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访碑？27位学者一周走访山东两汉北朝碑刻的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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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自然·踪迹
📍 山东两汉北朝碑刻研究工作坊
利用拓片资料做学问，是一般学者们都认可、都常用的手段，但其实拓片本身的“学问”很深，很容易上当。
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赖非先生先前谈到，1983年至1986年，他参加了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组织的“云峰刻石调查”，有意识地接触了莱州、平度、青州当地的老拓工，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很多不为人知的拓片旧事。
莱州南关刘振声先生（时七十六岁），从祖辈就以拓拓片为谋生手段，一直传到他手上，是旧时代拓片商人工作、生活的“活化石”。他言：挣钱是商人的全部，怎么挣得钱就怎么干。
外地拓片商来买云峰刻石拓片，指明买《郑文公下碑》“不严之治”本，“不严之治”的第一个字早就残掉了，拓工砖刻了个“赠”字，拓原石时留出字的位置，揭下来再以砖刻字补上，就可以多卖钱。其实拓片商也不知什么字，稀里糊涂买走算完。
《下碑》“颂”字本，刘先生也是用同样的办法拓出来，卖得好价钱，而且卖出去不少。《下碑》“颂”字毁于同治初年，刘先生曾听他叔爷爷说过此事，知道是谁用镢头砸坏的，但不知“颂”字右半“页”部第一横笔，正好刻在石棱上，是斜着刻的。而他做的砖刻“颂”字，是平直的横笔。在场的诸位若见到这样的“颂”字，则为刘氏拓片无疑。
搥字人 1934年
云峰山上有一《右阙》刻石，内容是“云峰山之右阙也。栖息于此，郑公之手书”，旧时代的拓工都拓成了两部分，“云峰山之右阙也”为一部分，“栖息于此，郑公之手书 ”为一部分，这样可以卖两份钱。有学者不知内情，也误认为两块刻石，分别著录出来。据他所知，《下碑》假版子有好几块，山张村黑云尚有一块，山张村张宣和綦镐各有水泥假版一块，曲阜高永环有石刻假版一块，刘振声也有砖刻假版一块。这些假版都有拓片流传在外，看不准就容易上当。1983年4月，武汉市古籍书店影印的所谓“初拓”《郑文公下碑》，是另一块假版拓片，骗了不少“金石学家”。
赖非先生强调，拓片本身的“学问”很深，不要轻易相信什么都是真的。到实地做些调查，与原石多接触，才能避免上当。拓片是拓工的作品，严格地说已不能算作第一手资料了。
“我做学问有过此类教训，出了笑话，从此再也不草率地相信他人的东西。每块名碑名石面前，都有一大帮为营利而来的拓片工人、拓片商人。每一帮工人、商人背后，都有一串故事。我们要甘当‘小字辈’，虚心地向他们‘讨教’，有时候说不定就能得到一些他们的‘商业秘密’。”
赖非先生的这段发言，来自“历史·自然·踪迹——山东两汉北朝碑刻研究工作坊”研讨会。
山东两汉北朝碑刻研究工作坊
赖非先生带领大家访碑
2018年4月23-30日，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和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共同组织了“历史·自然·踪迹——山东两汉北朝碑刻研究工作坊”，旨在提供当代研究者亲历访碑过程、触摸历史遗物、观察碑刻所处环境的机会，超越文本与图像的局限，以立体化与历史化的维度重新考察碑刻的材质、形制、工艺、内容、功能以及人为或自然的因素对碑刻的“改造”，并检讨访碑所涉及的历史话题。
