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快看懂“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s”以及在心理治疗的应用 │ 文献导读
“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s”这个概念源于20世纪的存在主义神学家Paul Tillich，这个概念被认为是Tillich的神学体系的核心，并且被Tillich指为是宗教以及信仰的本质（the essence of faith and religion）。
Tillich作为一个存在主义哲学家，使用了“concern”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体系中Concern与Care是“Sorge”的英语翻译，Sorge在海德格尔的体系中也被翻译为“牵挂”、“烦”、“操心”，我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可以参考存在主义哲学，指人“存在”的特性之一，Dasein注定“牵挂Sorge”自身。在牵挂过程中，此在得以显现自身。终极关怀不是去关怀特定的内容，也不是只我们必须要去处于一个关怀的态度。Hart (2011)总结Tillich的观点，doubt与anxiety相互对抗，但是两者均是faith的一部分。
在Tillich的书中第一句话提到“Faith is the state of being ultimately concerned: the dynamics of faith are the dynamics of man’s ultimate concern.”
Tillich提出这个概念后，后续欧文亚隆（Yalom）以及Emmons将这个“信仰的核心”，进一步总结并且在心理治疗领域带到临床应用中。可以参考欧文亚隆的《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以及Emmons的课本《The psychology of ultimate concerns: Motivation and spirituality in personality》。那么Ultimate Concerns是什么？
欧文亚隆简单扼要的列出了四个基本的“人类存在的终极关怀（the ultimate concerns of human existence）”：(1) 死亡death; (2) 自由freedom; (3) 孤独existential isolation; and (4) 无意义meaninglessness。如果要用最简单的方式讲得每个人可以听懂，那么我们这样说：死亡、自由、孤独与无意义，是人活着最本质的生存处境，宗教与信仰的核心是应对人们这些本质的处境，“应对人们这些本质的处境”这个概念，帮助我们理解终极关怀。
Emmons (1999) 指出，使用终极关怀作为理解宗教的基础拓宽了可以被视为宗教的范围。Tillich（1951）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这一范围，他说：“我们的Ultimate Concerns是决定我们存在和非存在（our being and nonbeing）的东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我们ultimate concern的目标，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具有威胁或是拯救我们存在的能力。
Emmons, R. A. (1999). The psychology of ultimate concerns: Motivation and spirituality in personality. New York: Guilford
作者认为存在主义在心理治疗的作用，是在没有什么是对的、无限可能的世界中，提供了一种指引。
人们在生活方式上表现出几乎无限的可变性。在现代，每个人类生活的可变性都培养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我们存在的最终事实（ultimate fact）。尽管我们每个人的经验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不同的心理学理论回去探讨某些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的一些处境。存在主义心理学认为每个人都必须接受一系列终极关怀，同时积极选择实现个人潜力以实现心理健康。相应的积极心理学以使用严谨的科学方法来扩展我们对人类快乐、卓越、力量和成就的了解。
意义与无意义
存在心理学侧重于理解和帮助个人，因为他们面临与无意义相关的困难。我们周围的世界有一致的意义吗？有存在的目的吗？我的生命重要吗？在许多方面，这些问题都是人类最终关注的核心。它们都是关于意义和无意义的问题。
存在主义认为人们无法获得客观真理，这意味着生命本来是没有意义的（no inherent meaning in life）。存在主义思想的出现部分是对欧洲文化强调科学和理性客观思想霸权（hegemony）的反弹（Solomon 2005）。克尔凯郭尔 (Kierkegaard)和尼采 (Nietzsche)认为，我们认识事物的时候不可能消除我们主观的视角（remove our subjective concerns and selves）。后来的存在主义者强调真理是人主观体验的（the subjectivity of truth），尽管他们各自的解释存在一些差异（Flynn 2006）。
