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见证新中国诞生的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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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革命面临失败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
一
走进武昌都府堤20号，五栋朱柱灰砖青瓦的学堂风格建筑赫然而立，这便是中共五大会址。会址对面的武昌廉政文化公园内，矗立着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10名成员的群雕。
群雕以主席王荷波、副主席杨匏安居中，其他成员许白昊、张佐臣、蔡以忱、刘峻山、周振声、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的雕像分立于两旁。
10名成员中，湖北、广东籍各2人，江西、北京、江苏、浙江、福建、湖南籍各1人；2人在战斗中英勇牺牲，6人被捕就义，牺牲者平均年龄34岁，年纪最大者45岁，最小者21岁，1人下落不明，仅1人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和发展，无一人叛变投降。
他们恪守了纪检监察人严明纪律、忠贞不屈的本色，用鲜血和生命为党旗增添了绚丽光彩，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赞歌。
主席王荷波，中国工人运动先驱，1927年11月在北京安定门外被秘密处决；
副主席杨匏安被捕后，面对高官厚禄引诱不为所动，1931年8月慷慨就义；
萧石月，1927年5月28日在战斗中牺牲；
许白昊两度入狱，遭遇严刑逼供，丝毫未动摇其意志与信仰，1928年6月英勇就义；
阮啸仙，人民审计制度的奠基者，1935年3月率部突围至信丰县牛岭一带时不幸中弹牺牲；
周振声，1928年赴开封从事地下斗争时因党组织遭破坏，与党失去联络，此后一直下落不明……
唯一见证新中国诞生的幸存者，是群雕左起第二位的刘峻山。新中国成立后刘峻山当选为江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先后任江西省体委副主任、江西省政协常委等职。
二
刘峻山，别号刘九峰，1899年出生于今吉安市青原区的新圩镇黄塘村。幼年刘峻山十分幸运，开明的父母极力为其创造条件，使其顺利地接受了小学、中学教育。
1917年，刘峻山考取江西省立第一师范，接触了《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1919年，刘峻山在吉安县立高等小学当教员。
1924年1月，刘峻山离开家乡，进入有“东方红色大学”“进步青年的灯塔”之誉的上海大学，先是就读于陈望道任系主任的中文系，第二年转入施存统任系主任的社会学系。
当时的上海大学是国共统一战线旗帜下由中共直接领导的培养革命人才的高等学校，以瞿秋白、陈望道、蔡和森、邓中夏、张太雷、恽代英、任弼时等为代表的一批“红色教授”，在校内外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恽代英、萧楚女、许继慎、曹渊等都是从这里走向黄埔军校的。
受此影响，刘峻山在校时便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青年团上海地方执委会委员、组织部主任。
1925年5月，刘峻山经施存统、罗石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调到共青团上海地委工作，任学运部部长。
五卅运动爆发后，刘峻山被推选为上海大学学生代表，参加由恽代英直接指导的上海学生联合会，先后任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并参与编辑《上海学生》，为反帝斗争呐喊。
经过斗争的考验和历练，特别是受恽代英等人引导，他很快积累了许多经验，开始承担更重要的革命工作。
1926年2月，刘峻山被团中央派到南昌巡视工作，不久后又因工作需要被调往广东担任共青团广东区委执委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部长。
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中共中央执委扩大会议决定派大批共产党员赴江西加强各级党的领导，刘峻山被中共中央任命为特派员，到江西整顿党、团组织。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一些意志薄弱、信仰动摇的分子纷纷登报退党，甚至变节。
在如此严峻的革命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保障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立一个维护党性党纪的专门机构迫在眉睫。
同月，刘峻山赴武汉出席党的五大。大会最后一天，即5月9日，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刘峻山等10人当选为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这是我党历史上首次对中央纪律检查机构设置的探索和尝试，监督执纪的旗帜从此高高举起，规范开展党内监督的大幕由此拉开。
1927年6月1日，根据党的五大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通常称作五大党章）。
五大党章首次设立“监察委员会”专章，对中央和省监察委员会产生的方式、职责权限范围以及工作运行机制作了详细规定，并提出监察委员会的首要职能是“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
党章中既有纪律专章，又有纪律检查机构专章，从制度上实现了党纪建设要有专门机构来实施维护的目标。党章还首次将严格党纪尤其是政治纪律提高到全体共产党员义务的层面。
三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诞生，开创了党的历史上纪检监察机构设置之先河，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纪检监察体制机制的基础。
虽然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存续时间并不长，但它是我党有专门机构、有党规可依、有制度设计，规范性地开展监督执纪工作的里程碑。
刘峻山在其中发挥了应有作用，他以自己的担当作为，履行了对党组织的铮铮誓言，书写了作为第一代纪检人的无悔忠诚。
1927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刘峻山像许多共产党员一样，历经了极其严峻的考验。
那年7月，汪精卫悍然发动七一五政变，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血腥的屠刀，党面临被赶尽杀绝的严重危险。在严酷斗争和血的教训中，中共中央毅然决定发动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前夕，刘峻山参与领导江西的国民革命，响应北伐军进军。
为了对抗《江西民国日报》国民党右派的反动宣传，他以“君实”“子文”等笔名，在共青团江西省委创办的周刊《红灯》上发表了《陈赞贤为什么死了》《谁说共产党不要农民》等文章，批驳国民党右派攻击共产党的言论。
他以江西地方代表身份参加了南昌起义，从事地方宣传组织工作。起义后，作为革命委员会下属粮秣管理委员会主要成员，他担负起义军粮食供给工作。8月5日，他随起义军南下。
10月，南昌起义军主力南征潮汕失利后，刘峻山经香港返回上海，担任中国济难总会秘书长，参与领导对死难烈士家属的救济工作。
1928年到1929年，刘峻山先后在浙江省委和江苏省委工作。1930年10月，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后调任上海工会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任秘书。
1931年，刘峻山在上海与周恩来、任弼时、沈泽民等组成的中央苏区委员会，对共产国际远东局起草的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苏维埃组织法、红军决议案等文件草案进行讨论修改。
抗战时期，刘峻山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早在1938年初就以笔名“刘孤帆”公开出版了第一部论持久战的论著——《持久战与国民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刘峻山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晚年的刘峻山向省内外组织和文史部门提供了几十万字的革命史料，直到患脑血栓半身不遂，仍孜孜不倦，或手写或口述。
1985年，刘峻山在南昌病逝。“春蚕到死丝方尽”，刘峻山为党的事业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