汉魏碑刻是传统金石学关注的焦点，而山东地区所出最多，有清一代的金石学家如翁方纲、阮元、孙星衍、黄易、何绍基等皆曾到访，故叶昌炽云：“欲访先秦汉魏诸碑，当游齐鲁。”
17世纪以来，文人走出书斋，踏上访碑之路。顾炎武在《金石文字记》序言中写道：“比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钞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对顾氏而言，搜求金石文字的目的是为修补史传记载之不足：“阐幽表微，补阙正误，不但词翰之工而已。”与此同时，“词翰之工”也引起了书家的兴趣，郑簠、傅山之流也开始访碑，他们关注的焦点是金石书法的审美价值，篆隶书的复兴就是这一趣味转向的结果。
乾嘉以降，金石学大兴，碑刻成为学术中的焦点，无论是收藏、著录还是研究，这些学术活动所借助的媒介恰恰多是拓本，限于身份、职务、财力和地理障碍，亲至原地访碑的学者或机会并不多。当我们重新检讨四百年来的金石学研究与书法史转向时，不只是谈论前人的是与非、功与过，更要重访他们的所到之地、重温他们的所感所述。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不只是乾嘉学人构筑的金石学，而是三种亟待细描的历史：碑刻史（碑刻的社会性、物质性和艺术性）、金石学史和金石书法史。
正如白谦慎先生在讨论发言中所指出的：碑是比较综合的东西。所以谈碑就需要不同学科的学者参与，本次工作坊除邀请北大与浙大的相关学者如沈睿文、陈侃理、祝帅、白谦慎、缪哲、薛龙春、楼可程、王珅、张璐、陈硕、蔡春旭之外，还邀请了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赖非先生、苏州大学华人德先生、中央美术学院刘涛先生、米兰大学Patrizia Piacentini女士、故宫博物院秦明先生、国家图书馆卢芳玉女士、上海图书馆仲威先生、复旦大学陈麦青先生、西安碑林博物馆陈根远先生、香港近墨堂基金会林霄先生、香港中文大学何碧琪女士、北京匡时刘鹏先生、西泠印社集团方玲琅女士、独立学者俞丰先生、陈文波先生、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林梢青女士等。27位来自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艺术史、书法史领域的学者参与了工作坊的访碑与讨论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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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碑部分
23日济南报到，部分学者下午一同前往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观摩《高贞碑》《高庆碑》《马鸣寺碑》《朱鲔石室画像石》《汉胡人石刻》及北朝-唐代墓志等石刻精品。
刘涛先生在参观过程中指出，大家看汉碑往往忽略一些问题：一是碑刻制作者所拥有的资源，如石材、刻工、书写者、财力等；另一个即碑主的身份。有的人一看刻字草率就说是民间的，民间和官方可以简单对立么？汉碑的书写者一般都是书吏，书吏的字可以算民间书法么？当天傍晚，一行人又前往石敢当摩崖艺术馆，得观所藏汉晋砖以及摩崖拓片。
缪哲先生为意大利学者讲解碑刻
刻石中的汉人形象转化为黄易笔下的武亿画像
24日上午考察团至长清参观郭孝子祠堂。
祠堂年代约在东汉早期，是现存最早的地面仿木构建筑，内壁与横梁刻满宴饮、拜谒等图像，并有大量汉代以来的题记，左边外壁为北齐大字隶书《陇东王感孝颂》，点画细瘦俊美，其历史与艺术价值不待细言。
