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回眸 | 格拉辛科夫：纪念莫斯科大学艺术史教育125周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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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期继续上期文章，叙述莫斯科大学重建艺术学部及之后时期的莫斯科艺术史学派，从困难的战争年代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莫斯科大学艺术学部经历了一些调整，尤其教学上的变动对我们国内或能有所启发，借用文中的一句话：“这与我们学科的普遍发展、材料的丰富、研究方法完善有关。”
格拉辛科夫 (В.Н. Гращенков) 撰
于润生 译
在莫斯科大学重建艺术学部的工作开始于困难的战争年代。[1]1941年莫斯科大学撤往阿什哈巴德，这时哲学文学历史研究所和大学合并。在重建的语言学系的各教研室中就包括艺术学教研室。位于阿什哈巴德的大学，后来在1942夏被迁往斯韦尔德洛夫斯克，涅多希温、科贝林娜、加布里切夫斯基等人主持开课。维珀、科尔平斯基、埃夫罗斯 (А.М. Эфрос) 领导着哲学文学历史研究所培养出来的第二代学者在塔什干的国立中亚大学开课。与此同时，1942年2月，在莫斯科的大学也重新开课了。在这里重建教研室的工作由阿尔巴托夫领导，吸引到教师队伍中的有老教师也有新人。其中包括教研室最老的教授罗曼诺夫。1943年底，莫斯科、斯韦尔德洛夫斯克、塔什干三部分重新合并在莫斯科大学语言学系中，因此大大扩展了教研室的教师和学生数量。这个时候艺术学部形成了两个教研室——俄罗斯艺术史教研室和普遍艺术学教研室。前者的领导者是阿尔巴托夫，继他之后不长时间里由科学院院士格拉巴里 (1944-1947) 领导，1948年之后是费奥多罗夫-达维多夫（图1、2）。第二个教研室的领导者从1943年开始就是维珀。
图1 费奥多罗夫-达维多夫院士，1969年之前
图2 费奥多罗夫-达维多夫著，《列维坦生平及创作》，
1976年版书影
在德国法西斯遭受莫斯科城下溃败之后不久，莫大就重新开课。当时所有在艺术学教研室任职和学习的人都记得，尽管战时困难重重，教学和科研工作仍然一下子取得突飞猛进。在那段战争岁月中，教研室会议记录保留了大量的证据表明，教师们举办了数量众多的报告、经常讨论各种紧迫的教学方法问题。例如1944年5月曾经举行过为期两天的关于俄罗斯艺术史的学术讨论，在会议上科瓦连斯卡娅、拉萨列夫、布鲁诺夫、费奥多罗夫-达维多夫、日德科夫和阿尔巴托夫都作了报告。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最初几年，大学里有一系列艺术学博士和学科候选人论文完成了答辩。[2]在大学通讯中也记录了第一批艺术学部教师举办的学术报告会。[3]拉萨列夫 (1943) 和西多罗夫 (1946) 被选举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费奥多罗夫-达维多夫自从1943年进入大学起，有将近20年的时间在艺术学部的历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领导了组织规划和制定俄罗斯及苏联艺术史各门课程教学法大纲的工作。他还同样积极地参与了学部各个领域的教学、科研和组织活动。可谓巨细无遗。在战时和战后初年另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是涅多希温，他善于与青年人打交道，并成为学部的真正领导者。早在“哲学文学历史研究所”时期，他必须讲授各种不同的历史和理论课程——从原始艺术到现代艺术，但是拥有罕见教学能力的他总能让这些课程变得内容丰富而有趣。
