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袁世凯最大的敌人不是孙中山丨冰读2016

羽戈

青年学者

01《罗伯特议事规则》（第11版）

亨利·罗伯特 著 袁天鹏、孙涤 译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年10月

【推荐理由】《罗伯特议事规则》虽以罗伯特命名，其实是一本合著。第一作者自然是议事规则的创始人亨利·马丁·罗伯特将军，他在1876年2月19日出版了这本书的第一版。

此后一百五十年间，他的媳妇、孙子，以及并不属于罗伯特家族的威廉·埃文斯、丹尼尔·霍尼曼、托马斯·鲍尔奇等人，像一帮接力运动员，一棒接一棒，一代接一代，对此书屡加修订，至今已经推出第11版。

“议事”是正式、体面的说法，通俗一点讲，此即一本教人怎么开会的书。我们都该听过，中国人会多，这话既是写实，也是嘲讽。嘲讽什么呢：中国人喜欢开会，却不会开会。中国式会议，不是流于一言堂，就是陷入混战，鸡同鸭讲，鸡飞狗跳。

王石先生为《罗伯特议事规则》第11版作序，曾重点提到后一种情形，他说他所在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员以企业家为主，企业家大都阅历丰富，个性鲜明，表达欲望强烈，难以被人说服，开会期间，凌乱不堪，如随便打断别人讲话、不经举手申请就发言、讲话不控制时间、不围绕动议展开、跑题等。于是，在2008年4月，他们请来了《罗伯特议事规则》译者和推广者袁天鹏，为其制定议事规则。

为什么王石等人钟情于《罗伯特议事规则》呢？在他看来，《罗伯特议事规则》至少在四个方面远胜于同类指南；首先，《罗伯特议事规则》是人类议事智慧最伟大的结晶，不仅试图提升会议决策效率，还有意防止民主表决变成多数人的暴政，同时划清了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的边界；其次，《罗伯特议事规则》虽然与时俱进，不断修订，不过依然保留了罗伯特将军的初衷：把人类从议事规则分歧所造成的混乱之中解放出来，在原则的稳定性与方法论的适应性之间取得平衡；第三，《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性质，属于建议性而非规制性，它列出典型情况及针对性措施，并不急于推荐所谓“最佳实践”或“制度红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罗伯特议事规则》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它基于常识的力量和冷静客观的语言，无论左中右，都能在这里找到改进各自会议的技术方案。

在这四点之外，还要补充一点，百年前，孙中山先生撰《民权初步》，参考书目之一即《罗伯特议事规则》，他说，“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言下之意，我们要实践民权，第一步即学会怎么开会。这则构成了我们阅读《罗伯特议事规则》最光明正大的理由。

02 《自由的基因：我们现代世界的由来》

 丹尼尔·汉南 著 徐爽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9月

【推荐理由】《自由的基因：我们现代世界的由来》一书作者、英国人丹尼尔·汉南（Daniel Hannan）有两个身份：历史学者与政治家。这二者，恰巧呼应了此书厚重的历史感与浓烈的现实感。

既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历史书具有现实感，并不奇怪。不过汉南的现实感是如此激切，有时竟置真实的历史于不顾，对历史的诠释，不无削足适履、强作解人之处，这是我们阅读此书之时需要格外注意的一点。

作为政治家的汉南，现为欧洲议会议员、保守与改革党团秘书长，其政治声望甚高，被视为未来英国首相之选。若论政治光谱，汉南可归入保守主义一脉，号称“重量级本地主义与反欧洲派倡导者”。当然，汉南的保守，不同于我们所理解的保守，在中国，保守往往与封闭、顽固同义，汉南所保守的恰恰是自由，所捍卫的恰恰是英语民族的自由传统。此即他写作《自由的基因》的政治基点。

《自由的基因》初版于2012年，书名How We Invented Freedom & Why It Matters（《我们如何发明自由，以及它为什么如此重要》）；翌年在美国出版，书名改作Inventing Freedom: How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Made the Modern World（《发明自由：英语民族如何缔造现代世界》）；三年后译入中土，名目再次变换。然而无论怎么改，都不脱“自由”二字。大体而言，这是一本礼赞自由之书。

汉南立志以自由为起点，追寻“现代世界的由来”，从公元之初薄雾冥冥的日耳曼丛林出发，他向读者描述了自由的基因如何播种、扎根、开花、结果。但是，不论历史的荣光何其辉煌，都无法遮蔽现实的晦暗：在我们所处身的现代世界，盎格鲁圈已经发生了致命的变迁，甚至可说是质变。英语国家纷纷奔往与传统相反的方向：大一统、中央集权、高税率、国家控制。毫无疑问，他们正在丧失他们的卓越。

拿汉南念兹在兹的英国来说。不消说在世界，哪怕在欧洲，英国都丧失了主导权，不得不看欧陆国家的脸色。在盎格鲁圈内部，英国的位置已经为美国所取代。至于美国，在汉南写作此书期间，正值巴拉克·奥巴马当政，这是汉南极度厌恶的一个人。奥巴马不仅反英，还降低了与印度的同盟，为了近海钻油权差点与加拿大大打出手，看起来，他对盎格鲁圈的破坏不遗余力；同时，奥巴马与欧盟卿卿我我，他向欧盟领导人表示，过去美国太过自大，未能好好向欧盟学习。这一切，使汉南不无忧愤，以至《自由的基因》结尾部分，潜藏了一股怨气。