参观郭孝子祠
在郭孝子祠堂内部观摩画像
当天下午，考察团赶赴洪顶山寻访僧安道一所刻佛号、佛经等摩崖石刻。
赖非先生为大家讲述了当年发现、调查、椎拓洪顶山摩崖石刻的经历，并带领大家上山访碑，沿途乱石野树，仿佛当年顾炎武笔下的场景。
洪顶山大空王佛摩崖
考察团在洪顶山下合影留念
25日上午至嘉祥参观武氏祠。
此祠自乾隆五十一年（1786）黄易再次发现以来即为金石学研究的焦点，缪哲先生对之研究有素，不时分享个人心得。他指出武氏祠画像的母本来源于汉代地方的王，而后者的图像来源于中央王朝的范本，所以这些画像并不体现武氏的个人思考，而是反映了帝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而考察图像的整体或局部之意义，必须统合与武氏相类相关的祠堂图像，以推测何为母本必有的元素，何为可调适的部分。并进而考虑工匠所用母本之来源和传播途径，以及工匠在丧、祭仪式中所起的作用。
武氏祠读碑
当天下午至济宁市博物馆参观汉碑室，《孔子见老子》《朱君长刻石》《鲁峻碑》《郑固碑》《景君碑》《郑季宣碑》《武荣碑》《范氏碑》皆藏于此处。其后又至任城王陵汉墓，参观墓室与黄肠题凑。
济宁市博物馆
华人德先生讲解汉碑
参观任城王陵汉墓
26日上午诸位学者至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观摩《北陛石》《五凤二年刻石》《乙瑛碑》《礼器碑》《孔宙碑》《史晨碑》《孔彪碑》《孔褒碑》《贾使君碑》《张猛龙碑》等碑刻名品。
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
五凤二年刻石
张猛龙碑
贾使君碑
乙瑛碑
其后至葛山摩崖，在文物局的允许下，文管所工作人员和赖非先生示范如何椎拓摩崖，部分学者亲自体验了拓碑过程。
葛山摩崖
体验拓碑
据赖非先生介绍，邹城附近的六处摩崖连起来就是一个大环圈，可见僧安道一在刻经时有所规划，这一点过去未被注意，其用意还不清楚，有日本学者认为是做“气场”。
邹城有岗山、铁山、葛山、尖山四处摩崖。尖山摩崖刻于尖山东面，当地人俗称大佛岭，60年修水库时被炸毁，前年复刻于洪山。考察团经过遗址时下车凭吊，拍照留念。
下午参观邹城市博物馆，由当地文物局研究员胡新立先生介绍馆藏石刻。馆内新莽时期的《莱子侯石刻》是西汉隶书的稀有遗存，在书法史上有重要意义，但关于其内容的研究目前尚无定论。
胡新立先生介绍说1995年以来在发现《莱子侯石刻》的卧虎山陆续出土了大量的汉画像石墓，据墓葬形制知为王莽时期，推测该地曾是莱子侯的家族墓地。当天最后一站是邹鲁金石拓片馆，该馆所藏汉碑碑刻拓片齐全，蔚为大观。
参观邹城市博物馆
27日上午，考察团在胡新立与赖非两位先生的带领下走访了邹城岗山摩崖，此地24处刻石分散于山上，周围野草丛生，乱坟遍地，保护状况颇为堪忧。随后至铁山公园，摩崖石刻被圈以围栏保护。胡新立先生说过去只知道此处刻有经文，后与赖非先生一起做拓片时发现还有花纹，于是见一段就用粉笔划一下，最后得知这铺经文是仿造碑的形式而刻，上有云龙碑首，下有双龟碑座。饭后坐缆车登峄山，考察团到访了妖精洞的一处石刻。
胡新立先生讲解岗山摩崖分布
赖非先生讲解岗山石刻
岗山摩崖留影
峄山摩崖
28日上午爬泰山观经石峪，沿途游客如织，历代石刻题记亦众。经石峪所刻《金刚经》乃北齐隶书名品，书法庄重，气势宏大，与泰山山色相辉映。下午至岱庙，参观《泰山刻石》《张迁碑》《衡方碑》《孙夫人碑》等名碑。
诸位学者对《张迁碑》为翻刻或伪刻本之说皆提出了不同看法。华人德先生认为“暨”字刻为“既”与“且”是不识字的刻工将错就错，而非伪造者的马脚；碑文中一些字加草字头也是汉代的写法，明人没有这种习惯；再者，明人虽然收藏汉碑拓本，但书学取向是名家碑，隶书所学皆三国碑，谁花这个成本去做一块大碑的假？作假的都是小东西。
