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来源：2024年8月31日-9月1日，笔记侠于绍兴阳明故里举办的PPE（政经哲）2024级第三模块【东哲•心力：阳明心学】
第 8646 篇深度好文：11418 字 | 25 分钟阅读
笔记君说：
王阳明一生汲汲于讲学论道，不仅开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心学时代，而且凭借平定宸濠之乱的功绩，缓和了明王朝内部深刻的政治危机，道德、功业、文章冠绝千古，影响世道人心既深且钜。
自20世纪以来，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便已进入了西方人的学术视野，成为与朱子学相媲美的又一东方热门学问，乃是他们进行中国问题研究的一大重要领域。
在本次课程的第一天，董平教授为我们讲述了王阳明波澜壮阔的一生，关于这部分内容请参考笔记侠往期文章：《王阳明的一生，都不在计划之内》。
今天，董平教授将为我们深入解读阳明心学的“心即理”及“知行合一”。
同时，笔记君在文末为大家准备了惊喜哦。
另外，本次课程期间，董平教授也讲授了“致良知”和“心外无物”这两个重要概念，这部分内容将通过后续文章进行整理发布，敬请期待。
以下为董平教授关于阳明心学部分课程的内容整理。
王阳明的一生，不只是一个传奇，而应该它看成是一种我们不曾经验，甚至是难以经验、无法经验的人生体验。
王阳明是圣人，但如果圣人是不可企及的，我们要圣人干什么呢？圣人和神有所不同，神没有错误（哪怕是错误也会是正确的），而圣人可能犯错。
对神的信仰，可以到教堂中去解读，到上帝面前去忏悔，似乎错与罪就过去了。但对圣人的信仰却需要落实到“时时”中去，是一天24小时里都要做的。在我们的语境中，我们表达信仰，不是到庙堂里，而是要到日常生活中去解决的。这是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的重大差别，这一点需要确信，否则中国文化学不好，也领悟不到它的真实意义。佛教传到中国，好像到处是寺庙；道教模仿佛教，将自己发展成为了一个宗教，好像到处是道观。但我们不会天天去，有事才去。什么才是“有事”？是日常生活中遇到了处理不了的问题，才会走进寺庙，走进道观。这与西方人进教堂的意识是不一样的。中国的文化是以“人的存在”作为第一性的，而西方文化是以“神的存在”为第一性的。我之前向大家展示的王阳明，在其一生之中，是如此这般来处理自己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生活问题、生命问题、价值问题，生还是死的问题。我们不可能重新把他的生活经历重新过一遍，我们要从他的生活经验当中领悟到他的学说、他的思想、他的观念。王阳明到了龙场之后，他面对的是死亡，这是一种对比极大的反差，任何戏剧冲突恐怕都不会有如此这般的强烈。他在龙场悟道之时悟出的第一个道理是“心即理”，但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问题，所以他在龙场讲学时没有讲“心即理”，讲的是“知行合一”；接着他离开龙场，到庐陵剿匪，然后又去平叛宁王朱宸濠，在平叛过程中，他讲的是“致良知”；平叛结束后，正德16年年末，王阳明回到绍兴连续讲学六年，讲的是“万物一体”，直至终老。王阳明先生的生命史也是他的思想逻辑的展开史，我从未见过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哲学家能像王阳明一样，用其一生来完成自己思想逻辑的形成：“心即理”是阳明心学最核心的理念，是阳明心学的第一原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是第一原理的表达方式和实践形式；“万物一体”既是“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实践境界，在理论上也恰好是“心即理”的完整逻辑的打开。这三大理念之先后，与王阳明生命历程的先后完全一致。“万物一体”是他最后之说，也是他最初之说。
