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新选制不搞“清一色”，爱国者治港大门始终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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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新闻：2021年香港特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投票结果20日清晨揭晓，412名候选人竞逐的13个界别分组中364席选委全部顺利产生。对于此次选举，据您观察，存在哪些亮点？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田飞龙：这一次选举是新选举制度之下的首场选举，最大的亮点是“爱国者治港”的根本原则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报名参选资格审查以及实际投票当中，无论是候选人还是有关的竞选文宣，以及整个社会聚焦讨论这场选举时候所使用的频率最高的词就是“爱国者治港”，这反映了新选制当中最根本的一个法律理性的精神，也表明新的选举制度在香港社会逐渐扎根深入人心。
第二个特别大的亮点就是，这也许是回归以来最和平、最理性、最有序的一场选举。这场选举当中无论是参选人还是投票人，心中都不再有既往的那种激进的蛊惑以及选举的暴力，可以说是心无恐惧地去参选、竞争以及进行投票。这个其实本来应当是“一国两制”之下香港选举正常的状态，直到选举制度完善改革之后，这样一种状态才真正建立起来，我觉得也是一个亮点。
再一个亮点就是，这个选举确实体现了香港民主政治当中非常核心的一个原理，就是均衡参与。经过重新构成的选举委员会的五大界别，实际上是对于香港社会的各阶层有了更加科学的均衡的反映，对他们的政治比例以及代表性委员的人数，对香港社会的贡献有了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测算。它其实反映了这一次选举制度改革以及选委会构成的这样一种科学合理的面向。这一点在选举过程当中，也能够非常清楚地反映出来。
再有一个亮点就是，这一场选举实际上是为以后的若干场选举在一些基本环节上，测试和准备了一些经验。比如香港特区政府为了保障选举安全以及选举的有序，进行了非常充分的准备，整个社会的舆论以及人们的意见和观点，都围绕了新的选举制度而展开，这对于未来的立法会选举以及特首选举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举程序以及选举过程的操练，积累的经验可以再作细致的研讨。比如选举过程当中，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互动可以更充分一些，选举的过程然后可以更有竞争性、更加多元、更加体现新选制的强大的制度生命力跟包容力。我觉得在今后的选举当中，会在选委会已有的经验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拓展和优化。
直新闻：在香港新选举制度下，选委会肩负重要功能，包括提名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和选出行政长官候任人、提名立法会选举候选人和选出40名立法会议员。外界认为，此次选举也为香港开启良政善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您认为，此次选举对于香港重塑政治格局有何意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田飞龙：这次选举是新选制下首场选举，所以说，它实际上是“吃的第一次螃蟹”，或者说是升级改良了之后的选举操作系统第一次进行完整的功能测试。我们注意到，这个测试是非常成功非常顺利的，也让香港社会充分、直观地现场感受到了这样一个选举制度带给香港民主的积极的影响。
我觉得影响面首先可能是一个选举民主文化上的。就在选举当中，从它的源头上就不再会出现以往那样一种本土激进势力跟外部干预势力裹挟之下，那种扭曲的选举文化。参选人不再能够以自己过于激进、甚至是非法的立场，并且通过勾结外部势力来赚取政治利益，来垄断话语权，来混淆视听，来扭曲香港的民主政治秩序。所以，选举民主文化上的这样一种理性化的回归，是这一场选委会的选举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明确的启示。
其次，这一场选委会的选举是君子之争，是理性之争。候选人之间不再是根本立场，以及比谁激进的这方面的竞争，而是如何去提炼以及归纳香港社会真正的问题，提出什么样的见解跟政策的路径去解决问题，以及怎么思考香港社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这样一种和平理性之争，也创造了香港回归以来选举文化的一个新的趋势。
再有就是，这一次选委会的选举，组织上非常有秩序，也相对比较有效率，能够一步一步地完成，中间没有出现比较极端或者破坏性的一些选举的违法行为，包括“揽炒”的行为等等。以往那些负面选举当中，对方的一些破坏的行为，在新的法律之下，在特区政府这比较完整、系统的选举安全的保障之下，基本没有出现，这一点也使我们对香港民主能够稳健地回归理性，有序地发展抱有了更大的信心。
