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悬系中国命运的武汉大撤退
请记住，每一个冷冰冰的数字后面，都有着鲜活的生命。我们命运与共，我们都想早日结束这场灾难。
1938年，这是中国生死存亡的关键年头。
是年，日军在北方和苏俄达成妥协，一面收拾在台儿庄会战被重挫的士气，一面动员、调集本土和关东军兵力，加大投入了中国战场。
7月，抗战爆发一年后，日军调整侵略主要方向。
为消化中国军队在花园口决堤形成黄泛区天险阻碍，日军决定，以上海为战略发起点，自东向西，长途奔袭武汉。
武汉，成为日军的速战决胜的侵华战争的最后战略目标。
日军认为：
攻占汉口，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
武汉，是年，国运所系。
武汉，位于长江中游江汉平原，扼控平汉、粤汉两线陆路和长江、汉水等水路，既有九省通衢之称，更是随洋务运动而发展起来的少有的工业城市。
在当时，武汉是中国钢铁、机械、纺织等近代化工业重要基地。
汉阳造步枪、迫击炮等武器，更是中国抗战的根本性军工资本。
何况，随着东北、华北、京沪杭地区的沦陷，进入1938年，武汉已经是中国尚未沦陷的唯一的最大的工业基地。
此外，在淞沪会战、南京会战、徐州会战期间，国民政府十万火急由京沪杭、豫、皖、苏、浙、鄂、湘等地匆忙撤出军工、钢铁、煤炭、服装等等工业设备、器材、原料等物资辗转千里，积压武汉，亟待转运进入川渝大后方。
同时，由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地转移而来的中国工、农、兵、学、商等数以千万计人口，自水路交通，不断集中武汉。
这是中国最早的萌芽了家国意识的人口，他们在觉醒之后，以脚投票，既表达自己对日本暴虐侵略的反抗，更是中国持久抗战的重要人口资源。
抗战历史上，极为悲壮的人口迁徙，在1938年的武汉，渐进高潮。
在中国持久抗战的大战略棋盘上，武汉，自然是中国最为重要的战略要点。
囤积在武汉的仅有的可怜巴巴的工业设备、设施、资源，正是积贫积弱的中国能够坚持持久抗战的最后本钱。
在大片国土沦丧，人口损失情况下，当时能够自愿追随政府西迁入川的迁徙民众，无疑是中国坚持持久抗战的最后血脉。
显而易见，如果武汉在1938年无法转运这些人口与物资，那么，后来的持久抗战，自然无从说起。
武汉背负的，正是抗战中国奄奄一息的国脉。
日本人自然也明白这点。
于是，日军集结陆、空、江现代化25万余重兵沿长江水道、大别山北麓向西分进，气势汹汹，企图抢在中国大迁徙、大撤退尚未完成之前，在战略上钳击、合围武汉。
是年6月，武汉会战爆发。
以武汉三镇为核心，以长江中游水道为轴心，在鄂、湘、皖、赣、豫南广袤国土上，抗战史上最大规模的会战就此打响。
日本在武汉会战的战略目标非常明确。
日本企图通过会战，快速占领武汉，以彻底摧毁中国抗战人口、经济基础。同时，利用武汉作为中国心脏的九省通衢位置优势，分割中国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和西南的联系，最终实现最大限度经济掠夺，继而压迫中国无力再战，只能屈服，实现速战决胜的目标。
1938年，夏秋，武汉外围激战连绵。
武汉会战的主战场波及鄂、湘、皖、赣、豫南等辽阔土地。
彼时，中国以近代化步兵为主体的军队寸土寸血抵御着日军陆、江、空现代化军队的轮番攻击。
这是无数人用性命掩护无数人进行空前大撤退的大决战。
这更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场关系中国国脉存亡的苦难的行程。
于是，武汉会战和武汉大撤退，便成为抗战八年最具标示性和影响性的大事件。
列车上，沿粤汉线大撤退的国民。
早在抗战爆发之前，为备战抗战，1935年10月，蒋介石即在成都发表讲演，阐述了持久抗战的基本战略思路：
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各方面，实在不愧为中国的首省，天然是民族复兴最好的根据地。
川渝云贵地区，地势复杂，山川险隔，素有蜀道难于上青天之说。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川渝云贵之地工商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相对沿海地区落后很多，看似根本无法支持中国抗战。
然而，大西南既有重庆一地稍具近代化工业规模，也有以成都为核心的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基本的工业、农业垫底之外，以川渝为起点，大西南既可借西北国际交通线寻求苏联援助，还可以由云南经滇越线得到欧美盟国的援助。
以弱敌强，坐守易守难攻之地。
显然，这确为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能够坚持抗战的根本战略。
可想，中国一旦完成对武汉物资、人口的迁徙，完成川渝云贵地区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重新布局，日军再想战略西进，纯粹天方夜谭。
——构思何其宏大，实践起来，一眼看去，却又是釜底抽薪之无奈。
不过，就当时局势而言，武汉一地悬系中国命运，确属现实。
其实，武汉大撤退一直是抗战中国的战略选择。