康德、黑格尔的学说总在不断变动，朱熹的说法也在不断变动。只有王阳明从未变动，通俗点说，就是“一个唾沫一个坑”。他不会因为讲“致良知”，“知行合一”就无效了，也不是讲了“致良知”、“知行合一”，“心即理”就不要了，这反而都是他最初的意思，这四大命题可以合为一个东西。他在龙场教学生“知行合一”之前，教学生的内容可以归结到八个字：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其毕生学说，不论“心即理”，还是“万物一体”，都离不开这八个字。阳明先生的心学，切不可把它理解为玄虚之学，切不可把它理解为一个有无之学，而是实实在在关乎自我的人生实践之学，否则，心学一点意义都没有。在中国文化中，最早讲有无问题的是老子。“有”和“无”是存在的两种状态，“有无”是相生的，如果“有”是“positive”，“无”就是“negative”，只要理解了中国的一阴一阳之力，有无相生之意也就清晰了。“无”不是“nothing”，不是什么都没有，“无”是存在的一种形式。纯粹的“无”，就是佛教中的“空”，是把有无的状态都否定之后，在逻辑上可以显现的“空”，称为毕竟空，它不在我们的实践经验范围内，至少在我们现在的头脑中不可思议的。如果把“有”看成是实在的东西，我们通常会以占有来作为自己的目的，所以“无”是一种境界，任何东西你把它占有了，但终究是不能占有的，其终极根据是生命自身存在的有限性，任何个体的生命最终都归于解体。我们要区分不同形态的“无”，当赫拉克利特讲“万物皆流”的时候，当孔夫子讲“逝者如斯夫”的时候，当中国人说“金木水火土”的时候，当印度人说“地水风火”的时候，实际都包含了一个基本观点——任何可见的存在物本身的存在是构成的。既然是构成的本身，必然包含它的结构性，着重于结构而言就叫做“无”。花非花，是因为花的存在过程就等同于它的解构过程，人也一样，从这个角度看是positive，从另一个角度是negative，所以存在等于非存在，有就是无。通俗一点来解释：假定一朵花存在30天，那在这30天的过程中，它是存在的，那31天的时候，它就不存在了。但不存在不会突如其来，存在30天的这个过程，换一个角度，也恰好是它走向非存在的过程。既然是过程，便是展开的最后的一种状态，这是中国人讲的自然，没有目的性。
西方哲学的构建是基于神的存在，唯有神的存在是绝对的。因此，西方思想有一个最高点——上帝或神永远不可被认识，因为他根本不是你的认知对象，你本身才是被决定的，你只能作为现象的存在物去领略到上帝的存在，但你永远不可能到达上帝本身。对中国人来说则相对简单，我学道、听道、悟道、行道，终究与道同一，我就是道。但把“道”换成上帝后，可以学，可以听，可以悟，可以按照上帝的指示“行”，但不能成为上帝。明白了这一点，东西方思想之间的鸿沟，真正最本质、最后面的关键差别就清楚了。这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别，西方文化站在神的角度，不能说“无”，因此，“无”的观点在西方人那里是很不容易理解的。西方对“无”的观点的接受，是尼采说“上帝死了”之后才开始转向的。西方对此最开明的观点是德国哲学家菲希特，他曾说，当我们转向自然世界的时候，居然发现自然世界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自然界本身没有死亡，一切死亡都意味着新生命的诞生。这是和东方哲学观点最接近的西方思想。科学精神表面上是对“有”的研究，为什么没诞生在东方？这并不是说东方诞生不了真正的科学。
人类发展至此，除了特别原始的采集渔猎时代之外，我们有三种生产方式到现在为止都没改进。首先，是农耕的生产，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东方；其实，是游牧的生产方式，最典型的是以色列人；最后，是工业的生产方式。但工业的生产方式原初的观念，同样是为了荣耀上帝。如何荣耀上帝？通过上帝的作品来理解上帝的存在，这就叫荣耀神。上帝的作品在哪？整个世界都是，于是乎我们沉迷于发现规律，沉迷于发现自己，于是引导出关于人体的生理学和生物学。当我们面向外界寻求这一个所谓的整个世界相互之间联系的规律的学问，关于存在就导向到纯粹对象来理解的一种世界观念，然后得出了世界的构造是上帝的伟大结果的一种规律。因为我们发现所有一切到最后都是有规则的，粒子结构非常规整，一滴水看似乱七糟八，我们会发现它是非常美妙的圆球。诸如此类，我们以此来荣耀上帝，上帝创造的一切多么美丽。