当然，这本书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作者不加掩饰的英国人和意识形态的优越感。汉南竭力把英语民族与自由挂钩，甚至视自由为囊中之物，诸如“英语民族的宗教是政治自由的保护者”“英国法的存在，不是为了控制个人，而是为了使个人得到自由”“英语既是自由的运输队，又是自由的保护人”等表述，自负到令人无法接受。

不过，如果我们注意到汉南的身份，不仅是一位历史学者，还是一位政治家；如果我们能理会汉南的苦心，他试图通过这本书挽救盎格鲁圈的崩解与英国的衰微，那么大抵可以原谅他的褊狭、专断，与这本书的种种缺陷。

03 《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

石川祯浩 著 袁广泉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9月

【推荐理由】这是一本令中国人无比汗颜的书。因为这些论题，作者更应该是中国人而非日本人。书中文章，几乎篇篇都好。

其中《晚清“睡狮”形象探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告示牌问题考》等，廓清了流传至今的谎言和偏见。三、四两辑谈国共党史，不由令人想起作者的代表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此书出版于十年之前，而今已经绝版，物以稀为贵，孔网标价数百元，它的遭遇，不啻是党史研究与出版的一个缩影。

04 《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 

徐贲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年1 月

《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

徐贲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1月

【推荐理由】我常常向人推荐徐贲先生的著作，尤其是《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和《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这两本。

相比同侪，徐贲的特色在于，他不仅说理，还教人怎样说理，《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正是一本“为青年读者学习公共说理而写的启蒙读物”。这正应了那句老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以及徐贲所引用的安德烈·纪德之言：“重要的是你的目光，而不是你看见的东西。”

就此而言，说理的价值不止在说出的道理，还在说理的过程，对说理者的训练与磨砺：如何言必有据，如何讲求逻辑，如何尊重对方，如何容忍异己的意见……正是在此基础之上，“说理才会真正成为一种价值规范和生活方式”。

说理的价值规范，即在对公民意识的培育与涵养。徐贲一直强调，说理是公民的必备素质，说理是公民在说理。我曾总结，说理之于个体，可以塑造一种公民理性，之于社会，可以塑造一种公共理性。这句话，便是阅读徐贲的感受。

基于说理与公民的亲密关系，《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适合与《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共读。我无意厚此薄彼，却必须指出，这本说理教材也好，徐贲的其他书也罢，其归宿与根基，恰是《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正如徐贲思想的要义，恰在“公民”二字，而且这两个字前，可以加上“中国”的前缀。

徐贲虽飘零异国，依然心系故土，他并未疏离于祖国的苦难，反而深知当下中国最急需什么，所以这些年来，他始终恪守公民本位，坚持公民言说，普及公民观念，推行公民教育，以此来尽一个知识人的职责与一个中国人的本分。

有人问我：能不能用一句话总结徐贲的思想？我思量半晌，答道：在无赖的世界说理，在犬儒的国度立人。所立之人，就是公民。

05 《我和外公眼中的蔡锷将军》

袁泉 著 中华书局 2013年1月

【推荐理由】年底苦读蔡锷，单单传记，便不下十种。感觉价值最高的反而是这本貌似有些私人性的《我和外公眼中的蔡锷将军》。作者袁泉，其外公蔡端，系蔡锷长子。

书中对1913年10月蔡锷进京以及与袁世凯的关系、小凤仙故事等细节的辨析相当精辟，当然偶有偏见和成见，几乎都与袁世凯有关。作者对袁世凯的理解，还停留在教科书的阶段。

其实论雄才与性情，与蔡锷最接近的同时代人，恰恰是袁世凯；对晚年袁世凯而言，他最大的敌人，不是孙中山，而是蔡锷。

试看周钟岳论蔡锷：“蔡先生个性甚强，心思邃密，而甚有毅力，谋定后动，绝不游移。”对比王锡彤论袁世凯：“……公之缜密、详审实大过人。即一文札之间，而字斟句酌，务求妥适。比计议既定，即毅然行之，绝不退缩。”针对二者的评语，大多可以互换。

06 《满地江湖吾尚在：章太炎与近代中国（1895-1916）》

孙德鹏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7月

【推荐理由】这本书是意识流的写法，不似学术著作，而接近于随笔或散文。作者笔下的章太炎，与其说是章太炎，不如说他自己。书中常有妙论，如“一个好作家一定是比读者先感到厌倦，才能有创造力爆发的新起点”“动荡的时代常常酝酿出期待大审判的情绪”……

07《袁世凯家书》

外文出版社 2012年10月

《尺素江湖：袁世凯家书》

九州出版社 2013年9月

【推荐理由】《这两本书（实为同一书）都是伪书，其原始版本（1925年共和书局版、1934年中央书店版）早已被学界证伪。其实只要略通中国近代史，便可判断此书错谬百出，如张佩纶没有那么早入李鸿章幕并成其娇客、李鸿章并非死于荣禄之后等，作伪者的手段相当糟糕。如果出版社不知其伪，属于智商问题；如果明知其伪而照旧出版，属于良心问题。

近期，冰川思想库邀请一些聪明而博览的脑袋，梳理出他们曾经汲取思想力量的来源，为我们提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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