抗战爆发，尚在南京会战期间，1937年11月，中国国防会议即以《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宣布：
决议将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
日军对武汉和长江航道的大轰炸。
11月26日，南京会战前夜，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国民政府主要机关抵达重庆。
中国中央政府入川，受到川渝大地政府、军队和民众的热烈欢迎。
12月1日，中国国民政府基本完成西迁，在重庆正式办公。
1937年，继七七事变、淞沪事变爆发，中国在华北以南口会战、保定会战、太原会战，在京沪杭和华东、华中，以淞沪会战、南京会战及徐州一带会战，以百万抗战军人正面抗战牺牲，苦苦阻挡、滞缓、延迟日本攻势。
淞沪会战期间，正在撤退的工厂设备、器材车队。
这些会战，在抵御外侮的战役、战术等军事价值之外，最大的战略价值有二：
其一，争取扭转日军自北而南的战略进攻轴线为自东向西轴线，粉碎日本速胜战略企图，实现己方持久抗战战略；
其二，为实现持久抗战，主动在正面作战，层层滞缓日军攻势，以求战略上掩护中国抗战的大迁徙、大撤退。
抗战军兴，明知己方以近代化军队对抗现代化日军，战力对比极为悬殊，无数抗战军人以身许国，义无反顾走向了华北、华东、华中正面战场。
他们向死血战，不断以性命抵抗、消耗着日军的攻势，付出了惨重的牺牲。
他们的牺牲，为中国抗战的大迁徙、大撤退赚来了宝贵的空间和时间。
正是血战、鏖战期间，国民政府为激励、保护中国有限的工业能够投入抗战，专门对上海、南京等各地公布了《迁徙须知》：
凡中国国民投资之工厂，均可一律迁徙。
迁徙转移目的地为武汉。
政府给与相当津贴。
《迁徙须知》公示以后，华北、京沪杭等地的相关工厂纷纷报名登记，开始了抗战最早期的紧张的大迁徙、大撤退。
由宜昌逆江上游的民生公司轮船。
家国意识萌芽，使得很多企业家为相应政府呼吁，主动停产、撤装设备，装备西迁。
当时，上海除却上海炼钢厂为政府重点项目之外，因为上海其他各家机械厂设备、设施、器材及产能规模较小，抵不过金陵兵工厂、巩县兵工分厂等企业，因而没有划入抗战撤退的重点项目，得不到政府补贴。
淞沪会战期间，杜月笙、黄炎培等上海名流、企业家组成上海市抗战救援会，纷纷写信抗议国民政府“歧视”。
抗议的同时，这些企业家们自掏腰包，先行一步，开始了工厂的搬迁。
——前线付出惨重伤亡多坚守一天，京沪杭地区大撤退就多了一天时间。
这也是淞沪会战国军牺牲惨烈而血战不退的主要原因之一。
国难当头，这些工厂甘冒日军战机轰炸西迁，他们每一次成功搬迁，即为后来抗战保住了一分元气。
平汉线向武汉迁徙、撤退的军民。
淞沪会战如此，其他会战同样如此。
也正是这些被很多人嘲笑、指责的官长无能，士兵懦弱，指挥无方，一溃千里的若干大会战，在客观上却掩护着无数的国民、工厂设备、设施等在1937年的战火中，一路颠沛流离，历经艰险，在1938年辗转撤退到达了武汉。
回望抗战，如是系统、客观地分析中国之所以能够苦撑待变，苦撑取胜之前因，再看这些1937年至1938年初期看似溃不成军的若干大会战，以及由华北、华东、京沪杭等地往武汉汇集，再由武汉西撤大西南的武汉大撤退、大迁徙，自然又是另外一种结论。
1938年，武汉会战前夜。
为保障武汉大撤退、大迁徙的高效进行，蒋介石、周恩来等中国精英们联手制订的《抗战建国纲领》共32条在武汉发布。
《纲领》是涉及到抗战时期各个军政机关，以及关系平民、文教、医药、物资、孤儿、工业、经济单位等等撤退、建设等等方面细则。
随着《纲领》公布，中国抗战史诗般的武汉大迁徙、大撤退拉开了序幕。
——当时，我的祖父和他的兄弟们正在武汉。
相传，1938年春季，于战乱中，他们等来了由山西祁县、开封避难而来的我的曾祖母等妇孺家人。
全家在武汉团聚仅一天。
次日，我的祖父接到电报，匆匆忙忙往桂林、昆明而去。
在桂林、昆明，他将在负责抗战军用物资的贸易、采购，这是他为抗战尽的义务。
我的伯祖父则随国民政府财政部机关撤往重庆南泉。
我的祖父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叔祖父则报考了中央军官军校，离开了武汉，去往成都。
短暂相聚，他们在抗战乱世留下了一张至今让我贴身珍藏的照片。
每次看着照片的先辈，往事如此真切，总会使我情不自禁泪流满面。
1938年春，我的曾祖母（中坐者）、父亲（怀抱者）和祖父渠川长（右二）、祖母（左二）、伯祖父渠川金（右一）、伯祖母（左一）、叔祖父渠川宁（右三）于战乱中，在武汉团聚。
据说，当时的武汉危城，码头、车站忙而不乱，等待撤退的人们于悲愤、恐惧之间，秩序井然。
……
直到武汉沦陷当天，武汉大撤退几乎没有停歇。
那些由武汉抢运，冒着日军飞机轰炸威胁，最终运抵宜昌的入川的物资，在抗战八年，为在西南建立了体系化的新的工业区，尤其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
由此，中国持久抗战这才有了苦撑待变，苦撑取胜的本钱。
后记：
一晃，经年。如今重疫围城武汉，再谈往事，还望苍天庇护，愿我中国能够再次突围。
闭门避疫，隔网茶叙，祝好朋友们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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