过去我们以为科学和宗教是对立的两端，其实我们错了，科学的动力就在于寻求上帝。科学发展到如今，都不能证明上帝死了，对太阳系的研究不能证明，对整个宇宙的研究不能证明，对外层空间的研究也不能证明。2014年，我在印第安纳大学曾经和一位神学教授讨论过这个话题：宇宙诞生于137亿年前的奇点大爆炸的研究，是不是证明世界的形成与上帝没关系？上帝是不存在的？神学教授如此回答：爆炸是无序的，就算你现在去设计一次爆炸，你可以做到定向，但你保证所有微尘都会变得有秩序吗？这场爆炸形成了我们现在可观测、可理解的宇宙，看似乱七糟八，事实上是秩序井然的。为什么？这就是上帝！当爆炸结束之后，天体之间、灰尘、微粒相互之间的距离、关系、大小，甚至成分构成等都有一只手在不断做微调，所以上帝没死。坦诚地讲，在国内我从来没接触过诸如此类的观点，我们对于宗教学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仍然是回避的。对他的观点我很惊讶，而且也反驳不了。我突然意识到，所谓的上帝就是原始秩序，在这点上反而和中国的理念相通了。因此，对秩序的寻求是人类的一种公共情绪。
当我们处于某种秩序之中时，会觉得可以把控，心里不慌；当我们处于无序状态的时候，我们会茫茫然不知所措。对于秩序的寻求与向往，在中国人这里就被称为“道”，也就是原始秩序。道作为原始秩序，规定了所有一切的秩序。如果我们按照这个观点往前推导，就能像王阳明一样把道作为秩序寻求的精神，就可能转变成一种科学精神。可惜的是，中国人总喜欢把它转变成玄学的精神。“立志、勤学、改过、责善”，这八个字是对自我人生的规划，也是对自我人生的构建。这好比造房子，原料无非是木头、砖块、泥、水等等，但造出来的房子可以大大小小、高高低低、千差万别、各不相同的。你愿意自己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取决于你自己，你才是自己的主人，自己说了算，这就是“立志”。阳明先生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所以，要以立志为先。但立志一定是建立在公共的价值基础上，按照阳明先生自己的说法，是“立必为圣人之志”。立志如果建立在个人私心私欲的基础上，这样的立志也不会有什么用。河南话有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词——“中”，中就是善，就是对的，不中的就是错的，就是不善的。先有“无善无恶”，才可“有善有恶”，以“无善无恶”之心，才能行至善之事。当然，因为角色不同、身份不同，语言的边界也就不同，要承认这种不同。在合适的、恰当的边界之内做合适的、恰当的事，说合适的、恰当的话，这才叫“中”。
立志，仅有意志还不行，还取决于志立于何处。为什么一定要立“圣人之志”呢？按照古人的说法，立圣人之志，没有成为圣人，也很可能是个贤人；没有成为贤人，很可能算个君子；没有成为君子，至少是个人。如果不立志，或者不立到圣人这个地方，很可能你变成了“不是人”。中国人很忧虑，看似是个人，但活着活着很可能就变成了不是人。立志之后要实现志，就要勤学。中国人喜欢讲学，我们也总觉得学很简单，但只有人才能学，“学”是对人来讲的，牛马不能学，只能驯服。学，效也。效，就是模仿。觉，是内在的自我省思。如果仅仅是模仿，就是效，没有觉，学是没有用的。因此，孔子告诉我们，学之后必须习，还要“时习”，要“不时”的习。当你的行为表达和你的天性相统一的时候，才是合乎人性本身的，才是令人愉快的，这才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真正意义。有人把“习”解读为不断的复习，这样有什么快乐呢？
因此，立志之后要勤学，勤学就是“时习”。