加缪（1946）使用一个被称为“荒谬the absurd”的概念来描述人类状况，在这个概念中，【1.个人一方面在努力平衡自己的意识（consciousness）和选择自由（freedom of choice）】，另一方面【2.人处在一个不连贯的、且本质上无意义的宇宙（an uncaring and inherently meaningless universe）】。人们能够就生命的目的、死后发生的事情提出问题，并且个人有力量（power）做出决定。然而，不能证明这些终极关怀所产生的意图的真实性（the veracity of any attempts）。
由于缺乏客观真理，人们唯一能追求的（aspire to）意义就是我们必须为自己创造的主观意义（we must create for ourselves）。因此，宗教信仰、社会习俗甚至法律本来不具有意义，但是它们的创造是为提供意义（they have been arbitrarily created to provide meaning）（Flynn 2006）。存在心理学侧重于理解和帮助个人，因为他们面临与无意义相关的困难。
积极心理学并不提倡任何关于生命与生俱来有任何意义的特定立场，积极心理学优先考虑每个人建立意义（establish meaning）的能力。积极心理学强调的不是人们生命与生俱来有什么意义，而是人们生命与生俱来是建立自己生活意义的主人（substantial agency），并且人们具有体验人生意义的能力（the abilities to experience meaning in life）。
Batistta and Almond (1973) 通过一个人对ta生活的积极关注（one’s positive regard）来定义意义。他们强调了人们对赋予他们生活意义的一套信念（beliefs），而不是这些信念的内容。也就是说，虽然可能有多种类型的信念可以提供意义，但重要的是，无论框架中内置了什么，人们都必须致力于一个框架。
现在的生命意义研究认为寻找生命意义本质上是主观的（例如，Hicks and King, 2009）。如果一个人接受这个观点，这些观点可以使个人可以自由地感知他们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当人们在生活中找到意义时，他们更有可能觉得自己是生活的主人（feel that they are agents of life），而不是屈服于生活控制的（controlled by life conditions）。
自由与责任
存在主义观点和积极心理学观点都将个人置于寻找生活意义的中心。人们可以选择是追求意义还是放弃。而存在主义强调追求意义的自由包括追求意义的责任。积极心理学关注与意义感（a sense of meaning）相关的有益（beneficial）结果。
存在主义思想的一个主题是存在先于本质（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Flynn 2006; Heidegger; Kierkegaard），这意味着个人的特征是他们的行为而不是他们的属性。（经典例子例如剪刀，人类有了剪东西的需求，所以制造了一把刀；一个人考医学院、考医师执照、与医院签合同、坐在诊间看病这一系列的行动，决定了这个人医生的身份）
对于人类来说，存在由我们选择的行动组成，这些行动建立了我们的本质或我们稳定的特征。然而，本质不是固定的，因为人们总是可以选择不同的行为，通过他们现在的行为改变他们未来的潜力（Heidegger）。
尽管存在主义者承认自由可以受到限制，但他们强调选择自由并使其道德化（moralize）。Sartre (1956) 承认冲动和环境影响限制了个人可以做出的选择，他称之为“现实的局限facticity”。Heidegger、Kierkergaard和 Merleau-Ponty也认为，个人不能完全摆脱环境对其行为的影响（escape the impact of the environment on their behavior），因为没有人可以摆脱在世之在（escape from being in the world）。萨特认为，通过意识的锻炼（the exercise of consciousness），个人最终能够主动而不是被动地在世界中行动（navigate）。他将这一过程称为“超越transcendence”（Blackham 1972；Flynn 2006）。
因为我们可以自由地超越"facticity"并主动确定我们的本质（free to transcend facticity and determine our essence），所以我们要成为谁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存在主义者认为，为了履行这一责任，我们必须以符合我们本真（authenticity）的方式行事，并充分认识到我们责任的重大性（enormity of our responsibility）（Solomon 2005）。
本真（authenticity）因人而异，取决于特定个人的选择和情况。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自由的，而不是作为事件、感情或人的傀儡时，一个人也承认对他或她的决定负有责任。没有其他人可以责备，自由的重量变得太大，有些人无法承受。
无法承受责任表现为许多自我挫败的表现：逃避责任、感到被迫做某事、转移责任、否认自己曾经有过责任（“受害者”心态）、通过失去控制来逃避责任和过度对选择的焦虑（Yalom, 1980）。治疗师与来访者的工作通常是识别和标记对责任的恐惧来自何处，帮助来访者在此时此地（即治疗关系中）承担责任，并帮助来访者处理后悔（manage guilt from decisions made in the past）。