战时和战后初年的艺术学部阵容庞大。其中包括罗曼诺夫、维珀、西多罗夫、阿尔巴托夫、拉萨列夫、布鲁诺夫、帕夫洛夫、加布里切夫斯基、科瓦连斯卡娅、费奥多罗夫-达维多夫、马察、布拉瓦茨基、科贝林娜、法布里坎特、科任 (Н.А. Кожин) 诸教授；日德科夫、古别尔、罗森塔尔、涅多希温、科尔平斯基、魏马恩、列别杰夫、伊利英 (М.А. Ильин，1903-1981)（图3）、瓦西连科、考夫曼、涅克拉索娃 (Е.А. Некрасова) 诸副教授；还有像卢热茨卡娅 (А.Н. Лужецкая) 这样有经验的博物馆事业鉴赏家和扎米亚京娜 (А.Н. Замятина) 等其他很多教师。其中许多人不囿于自身的职务位置，积极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另外一些人则仅仅主持个别课程。但是总的说来，在学部的历史上，这时的局面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学莫斯科学派最好的学术力量都被吸收到教学工作中来。可惜的是，这样的局面没有能够继续下去。
图3 伊利英
在那段不轻松的时间里，原则性分歧和个性冲突造成了学部的分裂，这些分歧和冲突加上把事业集中在某个机构中的必要性很快导致了顶级教席的削弱。布鲁诺夫在莫大教学的时间并不长，他一直在莫斯科建筑学研究所和苏联建筑学院工作。1947年阿尔巴托夫和拉萨列夫离开了大学，随后离开的还有西多罗夫、科瓦连斯卡娅、维珀（这些人都在苏联科学院艺术史研究所工作，各有所任）。完全转到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的首先有布拉瓦茨基，后来还有科贝林娜。1953年加布里切夫斯基也提早退休了。1930年代就开始在哲学文学历史研究所工作的一大批教师此时和大学教研室的联系逐渐疏远。涅多希温和科尔平斯基在艺术学部中工作了二十多年。但是他们也因为忙于在各种科研机构工作而渐渐离开了这里。的确，1953年拉萨列夫回到大学的教学岗位并在这里教学直到生命终点。只有费奥多罗夫-达维多夫、帕夫洛夫、马察、伊利英、瓦西连科 (В.М. Василенко)、考夫曼 (Р.С. Кауфман) 和涅克拉索夫矢志不渝地在大学中工作。在学部中，此前加入的老一代同事身边渐渐出现了由大学毕业生们组成的年轻教师。战后新一代教职岗位最早由1950-1952年学部毕业的研究生佐洛托夫 (Ю.К. Золотов) 和萨拉比亚诺夫 (Д.В. Сарабьянов)（图4、5）担任。随后还有扎多娃 (Л.А. Жадова)（1954年后在教研室工作了不长时间）、基里洛夫 (В.В. Кириллов)（1957年起）、格拉辛科夫（图6）和普罗科菲耶夫 (В.Н. Прокофьев，1928-1982)（1960年起）、扎伊采夫 (А.С. Зайцев)（1961年起）。骨干人员的更新过程此后一直继续下去，后来进入大学工作的还有叶万古洛娃 (О.С. Евангулова)、雅勃隆斯卡娅 (М.Н. Яблонская)、索科洛夫 (Г.И. Соколов)、波波娃 (О.С. Попова)、尼库林娜 (Н.М. Никулина)、图尔钦 (В.С. Турчин)、列福尔马茨卡娅 (М.А. Реформатская)、萨夫科 (Р.В. Савко)、斯米尔诺娃 (Э.С. Смирнова)、马罗佐夫 (А.И. Морозов) 以及其他一些年轻助教和学术同仁。这个名单中还应当包括一些外聘教员，尤其是那些多年承担教学工作的老师们——波列伏依 (В.М. Полевой)、维诺格拉多娃 (Н.А. Виноградова)、瑟尔金娜 (Ф.Я. Сыркина)、阿罗诺夫 (В.Р. Аронов) 等。从1942年起涅克拉索娃就一直担任学部的教学秘书直到1970年退休，她的地位无人可以替代。同样长期担任图书管理员并领导各助理工作的有索科洛娃 (Н.И. Соколова)，随后继任者是罗任斯卡娅 (Ю.К. Рожинская)。
