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大国领导人之路

上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续资治通鉴长编》

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91年）三月，神宗在资政殿召见大臣王安石和三朝元老文彦博议事，讨论变法。

神宗说：“变更法制，士大夫确实会不高兴，但对百姓却没有不便啊。” 文彦博答：“你是和士大夫一起治天下，不是和百姓一起治天下。”

治理天下，如果以官僚精英优先，自然掌握话语权的士大夫们人人夸赞。

如果是以百姓优先呢？

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

——《道德经》

为人民服务与反特权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中国自古以来，坐天下的合法性就在于是不是以天下为公，是不是“为人民服务”。

毛主席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获得政权，就是因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强调任何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

毛主席一贯重视反对特权腐化问题，防止形成“贵族阶层”、反对官僚主义、反对高薪制、反对干部子女特殊化。

1945年党的七大闭幕之后，毛主席在延安窑洞同民主人士黄炎培彻夜长谈时，黄炎培就提出希望中共诸君能够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依据延安时期执政的经验满怀信心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主席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权利，“而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只有劳动者的管理权得到保证，即能够以各种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与监督，才能避免管理人员特权化、贵族化现象的出现。

毛主席认为，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能力有大小，贡献有大小，但都是各尽所能，为人民服务，必须缩小收入差别、城乡差别，共同富裕。

在人力、财力、物力、资源都远远小于国民党政权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能够夺取政权就是因为实现了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对干部实行了供给制。

还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已经对后来的供给制的等级化趋向表示不满了。1947年3月胡宗南部占领延安，毛泽东明确表示这是好事情，“打碎了庞大机构、官僚腐化”，逼得过去那种“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供给制标准也改了。他甚至讲：“供给标准就这样好，打到南京上海都不要再提高。”

1949年中共中央初进北京城，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时，一位军队将领当场提出：资本家吃饭时要摆五六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这不行，军队应当增加薪水，与会者当时多表示支持。毛主席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

也因为如此，毛主席对国家干部的工资化改革和军衔制，一直持抵触态度。

然而，这些改革已经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1955年，在实行军衔制的同时，开始在全国实行行政级别工资制，将工资等级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560元，最低18元；最高工资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后为649.6元，最低工资为20.88元，最高与最低工资之比扩大到了31.11倍之多。

这是因为军衔制、等级工资制这些改革的理由很充分：以苏联为榜样的。据1940年苏联职务等级工资的标准，月收入最高可达10600卢布，而正式的月平均工资仅有339卢布。最高最低工资之比，就是31.3:1。

不仅如此，各级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问题，也参考了苏联人的作法，比如几级以上可以配厨师、几级以上可以配警卫、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

以最典型的住房标准为例，开始实行工资制即有了严格按照等级分配的规定，像上海市，1956年就按照行政级别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明文规定：特甲级可享受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一级可享受180∼18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二级可享受170∼175公尺的“独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六级只能分得100∼115公尺的“有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住宅”；七级只能分得80∼95公尺的“无卫生设备的石库门房屋”；八级只能分得“老式立柱房屋”；九级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简屋”，如此等等。

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提到如此之高，仅仅因为级别稍有不同，待遇有所差别，就有人公开吵架告状，以至痛哭流涕。毛主席对此极为反感，提出：现在的工资标准把收入的差距拉得太大了。在1956年全面推行工资制度改革前夕，他特别在党内高层指出：“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工资可以增加一些，但要“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

毛主席的批评，终于引起了周恩来等人的重视。1956年的工资改革刚刚完成，国务院就迅速拟订降薪方案：党政高级干部，即行政十级以上干部全面降薪。降薪后，行政一级由560元降为504元；二级由505元降为454元；三级由450元降为405元……十级由190元降为184.5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各级工资间的最大级差数，变成了25.2:1。

等级工资相差25倍，在毛泽东看来仍旧太多。这不只是高薪问题，还有特殊待遇的问题。行政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虽然不再同时享受供给制的待遇，但依旧享受着供给制残留下来的紧俏和质优商品的特殊供应(时称“特供”)，并且多数因工作关系，分别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住房等各种特殊待遇。

对于这种趋势，毛主席曾反复批评，并多次发起政治运动，开展整风。他为此再三提议降低高级干部的待遇，且强调供给制的好处。他甚至一度赞同做部分恢复供给制的尝试。正是在毛泽东的这种压力之下，1959年2月和次年10月，中共中央两度下令降低高级干部的工资。