积极心理学主要通过本真的视角探索自由和责任的问题。例如，研究表明，当人们觉得自己在按照真实的自我行事时，他们会体验到更大的生活意义（例如，Schlegel et al. 2011）。在积极心理学的幸福模型中，重点是人们充分发挥潜力并按照他们的内在本性行事（例如，Waterman 1993, 2013）。由于生活中的意义与这些幸福方法之间存在很强的经验联系，因此生活的意义被称为幸福的指标（a flagship indicator of eudaimonic well-being）（Steger et al. 2013b）。
积极心理学没有明确指出生活中的意义是否与自由感（feeling a sense of freedom）有关，或者意义感比较强的人是否比其他人更有责任感。然而，在生活中找到意义的人也会探索他们的自由并承担创造自己生活的责任，这一概念与将意义定位为某人正在发挥其潜力的首要指标是一致的。
存在孤独/孤立（Isolation）和人际关系
孤独是存在主义和积极心理学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尽管这两种观点之间存在差异。存在主义者倾向于认为个人无法避免孤立和孤独，但积极心理学家主张社会支持和人际关系对于健康和有意义的生活至关重要。
存在主义认为在自我创造（self-creation）的行为中，一个人是一个人的（alone）【备注：参考前面“意义”的内容，一个人不断在创造意义】。
弗洛姆 (Fromm, 1956) 认为孤立（isolation）是焦虑的主要原因：“他意识到自己的孤独，意识到自己在自然和社会力量面前的无助，这一切都使他破碎的存在成为无法忍受的监狱（all this makes his separate disunited existence an unbearable prison）”（第 357 页）。一个人不能真正拥有或了解另一个人，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个人应该以坚定的决心面对它，而不是去减少孤立、否认。此外，人们应该尝试独立于社会的影响来了解自己，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身份。
人们常常借由与他人的互动来了解自己。从萨特（1956）的角度来看，试图从我们周围的人那里获得自我理解最终是徒劳的（ultimately futile）。爱（loving）另一个人是试图拥有另一个人的意识（possess the consciousness of another person），这种占有另一个人的企图最终会导致权力斗争，因为两个人都试图通过占有另一个人来了解自己。因此，人际关系往往充满冲突。
与萨特认为人际关系对缓解我们的孤立无用的观点相反，其他人认为人际关系可以成为了解自己的有用工具。海德格尔解释说，由于个人无法将自己与世界上其他对象的关系分开，所以存在由个人环境中的一切构成，这个“环境中的一切”包括其他人（Blackham 1972）。根据这个视角，个人主要将他者视为解决他们自己的关注和关注的工具。例如，锤子对于将钉子钉入墙壁以挂画的人很有用。锤子也与工具制造商、钉子、房子以及与锤子相关的所有其他事物有关。锤子的存在意味着这些其他物体的存在。这种对其他对象和人的依赖（the reliance on other objects）来定义我们自己强调了个人经验的社会相互依存性（the social interdependence of individual experience）。
融入文化规范使个人能够通过其他人的安慰和融入大众来获得意义和目的感（Flynn 2006）。选择（choice）是不适的根源（discomfort），而选择的不适可以借由于个人从社会的其他成员那里找到他们应该做什么的指标来减轻（Sartre 1956）。尽管存在主义者认识到社会对人的重要性，但他们不要求为了融入大众的舒适而牺牲个人选择。存在主义者还认为，个人永远无法完全避免这种非个人的存在元素，因为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的一部分。
当应用于心理治疗时，存在主义侧重于帮助人们面对现实，即他们最终在世界上是孤独的，但回避而不是理解这一事实会导致不良后果。心理治疗中的常见话题包括：人际关系问题、孤独感、对归属感和社会的渴望，以及其他各种人际关系问题。
尽管存在主义者认为个人与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中存在深刻的分隔和孤立（deep division and isolation），但存在孤立（existential isolation）的概念是一个更基本的概念。
existential isolation是这样一种观念：即无论付出多少努力或回避，都不能真正减少自己与任何其他人之间的分离（separation）。无论关系如何，个人都被孤立在自己独特的世界体验中。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意体验这种感觉，但当人们感受到这种孤立感时，往往会引起恐慌。
由于难以定义，有些人可能会将存在的孤立感误认为是其他问题、个人错误或他们的关系或社区中的缺陷的指标。
面对这个存在本来就有的特点往往是一项艰巨的努力。虽然我们可以顶住我们社区、家人、朋友或爱人的牢笼栏杆，但我们无法与他们融合，就像我们无法了解他们或让他们真正了解我们一样。
通过存在主义观点帮助患者治疗的一部分是帮助他们直接深入了解迷茫和孤独的感觉。与回避这个问题相反，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通过提高自我意识来帮助患者认识到他们无法从他人那里得到什么。