在时习的过程中，一定就会发现有过，改过了，就是放下，没有改过，“过”就一直在心里，怎么能放得掉呢？人不可能不犯错，知道是错误，就是觉，改正错误就是改过。什么是过？大中至正的时候，无过也无不及，请注意，“无过无不及”不是两不得罪，不是中庸之道。举个吃饭的例子：把自己吃撑了，就是过头了；如果不吃，饿晕了，这就是不及。因此，过与不及都不是善的，只有大中至正，才是恰到好处，才是好的。改过也好，改不及也好，都是改正，都要改革到大正至中的地方。所以，改正就是改到无过无不及之处，改到恰到好处的地方。所谓共同体，是一个有共同目标、有共享的价值观念的团队，几个胡乱凑在一起的人不是共同体。责善仅对一个共同体而言，不在一个共同体中，就没有资格要求别人。在一个共同体中，我原来的错误改正后，发现别人也有类似错误，给别人指出来，要求别人改掉，这就是责善。王阳明的立志、勤学、改过都是对个人讲的，唯独责善是就个体所处的共同体的相对关系来讲的。如果你立必为圣人之志，再勤学把圣人之志通过“学而时习之”表现出来，在表现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的错误并改正就叫“正心诚意”，发现别人的错误也指出来让他改正，就是责善，就是共同体。
如果照着传统哲学的讲法，是很繁琐的。从根本上来说，“心即理”是关于人的存在的一种理念，是人的存在状态的观点。但存在的观点有先天和后天，中国都是连着讲的，中国文化是把人和自然世界通盘联系起来考察的。中国黄河流域的老百姓是真的苦，因为中国到了战国时代才有铁的冶炼（农耕工具的应用），而之前的耕田种地是真的靠人力，这种苦难体现了中国的独特特征。中国文化中没有创世的神，女娲只是造人，没有造世界。据考证，盘古开天的故事是在西汉末到西晋时期随着佛教传入的，同时传入的还有很多其它东西，但我们搞不清楚，都认为是佛教。于是乎佛教有了大量的流派，大乘、小乘等各种说法，最终发现教育冲突非常严重。直到智顗（天台宗创始人）以《妙法莲花经》（简称《法华经》）作为根本经典，把所有教义统一了起来，统一不了的一律被判为外道。中国人虽然没有创世的神话，但是有关于世界秩序的神话。炎帝，也就是神农氏，虽然没有创造五谷，但是教民稼穑，什么时候该下什么种。中国文化真正的起点，恰好是为了解决种庄稼的问题，古人采取了一个特别的手段——观。伏羲氏是中国的人文初祖，他的八卦是人类最早对自然世界的分类，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分别对应的是古人最敬畏的天、地、山、泽、雷、风、水、火等八种自然现象。可见，中国古人通过“观”来实现对自然的立法。“观”，是非常理性的，“观”也是认人的一种天性，天性是本能，但本能不一定是坏的。《周易》上说“悬象著明，莫大于日月”，仰则观象于天，天上最显著的就是太阳和月亮，太阳白天出来，月亮夜晚出来，这是不会错的。中国人从不追究太阳是不是神创造的，只是把这个世界现象已然呈现给我的状态，领会为我生存于其中的世界，如此而已。“太阳从东方升起”，这句话中国人听得懂，英国人听得懂，美国人听得懂，是人都听得懂。是不是从东方升起？古时候没有东西南北，东西南北也是人通过“观”来规定的。“杲杲日出”、“日上三竿”都是古人观的结果，“杲”（为明亮之意）代表了古人观察到日在树梢，天空最明亮的一种状态，日上三竿也是太阳与树的相对状态，其参照物都是树。同样，“杳”（昏暗之意）是太阳落下去、天地昏暗的状态。这都是观的结果。太阳升起的地方称为“东”，落下去的地方就是“西”。为什么是西这个字呢？西的本质是“栖”，一方面，太阳落下的时候鸟也栖息了，古人把它的位置画下来了，这就是“西”。另一方面，古人认为太阳走了一整天，累了要休息了。我们对于世界的了解，就是通过“观”来完成的，所以有“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之说。太阳就是光的起点，太阳移动，光影就产生了，就有了一阴一阳。当太阳走到最中间的时候，一定是天顶的最高处，特别是到了平原地区，中午往那里一站，就有“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感觉。
古人通过“观”来了解世界，并对观的结果做了记号，这也就解释了中国的文字都是以象形文字作为起点的原因，象形文字最早都是画图，画图就是古人直接观测的结果。如果古人持续对太阳进行观测，就会发现太阳虽然每天都从东方那个大方位升起，但相对于这个观测点的夹角其实都是在变化的，把这个过程也记录下来，于是乎有“俯则观法于地”。当把天象观测之后，就会想到太阳从另一个角度出来的时候，地上的东西会不会变化，因此自然而然地把天时与地上的样态的改变联系起来，结果古人发现这种联系居然是稳定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天地在这里开始被联系起来观察，渐渐有了“两分两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冬至日白天最短，夏至日白天最长，而春分、秋分这两天白天黑夜是等长的，基于这样的区分，于是有了四季。从这一点来看，先有阴阳，再有四季，后有了八方，但最终都始于最原始的太阳一升一落之上。所以，阴阳是最初始、最根本、最自然的秩序，这就是“道”，关乎于一阴一阳的就是天道。