图4 萨拉比亚诺夫院士
图5 萨拉比亚诺夫著，《新艺术运动》，
1989年版书影，译者藏
图6 格拉辛科夫，本文作者
艺术学部战后的历史中不仅发生了人员的变动，而且还进行了组织结构的改变。1950年学部被从语言学系改划到历史系。[4]4年之后组成了以费奥多罗夫-达维多夫为首的统一的艺术理论和艺术史教研室。[5]1960年重新建立了两个教研室，并从此存在至今：一个是俄罗斯和苏联艺术史教研室，以费奥多罗夫-达维多夫为领导，另一个是外国艺术史教研室，以拉萨列夫为首。[6]1967年费多罗夫-达维多夫由于身患重病费不得不放弃教学工作。他的继任者是伊利英教授。从1972年俄罗斯和苏联艺术史教研室的领导由费奥多罗夫-达维多夫的学生萨拉比亚诺夫担任。而1976年外国艺术史教研室在拉萨列夫去世之后由格拉辛科夫教授领导。很多年以来，两个教研室每年都举办学术研讨会纪念费奥多罗夫-达维多夫和拉萨列夫。这些讲座吸引了大量的专家和听众。拉萨列夫将自己收藏丰富的学术图书捐献给教研室，如今已成为教学用的“拉萨列夫艺术史图书室”。
在对战后十年这些杰出教授们的工作做出极高评价的同时，不能将其教学和科研工作分开。这些学者们一直或在不同时期都与两个艺术学教研室相联系，他们的著作形成了令人难忘的文献宝库。但或许更加重要的是，这些著作是各位作者最成熟的创作果实。这样的作品有拉萨列夫论拜占庭、古代俄罗斯和西欧（首先是意大利的）艺术史。[7]还有阿尔巴托夫的《世界艺术史》和大量关于俄罗斯及西欧艺术家们的书。[8]还有维珀论古代艺术和西欧艺术，其中包括他多年讲课或者在教学课堂上对自己基本观点进行测试之后得出的结论性文本。[9]还有费奥多罗夫-达维多夫论俄罗斯风景画[10]，以及西多罗夫论俄罗斯素描、书籍插画和收藏的著作。[11]
这些年及后来在艺术学部写作和出版的作品对大学教学的全过程都起到了非常强的作用，这种作业还将继续发挥下去。哪怕仅仅对他们做最简短的评价——也意味着谈论其中最好的很多作品，意味着谈论这个在莫斯科大学课堂上、在莫斯科的博物馆中、在莫斯科学院和各个研究所内、在杂志的公开讨论中、在我们学者的作品里诞生的学派本身。这不仅要谈论它的优势，还要谈艺术学莫斯科学派的弱点，尤其是对比列宁格勒的令人羡慕的学术传统显示出来的不足。但是对现在这样一篇简述而言，这个任务是无法完成的。
尽管在组织、结构及人员方面都有变动，艺术学部历史整个战后四十年时期可以看作一个过程，这就是有机地整合不同时代的专家，并保存在大学艺术史与艺术理论教学和科研中形成的各种传统。学部工作内部的这种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主要教授们在艺术学不同方向长期工作得到了确立。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创造特点和个性的印记留在了两个教研室的事业中。每个人尽管程度不同，但都对大学生和直接留在大学工作的学生产生了影响。在学部的内部还存在一些个人的“流派”也同样成果丰富。在不破坏制度自身和马克思主义艺术学教育基本原则的情况下，他们的方法丰富了教学过程，赋予本学部带有个人色彩的多样性。理念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从老师们向弟子们传承下来。后者又给各自流派的教学法增添了自己的个性特点，此情况在维珀、费奥多罗夫-达维多夫、拉萨列夫、帕夫洛夫和伊利英的学生们中可以看到。因此，教研室从前的工作基本上取决于教师的个性——取决于其能力、思想、经验。但归根结底，艺术学的发展和我们整个社会一样，生活的实际需求直接影响了教学过程的结构和内容，引导它发生这样或者那样的改变。