存在主义者认为，必须先体验孤立，然后才能超越它。学习独处的一部分包括在没有分心的情况下经历强迫或非强迫的孤立（Camus）。有些人可能会通过冥想等结构化方式获得孤立的体验。对于其他人来说，仅仅在治疗中解决孤立的想法有助于他们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恐惧源于何处。因此，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非常重视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的关系。Yalom 指出治疗师和客户之间真实的人际关系是改变的主要动力，而不是认知或行为干预。
积极心理学认为深刻、真实的关系是意义和值得过的生活的基石。Christopher Peterson在教科书中提供了一个积极心理学的三个词的总结：“Other people matter其他人很重要”（p 249 ）。这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正确的，各种研究最频繁和一致报告"意义来源是关系"（Steger et al. 2013a）。也许与他人建立和维持密切的关系是在生活中创造意义的最常见和最容易获得的方式之一，或者同时在没有意义的情况下也失去意义。
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其他几项研究支持人际关系和生活意义的相互关联。在众多研究项目中，生活中更有意义的人报告了更积极的关系（O'Donnell 等人在出版中）。Debats (1999) 等关于意义来源的研究报告说，关系是一个人生活中意义的基本来源，定量研究也揭示了关系绝对会给个人带来意义。
实验研究的重点是人们在判断自己的生活意义时所利用的信息类型。尽管人们对生活意义的判断似乎会受到他们感受到积极情绪的程度的影响（King 等人，2006 年）。
但对为什么关系可能有助于生命意义的一种解释是，它们可能反映了一种理解一个人如何适应世界的能力（Steger 2012）。然而，仅仅与某人建立关系并不一定会给一个人的生活带来意义。Krause (2007) 强调，重要的是要考虑社会支持对人生意义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如先前的研究所示，积极的社会交往可以带来意义，而消极的社会交往可以剥夺一种意义。
实验研究表明，当人们被排除在社交活动之外时，即使社交活动是在网上上而不是面对面进行的，也会削弱他们对生活意义的感知（Stillman et al. 2009）。另一项研究表明，当人们被他人遗忘时，他们会认为自己的生活没有意义（King and Geise 2011）。
这些研究的一个有趣结果是，社会接受（social acceptance）和被他人记住（being remembered）并没有增加一个人的生活意义（Stillman et al. 2009; King and Geise 2011）。因此，尽管当关系消极时会对意义构成威胁，但它们似乎与意义有着内在的联系，即使积极的关系不一定会提升生活的意义。
一项关于对社会关联性的威胁与生活判断中的意义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当人们感到孤独时，他们会转向其他意义来源（即积极影响），以将他们的生活视为有意义的（Hicks et al. 2010）。
人际关系并不是意义的唯一来源，考虑到在经历消极的社会互动时可能对一个人的生活意义造成损害，对个人来说，拥有多种意义的来源可能很重要。毕竟，那些给予我们意义最多的人，可能伤害我们最深。
死亡与苦难
承诺一段关系的行为本身就会产生脆弱（vulnerability）。爱他人使我们想起所有关系的暂时性和短暂性。不可避免地，所有的关系都会结束，我们最终会与亲人分离。生命的核心是死亡，意义的核心是脆弱（the core of meaning is fragility）。存在主义研究死亡和痛苦的意义，而积极心理学则关注有意义的生活在减轻痛苦方面的好处。
许多杰出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在世界大战期间生活和工作，结果，存在主义思想充满了痛苦；特别是来自不确定性、怀疑和明显的无意义的痛苦（Solomon 2005）。尽管存在主义者有不同的方法来应对这种痛苦（），但承认人类状况固有的痛苦是存在主义的主题。
死亡是“创造存在的可能性”的消亡（the extinguishing of possibility that creates existence），它创造了它自己的不可避免的痛苦（creates its own form of inevitable suffering）（Blackham 1972）。
人类认识到他们很容易受到死亡的影响，从而引发了关于死后会发生什么的问题。与在存在主义观点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明确地证明任何回答这些问题的尝试的真实性。根据加缪的说法，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没有正当理由的。我们的存在可能有多种原因，也可能根本没有原因。这对许多人来说是困难的，并且可能成为巨大痛苦的基础。根据加缪的说法，自杀是许多人一生中面临的主要哲学问题：如果存在是任意的、毫无意义的、孤立的和痛苦的，那么为什么还要坚持下去（Camus 2000）？
哲学家和理论家以不同的方式解决了这种生存困境。存在主义最显着的区别之一是在Kierkegaard, Jaspers与Marcel等哲学家之间，他们通过对上帝的信仰来回应无意义，而像尼采、萨特和加缪这样的哲学家则以无神论和不断的努力（incessant striving）来回应（Flynn 2006 ）。