为什么要这么费劲地去观测？为了种庄稼，掌握了天地日月四时运行的秩序，才知道什么时候该把种子播到土地中去。这个事情不能要求天下百姓每一个都去观，做不到，这是圣人的事情，当圣人观测完了之后，就要把天道转变成为人道，这就是中国人的历法，历法是天道的记录。因此，中国人最初诞生的观念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不只是一种理念，也不只是一种观念，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天道的存在就是通过人道来实现的。《周易》，不是儒家的经典，是中国古代所有文化的经典，它为我们建构了一个基本的宇宙论模型。它既是宇宙论的模型，也是人的生存论的模型。人就是这样的世界中生存的，是在人的公共交往和与自然界的交往中认识了我们自己，人最伟大的能耐在于把握了西东南北，把握了四季循环，把握了天地阴阳，把握了天地雷风水火山泽，把握了自然的本然秩序。以致于《中庸》说：“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有些高深，“赞天地之化育”简单说就是种庄稼，自然界有麦黍，但自然界不可能直接现成有成片的一望无际的麦田，这是人类才能做到的，但人类只不过是把种子播到土地里。仍然是天生、地养，仍然是阳光雨露，仍然是四季，是人在帮助天地在生，所以天地之大德曰生。一颗草、一棵树，发芽了、开花了、结果了、凋谢了、死亡了，过一段时间又开始生了，生生不息，生生不已，这就是自然。规律、规则都代表着有规定，当把“道”和“天”人格化转变为一种宗教的时候也在讲“规”，但那不是规律，那叫天命、命运。如果在中性的立场来说，我只讲秩序，不用规律，也不说规则。当我们脑中的规律、规则概念根深蒂固之后，反而不容易理解了。天道自然，就是没有规定者，本来如此。“自然”本来的意思是“自身”本然，只不过随着近现代对外来词语的翻译，自然成了自然世界（大自然）。也就是说，“它”本来就是这样，没有创作者，没有使它如此的东西，这就是自然。
本来自然，实际上自然是自身本然，叫做自然，本来就这样，没有造作者。所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百姓皆谓我自然”。我们生存其中的这个世界，因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然后又有男女，然后有夫妇，然后父子，然后君臣。自然世界是先在的，人类属于其中一物。只不过人是天生万物的一个面向、一个层次，仅此而已。人一方面遵循一阴一阳的天道自然秩序来实现我们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自己的活动把天地阴阳的本源秩序还原出来，于是乎人就有了和天的关系。中国人对人和世界的关系可以概括为“重重放下，高高举起”。重重放下，人没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天生万物之一，与牛羊狗马没什么区别，不只有人懂得趋利避害，自然物也会懂得趋利避害。人之性就是高高举起的证据，于是有了幸福。“生之谓性”，“性”是本来的属性，“生”可以做名词，也可做动词，生命的本质就是“性”，生命存在的过程都是“性”的展开过程，“性”要通过“生”的过程来呈现。自然之物简单，一颗植物的一生就是它从天所获得的性的完整呈现过程。比如，一粒麦子发芽了、生根了、长高了、开花了、结果了、枯萎了、凋谢了、死亡了，这就是麦子的一生。麦子的一生恰好是天道所赋予它的性的完整的表达，生命的过程就是“性”的表达过程、体现过程和展开过程。植物简单，动物也一样简单，但人就有点复杂了。