早在1920年代就能看出，教学任务和科研重点逐渐从革命前曾处在关注中心的古代艺术，转向西欧和俄罗斯艺术，转向理论问题和艺术批评。这类扩展艺术学教育的倾向在1930年代在哲学文学历史研究所得到了发展，当时世界艺术史中古代经典和现代性、东西方艺术生活、苏联艺术家们的创作和刚创立的民间艺术都得到了同样的关注。在战后时期最终确立了讲座性课程、专题讨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的体系，该体系至今仍然保留。在这个传统的教学体系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苏联艺术（包括分析其当代状况）、美术批评史和批评实践、艺术学的理论、学术史和方法论课程所占比例的增长。换言之，当代美术生活和学科的现代发展得到更加广泛而深入地关注。
积极影响艺术学专门人才——艺术史家、博物馆工作者、评论家——的另一因素有：我学部和历史系、俄国史和世界史各个教研室、考古学教研室、俄罗斯城市历史和文化历史工作室的教学过程密切联系。不仅如此，还同其它艺术学研究机构——造型艺术博物馆、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及莫斯科其他博物馆、苏联科学院艺术学研究所（即今天的苏联文化部全苏艺术学科学研究所，战后很多我学部的教师都曾在这里工作，其中有拉萨列夫、维珀、阿尔巴托夫、科瓦连斯卡娅、伊利英、考夫曼、涅多希温、萨拉比亚诺夫、格拉辛科夫和普罗科菲耶夫）以及相对联系不那么紧密的苏联美术学院造型艺术理论和艺术史科学研究所、工艺美术研究所——保持重要的、有机的、具有创造性的联系。大学的教师们在编写科学院出版的三十卷《俄罗斯艺术史》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还参加了编写美术学院出版的六卷本《世界艺术史》的工作。最后，在古别尔、费奥多罗夫-达维多夫、马察和格拉辛科夫的共同主编之下出版了新的七卷本选集《艺术大师论艺术》。从另一方面来说，上述研究所、博物馆、修复中心的很多同仁们长期积极参与大学的教学过程——他们主讲课程、主持讨论、指导论文写作并参与评审，帮助实践课程的开展。
学部和外国的联系成为战后新的影响因素。1920年代拉萨列夫、维珀、阿尔巴托夫、布鲁诺夫都曾经被派往国外长期公干；西多罗夫访问了德国和奥地利；日德科夫去过土耳其和希腊。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更多的人能够获得这类机会出国。拉萨列夫经常访问欧洲各国，在那里讲演或者授课，他是很多外国学院和学术组织的会员。伊利英曾经在维琴察国际建筑研究中心作报告。涅多希温、费奥多罗夫-达维多夫、普罗科菲耶夫、萨拉比亚诺夫和格拉辛科夫都曾经参与在不同国家举办的苏联和俄罗斯艺术展，他们不只一次地到各国参加学术研讨会。萨拉比亚诺夫曾被派往美国公干，并在该国某大学讲授俄罗斯艺术史课程。佐洛托夫、索科洛夫、图尔钦都曾经被大学送往国外长期访学。许多教师获得不同类型的出国机会。这一切当然有助于他们业务的进步，为他们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而且还有很多来自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教授们在我学部举办讲座和授课。
审视过去的40年艺术学部工作的整体情况，很容易发现这一切都按照教学计划和教师们学术专业化的基本方向在艺术史和艺术理论各个领域中展开。这样的专业化越广泛，教学的效果就越明显。而且某个备课的过程经常激发教师拓展和深化学术兴趣的范围。自然，从整体上说，有些书和出版物就直接来自于他们讲课的内容，而另外一些则丰富了这些课程的学术水平。