泰山经石峪及其沿途碑刻
岱庙读碑
张迁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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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部分
29日，在济南召开闭门研讨会。
作为本次工作坊的策划者，薛龙春先生首先阐述了本次工作坊的三个关键词：历史、自然和踪迹。他认为碑刻的审美研究非常重要，但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将一块（组）碑刻或是某一类型的碑刻历史化，了解其位置、形制、大小、文字、书体、材料、工艺、装饰等与某一历史时期、某一区域的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我们应该努力在一个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来重构、想象与此相关的所有问题。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碑刻在书丹后经过刊刻，材料、工具、工艺程式都可能改变书丹的原貌；自然因素的参与，很可能改变了刊刻之后的原样；椎拓（材料、工艺、气候、精粗等）与装裱，则与原石之间又一次产生差异。因此，当我们在讨论一件碑刻时，我们到底是指石刻本身还是它差异极大的拓本，还是由此所推测的书写的原始情状（所谓透过刀锋看笔锋）？
17世纪以来，文人学者间兴起了亲历访碑活动，学者的行踪为学术活动增加了许多趣味。以黄易为代表的访碑图的制作，涉及寻访、发现、清理、椎拓、保护及后期观赏、题赠全过程，这些流传至今的诗文图画既是学者访碑“踪迹”的记录，也成为金石学史的“踪迹”。
薛龙春也谈到访碑过程中一些独到的观察，比如，洪顶山“大空王佛”等都十分夸张地表现书写笔顺及点画叠加的情形，这些硕大的字在刊刻之前是否经过书丹？抑或只是双钩轮廓？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波浪般的文字走向，以及崖面断裂处的文字处理方式，似乎都在提醒观者，这些经文需要从垂直面观看与阅读，当日的设计者为何会有这样的视角？其意义何在？
济南闭门会议
随后，上午有六位学者进行了专题发言。
按讨论计划，本想请赖非先生谈“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的镌刻年代问题”，赖非先生说此问题已有论文发表在《中国书法》2009年第三期上，感兴趣者可以翻一翻那篇文章。他临时决定谈谈拓片的问题，因为这是与会学者都关心的（发言内容详见推送开头）。
华人德先生谈了对“孔子见老子”画像石的看法。汉画像所刻内容一般有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日常生活和祥禽瑞兽。“孔子见老子”与“周公辅成王”是山东汉画像石中最常见的两个主题。它们与鲁国有关，属于当地人讲当地的历史故事，但里面也添加了一些民间传说。
“孔子见老子”的故事见载于《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当时带了一个车夫和一个弟子，而几乎所有的汉画像图像中都有一个小孩——项橐——他是孔子的小老师。另一个流传的故事是两个小孩在辩论是早晨的太阳还是中午的太阳离我们近，早晨的太阳大，中午的太阳热，此事难倒了孔子，这个故事后被移到项橐身上，融入了“孔子见老子”主题。