人同样需要从天那里获得完整的人之性，也需要通过人生的完整过程来展开人之性，但人之性不只是耳朵能听，眼睛能看，嘴巴能吃，四肢能动，故孟子说：“虽存乎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天所赋予给我们的“性”是完整的人生，不只是眼耳鼻舌身，还有内在的精神的意识，领会仁义礼智信反而才是人和动物相区别的的依据、根本根源。如果你仅仅享有眼耳鼻舌身的生活，不是不可以，只是你没有把人完整的本性表现出来。当然，只要求你表现内在的精神意识，不表现眼耳鼻舌身，也不能做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16个字是儒家文学之经典，但很多人都理解错了。天赋予了既可以吃草也可以吃肉，天没有对此有所限制，但人心是通过我们的限制活动表现出来的，“危”是显著、明显、彰显之意，而“微”是不显著的意思。如果把人心表现出来，没有表现出完整的人；仅仅把道心表现出来，同样也没有表现出完整的人，而且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于是圣人们要求我们的人心、道心要达成“惟精惟一”——“中”的状态，人心就是道心，人体内外一统表达，这才是中国文化之精神。
本能不一定是坏的，如果没有眼耳鼻舌身，道行再伟大、再高尚、再了不起，你也没有办法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唯有人的眼耳鼻舌声的活动才是实现人的完整存在的唯一方式。我们讲人性，你的人性，我的人性，大家的人性，一样吗？其实没什么不一样，都是从“道”那里获得我们存在的完整性。先天人性，先天是先于你的存在，这就是先天。作为人，就带着人类的先天共性，所以是一样的。但对每一个个体来讲，我们是作为后天的个体存在，我们用身体的什么部位来承担先天的人性？对王阳明来说是“心”。心性从哪里来？天性从哪里来？天道。天道就是本源秩序，天道就是理。中国人强调存在一定是以通过某种秩序的方式来实现的，心即性，性即道，道即理，所以阳明先生说“心即理”。
“道”，是运动，以一阴一阳的本源秩序来表达，运动通过所谓的秩序，这就是中国人的“理”，理就是有序，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这就是秩序。因此，存在就是秩序，秩序就是存在，在本初意义上就是“道”。道生万物，万物也包含人，生万物，同时也生就万物之性。性，对物来说就是物之性，对人来说就是人之性。人之性，能得到天道的呈现。《礼记·礼运篇》云:“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人是天地万物中当作最尊贵的，人之性是等同于道，等同于理的完整存在。所以，在先天上，人的人性都是一样的。但在后天的现实性上，人存在的完整性是通过心来体现的，心完整地承载了人的先天所有品质，这就是心即性、性即理。“心即理”实际讲的是关于人的存在，我们在后天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把存在的人之性完整地表达出来，就实现了人性的呈现。《周易》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於人乎? 况於鬼神乎?从存在的意义上说，理是因为道的存在，通过“道”本身存在的秩序展开的，也就是存在或道本身就是理。在中国的文化中，早已把道、理等同到一起去了，心即理、心即道、心即性都是同样的道理。为什么王阳明要讲“心即理”，不讲“心即道”、“心即性”呢？朱熹讲的“性即理”，他严格区分人心和道心，认为人心是不靠谱的，人心是危险的。人心惟危，朱熹认为危是危险的、不靠谱的，借此他把人心等同于人欲，认为人欲存而道心危，去掉人欲，道心才能显现，也就朱熹说的“存天理、灭人欲”。朱熹强调，人性是我们先天的本善之性，人性本身不包含任何别的杂质，人性本身是纯粹的善，因此儒家经常批判，以求得真正纯粹的理。王阳明也认为人性先天就是善本身，只不过人性的后天只能通过反思的理解和领悟，把纯粹善的本性表现出来。朱熹讲的心不具有本体意义了，人心等同性，心就是道心。而王阳明讲的心是先天的整体在后天存在的完整表达，他的人心是具有本体意义的。这就是朱熹和王阳明的根本区别。我们说“心即理”、“心即道”是等同的，为什么不倒过来讲“理即心”呢？因为倒过来会在逻辑上发生关系的颠倒，超人意识就会产生。因为理本身存在，只不过投射到了人心上面，要重重放下，人不是世界唯一，理不能只投射到人身上，否则会变成人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其它动物、其它自然就会低一等。而道在自然的运动过程中产生了天下一切万物，天生万物，“生”不是生殖延续，而是化身，一切万物皆化身，为什么能生？自然而来的。但我们在观念上，为了把如此浩瀚的、多样的、无限复杂的整个宇宙联系到一起，并且能为我们人的理性所理解和领会，就说道是自我存在的过程。