根据存在主义者的说法，自由、不确定、孤独和死亡是痛苦（suffering）的原因。在心理治疗的背景下经常会遇到痛苦，而存在心理学家对患者面临的存在问题有了新的看法。Frankl (1963) 谈到克服生存危机（the existential crisis）是他的许多患者的当务之急（an imperative）。
当缺乏意义接踵而至时，就会导致生活中的存在压力、痛苦和瘫痪（existential stress, suffering, and paralysis）。与此同时，弗兰克尔还认为，过度烦恼存在（the magnitude of existential concerns）往往会促使人们在存在的意义议题中麻木自己（numb themselves to matters of meaning），从而在现代生活中创造出巨大的意义真空。
Salvatore Maddi (1967, 1970) 同意这种描述，将“存在病existential sickness”描述为“在寻找生命意义方面的全面失败”。Yalom (1980) 提到了“无意义的精神病理学“psychopathology of meaninglessness”，这是一种当人们发现自己缺乏意义时出现的疏离、冷漠和抑郁的特定精神病理。
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不一定对寻求这些无意义问题的答案感兴趣；相反，他们致力于与患者一起寻找意义。虽然治疗师可以充当来访者的向导，但他或她不负责回答来访者无意义的问题。
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张力：虽然人类似乎需要意义或目的来过上充实、令人满意的生活，但通常没有明确的答案来寻找这种意义（Yalom 1980）。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的假设是，无论宇宙或宇宙有任何更高的意义或无意义，个人仍然可以创造具有个人意义的生活。
当一个事件威胁到一个人现有的“事物本来面目”模式时，一个人可能会感到无助，并更积极地寻找解释来理解一个人的存在。Frankl (1963) 认为意义不是主观建构的，而是在我们周围的世界中发现的。
与 Frankl (1963) 认为痛苦是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创造意义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反，积极心理学家强调意义的“积极”功能：它如何减轻痛苦以增加人们生活中的幸福和幸福。
实证研究表明，生活中的意义与许多积极的标准变量有关，如心理调整、积极情感、幸福和生活满意度，这些变量通常表明没有痛苦（Steger 2012）。但一些积极心理学家强调，生命意义不一定是避免痛苦的。
然而，生活中的意义也被理解为幸福的指标（Ryff 1989；Steger 2013b），它指的是个人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充分实现了他或她自己的潜力和美德（Waterman1993）。一些积极心理学家甚至将快乐、幸福和意义（pleasure, happiness, and meaning）区分为生活的不同方向，强调生活中的意义主要是一种幸福的结构（a mainly eudaimonic construct）（Peterson et al. 2005; Wong 2011）。
这种幸福的观点更类似于弗兰克尔的观点（1963），强调伴随着克服痛苦的“更深层次”的满足体验（“deeper” fulfillment）。应对压力时，意义充当了在痛苦经历中生存的缓冲（Park 2010；Park and Folkman 1997）。
在这个模型中，意义是通过几个过程产生的，这些过程旨在在压力情况下减少一个人的评价个体意义与整体意义之间的差异。该框架将重建意义的努力视为对压力事件的自然反应（Park 2010）。从积极的心理学角度来看，意义既是痛苦和斗争中的一种资源，也是幸福生活的架构，重大且重要。
作者/编辑：Circle
本科复旦大学临床医学，辅修宗教学，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博士,博士期间研究抗抑郁药治疗抑郁症，毕业之后则更着重于心理咨询与人格障碍作为各种精神症状的基础，如何在康复的视角看待精神疾病的跨学科治疗，non-binary，2012年开始学精神分析，打酱油的人类学爱好者。在学人本主义心理咨询。对一切抱有好奇，永远在研究的路上。
症状网络其它关于精神疾病药的的精彩科普：
向下滑动以浏览参考文献
Battista, J., & Almond, R. (1973). The development of meaning in life. Psychiatry: Journal forthe Study of Interpersonal Processes, 36(4), 409–427.
Blackham, H. J. (1972). Six existentialist thinker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Camus, A. (2000). The myth of sisyphus. (J. O’Brien, Trans.). New York: Penguin. (Original workpublished 1955).
Camus, A. (1946). The stranger. (S. Gilbert, Tra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Original workpublished 1942).
