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国际传播从打破完美主义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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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发表重要讲话。深圳卫视直新闻为此特别推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系列评论。早前发表的第三篇《国家形象就是生产力》指出，国际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只是实力的竞争，也是形象的竞争。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将是中国人行走世界的“通行证”。以下是系列评论的第四篇。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是一个老话题。这些年来，中国职能部门一直不断探索，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步。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中美战略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这项工作仍有巨大的探索和改进空间。特别是近两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香港、新疆以及抗疫等议题上，频频向中方发难，中国声音传不开、传不远的问题更加凸显。“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句话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下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的遭遇。如何适应新形势、迎接日益严峻的国际舆论场的挑战，“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急需找到新的答案。
5月31日，习主席有关加强国际传播问题的重要讲话，可以说是中国最高领导人迄今为止就此问题所作的最系统、最全面的一次阐述，为下一阶段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如果说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多年里，我们成功地解决了“中国挨打”、“中国挨饿”的问题，那么接下来要下决心解决“中国挨骂”的问题。
本人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常驻纽约，专责报道美国及联合国事务，这几年身处香港继续从事国际新闻的报道及时评的撰写，参与讲解中国故事，对中国国际传播的酸甜苦辣以及“中国挨骂”的问题有着切肤之痛。坦率地说，自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国力迅速上升，中国在国际上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再到后来的“中国责任论”，都是西方国家为中国设置的一个个话语陷阱。在世界的聚光灯下，涉华题材的报道更多地被置于阴暗的光谱之中，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罩上了“阴间滤镜”，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始终不能完整地呈现给世界。
从深层次原因看，两大制度的对立与较量，一直是国际政治舞台中的一条主线。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和抹黑是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基础。在美国的教科书中，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并列为“邪恶的制度”，尽管我们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法西斯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但西方世界的这种制度划分及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偏见，已经植入西方普通百姓的血液之中。
更重要的是，西方把持着话语权及对民主的定义权，中国被界定为所谓“威权主义”国家。尽管在这场世纪性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之战中，中国是世界上抗疫最成功的国家，但是西方舆论却转移焦点，轮番炒作“病毒源头”，大肆宣扬所谓武汉“实验室意外泄漏说”，将一个科学溯源问题搞得乌烟瘴气，无非是把中国塑造成“生物版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彻底陷中国于不义，从根本上抹掉中国的抗疫成就，从而达到否定中国制度的根本目的。
西方刻意对中国进行妖魔化、污名化与标签化的主观故意，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也是凭中国一己之力无法改变的，但我们可以改变的是，把中国的事情做好，以增加讲好“中国故事”的底气，同时让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有更生动的亲身体验和素材向世界介绍一个更真实、更客观的中国。
习主席要求全国“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的确，国际传播是一门大学问，更是一门精湛的艺术，在这方面我们还是小学生，更需放低姿态，虚心向西方学习。国际传播不仅是宣传和新闻部门的事，也不仅是公共外交领域的工作，更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每一位置身于世界大舞台的中国人，都在用不同形式展现“中国形象”，这是最直接的国际传播或直播。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更不必追求完美。反映在国际传播领域，那就是不搞完美主义。毋庸置疑，中国官员在国际舆论上的谨小慎微，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声音的传播。“外交无小事”这句话让每一位涉外干部都当起了“外交官”。本人参加过多场中国各类代表团境外记者招待会，嘉宾的发言有时感觉十分沉闷，很难从中捕捉到兴奋点，有时你甚至觉得这个记者会不是面向外国人的，距离打造“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尚有较大差距。如何给他们一定的宽容及自由发挥的空间，是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人类已经进入“后真相时代”，特别是特朗普执政那四年，以推特为平台，大肆造谣和撒谎，拉低了做人做事的底线。不要因为特朗普这招一时管用、实用，就跟着仿效，其实这一切都是以美国长期信誉为代价。我们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应当秉持这样的原则：真话不一定全讲，但讲的一定要是真话。少一些政策宣示和空话，多一些平实的语言及情感共鸣，这样的互动，效果会更好。
