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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尽繁华」晚明文化人王世贞与他的志业📍台北故宫博物院展览主角，是晚明极富影响力的学者与收藏家——王世贞。王世贞是个什么样的人？假如用现在流行的话来打个比方，他就是晚明最大的KOL（关键意见领袖）之一。#展玩开讲 非常有幸特别邀请到著名艺术史学者、本次特展策展人、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文献处研究员何炎泉先生，为读者带来特展专题导赏公益性讲座。
何炎泉先生的研究领域主要为书法史，近年他在书画的物质性与鉴定方面取得的卓著成果颇受学界内外关注。他曾先后担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多场特展策展人，近年所策划推出的“妙合神离——董其昌书画特展”（策展人之一）、“宋代花笺特展”等先后引起强烈反响。
关于本次展览的进一步解读，展玩还将持续跟进，敬请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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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领域，王世贞不是一个妇孺皆知的名字，但晚明时几乎所有文化领域都与他有关，他引领一时风潮，也是文化品味的权威认证——这看起来相当符合他星座的特质，据说，他是射手座。相传，嘉靖年间宰相严嵩与严世蕃父子依仗权势四处巧取豪夺名画，听闻王氏家藏有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便向王世贞父亲王忬索求。王忬别无他法，赠其伪画，因而惹祸致死。从此，王、严两家结下杀父之仇。尽管标注的作者“兰陵笑笑生”真实身份至今成谜，然而书中多处影射严嵩之子严世蕃的奢华淫荡以及其他种种线索，让历代研究者基本认为，作者极有可能就是对严嵩一家充满仇恨的王世贞。鉴于王世贞的文坛影响力，李时珍早在成书之初便求其为此书作序，然而被王世贞看出书稿不足，十年后，李时珍带来精心修订的《本草纲目》，王世贞终于欣然作序，之后经由书商争相刊刻，这才有流芳百世的药学巨著。
△ 清 顾沅辑《吴郡名贤图传赞》〈王尚书（世贞）像〉，清道光九年（1829）顾沅刊本
画幅上有王世贞、严世蕃的假印，推测是明后期作伪者，附会王世贞父亲王忬以复制的《清明上河图》搪塞严嵩父子，后来惹祸致死的故事，所刻意制作的本子，借以抬高画价与可信度。
如何炎泉先生所言，在策展过程中他们发现，“王世贞真如一个宝库，无穷无尽。”王世贞并不擅长书画，但他好收藏，并有一双史家之眼，他推崇晋唐法书、宋画、宋瓷，不盲从时人看法。由他所提出“画史五变”主张，至今仍影响深远，“吴中三家”说法，亦是今日书史主流，显示出其敏锐的眼光与不趋流俗的见解。古籍、陶瓷、缂绣，王世贞均有涉猎，他推行园林评鉴风气、发掘被忽视的纪实山水……可以说，王世贞每涉猎一处，便引领一片流行新风潮。而今天，我们也借由他之笔，得以窥见十六世纪的晚明繁华。台北故宫此次以六大单元展现王世贞精彩的一生与其志业，进而一窥晚明的文化盛况。就展件而言，也足够惊艳。133件/组院藏珍品，内容包括书法、绘画、缂丝、刺绣、古籍、地图、玉器、瓷器、文房、银器与漆器。其中属国宝级文物有17件、重要古物有14件；最为吸睛的是，共有8件属台北故宫限展书画，包括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唐怀素《自叙帖》、唐人《明皇幸蜀图》、南唐董源《龙宿郊民图》、南唐巨然《层岩丛树图》、宋范宽《临流独坐图》、宋徽宗《诗帖》、元赵孟頫《鹊华秋色》等传世钜作，而以往仅一件足以引来观众无数，此次8件齐出，极为难得。