直新闻：自3月香港完善选举制度以来，部分国际媒体和香港舆论就一直渲染中央要搞所谓“清一色”。通过此次选举，您认为事实是怎样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田飞龙：我觉得事实胜于雄辩，这次选举是非常特殊背景下发生的选举。首先，它是“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指导下、完善选举制度之后的第一场选举，对于整个选举制度的改变，应该说，非建制派尤其是其中的激进派，他们从政治意愿上是不愿意接受的，从政治行为上也采取了总体上的选举不合作，选举“揽炒”的这样一种态度。
不过，选委会的选举，证明了香港社会大多数功能界别分组，以及香港的民众还是理解跟支持新的选举制度的，从报名参选的踊跃情况，个别界别里面非常激烈的竞争情况，其实可以看出来。即便在种种由于新制度人们不熟悉、部分人集体“杯葛”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之下，“爱国者治港”在这次选举当中仍然不是“清一色”。
我们看到，各界有代表性的人士都获得了资格审查的通过。比如说，较为典型的有“民主思路”跟“新思维”的代表也通过了资格审查并且成功当选。另外还有一些代表获得资格审查的通过，虽然最终没有能够当选，但是“爱国者治港”的政治大门是向他们开放的。
这表明，新选制下，随着选举经验越来越丰富，选举的场次越来越多，我觉得香港社会中那种“杯葛主义”会逐渐失去市场，而一种尝试性的政治参与，以及寻求跟体制磨合出一个新选制下新的民主政治生态的平衡秩序，这样一种积极健康理性的思想以及立场会占据主导。
当然，这对于一些人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挑战，一定是一个大洗牌、力量重组、政治纲领重构以及政治体系当中的这样一种利益跟基本盘重新分化组合的这样一个过程。而这个恰恰是我们新选制所追求的。新选制追求的不是“清一色”，新选制追求的是符合爱国者这样一个大的资格前提之下，有充分、多元的竞争，更好地均衡代表香港社会各阶层各产业的利益，以及共同去应对香港本地的经济民生在内的管治难题，还有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这个战略性的挑战性的难题。
这些都对参选人以及整个香港民主的文化跟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通过新选制下，一场一场越来越紧锣密鼓的选举，确实能够通过程序的理性来筛选和竞争性产生出真正能够服务香港、服务国家的贤能人才。
直新闻：中央为香港制定国安法，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说到底就是去除“泛政治化”桎梏，让香港重新回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个最根本的主题上来。您认为，新一届选委会诞生对于香港重新回到正轨，由乱转治后由治及兴，将发挥何种作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田飞龙：香港过去10年的政治，应该说是香港民主越来越脱离“一国两制”轨道，产生了一个反法治、暴力化以及过度依赖外部干预力量，这样一些非常负面的因素跟趋势。这样一种演变，导致香港的民主发生了癌变，典型的体现在2019年的“修例风波”以及同年所发生的“黑暴区议会”的这样一些负面选举的事件当中，中央从“一国两制”的高度正本清源，引入香港国安法跟新选举法。而选委会的选举，由于选委会是根据新的选举法重构的一个选举机构，它赋有更加丰富跟完整的选举功能，实际上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具有最大的政治代表性的本地机构。
基于这个机构新的宪制功能，它还要负责去提名跟选出行政长官以及较大比例的立法会议员，所以选委会由哪些人担任？哪些人胜选组成选委会？他的履职情况如何？就对香港整个民主政治架构的质量、理性、稳定性以及管治能力构成非常大的影响。
从首次的选委会选举来看的话，我认为它其实是吸引到了大量的青年精英的加入，并且在已经调整之后的更加均衡的5大界别40个界别分组当中，出现了一些代际更替，出现了一些不同光谱以及不同层次的人参选并且当选的这样一些情况，也就有了更多的源头活水。爱国爱港的力量在新的制度下，受到了政治上的鼓舞跟支持，他们愿意更多地站出来，去承担责任、去服务香港跟服务国家。
同时，我觉得也因为新的制度它本身既是有原则、同时又是开放地释放出了政治善意，也会吸引到各界人士里面那些真正有才能的专业派和温和理性的尝试性参选，与新的制度磨合出一个更开阔的香港民主政治的空间。
应该说，经过第一次的选委会选举，香港选举民主的文化、香港管治团队整体的素质跟责任伦理，以及香港跟国家之间的制度性的信任、选民与香港社会与新制度之间的磨合与认同的程度，都有一种结构性逐步向好的转变趋势。而首场的选委会的选举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信心。
作者：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