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研究 | 2020年第2期目录＆内容提要

——目录——

——内容提要——

“豐”“禮”考——以《说文解字》之“豐”“禮”为主线  |  张天弓

本文详细考证《说文解字》原本“上篆下隶”的“禮”字，是为了矫正隶书“禮”。我们不知二徐本讹形“禮”字，形成了“禮”与“豐”相分离的倾向，于是“禮”成为简体字“礼”的繁体字，“豐”成为简体字“丰”的繁体字，影响深广。最突出的是“豐”“豊”的众说纷纭，有“一字说”“二字说”“乐鼓说”。辨析《说文解字》关于“禮”“豊”“豐”的释字，结合商甲骨文、西周金文等相关字形资料，如甲骨文“豐”字假借为“醴”，金文“醴（从豐）”“灃”，均读“礼”，提出：（1）“禮”为正字，“豐”为“禮”的本字，读“礼”。（2）西周因周文王封邑为“豐（酆）”，“豐”又引申为“大”，读“丰”；“豐”作为“丰”的繁体字是用“豐”的引申义。（3）“禮”的古文“礼”字，隶变为“礼”；“禮”应该是“礼”的繁体字。（4）“豊”在甲骨文、金文、楚简中例字极少，相关字典、论著的释文大多是把例字“豐”标记为“豊”，“豊”完全不可与“豐”同日而语。

从金石、简帛文字看杨隋国号——兼论“隋”“随”流变  |  马亚楠

关于杨隋国号的问题，从唐末到明清乃至近现代一直备受学界关注，有众多学者认为杨坚以“随国公”的身份称帝后，恶“随”字从“走”，遂去“辶”，以“隋”为国号，本文通过对金石、简帛文字史料的考察，认为历史上并不存在杨坚改“随”为“隋”一说，“随”“隋”自汉代就有通用现象，同时亦对“随”“隋”两字的历史流变作了梳理。

论《桃花源记》中的“元”“原”  |  刘照剑

陶潜《桃花源记》开篇第一句“晋太元中”或“晋太原中”，历史上版本各异，让抄书者不知所以然。本文通过对版本的梳理，考察历史上的抄写因素、避讳字因素、“元”“原”字通假因素等，对“元”“原”的历史源流加以梳理探讨，进一步考察《桃花源记》“元”“原”用字的真实面目。

《南诏图传》所见二王书风在云南的传播  |  杨世杰

《南诏图传》作为研究南诏历史的珍贵史料，其中所展现的书法艺术与唐代所崇尚的王羲之、欧阳询、虞世南等人的风格相类似，确信是南诏崇尚二王书风的重要文物证据。利用《图传》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爬梳史料可知此现象是唐代书法艺术由巴蜀地区向云南地区逐渐扩散的结果。此发现一则对判断《图传》的创作时代和南诏艺术水平有所助益，二则可以更好地理解唐王朝与南诏之间的书法艺术交流与文化传播过程，便于整体把握中古时期东亚文化圈内部文化的互动与联系。

“品”“评”：南朝时期的书法批评方式  |  张函

南朝时期，出现了以“书品”“书评”为特色的批评方式。“书品”用来定等级，“书评”用来述原委，并产生了以庾肩吾《书品》、袁昂《古今书评》为代表的书法论著。这两种批评方式常常结合在一起，成为古代书法批评一大特色。

《墨池编》文献来源及相关问题考述  |  陈志平

《墨池编》文献来源十分广泛，朱长文从历代书学丛辑、字学著作、类书、总集、别集、正史、政书、杂著和金石法帖墨迹中渔猎资料，通过甄别整理和学术分类，将宋代以前的书学论著汇成一编，在资料的完备性、义例的明晰性、考证的深入性、编排的有效性等方面远超前人。考察《墨池编》的文献来源，可以窥见唐宋之际书学发展走向多门的实际状况以及书学文献整理面临的复杂局面。朱长文对于具体篇章的选取和文献版本的勘定不仅体现了他作为学者的博识和睿智，也为研究书论的经典化历程和大众化传播提供了难得的文本和学理依据。

从杨士奇的法书碑帖收藏看明初阁臣的书法观  |  葛华灵

本文从杨士奇收藏的法书碑帖入手，探讨明代早期政治精英的书法观。文章指出，明代早期阁臣的书法观有以下四个特点：一、书法是理学的审美外化。二、从赵孟頫上溯晋唐。三、初学者须以欧虞楷书为本。四、普遍强调书法功力。

王铎“预投降书”真伪考疑  |  叶炼勇

顾芩《金陵野钞》有降臣李明睿说其在清廷礼部时受王铎降书的记载。本文假定李明睿所述为真的情况下，王铎“预投降书”事件只能发生在1644年6月13日至11月间。而此时期，王铎从利益回报、自身及家族安危、对南明效忠的主观意愿上分析，预投降书有悖常理，且与王铎表现出来的抗清态度及清廷派王鑨南行劝降的史实相矛盾。因此王铎主动自投降书的概率不高。从李明睿的史迹表现看，李明睿造谣王铎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笔者大胆推断，并对此推断作出了可能性分析。本文考证王铎“预投降书”事件的真伪，并非企图为王铎降清的不争史实“翻案”，而是旨在引起对明清真伪杂存的史料之关注，从而能对其艺术活动研究求得更为准确的历史论据支撑。

杨守敬致谭献手札二通考释  |  杨斌

《复堂师友手札菁华》收有杨守敬致谭献手札二通，系杨守敬于光绪十六年（1890）任黄冈教谕时所作，为《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和其他文献所未收，札文内容涉及杨守敬着《日本访书志》的缘起、在日本访得卷子本《左传》《一切经音义》等“秘籍”之事，以及杨、谭二人的学术交流、书籍往还，对于研究二位学人生平、交往以及晚清文化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且饮墨渖一升：吴昌硕与日本篆刻——从与日本友人的交游谈起  |  董汉泽

晚清民国时期吴昌硕篆刻影响之大，以致邻国日本的书法家、篆刻家纷至沓来拜师学习。这些受吴昌硕影响的日本书法家、篆刻家回国后大力传播，成为吴昌硕书法篆刻艺术在日本的重要传播者和研究者。本文阐述日本来华商人、政客及书法篆刻爱好者与吴昌硕交游、学习的情况，以及吴昌硕对他们的影响，分析吴昌硕篆刻作品在日本的传播情况，并对流传在日本的吴昌硕篆刻作品进行比较。吴昌硕的篆刻艺术与思想在日本的广泛传播，得益于他与日本来华友人所建立的友谊，更得益于日本友人对吴昌硕篆刻思想在日本篆刻界的继承与传播。

王福庵早年汉上缘——兼及王福庵早年的十六枚印章  |  沈必晟  熊仁强

王福庵早年在粤汉铁路湘鄂线工作，经常往返于武汉、长沙之间，直到湘鄂线武昌至株洲段通车。他早年与唐醉石交谊颇深，王唐之间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包括20世纪初期汉上几位著名的藏书家徐行可、张仁芬、易均室、仵舜五等。张仁芬后人至今藏有十六枚王福庵早年刻制的印章，多枚印章在武汉博物馆馆藏重要书画上钤盖。王福庵的篆刻艺术对湖北的篆刻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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