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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无家可归,是现代人最大的精神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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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深入探索心灵世界的层面,特别关注那些困扰现代人的核心问题,这些问题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深有感触,如精神的无助、情感的困惑、对“丧文化”的共鸣,以及生命意义的虚无感。这些问题的根源,实际上指向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或“信仰危机”。
“信仰危机”这个词或许你已经耳熟,但真正了解它的含义吗?在开始探讨之前,我先为你设定两个背景。第一,我们常说人生需要信仰,但为何信仰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此重要?第二,为何在现代社会确立信仰会比在传统社会更为艰难,这样的困境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当你理解了这两个背景,你将能更好地理解接下来将要介绍的尼采、弗洛伊德和萨特这三位思想家的观点。
那么,人为何需要信仰来支撑生活呢?1835年8月1日,一个年仅22岁的大学生在他的日记中如此写道:
“我内心深处真正缺乏的,是明确自己生活的方向和目标。我需要找到一个对我来说真实无疑的真理,一个我愿意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信念。”
这位大学生就是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丹麦人克尔凯郭尔,他是西方存在主义思想的先驱。
他的这段话是否触动了你的心灵,让你产生了共鸣?或许,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你也曾像这样思考过,探寻过生命的真正意义。这种对生命意义的追求,正是哲学家们所说的“终极关怀”。
“终极关怀”并非只是哲学家的专利,而是每个人都可能经历的内心体验。比如,在忙碌的一天结束后,当你看着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和繁华的街景,你可能会问自己:“我这么努力地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虽然你可以给出许多实际的答案,如为了家庭、为了更好的生活品质、为了子女的教育等,但那些都只是表面上的理由。真正的问题是,你是否找到了那个能触动你内心深处,让你觉得生活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
确立一个短期、具体的目标,对于许多人来说并不困难。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刻,我们往往都有一个清晰而即时的目标在指引着我们的行动。然而,当我们尝试去探寻这些具体目标背后的深层意义时,往往会发现它们需要被纳入一个更为广阔、深远的框架之中来寻求解答。
若我们持续不断地追问这些具体目标的意义,它们就会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更为根本的哲学议题——那就是关于生活的本质和人生的意义。这种深层次的、关于生命目标的探索,就是我们所说的“终极关怀”。
它要求我们不仅满足于眼前的目标,更要思考这些目标为何重要,以及它们如何与我们的人生理想、价值观以及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相契合。这种对生命意义的深度追寻,正是每个人在人生旅途中都可能遇到的挑战和疑问。
终极关怀之所以称之为“终极”,是因为它试图探寻所有答案背后的那个根本的、原始的答案。当我们试图回应这种终极关怀时,我们往往会依赖于所谓的“人生信仰”或“人生理想”。因此,可以说,我们的生活根本意义的支撑,往往来源于我们内心深处的信仰。
但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他们可能会说:“我为什么要不断去探寻目标背后的意义呢?我明白努力工作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我不需要继续追问,也不需要信仰来支撑我。”
这种观点看似合理,因为许多人确实在没有明确的信仰或人生理想的情况下,也能过上平稳的日常生活。他们似乎成功地避开了对人生终极性问题的思考,从而避开了信仰的困扰。
然而,许多哲学家认为,这实际上只是一种对信仰问题的逃避,而非真正的解决。你可以暂时回避这个问题,但信仰问题就像幽灵一样,总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刻出现,与你不期而遇。
这是因为,人类在精神层面上总会遇到两个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难题:
死亡和贪欲。
关于死亡,它真的是一个可以被轻易忽视的问题吗?我们常常听到“好死不如赖活”的说法,而孔子在《论语》中也曾提到“未知生,焉知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忽视死亡的存在。事实上,无论我们身处何种文化,死亡都是生命无法回避的一部分。我们都需要面对它,思考它,甚至从中寻找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实际上,即使在西方,也有一种相对坦然面对死亡的态度。例如,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就曾经提出过一个关于死亡的看法:他认为,只要你还能思考死亡问题,就说明你仍然活在当下,因此你无需为尚未到来的死亡而过分忧虑。而当一个人真正离世时,他自然也无法再感受到死亡带来的困扰。伊壁鸠鲁的观点似乎是在说,从某种角度来看,死亡并不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直接经验。
然而,这种说法真的能让我们彻底摆脱对死亡的恐惧吗?我认为这并不完全可靠。尽管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死亡并不是我们日常经验的一部分,但人类作为有意识的存在,我们对死亡有着清晰的认识。我们深知死亡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无论是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意外事故还是疾病——它都随时可能降临。
这种可能性是如此严峻,因为它意味着一切的终结,终结了所有其他的生命可能性。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意识中还存在着“永恒”的概念。这种对永恒的向往与对死亡的必然性的认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我们对死亡感到深深的悲凉和一种无法弥补的缺憾。这种感受驱使我们为逝者哀悼,也让我们为自己终将到来的死亡而忧虑或恐惧。