当然，解决“中国挨骂”的问题是一项长期性的工程，甚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说现代化的硬件建设可以吃“压缩饼干”的话，那么国际传播的艺术、技巧则属于软实力的范畴，没有多少捷径可走，它是靠“涓滴效应”慢慢积累起来的。俗话说，“树大招风”，中国已经成为经济领域的老二，正日益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央，中国的曝光度进一步提高；但世界是多元的，各国的利益也是多元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中国不挨骂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我们需要增加承受力，另一方面要争取别人的理解，让这种骂声尽量不是恶毒、刻意曲解的咒骂，而是善意、高分贝的批评，反过头来有利于我们的反躬自省，并升华中国在世界的“王道”，从而让中国变得更加“可亲、可爱、可敬”。
任何国际传播从来都具有政治属性，是以国家实力作为基础的。所谓的客观、真实和全面是相对的，这是国际传播规律的应有之义。任何一个国家形象的塑造，首先取决于硬实力。美国的发达不是仅仅靠讲出来的，而是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元的世界结算地位、军事和科技的超群地位、好莱坞大片等塑造出来的美国英雄形象等，这些硬实力和软实力共同构筑了美国的“国家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形象的塑造不仅需要宏大叙事，更需要从微观着手。
这些年来，中国微信、淘宝、抖音、小米、OPPO等商业品牌大大提升了中国品牌的科技含量，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声誉，这是“国家品牌”的具体表现与延伸。这一次国药与科兴疫苗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紧急使用名单，体现了中国的生物科技实力，相信这两个品牌也会强化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品牌形象。再比如，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体育代表团也开始使用中国的体育品牌服装作为国际重大赛事的领奖服，而这一切在上个世纪都是无法想象的。
除了商业品牌在国际舞台的崛起之外，其实我们每一位中国人在国际上的行为也是国家形象传播的重要载体。举个简单的例子，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还是一个温饱型的国家，我们每月的工资也只有四、五百元，当我刚到世界之都——纽约时，银行理财师不断给我打电话、发邮件，让我参加他们的理财计划，但渐渐人家也就不骚扰你了，知道你根本没有理财的实力。
而现在的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再也不会与“穷”字联系在一起。还记得，那个时候世界上的著名景点很少有汉语指示牌，更多的是日语和韩语。而本世纪以来，世界景点的汉语标识无处不在，汉语解说成了标配，中国富起来的形象从标识牌中略见一斑。最近甚至有学者指出，看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主要看厕所，笔者深以为是。的确，从厕所的变迁中，中国的富裕和文明的形象也在渐渐被改写。
现在中国发展的硬实力就搁在那里，当我们强调自己仍是“发展中国家”的时候，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不以为然，“你们是发展中国家，那我们要排到哪里去？”当中国反复强调，我们发展还很不平衡、广大农村地区还很落后时，人家就更不以为然：连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还有4600万穷人。所以用贫富分化这个指标来定义发达与否，人家肯定不接受。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现在不能停留在中国人自说自话这个层次，还得有一套人家能够接受的逻辑自洽，从而增强对世界的说服力。有关“要采取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的具体要求，旨在进一步提醒全国，不仅我们需要有一套针对发达国家的话语体系，还需要有一套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话语体系。
“要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多数，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这是习主席讲话的另一重点。如何做到这一点？显然，培养“亲华力量”不是我们的目的，更何况在现实中也很难做到。所以指望知华与友华的人完全站在中国立场上说话是极不现实的，只要有部分交集和共识，就应是我们团结和争取的对象。如果因为知华和友华人士说几句中国人不爱听的话，于是就大加挞伐，这种做法只会适得其反，所谓的“斗争艺术”也就荡然无存。
可以预料，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西强我弱的总体舆论格局不会有大的改变。毕竟英语是世界上的主要语言，全世界能够说汉语、读汉语的人毕竟少之又少，这是我们在国际传播领域存在的天然劣势。西方国家接收中国的信息，主要是从中国内地与香港等为数不多的英文报纸和电视频道中获得。而香港的总体舆论生态和政治立场大多是亲西方的，或者说是西方舆论场的一部分，这一切都不利于中国形象的正面塑造。
大力吸收英语人才进入中国的国际传播队伍是当务之急。英语是世界上的通用语言是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这十多年来，我国留学生大量学成归国，英语能力有了很大提升，这些人正值就业的黄金时期，如果他们加入其中，将能较好地应对西方媒体的各种刁难和非难。目前，我中央国家机关对留学生报考公务员也有很大限制，客观上限制了我对外整体斗争能力。我们需要把一批政治素质好、具有强烈爱国心的这类年轻人纳入到国际传播领域的正规军之中，而不是排斥在体制之外。相信假以时日，这些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见识广、精力充沛、英语基础好、又充满自信的年轻人，一定会在国际传播的大舞台上大放异彩。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作者周德武，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