反对医疗特权。

1965年，毛主席接到报告，中国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而且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农村只占25%。

毛主席对此作出批示：“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自此全国开始全面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大批医疗事业人才涌向农村，农村的就医看病问题迅速解决，健康状况为之改观。到1975年病床的分布农村已提高到60%。全国卫生经费的65% 以上用于农村。1976年，合作医疗已经覆盖了92.8%的农村社队。就这样，劳保制度、公费医疗、合作医疗覆盖了中国绝大多数的人口。

治国就是治吏。毛泽东在防止党变质、国变色、民受难的艰辛探索中，提出的反对特权的思想，尤其是干部子弟的特权问题。

早在50年代，美国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和平演变”战略：如果他们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第四代人的身上。在他们看来，这种出生在和平时期的新生代，有可能对过去的革命历史、革命传统和理想信念淡忘，容易接受他们的思想渗透，有可能向往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会出现追求享受的新的贵族阶层。

这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毛主席强调，如果领导权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和平演变则是有可能的。他说：“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如何防止贵族阶层、特权阶层的形成和出现，成为毛泽东经常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他反对干部及其子女特殊化，建国初期他致信周恩来指出:“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

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和日渐认定苏联社会主义已经变质，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担忧逐渐强烈起来。他对苏共所以走向“修正主义”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建立在苏联党政工作人员已经蜕变为一个享受高工资、高待遇的官僚特权阶层的认识之上的。

经毛主席亲自修改审定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在详尽地剖析了苏联特权阶层的种种表现之后，明确写道：“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 “高干”事实上已经成为社会中一个有着特殊地位、特殊身份和享受着特殊待遇的特殊阶层。而教育方面，很多名校日益成为高干子弟学校的趋势，让他们一出生就赢在了起跑线上，这也成为后来实行教育改革，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动机。

梁家河1969

1968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因为父亲习仲勋被打成黑帮而备受打压的习近平要求去延安老区插队落户。1969年1月，16岁的习近平和2万多名北京知青踏上了开往延安的专列。

一下梁家河半路逃回

抱着逃避现实的态度到了梁家河，习近平一下子就闹了个大新闻。

清理书包的时候，习近平看到半个不新鲜的面包，就随手拿着在门口喂了狗吃。老百姓看到了，问那什么东西。面包，他们吃都没吃过，见都没见过。一传十、十传百，知识青年习近平拿面包喂狗的事情就传的整个延川县都知道了。

除此之外，习近平的态度也让老百姓看不惯。

习近平：“我去的时候确实是有点漫无目的的，到了那儿以后呢，把它作为一个栖身之地，甚至是一个逃避之地。”

“再接着因为我是漫无目的去的，而且也比较自由散漫，所以基本上我不太听招呼。刚去了以后，什么上班、上工干活，我是不去的，其他同学都很规矩，我是不去的。去了以后，爬到山上我累得气喘吁吁了，我不干活了，上了山我说这不跟爬北京的香山鬼见愁差不多吗？这已经很累了，我爬上来已经达到目的了，还要干活，这是刚刚开始。”

“那种劳动强度使我感到震撼，就是到吃中午饭，早饭到吃中午饭，中间就可以一次休息，就是抽一袋烟，当然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如果你烟瘾上来了，可以坐在旁边抽一袋烟。甚至可以说我们抽烟就是这么学会的，老想去偷懒，真的也不适应。”

“再就是和群众那种情感，来了以后，老百姓要坐在我们炕上，这心里就别扭，他怎么坐炕上呢，有没有虱子啊。”

“所以我待了没有半年吧，三个月以后我就回北京去了。”

回到北京，又被送到从前的太行山根据地。当年习近平的姨和姨父带着他母亲在这里参加了革命。姨父讲他当时是东北大学学生，“一二九”以后怎么开展工作，怎么到太行山。他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当然要靠群众。大姨齐云也讲，那时我们都是往老乡那里跑，现在你们年轻人，还怕去，这不对！何况现在城市也不容易，在这儿干什么? 天天让人家当作流窜人口?