这一主题的画像石上孔子、老子和项橐是三个必然出现的角色：老子拿着曲杖；项橐拿着风轮，一手指着天；孔子提了两只禽类。孔子所提的禽类过去一般解释为大雁，是给老子的见面礼。但华人德先生认为汉代石工会进行一些艺术夸张，表现事物的典型特征，这些禽类嘴尖似鸡，而大雁嘴扁而喙圆，不可能是大雁。有些画像石作孔子拎着一只鸟，另一只在天上飞，或两只鸟均在天上飞。他认为这是以鸟来象征太阳，指项橐问孔子之事，而此鸟就是乌鸦。过去正史天文志中就时常提到日中见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只有乌鸦是全黑的，当出现太阳黑子时，以乌鸦来借指这一天文现象顺理成章。古人习惯以某一动物来代表事物和现象，乌鸦是日精，月亮则被处理成蟾蜍和白兔，这是古人的艺术想象与表达方式。据此可以重新解读很多汉画像的内容，比如后羿射日，其中有一棵树，上面十个鸟，此鸟即乌鸦，代指太阳。汉人又将鸟作雀，“雀”与“爵”同音，射“雀”就等于得“爵”，这也是当时人的联想，于是一个图像就有两种解释。徐州汉画像馆有个庖厨图，厨房的窗户里画了一只鸟，实际表现的就是阳光射入的场景。又如汉代车马图时常画鸟头，华先生认为这是表现白天远游的画面，很多鸟头就表示在路上很多天，这是汉人的表达习惯。画像石并非历史写照，例如凡是面基较大的石头，后面都跟一路孔门弟子，且老子后面亦跟弟子。孔门有贤人七十二，弟子三千，只要地方足够，后面的弟子可以一直跟下去，孝堂山所刻就有孔子弟子三十一人，老子弟子十四人，少则只刻一人。这只是画像石中的装饰，不能过于较真每个人的身份。
济宁市博物馆 孔子见老子
Patrizia Piacentini女士是知名的埃及学学者，她为大家介绍了埃及碑刻的情况。埃及碑有木质、石质等不同材质，不同大小和功能，大致有墓碑、庙碑、纪功碑、界碑等。
她随后展示了多件埃及碑，介绍其不同功能：第一类是界碑，其中一件是修胡夫金字塔时所立，现存苏丹，曾经是埃及与苏丹交界之地，碑身上面是胡夫的名字，下面是地名。第二类是墓碑，一类为竖在金字塔前的墓碑，上面的鸟既代表法老，同时也是赫拉斯神，底下是楔形文字所书法老的名字，以及其宫殿的图示；另一类为普通人随葬时使用的墓碑，置于墓顶，前面摆着供桌，较皇家使用的墓碑为小，流行时间很短。第三类为庙碑，她展示了公元前两千年中叶所制作的两件，一为砂石质，一为木板画，其内容为死者或法老向其保护神献供，下方人物跪着，举起双手祈祷，上面蛇身者为神。她指出很多碑刻的表现具有理想化色彩，但也有较为写实的画面，比如某个碑上刻画了腿生病的人，某个表现了喝酒的叙利亚人；还有一件庙碑上画了祈祷者和神的耳朵，希望神听到供奉者的祈祷。第四类为纪功碑，如纪念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一个法老向西打败了利比亚人，向东打败了巴勒斯坦人，人们就树碑纪念，此碑体量巨大。第五类碑刻了皇帝的敕令，最有名的即罗塞塔石碑。第六类埃及碑在中国没有对应的类型，它的功能是为人提供魔力保护。Patrizia女士最后谈了埃及碑刻的制作和复制方式，拿破仑征时代的复制方法是将碑喷湿，覆上纸，再进行敲打，揭下来后成为纸模，也有以石膏作复制品或用透明纸摹下轮廓。她的发言由缪哲先生翻译。
Patrizia Piacentini女士发言
仲威先生首先谈了访碑的感受，认为西安碑林、济宁小金石馆所藏是历代金石学家所重视的名碑，可视为“贵族”，而野外的摩崖之类则是“暴发户”，至晚清才为人重视。今天人多谈访碑，为何没人去访帖？现今存世刻帖亦众。他觉得在中国人的传统心理中只有原迹才值得追寻，而刻帖翻刻一如古籍再版，原迹在哪？何处去访？
随后，仲威先生展示了上海图书馆所藏山东碑刻的善拓，从拓本出发回望清代金石学的发展脉络和趣味演变，提出诸多个人观察和思考。比如他认为早期金石学家所关注的主要是碑上文字，故而不拓碑额等图案，黄易所拓数十套武梁祠画像石拓片应为榜题，而非画像。通过纸墨鉴定拓本存在很多误区，具有主观性，而借助考据点就较有说服力。
现今存世汉碑拓本绝大部分为明拓本，百分之八九十为明末清初拓本，传世宋拓本主要是唐碑和刻帖，因此他对现存唯一宋拓汉碑《西岳华山庙碑》提出了质疑，并追问是谁将此碑定为宋拓？