中国还有概念叫“气”，阴阳也是气，气可以聚，有各种各样的形态，于是有各种各样的物；气可以散，于是物可以转化。荀子对万物做过分类：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从存在的意义上说，有气有生，有知有义，是存在的完整性，人代表了天地之间一切万物的最完整性。所以，人之性等同于道。有气有生有知代表着先天，有义要在后天的现实生活中承担起来。如果只把前面先天表现出来，只表现出了一个禽兽的存在，没有真正把人的存在表现出来。因此，王阳明的心即理是对我们后天的存在来讲的，但后天的存在是立足于先天的，两者合而同之。我们今天关于阳明学的研究，首先需要避免把它神秘化，更应该避免把阳明先生这个人本身神秘化，而应该把他还原成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真实的历史人物，并且把他放回到我们古典思想的整个脉络当中去。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真正领会到阳明先生心学的真精神，才有可能真正对我们今日民众的日常生活有益。董平教授除了精研阳明心学之外，他的研究领域还涵盖了中国哲学、中国文化和比较哲学。他对儒学、道家、佛教等思想传统有深入的研究，同时对印度哲学也有独特的见解。董平教授善于运用跨文化的视角和方法，探讨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挖掘中国哲学的现代意义和价值。董平教授的授课风格独特，深受同学喜爱。他以富有启发性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和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和意义。他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在课堂上，他以生动的语言和丰富的案例，将抽象的哲学理论变得具体形象，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作为第一个面向企业家的PPE，笔记侠“第五代企业家PPE班”高扬“天下格局，有容乃大”的旗帜，特别延请了董平教授担任2024级1期哲学模块导师。在绍兴阳明故里的授课中，董平教授深入浅出细致耐心的教学风格，广受PPE班同学的好评。为此，我们在2025级2期的哲学模块，再次邀请董平教授作为我们的导师，将为我们阐明企业家如何传承中华文明精神，做一个当代君子。第五代企业家PPE班（2期）是一个目标聚焦、内在逻辑指向性鲜明的结构性课程产品，不是单纯思想的讲授，也不是脱节务实的社交，而是一个在思想深处自我革新的学习社群的养成过程，是一个所有力量共同努力才能长出来的花。PPE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视角，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中国化、企业家化和经世致用化，这也是将一以贯之的治学理念：思想性、方向性、实用性，为企业家创业者匹配与其切身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法学等方面的思想资源，让思想资源的底层逻辑和商业实战的势能实现连接，从而激发出最大的思想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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