在大学阶段整个5年的艺术学教育过程（苏联和俄罗斯大学的文科教学采用5年制——译注）被非常清晰划地分为一些互相关联的环节。首先是准备阶段，也就是引导学生进入世界和苏联艺术的历史、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基础、美术分析的方法和实际掌握绘画、雕塑及版画的技法。这一阶段的核心是按照指定的方法传统描述和分析艺术品的讨论课程，这些传统在学部的历史上与罗曼诺夫、巴库申斯基、阿尔巴托夫、拉萨列夫、罗森塔尔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12]今天《艺术史讨论》这门讲座课程（该课程新大纲由格拉辛科夫制定）[13]就是讨论课的历史基础和方法基础。接下来两个宽泛的艺术史环节同时展开，一个是世界艺术史，另一个是俄罗斯和苏联艺术史。每一个环节由数门独立的讲座课程和研讨课程组成，其学术方法的计划同样由在大学工作的著名的“西方学家”和“俄罗斯学家”通力合作编成。还有一个环节是理论环节。其中包括了美学史、美术批评史、艺术理论和艺术学方法论方面的课程。最后是实践环节，包括造型艺术技法、绘画和建筑修复、博物馆学、美术评论研讨课和夏季考察实践。
这样一个必修课体系得到各种更加狭窄的学术化和职业实践专门化课程与讨论课的补充。许多这类专业课程直接反映了论文研究或为学术专著作铺垫。在这个体系中通过大量经常改变课题的专业课和专业讨论班的多样性我们可以看出一条确定的规律。这就是把俄罗斯、苏联、古代、西方和东方艺术史课程的普遍问题分成单个的部分进行更加深入地分析。或者分成建筑、素描、版画、图书、戏剧装饰、实用装饰和民间艺术等课程。或者从美术理论、史料学、学术史问题等角度进行审视。不仅如此，专门的讲座课程和讨论课程还经常具体研究某一大艺术家的创作。在这个方法论框架内，为学生们准备论文写作而进行的专业划分提供了许多可行的、各自不同的个别问题研究。
毕业论文答辩——这是大学生们在经历5年的大学学习之后进行的总结性学术报告，但同时这还是检验教师劳动成败的独具特色的考试。因此国家考试委员会的主席不仅要在这个学习过程最后阶段担任冷静的旁观者，而且还是它的批评性裁判。很多年以来，担任这项职务的都是我们来自其他机构的同行——格尔申宗-切戈达耶娃 (Н.М. Гершензон-Чегодаева)、波列伏依、苏兹达列夫 (П.К. Суздалев)、斯捷尔宁 (Г.Ю. Стернин)。
总结了艺术学教学纲要总体形式之后，还必须强调战后时期开办夜间教育所获得的意义。夜间部学生的数量早就超过了日间部学生的数量。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在各个博物馆、修复中心以及其它艺术学机构工作。不少的夜间部毕业生成为了著名的专家学者、实践者和组织者。绝大多数的教师在夜间部所教授的内容都和日间部完全一样。其中也有不少人为夜间部学生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和辛劳。最值得提起的就是涅克拉索娃。
注释：
[1]《莫斯科大学编年史，1755-1979》，莫斯科，1979，246、255、259-260页。亦可见《莫斯科大学语言学系报告通知汇编》，第1册，莫斯科，1946，70页；第2册，莫斯科，1947，91页。
[2]通过正博士论文答辩的人有帕夫洛夫 (1943) 布拉瓦茨基 (1943)、科贝林娜 (1945)、费奥多罗夫-达维多夫 (1945)，通过副博士论文答辩的人有列别杰夫 (1942)、伊利英 (1943)、瓦西连科 (1944)、古别尔 (1945)、涅克拉索娃 (1945)、考夫曼 (1950)。参见1942-1945年在语言学系通过答辩论文列表，选自《莫斯科大学语言学系报告通知汇编》，第1册，莫斯科，1946，73-84页。
[3]参见阿尔巴托夫、拉萨列夫、维珀、帕夫洛夫等人的报告，其文字内容简介或者说明参见《莫斯科大学语言学系报告通知汇编》，第1册，莫斯科，1946，46-64页、70-71页；亦可见第2册，莫斯科，1947，70-79页、91-92页；亦可见第3册，莫斯科，1947，91-95页；亦可见第5册，莫斯科，1948，80-91页。另参见科贝林娜、古别尔、罗曼诺夫、涅多希温、阿尔巴托夫、罗森塔尔等人的文章，选自《莫斯科大学教学纪录》，第126册；《普遍艺术史教研室作品集》，第一部，莫斯科，1947。