早期碑刻拓本多为裱册，整幅、卷轴非常少，这类拓本流传至今已多是善本。同光以降，碑帖收藏趋于大众化，现今传世90%以上即为此季的拓本，一般也未经装裱。过去泛泛而谈的乾嘉时期其实拓本流传并不广，玩拓片类似于于少数人的高级俱乐部。而拓本题跋99%为嘉道以后人所为，且当时的题跋、题签多为虚高之语。早期拓本拓得多随意，当收藏拓本的风气兴起之后，大家对拓本质量的要求反而高了，改用小拓包精拓，早期拓本的古拙趣味却消失了。
现今存世的善本拓片主要为宋拓唐碑、宋拓刻帖和明拓汉碑，如今奉为名品的《石门颂》《石门铭》《大开通》等摩崖刻石至乾嘉时期才为人关注，六朝碑刻多是同光以后传拓，经过一二十年的流行，康有为《广艺舟双楫》顺势而出，风靡一时。
仲威先生发言
陈侃理先生在发言中谈论了三个问题：第一是石刻中的时间记录方式。首先，汉初王国具有独立性，故而一些石刻使用王国纪年而不用王朝纪年。汉武帝以后王朝与王国纪年统一，如《五凤二年石刻》中的纪年就写作“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其次，他注意到《汉三老碑》中所记祖父祖母的忌日仅为干支，而父亲母亲的忌日有明确的纪年、月份、数字日期以及干支，推测汉末-王莽时期发生了纪日方式的变化，改变了古人的时间秩序。再次，他就考察所见唐宋碑刻发出疑问：为什么在数字纪日通行之后还会使用干支？他推测墓志使用干支有两个原因：一是使用干支来“择吉”选日子，二是拟古。而史书由于不同国家历法的差异，使用干支方便统一，如《资治通鉴》的做法。
第二是碑刻如何呈现及传达信息的问题。他以岱庙的《五三纪念碑》与《大金重修东岳庙之碑》作了比较，前者上面的文字与所要传达的信息一目了然，而后者碑体高大，碑额以下文字难以识读，二者立碑的目的有何不同？他随后又举了《乙瑛碑》和《升元观碑》的例子，二者均为政府文书，但前者仅保留了文本内容，而后者同时呈现了文书的样式和书法，这一呈现方式的变化始于何时？
第三个话题围绕石刻的复制方式展开。他认为碑面有高低凹凸，拓片并不能完整保留石刻的信息。墨拓在产生之初是先进的复制方式，但今天看来已经不是唯一和最理想的方式。当然，传世旧拓片本身已有文物和历史价值，是一个文化载体，但对于现存碑刻以及将来新发现的石刻，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去复制和传播？陈侃理先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供大家思考。
陈侃理先生发言
秦明先生的发言主题是黄易《岱麓访碑图》的再认识。他指出黄易的四套访碑图是对其前半生金石学研究的总结，《得碑十二图》以编年体的形式来记录近二十年的访碑史，《岱麓访碑图》则以纪传体的形式记录访碑中的一些事件。目前黄易访碑图的研究都较为关注《得碑十二图》和《嵩洛访碑图》，对《岱麓访碑图》关注不足。他重新研究后认为黄易几十年的访碑活动在《得碑十二图》中已有完整体现，《岱麓访碑图》则可作为山东访碑活动的补充。其次，黄易开始椎拓摩崖石刻，有功于这类碑刻的传布，这一活动即记录于《岱麓访碑图》。再次，嵩洛和岱麓的两次访碑活动是黄易访碑经历中的重要事件，巩固了他在金石学界的地位，两套访碑图的绘制是黄易晚年有规划的学术总结，黄易希望把之前未能充分呈现的访碑经历借《岱麓访碑图》呈现出来。
最后，秦明先生认为黄易的研究拓展了“碑”的范围，当时谈“碑”多指汉碑，而唐碑被视为“帖”，黄易则将六朝摩崖也纳入其中。黄易树立了金石学的新坐标，一则体现于时间体系，二则以访碑图这种新颖的形式，奠定了后世碑学研究的基础。
秦明先生发言
当日下午，诸位与会者分享了前几日的访碑体验并针对上午专题发言进行了讨论。