与以往书画大展不同，本次特展不以书画家或工匠作为展览主题人物，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文献处处长林丽江说，“希望透过这个展览，我们能够在关注书画工艺作品之外，对于十六世纪的文化史有更深刻的认识。”传说，王世贞出生前，母亲郁夫人梦见两只燕子停驻肩头。算命师说，这是诞育两位贵公子的吉兆，并且，他们都将以文章名世。果真，分别诞生于1526与1536的王世贞和王世懋，都成为史上著名的晚明才子，时人称之为“大美”与“小美”。王家是苏州府太仓有名的儒业世家，有说法是“三世为九卿八座巨富”， 王世贞祖父王倬曾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父亲王忬也曾任大同巡抚加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他自己在写给友人的信里也说，“幼藉尊君之庇，不耕而粢，不蚕而帛，出无步趋，日享再肉”。家底丰厚殷实，正是其涉足收藏的基础。这位引领文坛的霸气领袖，据传长相也相当帅气。好友陈继儒形容王世贞是“神仙相”， “生而美姿观，风采玉立。与客谈笑，觉温秀之气溢于眉目间。”王世贞的样貌，如今较为通行的是清代道光年间苏州学者、藏书家顾沅编辑出版的《吴郡名贤图传赞》中关于王世贞、王世懋兄弟二人的绘像。这是源自苏州沧浪亭重新修建后，顾沅搜罗的古今名贤图像570人。他委托画家孔继尧绘图，人物衣冠、配饰，都经过审慎考证，力求遵循古制。顾沅后来又增附人物小传、赞辞，其中称世贞“精于吏事”，世懋“严正守礼”。也提及，兄弟二人“终雪父冤”，说的便是《清明上河图》那段“因画致祸”轰动一时的事件。清 顾沅辑《吴郡名贤图传赞》〈王尚书（世贞）像〉，清道光九年（1829）顾沅刊本
清 顾沅辑《吴郡名贤图传赞》〈王太常（世懋）像〉，清道光九年（1829）顾沅刊本世人皆知《清明上河图》为画史名迹，而伪作也相当之多，关于王世贞父亲王忬因此与严嵩父子结仇的故事，也引发出众多版本。其中一个桥段讲到，王忬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商请画师黄彪摹造一本以敷衍，后来被一位汤姓装裱匠给揭露，因而被严嵩父子报复致死。不过这段故事很有可能是穿凿附会，王世贞曾提到弟弟世懋收藏过黄彪所摹的《清明上河图》，让善于捕风捉影的杜撰者有机可趁，捏造出黄彪作假的桥段，增加可读性。将在后期展出的（传）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画幅盖有王世懋“琅琊王敬美氏收藏图书”印。在比较过真假两本后，王世贞认为黄彪摹本的笔力不如张择端，不过也算工整细致。黄彪的儿子景星也善于摹画，哥哥黄熊亦精通书画，他们除了靠书画、摹古、作伪谋生，还兼及字画碑帖的交易买卖。王世贞所收藏的褚遂良《黄绢本兰亭卷》、索靖《月仪帖》等，就是从黄熊手上购得。另一件展览中的传为宋张择端的《清明易简图》，画幅上盖有王世贞“琅琊王氏图书记”半印、“御史中丞印”半印，还有严世蕃的“龙山居士”、“东楼子”，不过仔细看都是伪造的印章。推测应该是明后期的作伪者，附会上述故事所生产出来的本子，借以抬高画价与可信度。虽然不是真迹，不过在人物的面容与姿态上，描绘得相当仔细，各式活动也都热闹丰富，为仿本中的佳作。脍炙人口的《金瓶梅》，据说便是王世贞为复仇所创写。本次展览的其中一个单元，还以“王子复仇”为名，也是相当贴切。当中，经由描述西门庆与蔡太师所形成的腐败官僚，暗指严嵩一家违背礼法的政治作为，而“西门”庆这个名字与严世蕃“东楼”斋号恰好相互呼应，更加深了如此联想。台北故宫此次所展明万历四十五年刊本《金瓶梅词话》，乃现存《金瓶梅》最早刻本。严王两家恩怨复杂离奇，许多故事细节已真假难辨。