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第42辑 | 卷首语、目录
卷首语
才为一套新近创办的丛书写完总序，又要为新一期的杂志撰写卷首语了。那么正好,在前边那篇刚刚成型的序文中，我也刚谈到在“论文写作”这个方面，国内学界还远未能跟上“全球化”的步伐，这就使得坚持国际标准的汉语学刊，很难从本土中汲取到充足的稿源。不过正因为这样，就算是再捉襟见肘、勉为其难,我们也找到了“坚持下去”的理由。——最起码的：也要在汉语世界里“聊备一格”，以便让即使利用母语来写作，也打算写出同等分量的作者，能有一个发表和展示的园地；与此同时，也不致让别人一概而论地认为，凡是在这方水土中写出的论文，全都篇幅偏短、分量偏轻、味道偏淡……
论文栏第一组，看似来自完全不同的论域，却也有着一定的相关性，都涉及了人类对于自身思维的信念，以及由此导致的现实生活态度。刘东认为,真正彻底的理性主义,就应去坚持理性本身的“自限性”，所以不打折扣的、贯彻始终的理性主义，便只能自我设定为“有限理性主义”。这一点，正乃“先秦理性主义”最为突出的特征；所以，也唯有由此出发，才能理解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之说的精义。从这种彻底理性的立场出发，作者借助一条驳杂的历史光谱，从“宗教与理学”和“启蒙与儒学”两个侧面，分别考察了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以及它们在西方的各自对应物。而基于这种重新确立的思想定位，作者便澄清了对于儒学的长期误解，指出它绝不是那种既完全过时，又不经批判的形而上学；恰恰相反，它是要在坚守“认识本位”的思想前提下，并在由此获得的虽则有限却又可靠的价值基点上，来尝试提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迄今仍有世界性意义的“人生解决方案”。哈特穆特·莱平（Hartmut Leppin）指出,对于宗教暴力的现有研究，总共呈现出三种不同的进路,却全都呈现为单一维度。比如阿姆斯特朗认为，暴力植根于人的大脑结构，只不过经常假宗教之名出现；巴伯罗夫斯基又认为，暴力属于人类学上的常量，而当今这种极端的暴力，又与现代集权主义相关；阿斯曼则坚持认为，宗教暴力主要还是跟一神教相关。可实际上，在古代的多神教和一神教中，都曾经不同程度地存在过暴力，所以，我们应当更加深入到历史中,去考察这种现象的丰富内涵。当然，作者从另一方面也承认了，由于一神教的普世性和排他性，自信无所不知地垄断了真理，也确实带来了更大的暴力威胁。
论文栏第二组,聚焦于古代希腊哲学。安德雷·拉克斯（André Laks）的文章,先从早期哲学家对于感觉的讨论入手,指出那里原有形成概念的思想资源,这尤其指一部分感觉印象已被稳定在大脑中。可进而,作者又讨论了思想与感觉的关系,指出在早期的哲学家那里,只是由感觉来提供思想的模型,而思考活动本身却未得到足够重视,由此便使“概念”显得不那么重要。不过,早期哲学家又有关于语言起源的更多讨论,这也为理解“概念”的产生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也即从对于某个对象的命名(或重新命名),来理解这类“概念”的发生与性质。刘万瑚的文章,研读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Theta卷(第九卷),并对其中的“潜能”与“实现”概念进行了释义。在作者看来,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变动意义上”和“更多意义上”的“潜能”与“实现”。而后者相对于“变动意义上”的“潜能”与“实现”,并不是指在外延上更多,而是指在含义上更加本质、更加基础。由此再进一步来讲,所谓“变动意义上”的“潜能”与“实现”,涉及的是物理学的层次,而“更多意义上”的“潜能”与“实现”,涉及的则是形而上学的(后-物理学的)层次。
论文栏第三组,聚焦于中国的传统农业，特别是它所使用的“自然肥料”。孟悦的文章指出，不可持续的农业，对于地球生态危机负有重大责任，所以地球生态恢复生机的希望，也不仅在于工业，还更在于有机农业。富兰克林·金的《四千年农夫》，是生态农耕运动的一部经典,它通过研究东亚农业实践,总结出粮食生产本应包含生态劳动和生态服务,这正是“永续农耕”不可或缺的部分,却又属于各种现代农学理论的缺失。《四千年农夫》这本书,曾对欧洲有机农业运动的兴起产生过重要影响,也引起了想在保持地力条件下增加生产的中国农学家的重视。到了当代,在地球氮磷循环系统陷入危机、威胁到全体地球生物的情况下,严肃考虑对于万物更为友善的、不包含畜牧业的生态农耕,更已属于地球公民的应尽义务了。李伯重的文章也指出,中国是世界上使用肥料最早和最普遍的国家,施肥也是中国农业有别于其他农业的主要特征之一。而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各主要经济区中,江南在肥料的使用、生产和贸易方面,又很早就表现出了自己的特色。到了明清时期,江南肥料加工处理技术已大大提高,大部分传统肥料都要经过加工,腐熟和制造混合肥料成为常用方法。当时,由于肥料使用量和生产量都有大幅增加,而使用量的增加幅度又大于生产量的增加幅度,故而除了开发本地肥源外,也从北方大量输入豆饼或豆(用以榨饼),从而基本解决了缺肥问题,实现了江南农业史上的“肥料革命”。