陈根远先生指出过去许多学者都在书斋中研究碑刻，难免有些差池。如近年有人将《张迁碑》定为伪作，其理由之一即碑身正文与碑额不同时在中轴线上，如果该研究者亲访岱庙，就不会出此疑窦，汉碑后面有三行五行不刻是很正常的事。又如西安碑林的《孔子庙堂碑》，最早是贞观四年刻，有的学者认为武则天时期、晚唐各重刻一次，也有学者认为武则天时期没有重刻，而是加了碑额。如果实地考察昭陵，就会发现四十个碑都有额，也就是说除了极个别例外，著名的神道碑、纪事碑都有额，只是过去椎拓多不拓额，只拓碑身，容易让学者误判。
陈根远先生发言
白谦慎先生接着仲威先生尊碑和尊帖的话题谈了清代的碑帖价格，指出同光时期最贵的是善本《淳化阁帖》，最高开价有过三册8000两，载于《翁同龢日记》。沈秉成所购《阁帖》项元汴旧藏本是1000两，陈继儒藏本是2000两。碑拓中最贵的是《西岳华山庙碑》，梁章钜所买是3000两，李文田在江西买的就相当便宜，为300两，都比不上《淳化阁帖》。还有一个现象是初拓价格贵，如吴云买《郑文公碑》拓片是40两，因为当时去拓需要搭架子，几个朋友分摊搭架子的钱。二三十年后价只2两，后人用前人搭的架子继续拓，成本一下子便宜了，而早期运营成本就高。他认同仲威先生关于碑帖大众化在同光时期的判断，但觉得时间或许稍早一些。缪荃孙等人对碑刻的搜集是扫荡式的，元代以前都拓，元代偶尔拓，让各地朋友帮忙拓，以府为单位，一次拓多份，友朋间互相交换，造成拓本急遽增加。这时出现了文人集资访拓，陈介祺、吴大澂也卖拓片，所谓“以拓养拓”，捞回成本。北京高官收藏拓片的风气在此时影响了一般小官吏，拓片的价格有高有低，便宜的就几钱，所以大家都能玩，收藏达万通者并不少见，刘喜海、沈树镛、缪荃孙等碑帖大藏家都有过一下子买进2000通以上碑帖的经历。造成拓片收藏迅速膨胀的另一个原因是晚清交通发达、人口扩张，居住点增多，接待更方便，使访拓变得容易了。
白谦慎先生发言
杨爱国先生请教了缪哲先生一个问题：武梁祠祠堂中有画像石，而墓葬中没有。墓葬中的画像石是否像祠堂一样模仿上层社会？民间对墓室装饰是否有自己的想法？缪哲先生认为祠堂和墓室中的画像石装饰看不出特别的差别，只是祠堂中的主题更丰富。二者的性质也相似，祠堂和墓室均仿生人居，但祠堂有个特殊功能是墓室没有的——作为祭祀的场所，为了适应这个目的就会有些特殊的主题，如拜谒图。其次，他说假如我们想象自己生活在汉代，一个地区会有不同层次的生活设施和墓葬设施。大的有济北王、东平王、鲁王、琅琊王、齐王之类的宫殿，他们死后有王陵，光鲁王一系就有二十多座。当地也有鲁峻、孔彪这些大族，死后也要建祠堂，而武梁祠、孝堂山祠堂就属于一般社会阶层所造。立体的来看，当地有不同的建筑设施，它们之间应有关联，上层社会不可能完全独立生存，他们生前需要有人耕种，死后需要有人挖陵，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社会机制与其他阶层互动。缪哲先生谈到自己研究画像石的方式与一般人不同，他从不以单个主题去看，而是认为做一个祠堂一定会有个方案，画像中的一个主题与另一个主题在方案的结构之内产生意义，否则不同主题无法连接。单个主题就像单字，语言学告诉我们单字没有意义，字在语言结构中才有意义。他倾向于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来考察每个主题在结构之中所承担的功能，然后考虑主题的来源。
杨爱国先生发言
卢芳玉女士提到社科院的赵超先生从年轻时就呼吁进行全国石刻普查，但这一项目至今无人进行，今天汉碑名碑的出土、藏地、流传、升迁等为学者所关心，但大量唐以后的碑刻则无人重视。另外目前保护石刻原迹和保存文献之间存在一个矛盾，传拓是中国特有的复制方式，但叶昌炽认为这也是“石厄”之一，无节制、不科学的椎拓对碑刻伤害至大。卢女士一直在为国家图书馆购买拓片，作为采购者，她怀着为读者、研究者保存文献、提供资料的目的，但无形中也助长了拓碑之风，损坏了原石。有学者提到以三维扫描来保存碑刻中的信息，但这一方式成本过高，一些收藏单位对石刻的重视程度也不够。她认为重要的、损坏严重的古碑可以用扫描的方式复制，而大量唐以后的碑刻仍须以拓片的形式保存信息。拓片收藏机构也应该多影印出版所藏善本，满足广大金石与书法爱好者的需求，减少对原碑的椎拓。华人德先生补充道，对于书斋中的研究者而言，拓片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卢芳玉女士发言