[4]《莫斯科大学编年史，1755-1979》，293页。
[5]参见《教研室作品合集：涅多希温、科贝林娜、拉萨列夫、佐洛托夫、伊利英、涅克拉索娃、费奥多罗夫-达维多夫、斯捷尔宁、扎多娃、科瓦连斯卡娅、马察——艺术理论和艺术史材料》，莫斯科，1956；但是俄罗斯艺术史教研室在早些时候出版了费奥多罗夫-达维多夫主编的论文集《伊利亚 · 叶菲莫维奇 · 列宾》（莫斯科，1952），收入了萨拉比亚诺夫、辛格尔、斯捷尔宁和帕柳特京娜 (А. Палюткина) 几人的本科论文。
[6]《莫斯科大学编年史，1755-1979》，350页。
[7]拉萨列夫，《诺夫哥罗德艺术》，莫斯科，列宁格勒，1947；拉萨列夫，《拜占庭绘画史》，莫斯科，1947-1948，卷1-2 ［第二版经过充分增补：拉萨列夫，《拜占庭绘画史》 (意大利语) ，都灵，1967］；拉萨列夫，《夏尔丹》，莫斯科，1947；拉萨列夫，《莱昂纳多 · 达 · 芬奇》，莫斯科，1952；《俄罗斯艺术史》，莫斯科，1953-1955，卷1-3 (全部关于11至15世纪的古代俄罗斯绘画和雕塑的章节) ；拉萨列夫，《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起源》，莫斯科，1956-1959，卷1-2；拉萨列夫，《基辅索菲亚大教堂的镶嵌画》，莫斯科，1960；拉萨列夫，《老拉多加城的壁画》，莫斯科，1960；拉萨列夫，《费奥方 · 格列克及其画派》，莫斯科，1961；拉萨列夫，《安德烈 · 鲁布廖夫及其画派》，莫斯科，1966；拉萨列夫，《米迦勒天使长修道院镶嵌画》，莫斯科，1966；拉萨列夫，《俄罗斯的中世纪绘画：研究文集》，莫斯科，1970；拉萨列夫，《拜占庭绘画》，莫斯科，1974；拉萨列夫，《意大利古代大师》，莫斯科，1974；拉萨列夫，《诺夫哥罗德绘画史上的页面：诺夫哥罗德圣索非亚大教堂中的双面嵌版》，莫斯科，1977；拉萨列夫，《拜占庭和古代俄罗斯艺术：文章和材料》，莫斯科，1978；拉萨列夫，《意大利艺术中早期文艺复兴的因素》，莫斯科，1979，卷1-2；拉萨列夫，《俄罗斯圣像画：从起源到16世纪初》，1983年。亦可见格拉辛科夫，《维克托 · 尼基季奇 · 拉萨列夫》，选自《拜占庭、南斯拉夫人和古代罗斯、西欧：艺术和文化——纪念拉萨列夫文集》，莫斯科，1973（其中24-25页为拉萨列夫作品列表）。
[8]阿尔巴托夫，《世界艺术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48，1949，1955，卷1-3；阿尔巴托夫，《亚历山大 · 安德烈耶维奇 · 伊万诺夫的生平和创作》，莫斯科，1956，卷1-2；阿尔巴托夫，［与达尼洛娃 (И.Е. Данилова) 合作］，《德累斯顿画廊中的古代大师》，莫斯科，1959；阿尔巴托夫，《西欧艺术史习作集》，第二版，莫斯科，1963；阿尔巴托夫，《15世纪末的俄罗斯艺术遗迹：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升天教堂圣像画〈启示录〉》，莫斯科，1967，卷1-2；阿尔巴托夫，《安德烈 · 鲁布廖夫》，莫斯科，1972；阿尔巴托夫，《古代俄罗斯圣像画》，莫斯科，1974；阿尔巴托夫，《意大利文艺复兴美术问题》，莫斯科，1976；阿尔巴托夫，沃洛托夫旷野升天教堂壁画》，莫斯科，1977；阿尔巴托夫，《世界艺术史习作集》，莫斯科，1979（此处列有不完整、不够准确阿尔巴托夫作品集）。亦可见德米特里耶娃 (Дмитриева Н.А.)，《阿尔巴托夫——杰出的学者、艺术宣传者、教育家》，《艺术》，1975，第3期。