论文栏第四组,转移到了中国古代文学。刘宁聚焦于唐代的文章指出，韩愈古文中的议论之作如“五原”、《师说》，不骋辩锋、弘扬儒道、攘斥异端，乃是《淮南子·原道训》《文心雕龙•原道》之外的独创。这类文体背靠确定的伦理意涵,对核心概念提出了明确定义,成为后世儒学理论的先声。“五原”类文体强调破邪义、别同异和明高下,表达了回应佛老挑战、提倡儒家伦理的用心。从文学史内在理路来看,韩愈继承了儒家的正名思想并加以创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议论方式和行文结构,从而构成了韩文气势高亢的创作肌理,呈现出他对儒家传统的返本开新。黄卫总聚焦于明代的文章指出，钟惺1610年参加会试成功，遂与许多同期参加科考者建立了友谊。他在京师形成的同年社交网络,不仅对其官场中的行走必不可少,也对其文学声誉的传播、诗歌理论的影响都至关重要；只是，这也使他不由自主卷入了晚明的党争。与此同时,一些与钟惺最为交好的朋友，却又跟科场与功名无关,从而帮他建立了另一个可选的世界，在那里，悠闲的审美活动占据了主导位置。从钟惺对党派政治的厌恶，以及对个人品行的坚守，可知他确在企图重新定义友谊的道德标准，以适应明末愈发严峻腐恶的党派政治。
评论栏中，作为清华国学院“院史工程”的一部分，张晓伟回顾了王力的学术生涯，并梳理了这位杰出院友的贡献。对于王力早年所获“十四箱书”的作用、清华国学院不同导师的作用、欧洲实验语音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作者均给出了自己的独到解释。此外，作者也分别从汉语语音学、汉语语法学、汉语词汇学、汉语与周边语言对比研究、汉语诗律学等方面，总结了王力作出的学术贡献。作者的较有心得之处在于，认为王力的汉语语法学重视语言心理，他在五十年代的汉语词类研究，蕴含着高度的语言理论，而他的词汇学至七十年代后，始真正成熟，并在解释汉语早期词汇生成等方面，具有巨大生发能力。
最后再来回顾开头的话题。我们无论在编辑部，还是在研讨班，常挂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从来都没见过“最好”的文章，它永远有待于学界的努力，也可能就来自哪位的“下一篇”。此正乃“山不厌高，海不厌深”之意。可无论如何，这既不能当成原谅自己的口实，也不能当成搪塞别人的遁词，由此便去一味地铺叙陈说，机械地积攒自制论文的篇数。——也就是说，就算眼下的成果未必尽如人意，我们只要打算发笔写作了，总要先独具只眼地看出了什么问题，又要匠心独运地来解决这个问题。唯有在如此“精于炼意”的基础上，再来谋篇布局、层层推进，而触类旁通、广征博引，而纵横捭阖、神完气足，我们才可能获得稍许的进境，也才可能把自己所获得的进境，叠加到人类总体的“知识增长”中。
刘东
2020年5月6日于三亚湾·双台阁
《中国学术》第42辑
目 录
卷首语
论 文
刘 东 作为有限理性主义的儒学
哈特穆特·莱平 一神教与古代世界的宗教暴力
安德雷•拉克斯 早期希腊哲学中“概念”的出现
刘万瑚 《形而上学》θ卷中的潜能、实现和变动
孟 悦 永续农耕的谱系：生态自给和自然肥料运动
李伯重 明清江南农业中的肥料问题
刘 宁 “正名”与韩愈古文议论艺术的创新
黄卫总 同党、同学、同乡：钟惺和晚明时期的“男性友谊”
评 论
张晓伟 王力先生的学术历程与贡献
书 评
韩 穗 亚里士多德主义之外的亚里士多德
——评《亚里士多德难题I：理论哲学》
郭峻赫 公共善的社会政治条件
——评《自由足矣：复杂世界的道德指南》
李翠琴 趋近灵智
——评《哲学与神感术在古代晚期》
范利伟 激活国学的当代价值
——评《国学的当代性》
周奕李 道德错误理论中的错误
——评《道德错误论：历史、批评、辩护》
张 可 对自由意志怀疑论的怀疑
——评《自由意志、能动性和生命的意义》
程云飞 作为道德情感与社会控制的嫉妒
——评《羡慕嫉妒恨：一个关于财富观的人类学研究》
周 星 社区本位的民具学研究
——评《器具：技艺与日常生活》
龙瑜宬 一种文化的文学化阐释
——评《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
袁 剑 重思传统文化序列中的清代之环
——评《清代与传统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