何碧琪女士来自香港，她说在自己的文化脉络中没有访碑活动，七八年前在撰写关于翁方纲的博士论文时开始了解黄易，催发她思考访碑背后的文化脉络。她认为不同时期的访碑活动有不同的文化意义，清中期编纂《四库全书》时将图经也涵盖其中，促使翁方纲、毕沅等学者去搜集地方碑刻，这与明末文人怀着访古目的去访碑就有所不同，而清末民初的访碑活动应该另有一层思想史意义。她自己并非出于一个传统文人的脉络，而是以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访碑活动。
何碧琪女士发言
这一话题引起了缪哲先生的兴趣。缪先生说不同的访碑参与者会有不同的感受，有的人顺着传统的感受去看，有的则是跳出传统的局外人视角，他本人研究古代艺术史多年，始终以一个局外人视角来看待研究对象。
他认为艺术史研究有几个派别，德国的研究偏重哲学，英国的艺术史比较偏重社会学，黄易的研究应该把面铺得大一些。黄易在济宁做同知，作为政府人员有大量的公务，他又在金石研究中投入了很多精力，他的“公”和“私”是如何分的？“公的资源”和“私的资源”又如何分的？如果他有日记的话，我们应该统计一下他有多少时间在处理公事，多少时间在建立收藏、发展自己的业余爱好。当全球已经开始专业化，出现专业的工程师、专业的官僚之际，黄易作为一个专业官僚却在搞收藏，同时受到同僚们的赞赏，这是晚清失败的开始。缪先生认为今天的研究者作为传统之外的人，不是简单的停留在传统之内标榜黄易在金石学史上的意义，也不应对其进行道德批判，而应注意社会学意义上的分歧。
薛龙春先生指出他最近的研究也关心了这一话题，与今天我们对乾嘉学者的访碑活动想象不同，黄易访碑其实集中在嘉庆元年秋天和嘉庆二年春天的数个月之内，此外的访碑活动非常零散，足迹亦不广。黄易主要借助自己在运河当同知的便利，结交南来北往的官员，在居停、出行、雇车船、文件服务等方面予以照顾，由此建立全国性网络，虽然他的金石收藏颇成规模，却极少是他亲自椎拓的。身处济宁的黄易，也有雄厚的交换资源——汉碑和画像石拓片，这是其他金石学家或是一般官员都很向往的。黄易当河工其实非常忙碌，无论查河还是疏、堵工程，往往一去数月，他的生活远不是《访碑图》中若干瞬间所展现得那样风雅。秦明先生补充道，黄易的第一身份是管理水利的官员，他的家族就与河道关系密切，其父亲黄树穀发明了清淤船，并撰有《河防私议》，黄易本人在运河管理上非常在行。翁方纲为其树传时首先即提到黄易对某次重大灾害处理得利，金石学著作则放在最后，但目前缺乏相关专业人员的研究，希望以后能在黄易的第二身份——金石学家之外有所补充。
结 语
本次工作坊的目的是以实物考察带动研究讨论，借此重走访碑之路，重访金石学研究焦点，重论碑刻史、金石学与书法史的诸多议题。在访碑过程中，组织者听取本地专家赖非先生的意见，灵活调整路线，让与会者得以充分考察山东的各类碑刻，而来自各个领域的学者在途中边看实物边讨论，交流十分丰富。同时，工作坊组织者简化各种仪式，让诸位学者在研讨会中有充分的时间和自由发表见解、深入讨论。这一新颖、灵活而有效的形式得到多位学者的肯定。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摄影：林梢青 蔡春旭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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