Debats, D. L. (1996). Meaning in life: Clinical relevance and predictive power. British Journal ofClinical Psychology, 35(4), 503–516.
Debats, D. L. (1999). Sources of Meaning: An Investigation of Significant Commitments in Life.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39(4), 30–57.
Flynn, T. (2006). Existentia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rankl, V. E. (1963).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An introduction to logotherapy. New York:Washington Square Press.
Fromm, E. (1956). The art of loving. New York: Harper & Row.
Heidegger, M. (1996). Being and time. (J. Stambaugh, Tra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York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7).
Hicks, J. A., & King, L. A. (2007). Meaning in life and seeing the big picture: Positive affect andglobal focus. Cognition and Emotion, 21(7), 1577–1584.
Hicks, J. A., & King, L. A. (2009). Meaning in life as a subjective judgment and a lived experience.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3(4), 638–653.
Hicks, J. A., Schlegel, R. J., & King, L. A. (2010). Social threats, happiness, and the dynamics ofmeaning in life judgment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6(10), 1305–1317.
Kierkegaard, S. (1992). Either/or: A fragment of life. (A. Hannay. Trans.). New York: Penguin Publishing USA.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43).
King, L. A., & Geise, A. C. (2011). Being forgotten: Implications for the experience of meaning in life.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51(6), 696–709.
King, L. A., Hicks, J. A., Krull, J. L., & Del Gaiso, A. K. (2006). Positive affect and the experience of meaning in lif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0(1), 179–196.
Krause, N. (2007). Longitudinal study of social support and meaning in life. Psychology and Aging, 22(3), 456–469.
Maddi, S. R. (1967). The existential neurosi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72, 311–325.
Maddi, S. R. (1970). The search for meaning. In M. Page (Ed.),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pp. 137–186).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Merleau-Ponty, M. (1962). The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C. Smith, Trans.). New York, NY: Routledge.
Newcomb, M. D., & Harlow, L. L. (1986). Life events and substance use among adolescents: Mediating effects of perceived loss of control and meaningless in lif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3), 564–577.
