要界定的是当事人之间有无侵权责任关系，而不是当事人之间有无承揽或者雇佣关系。
因为，当事人之间关于承揽或雇佣关系的约定，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相互之间，以及合同双方与第三人之间，在侵权责任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那么，当事人之间关于承揽或雇佣关系的约定，能否影响到侵权责任关系？答案是肯定的，必然有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通过对案件客观事实的改变，其中包括对当事人主观心理状态的改变，从而改变侵权责任关系中的事实内容，并最终影响到侵权责任关系。
并且，这种合同关系对侵权责任关系的影响，绝非是那种把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归入承揽或雇佣，然后对侵权责任就按照承揽或雇佣法律规定处理的方式，所能界定清楚的。对侵权责任的处理，不能如此简单和机械。
形象地看，那种把在民间大量存在，既非承揽、也非雇佣的无名合同关系，硬性归入承揽或雇佣关系，然后适用法律并得出裁判结论的思维方法，有些像“郑人买履”和“削足适履”。
当然，对这类纠纷，也并非应当完全排除法律关于承揽或雇佣特别规定的适用。这些规定有两方面的运用价值：一是前已述及这些规定“只能正向肯定适用，不能反向否定适用”；二是这些规定“不能作为事实判断规则使用，但可以作为裁判结果的表达方式使用”。
对以上第二种运用的具体方法过程，叙述如下：首先，根据侵权责任法的一般规定和基本原理进行判断，以确定当事人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以及承担多大的侵权责任比例；然后，以此处理结果为前提条件，去寻找相应的方便说理和裁判的具体法律规定（既可能是承揽规定，也可能是雇佣规定，还可能是其他规定）。
其实，这种处理方法，就是有人所说的“先有结果、后找法条”裁判方法；并且，也是“先有结果、后找法条”裁判方法运用的典型场景和真实意趣。
不过，这种所谓“先有结果、后找法条”的说法，只是表面上的形象概括，而非客观实质。因为，这种处理方法，是直接解决侵权责任的构成问题，其依据的法条是侵权责任法。其方法论的核心，是用锁定式裁判方法解决侵权责任构成问题，与那种通过寻找中间环节来确定侵权责任的链接式裁判方法相区别。
最后，应当看到，标签式思维方法，不仅在法律适用领域存在，在其他领域也是普遍和大量存在。比如，现实生活中，在大多数人的心里，已经根深蒂固了的“阴阳五行”理念，就是一种典型的标签式思维。
当然，标签式思维在与其相适应的范围内，具有较强的运用价值。比如，它在提升人的认知和表达能力以及方便人际沟通方面，效果较好。将其运用到通俗认知，日常人际交流上，并无大碍。但是，在解决专业性的具体问题和实际问题时，标签式思维则十分有害，对其应予警惕和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