当时的国庆节经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后，先关在派出所，一进去就是四五个月。而且关进去不是让你白坐着，还要干重体力活。

这时候摆在他面前的路只有一条：回延安。

下决心扎根梁家河

习近平：那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所以我后来讲“过五关”。

第一关是过跳蚤关。

很有意思，我一去最受不了的就是跳蚤，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当时那个跳蚤，我这个皮肤很过敏，一咬就是成片的红包，最后红包就变成水泡了，水泡就烂掉，哎呀，痛不欲生啊。但是三年以后过去了，那也真是叫“牛肉马皮”了，不怕咬了。

第二个关我说的就是饮食关。

刚才讲了什么都不会吃不爱吃，五谷杂粮，那哪是五谷杂粮，是糠菜半斤粮，慢慢地我们就学会了，什么都吃了，没有还不吃嘛，最后最爱吃老百姓送来的东西，这家送一个玉米糕，那家送来一个高粱米的团子，吃得都很好，酸菜成为我最好的美味佳肴，以至于到后来，我到现在还想念那个酸菜。

我们曾经可能都有几个月不吃肉的经历，见到了肉以后我和我那个同学，切下来就忍不住生肉都吃了，经过这么一个过程，这是饮食关。

第三个关就是生活关。

生活关就是什么也不会做，什么都要依靠别人，后来就慢慢什么都学。我们都学着捻毛线，但是织袜子我还是织不好，羊毛袜子，但是缝衣服、缝被子这些活都是自己做，所有的这一套生活上的事情都会自己料理，所以这个是受益无穷啊，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生活自理能力很强，就是在那打下的基础。

第四关就是劳动关。

劳动，刚才讲了嘛，我刚去上了山就气喘吁吁，后来给我们评的分是六分，当时六分是什么呢？刚刚参加劳动的小女孩，十五六岁，我们当时也十五六岁，拿跟我们一样的工分，我们觉得简直是一种歧视，实际上是自己没本事。但是这一年下来我就干得没黑没白，风里雨里我们都在窑洞里铡草，牲口圈里铡草，然后一样一样地学，当然这些，一年过去了以后全掌握了，体力也上来了，后来就评成十分，十分还是里边最壮的劳动力。像我们到夏天担麦子，那也就是最多二百斤，十里山路一口气就下来了，这个是第四关。

第五关，那我想就是思想关。

开始是格格不入啊，我刚一去了以后，看到我们这个窑洞在半山上，星星点点的煤油灯，我跟我的同学说，我说你们感觉有没有像山顶洞人的感觉，那都是说得是很不像话了，但是后来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住了七年。

对老百姓是由怕他上炕，到请他们跟我一起睡觉，我这个窑洞里有四五个小伙子陪着我，晚上不仅是他们，村里的其他人，都是陆续地吃完饭以后进了我的窑洞，来串门，来听我讲古今，因为我的故事多啊，问我这个问我那个，北京什么样子，知道还有国外，美国是怎么回事，很好奇。你们都吃些什么，在北京吃什么，什么最好吃，你们都还见过什么稀罕事，《三国》、《水浒》、《红楼梦》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就给他们讲了，讲《三国》、《水浒》、《红楼梦》，跟大家都是成为好朋友。

梁家河1974

当时梁家河的15个北京知青，“红色家庭”的、成分好的，不到两年时间都陆续走完了，最后就剩下两个知青，一个是习近平，还有一个是雷平生。到了1974年，雷平生也走了。

在村里人的强烈要求下，公社请示县委破格批准了习近平的第十次入党申请，二十岁的习近平被大家推选为梁家河大队支部书记。

为了粮食！

梁家河的百姓，自己肚子都吃不饱，甚至还出去要饭，却没有亏待知青。梁家河缺水少田，习近平当上支书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打坝地，增加粮田。

在计划这个事情之初，大家并不支持。因为这个坝的位置，雨季时会汇聚整条山沟里所有的雨水，河里的水特别大，淤地坝建在这个位置就面临着山洪高强度的冲击。几百年来，这个位置都没修过淤地坝。村里人多数思想比较保守，认为老祖宗没干成的事，自然有没干成的道理，咱肯定也干不成，所以大都持反对意见。

习近平说：“这个我早就计划好了。河口的一侧给它拦住，淤地坝的另一侧给它好好加固，把自然河道的一部分再加深、清淤，形成一条大的泄洪沟。只要保证夏天水量最大的时候，泄洪沟能承受得住，淤地坝的安全就不成问题。咱们精心施工，保证质量，只要这个淤地坝搞好了，从这里一直延伸到咱们村的大片良田就出来了。”

