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想做民主党的里根？省省吧！中国不是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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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3月25日，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了他上任以来的首次正式记者会。在约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拜登花了9分钟回答了两个有关中国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问及拜登，是否考虑维持当前对华的关税施压，甚至是进一步加码，切断美国对华投资，并将中国从国际美元支付体系中踢出。
拜登在沉吟之后表示，啊，好问题，但是“只触及了中美关系本质的皮毛”，然后他就跳过了具体的问题，回答道：尽管两国间会有非常激烈的竞争——注意，拜登在这里连续用了两个英文单词steep——但美国不寻求对抗。
至于如何竞争，拜登给出了一个三点路线图。第一，美国将重塑其同盟体系。有意思的是，拜登特意指出，美国的同盟体系并不针对中国，然后紧接着又表示，美国和其盟友将致力于“确保中国在遵守国际秩序方面负起责任”。
第二，美国将拿出GDP总额的2%用于国内投资，而美国当前是0.7%，用拜登的话说，就是回到上世纪60年代，也就是美苏冷战时期的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指出，国内投资的重点将是科技领域，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生物科技等。拜登强调，谁控制科技，谁就控制未来，“而中国在这方面正远远走在我们前边”。
拜登暗示中国正在控制未来，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理解是有意渲染21世纪的“卫星危机”。所谓“卫星危机”是指1957年10月4日，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强烈危机感，甚至有人认为“比珍珠港事件还要严重”。
而“卫星危机”最后导致美国全力投入太空竞赛20余年，并催生了一系列针对苏联的军事项目，被认为是冷战初期的重要转折点和美国当前科技霸权的奠定因素。
最后，拜登表示，与中国的竞争，要求美国继续在所谓的人权和民主问题上对华施压。拜登谈到，如果美国不去关注这些问题，美国就将失去“领导世界的合法地位”。他继而在第二个有关中国的问题中补充道，与中国的竞争，本质上“是民主和威权范式之间的竞争”，而这是超出中美竞争本身的，“美国必须要证明民主的价值”。
拜登的这一论述某种意义上也是对里根总统“邪恶帝国”论述的模仿。1983年3月，里根在演讲中称呼苏联为“邪恶帝国”，宣称美苏对于冷战负有不一样的责任，并表示美苏之间的冲突是“古老的正义与邪恶之间斗争”的延续。
通过“邪恶帝国”的论述，里根重塑了美国国内对于苏联的共识，导致支持对苏接触的“缓和政策”派别近乎破产，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占据道德高地，形成对苏联的舆论优势。
同盟包围网，老式的科技竞赛，“民主与威权之争”之下的新“邪恶帝国”论述，不难看出拜登的对华政策即使没有全面冷战化，也已经是一脚站在了新冷战的大门边。对抗也好，竞争也罢，对于中国而言本质的区别又在哪里？
正如拜登坦言，中国立志于成为世界的领导者，最富裕的国家和最强大的国家，而拜登政府也“不会坐视让这一切发生”。如果拜登以及继任的美国总统无法接受中国的崛起，那从竞争到对抗，乃至到敌对不过是时间问题。结构现实主义大师约翰·米尔斯海默就曾表示，中国如果要和平崛起，不仅在于中国的政策选择，更在于别的国家如何回应中国的崛起。
拜登政府应当看到的是，中美之间的竞争既不在于科技，也不在于政治范式，而在于国际政治经济新的秩序。这不意味着中国 “不尊重国际秩序”，恰恰相反，中国没必要，也从来没有拒绝过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问题在于：基于怎样的规则，又基于谁的规则？
当前的国际秩序直接源于美国战后的世界霸权（Hegemony），从黄金/石油美元体系、世界银行/IMF金融体系，到GATT/WTO贸易体系，再到美国遍布全球的军事存在，这一秩序的确如美国所言，维系了冷战后——注意是冷战后——世界的相对稳定和繁荣发展，但居于其核心的，始终是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
这不是犬儒主义，而是一种事实，当前国际秩序表面上的开放性，已经无法掩盖其内部的排斥性。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的发展中国家，在这套秩序框架内，实现对欧美国家的财富增长超越时，西方国家就开始表现出对秩序本身的强烈不满，甚至不惜以单边主义解决问题，吃相十分难看。自18年以来席卷全球的中美贸易战如是，拜登“不会坐视”中国发展的论述本质上也如是。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自1971年重返联合国以来，一直致力于重构更加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当前的国际规则，本身就是基于一个以战后军事霸权为基础的秩序事实而构建的，与此同时美国及其盟友又鲜有表现出积极改革或是尊重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意愿。
因此当美方揣着明白装糊涂，继续要求全世界尊重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时，中方也有必要问清楚：这到底是基于良善规则的国际秩序，还是基于所谓“既定秩序”的“国际规则”？
作者：艾司仁，深圳卫视直新闻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