但就严嵩失势后的抄家清单《天水冰山录》与《钤山堂书画记》来看，严家确实有着惊人豪奢的财富。现藏于台北故宫唐代怀素的《自叙帖》为北宋苏舜钦藏本，曾为严嵩一度持有，可窥见其收藏之不凡。王世贞在《弇州四部稿》中也不止一次提到《自敘帖》。据《明史》记载，严世蕃对文物执念极深，走到哪便搜刮到哪，勒索富户，不到手不罢休。就连乾隆也在《清明易简图》上题有“分宜豪了敛谁能匿”。本次展览展出的许多传世名作，便来自严嵩家藏。尽管没有题跋，但通过严家私产著录《钤山堂书画记》与印章，可以证实确为严家所藏。如怀素《自叙帖》，开头右上角的“南昌县印”，即为明代清点查验籍没品的南昌县官印——南昌为严嵩后被抄家时的财产地之一。另一件宋徽宗《诗帖》卷首也留着“南昌县印”半印，亦见于《钤山堂书画记》。这是宋徽宗存世书迹中字体最大的作品，为其瘦金体代表作，行笔较小字更为挺拔刚强。通常仕途不顺，才有时间和心情搞文艺，王世贞便是如此。22岁步入仕途，与首辅张居正关系不和，宦海浮沉多年，故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家乡过着“半隐居”的日子。他长年收集书画，深入研究收藏，且区别时人主流，品位独到。他的书画理论，无论当时或后世都影响极大。书法上，当时文人喜爱宋代书法，而王世贞推崇魏晋古雅。在其所著《弁州山人四部稿》卷中，王世贞这样谈到：“书法至魏、晋极矣，纵复赝品、临摹者，三四割石，犹足压倒余子。诗一涉建安、文—涉西京，便是无尘世风，吾于书亦云。”以至此后王世贞在衡量书法作品时，往往对标魏晋古法，讲求“古雅”，以古为则。他曾购得唐代褚遂良《黄绢本兰亭卷》，据卷后米芾所题，再作前后二通长跋，详述本幅流传过程，辩证为禇临真迹，并盛赞书法。明 王世贞 弇州山人四部稿 明万历五年王氏世经堂刊本
唐 褚遂良 黄绢本兰亭卷 局部
黄绢本兰亭卷中王世贞题跋 局部
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王世贞则提出“吴中三家”的说法——他认为明代书坛中，最杰出的就是祝允明、文徵明与王宠，这一观点至今仍是书史主流。明 文徵明 自书纪行诗 局部
明 祝允明 书陶渊明闲情赋 局部
明 王宠 千文 局部
彼时以元代文人画为主流，他认为，宋画没有得到该有的重视。此次所展南宋《宋荫庭院》即王世贞藏品，他认为不同时代画史皆具特色，南宋作品也别具时代意义。他以宋画作为品鉴画作高下的标准，常将画作与五代、北宋大家作品相比拟。元代赵孟頫《重江叠嶂》的题跋中，可见他将此画与五代荆浩、北宋李成和郭熙的作品相提并论，足见推崇之意。这件名迹幅首钤“贞元”连珠印，幅末钤“乾坤清赏”等印，并赋写长文为跋，是王世贞鉴赏自己收藏书画的标准样式。
宋 无款 宋荫庭院
元 赵孟頫 重江叠嶂 局部
在《弇州四部稿》中，他留下的画跋共有数百首，其中近半为山水画题跋。在《艺苑卮言》中有其关于山水画史演进相当经典的论述：“山水至大小李一变也，荆、关、董、巨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又一变也。”“大小李”指的便是李思训、李昭道父子。台北故宫此件《明皇幸蜀图》传为唐李昭道所绘，描绘的是唐玄宗因安史之乱入蜀的史实，为了掩盖皇帝仓皇逃窜的尴尬，画家从画面和名字上都加以修饰。虽是历史题材，但在中国传统画中被归于山水画范畴之中。在《艺苑卮言》中王世贞认为，大小李将军所画山水“虽极精工，微伤板细”，相比，王维“始能发景外之趣”，到了关仝、董源、巨然、李成、范宽等后辈，才更“以真趣出之”，将其发扬光大。
在山水画变化的第二波中，董巨为其中的江南风格，与荆关的北方风格恰成对照。台北故宫此次所展国宝——巨然的《层岩丛树图》，表现江南林木挺劲、烟岚缭绕的气象，景物虚实变化巧妙。描绘松软土石的披麻皴与山头卵石的矾头，皆为“董巨画派”典型特征。明代董其昌在诗塘上方将此图定为“僧巨然真迹神品”。