Nietzsche, F. (1968). The will to power. (W. Kaufmann & R.J. Hollingdale, Tra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01).
O’Donnell, M. B., Bentele, C. N., Grossman, H. B., Le, Y., & Steger, M. F. (in press). You, me, and meaning: An integrative review of connections between relationships and meaning in life. Journal of Psychology in Africa.
Park, C. L. (2010). Making sense of the meaning literature: An integrative review of meaning making and its effects on adjustment to stressful life event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6(2), 257–301.
Park, C. L., & Folkman, S. (1997). Meaning in the context of stress and coping.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1(2), 115–144.
Peterson, C. (2006). A primer in positive psych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eterson, C., Park, N., & Seligman, M. E. P. (2005).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The full life versus the empty lif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6(1), 25–41.
Reker, G. T., Peacock, E. J., & Wong, P. T. P. (1987). Meaning and purpose in life and wellbeing: A life-spa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Gerontology, 42(1), 44–49.
Ryan, R. M., & Deci, E. L. (2001). On happiness and human potentials: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hedonic and eudaimonic well-being. Annual Review Psychology, 52, 141–166.
Ryff, C. D. (1989).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or is it? Explorations on the meaning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7(1), 1069–1081.
Ryff, C. D., & Singer, B. (1998). The contours of positive human health. Psychological Inquiry, 9(1), 1–28.
Sartre, J. P. (1956). Being and nothingness: A phenomenological essay on ontology. (H.E. Barnes, Trans.).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Schlegel, R. J., Hicks, J. A., King, L. A., & Arndt, J. (2011). Feeling like you know who you are: Perceived true self-knowledge and meaning in lif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7(6), 745–756.
Solomon, R. (2005). Existentialism (2n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teger, M. F. (2009). Meaning in life. In S. J. Lopez & C. R. Snyder (Eds.), Oxford 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 (2n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teger, M. F. (2012). Experiencing meaning in life: Optimal functioning at the nexus of spirituality, psychopathology, and well-being. In P. T. P. Wong (Ed.), The Human Quest for Meaning (2nd ed., pp. 165–184). New York: Routledge.
Steger, M. F., Frazier, P., Oishi, S., & Kaler, M. (2006). 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Assessing the presence of and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3(1), 80–93.
Steger, M. F., Kashdan, T. B., & Oishi, S. (2008a). Being good by doing good: Daily eudaimonic activity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2(1), 22–42.
Steger, M.F., Kashdan, T.B., Sullivan, B.A., & Lorentz, D. (2008b). Understanding the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 Personality, cognitive style, and the dynamic between seeking and experiencing mean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8(2), 199–228.
Steger, M. F., Shim, Y., Rush, B. R., Breuske, L. A., Shin, J. Y., & Merriman, L. A. (2013a). The mind’s eye: A photographic method for understanding meaning in people’s lives.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8(6), 530–542.
Steger, M. F., Shin, J.-Y., Shim, Y., & Fitch-Martin, A. (2013b). Is meaning in life a flagship indicator
of well-being? In A. Waterman (Ed.), The best within us: Positive psychology perspectives on eudaimonia. Washington, DC: APA Press.
Stillman, T. F., Baumeister, R. F., Lambert, N. M., Crescioni, A. W., DeWall, C. N., & Fincham,
F. D. (2009). Alone and without purpose: Life loses meaning following social exclus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5(4), 686–694.
Waterman, A. S. (1993). Two conceptions of happiness: Contrasts of personal expressiveness (eudaimonia) and hedonic enjoy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4(4), 678–691.
Waterman, A. S. (2013). The best within us.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Press.
Wong, P. T. P. (2011). Positive psychology 2.0: Towards a balanced interactive model of the good life. Canadian Psychology, 52(2), 69–81.
Yalom, I. D. (1980). 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Zika, S., & Chamberlain, K. (1992).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meaning in life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83(1), 133–145.
联合传播
症状网络两年做了哪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