[9]维珀，《丁托列托》，莫斯科，1948；维珀，《16世纪意大利艺术中的流派斗争（1520-1590）：意大利人文主义危机问题研究》，莫斯科，1956；维珀，《17世纪荷兰绘画中现实主义的建立》，莫斯科，1957；维珀，《荷兰绘画繁荣时代 (1640-1670)》，莫斯科，1962；维珀，《17到18世纪意大利绘画中的现实主义问题》，莫斯科，1966；维珀，《艺术文集》，莫斯科，1970；维珀，《古代希腊艺术》，莫斯科，1972；维珀，《意大利文艺复兴：13到16世纪》，莫斯科，1977；卷1-2；亦可见利瓦诺娃 (Ливанова Т.Н.)，《维珀及其学术遗产》，选自《维珀艺术论文集》，莫斯科，1970 (此处亦可见维珀作品列表) ；罗滕贝格 (Ротенберг Е.И.)，《纪念维珀》，选自《西方艺术》，莫斯科，1971；佐洛托夫，《谈维珀》，《艺术》，1975，第8期。
[10]费奥多罗夫-达维多夫，《18世纪到19世纪初的俄罗斯风景画》，莫斯科，1953；费奥多罗夫-达维多夫，《阿列克谢耶夫》，莫斯科，1955；费奥多罗夫-达维多夫，《苏联风景画》，莫斯科，1958；费奥多罗夫-达维多夫，《列维坦：生平和创作》，莫斯科，1966， (第二版，莫斯科，1976) ；费奥多罗夫-达维多夫，《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风景画研究》，莫斯科，1974。费奥多罗夫-达维多夫的作品列表参见其书《俄罗斯和苏联艺术研究文集》 (莫斯科，1975) ；此处亦可见斯捷尔宁的文章《费奥多罗夫-达维多夫：学者和教育家》。
[11]西多罗夫，《俄罗斯书籍装饰的历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46 (第二版，莫斯科，1964) ；西多罗夫，《古代俄罗斯书籍插图》，莫斯科，1951；西多罗夫，《古代俄罗斯大师的素描》，莫斯科，1956；西多罗夫，《俄罗斯大师的素描 (19世纪下半叶) 》，莫斯科，1960；西多罗夫，《20世纪初俄罗斯版画：历史和理论研究》，莫斯科，1969；西多罗夫，《收藏家手记：关于古代和现代素描的书》，莫斯科，1969；西多罗夫，《书记艺术》，莫斯科，1979。亦可见科任，列别杰夫，希茨加尔 (Шицгал А.Г.)，《西多罗夫》第二版，莫斯科，1974 (此处有西多罗夫作品列表) 。
[12]比较阿尔巴托夫，《艺术作品描述和分析（方法说明）》，莫斯科大学函授部，莫斯科，1943。早在哲学文学历史研究所时期，罗森塔尔就曾经为一年级学生编写过教学参考书，书中不仅包含艺术学理论的概述，而且附有世界艺术史作品画册。可惜的是，这本有益的书1941年出版的印数不大，今天已经很难见到了。参见罗森塔尔，《古代和西欧艺术》，莫斯科，列宁格勒，1941。
[13]这门课程最好的教材是维珀的《艺术历史研究导论》，发表于其书《艺术文集》（莫斯科，1970）中。
［本文原载于《世界美术》，2015年第４期，
第108-112页］
（未完待续，请看本期下篇）
于润生
译者简介：于润生副教授，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艺术理论系副主任，美术学博士，毕业于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历史系，长期从事世界美术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美术卷的俄罗斯东欧分支主编，负责国家社科基金等多个科研项目，在《文艺研究》《美术研究》《美术》《世界美术》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十几篇，有多部著作和译作出版，曾经参与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机构的展览策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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