人生旅程中,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难题就是“贪欲”。在生物学的意义上,我们和动物一样,拥有本能的欲望和冲动。然而,我们更是拥有精神层面的存在,内嵌着良知与道德感。在我们的道德观念里,我们追求“崇高”的境界,但时常被原始的、动物性的欲望所牵绊,难以挣脱。在道德的审视下,我们对自己的欲望深感羞耻,甚至会鄙视自己,感受到生命的渺小与卑微。
死亡与贪欲,这两个难题如同人生的阴影,始终伴随着我们,也是终极关怀所探讨的核心议题。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两大难题呢?其中,信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答案,尤其是宗教信仰。例如,基督教中的灵魂拯救教义,它告诉我们,尽管我们的肉身终将消逝,但只要我们信仰上帝,我们的灵魂就能得到救赎,实现永生。即便我们身为卑微的罪人,也能通过宗教信仰和品行修炼,逐步达到道德的崇高境界。信仰在此的意义,便是助我们实现生命的超越,超越死亡,达到永生,从而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同时,它也能助我们超越自身的卑微,达到道德的高尚,战胜欲望所带来的羞耻。
然而,信仰并不仅仅局限于宗教。任何具有终极性的人生理想,都具备类似的超越性。比如,我们曾学习的雷锋精神,他提出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这样的理想,也可以作为我们的人生信仰,起到同样的超越作用。当我们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到崇高的、无限的事业中时,我们的人生便获得了一种永恒的高度,超越了死亡的界限。同时,这种信仰也鼓励我们追求高尚的道德,超越个人的私欲,成为一个更高尚的人。
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其他形式的终极性人生信仰,它们都为我们提供了应对死亡和贪欲的方法。当我们坚定了一种人生信念,我们就能更清晰地回答终极关怀的问题,找到心灵的归宿,使生命的意义得以寄托。正如某些哲学家所言,信仰如同心灵的故乡,让我们的生命有了坚实的支撑和明确的方向。
关于信仰的困扰,让我们不禁要思考:既然有了现成的应对方案,为何还会出现信仰危机呢?这背后隐藏着一个核心问题:信仰是否需要理由来支撑?信仰是因为其本身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而被人们信奉,还是仅仅因为人们的信奉而被认为是真实可靠的?在“真实”与“信奉”之间,似乎存在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以宗教信仰为例,在许多传统社会中,信奉宗教往往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宗教在人们的观念和社会实践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被视为神圣和正确的道路。在这样的环境中,大多数人都会遵循主流,选择信奉宗教。然而,他们的信仰可能是出于对宗教神圣的认同,也可能是对主流文化的遵从,而非真正的内心认同。
随着时代的变迁,宗教信仰开始面临理性主义的挑战。现代人不再满足于盲从和遵从,他们在接受一种信仰之前,往往会追问其真实性和可靠性。他们渴望找到信仰的依据,希望信仰能够经受住理性的审视和质疑。但是,我们如何才能真正确认一个信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呢?这成为了一个摆在现代人面前的难题。
现代人倾向于通过求证来确认信仰的真实性。他们要求有充分的理由和证据来支持自己的信仰,否则就会对信仰产生怀疑和动摇。然而,在追求真实性和可靠性的过程中,他们可能会发现,信仰往往无法提供确凿无疑的证据和理由。这使得他们在信仰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和不安,甚至可能陷入信仰危机之中。
我们可以看到,信仰危机并非源于信仰本身的缺陷,而是源于人们在追求信仰真实性和可靠性时所面临的困境。在“真实”与“信奉”之间,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平衡,让信仰既能满足我们的精神需求,又能经受住理性的审视和质疑。
信仰对于人生的意义越是深刻,人们对信仰真实性的追求就越是迫切。因为只有真实的信仰,才能让人们发自内心、坚定不移地信奉。然而,这也为现代人带来了沉重的论证负担,因为信仰与真理之间存在着一种难以弥合的逻辑裂痕。
在本质上,信仰是一种价值的追求,而接受信仰需要我们进行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往往基于个人的信仰体系、道德观念或情感认同,它并不依赖于客观的理性基础。而真理则是一个事实问题,它的真假需要通过科学理性的证据和逻辑来辨别。
正如我们在讨论韦伯时所说,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价值判断涉及的是对事物好坏、善恶的评价,而事实判断则是对事物真实性的判断。因此,用审核事实判断的标准去审核一个价值判断,就如同用短跑比赛的速度标准去评价一幅画的艺术价值,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在信仰与真理之间,存在着一个逻辑断裂。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信仰视为一种可以通过科学理性来验证的事实,也不能将真理的标准强加于信仰之上。信仰是一种个人的精神寄托和追求,它基于个人的信仰体系和价值判断,而不是客观的事实证据。因此,在追求信仰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尊重每个人的信仰选择,同时也需要保持对真理的敬畏和追求。
克尔凯郭尔穷其一生都在探寻信仰的本质,他最终发现,信仰的真理性和可靠性并非完全依赖于逻辑和推理的验证。他意识到,要真正抵达信仰的彼岸,我们不得不勇敢地迈出那一步,即“纵身一跃”。然而,这一跳跃充满了未知与风险,因为结果可能是抵达救赎的彼岸,也可能是坠入虚无的深渊。风险的大小,我们无从计算,只能凭借内心的勇气去抉择。
当我们追问生命的意义时,往往会遭遇死亡和贪欲这两大难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可靠的人生信仰。在过往的西方传统社会中,宗教信仰是人们主要的应对方式。然而,经过启蒙理性主义的洗礼,宗教信仰不再是理所当然的选择。现代人更倾向于依赖理性来验证和确认信仰的可靠性,以避免盲从。然而,信仰与理性之间的鸿沟,仅凭理性论证是难以逾越的,这使得在现代社会中确立信仰变得异常艰难。
如果你也在这精神危机中挣扎,那么请相信,你并不孤单。历史上许多杰出的思想家都曾深入思考过这一问题,包括尼采、弗洛伊德和萨特等。他们的思想见解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人能够为我们提供一条确定无疑的出路,告诉我们如何摆脱这种困境。尼采曾说:“一个人能承受多少真相,是对他精神强度的考验。”这同样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
信仰,对于许多人来说,如同心灵的故乡,是他们精神的归宿。然而,对于许多无法达到信仰的现代人来说,他们却陷入了心灵无家可归的困境。这种困境,我们称之为“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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