近平在打坝期间，更是付出了全部的热情和精力，他白天晚上，起早贪黑。他要求施工要快，施工质量还要好，特别是洪水冲击的关键位置，他搞得扎扎实实，固若金汤。而且他不仅一直在第一线指挥，也一直在第一线劳动，铲土、打夯、搬大块石头砌堤围，这些事情他都和村里人一起并肩战斗。所以大家的干劲非常足，打坝进展得很快。

到最后关头，打坝遇到了排洪沟的规格问题。近平跑到县上，找水利部门来现场考察，把排洪的相关数据都严格计算好，按标准施工，把排洪沟的两侧用石头牢靠地砌好。

习近平当支书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带领大家打了5大块地，粮食产量大幅增加。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前队的某个位置过去有个泉眼，曾经往外渗水。后来经过详细调查，找到了过去给泉眼定位的一个标志。1974年初春，习近平把整个基建队全都调上去挖这口井。那时候天气很冷，近平就率先跳进冰水泥坑，使劲地一下一下挖。大家也都被带动了起来，下去用力挖，把残冰清理出去。

这口井打成以后，不但解决了前队社员吃水的问题，水量也足够浇地用，生产和生活都顶上用了。

大办沼气

在习近平插队的年月里，陕北煮饭的柴禾也十分缺乏。植被稀少，往往要到很危险的地方才能砍到柴。牛拉屎了，赶快用手一掬，撇在土墙上，晒干当柴烧。每年夏季山洪暴发时，男人们都会冒着生命危险在洪水中打捞从山沟里冲来的柴禾。有村民就是在捞河柴时坠身洪流而亡，乡亲们追了15里路程才找回遗体。

有一天习近平翻到《人民日报》，当时头版有一条消息就是四川省很多地方实行了沼气化，很兴奋。他亲自带人到四川去学习技术和经验，回来就开始试制沼气池。

建池需要沙子，可是梁家河没有，习近平就带领几个青年到十五里外的前马沟去挖。建池的水泥运不进沟，他又带头从十五里外的公社背了回来。没石灰，他们又自己办起烧灰场……

习近平：“第一口池子是颇费功夫，一直看到沼气池两边的水位在涨，但是就不见气出。哎，很奇怪怎么回事，最后的原因找到了，就是那个导气管堵塞了，最后一捅开溅的我满脸喷粪啊，满脸是粪，但那个气就呼呼往上冒，我们马上就接起管子来，我们的沼气灶上就冒出一尺高的火焰来，我看那个再憋一阵儿池子要炸了。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沼气池是捅开了，另外的沼气池是相隔了一两天以后也建成了，但是我们还是第一。”

“当时是第一个池子，全省第一池，后来就变成全省第一村，全村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户用上了沼气，那个时候我是天天到处督导，又是支部书记，又是沼气专家，帮助指导这件事儿。”

梁家河用沼气做饭、烧开水、晚上照明……一直用了十几年。到1987年，梁家河村通了电，沼气池才退出历史舞台。

办实事

现在从外面通到村里的路，就是办沼气时修建的。原来一个架子车都无法通行的羊肠小道，修成了平整宽敞的路，因为建沼气池的时候，水泥、沙子要运进来，必须先修好路。反过来，这条路又为村里的发展带来了很多好处。

还有办铁业社、代销店、缝纫社、磨坊……这就是习近平当梁家河的村支书，在一两年内做的事情。

梁家河1975

1975年，清华有两个入学名额在延安地区，全分给了延川县。从梁家河的百姓到县里的领导，为习近平据理力争，终于他被推荐上了清华大学。

习近平：“临走的一刻这七年的酸甜苦辣，最后形成了梁家河群众对我的这种依依惜别。前一天晚上是跟我一起聚会、聚餐，陕北的聚餐就是杀一只羊，家家派代表来跟我话别。当时的习惯是送临别的纪念都是一个笔记本，一个塑料皮的笔记本，里边写上祝福的话，收了一大堆笔记本，等于每家送一本，然后第二天离开的时候，我因为睡得比较晚，早上一起来推开门呢，外面都站满了老百姓、乡亲们，但是都没有吵我，因为我在里边睡觉，（他们）静静地等，反正我那次是哭了”。

没有上山下乡，没有梁家河的锻炼，习近平只不过是另一个官二代而已。

多年以后，在回顾梁家河的日子时，习近平写道：

“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

“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

主要参考资料：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节目专访

1998年《知青老照片》、《西部大开发》2012年第9期的文章《我是黄土地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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