到李成、范宽，又有了新的变化，是北宋继唐、五代之后，山水的新发展。清代时归于范宽名下的这件《临流独坐图》曾为苏州王献臣所藏，应为时人理解宋代巨幅作品的依据。
而从夏圭此件《观瀑图》看来，南宋画家常作边角式构图，更擅长描绘特定季节与天候变化下的自然景致。一如王世贞所言，山水至南宋刘松年、李唐、马远、夏圭又有新变也。宋 夏圭 观瀑图
到了元代黄公望、王蒙时又为一变，在王世贞心中，“元四家”当为赵孟頫、吴镇、黄公望与王蒙，他认为倪瓒为“逸品”，不应列入寻常品类。文徵明过世后，作为苏州地区赏鉴的领导者，王世贞在当时的区域竞争中，带领苏州，与徽州、松江等新兴势力，进行精彩多样的文化角力。尤其，晚明时江南地区有钱人之多，收藏之富。这些鉴藏家出身不同，便有了话语权的争夺。比如嘉兴的项元汴，新安的汪道昆、詹景凤，松江莫是龙等，有人是大财主，有人是当地仕绅或布衣。这其中诞生很多有趣的情节——比如，王世贞与嘉兴项元汴互相不服。王世贞认为项元汴眼力低下，仅能以重资强取豪夺法书名画，好比“土豪”行为；项元汴则跟詹景凤说，王世贞兄弟是“瞎汉”，唯独作古久矣的文徵明具有双眼，如今只有自己和詹才是鉴藏巨眼。
王世贞还带着众多苏州艺文人士访游徽州，与当地才俊举行了多回合的才艺竞赛。此次限时展出的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为卢姓画商卖给王穉登的收藏。王穉登也是晚明时苏州著名文人，曾与王世贞组织“南屏社”。《快雪时晴帖》后来成为刘承禧收藏。王忬死后，在徐阶与刘澯、刘守有父子相助下，恢复官衔。王、刘二家交情非同一般，刘承禧又是《金瓶梅》的首刻出版者，更显二人关系之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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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世贞几乎可以说是晚明艺文界的“风尚教主”，他带动社会风潮的本事，令人望尘莫及。王世贞先后营建了两座园林，分别是离薋园与小祗园，小祗园也就是后来的弇山园。离薋园盖在他守父丧的期间——“离薋”典出自《离骚》，指其远离奸佞小人的心志，可见王世贞心中仍有难解之忧愤。但离薋园在城内衙门旁，击鼓喊冤之声不断。王世贞后又转向郊外，最后落脚在太仓城大西门佛寺旁。此处环境清幽，远离人声，他与造园高手张南阳合力，这便有了后被称为“晚明第一名园”的“弇山园”。建成后，王世贞乐于将这一“东南无出其右”的园林向朋友和普通百姓开放，让弇山园相当受欢迎。或许为了来访的人不至于在游园时迷了路，他还亲自写了品赏纪游的《山园杂著》，再加上园林图绘，对园林画制作来说，又是一次推波助澜。他还首创带着画家旅行，制作出风格与意义迥异于前的纪游图册，这是赞助者具体影响艺文创作的实例，更成为清代类似图绘的先例。比如此次展出的一套册页——明代钱穀的《纪行图》便来自王世贞定制，原本打算记录1574年进京舟行旅程所见，不过钱榖似乎不愿远行，只画了从小祗园道扬州水路的景致。另一册钱榖与其学生张复合画的《水程图》也来自王世贞委托，据题跋得知，这是王世贞于万历二年（1574）从家乡经大运河进京的图像纪录。前 32 开由钱谷绘制小祗园到扬州路途；后面 52开则是张复伴随王世贞北上于途中所绘，后再交由老师钱谷加以润色而成。图册内容与传统胜景图不同，除了沿岸景致，还有原先不曾入画的行政机关与河道设施，是王世贞指导下的纪实图像，更照见王世贞以图保留历史的企图。明 钱榖 纪行图 册页 局部
当然，还有我们在最开头提到的《本草纲目》，因为王世贞的写序推介才顺利出版，至今无人不晓。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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