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君子”王造时的几桩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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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1月23日，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七君子”即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7名著名抗日民主人士，其中邹韬奋和王造时都是江西人。
邹韬奋大众都比较熟悉，而对王造时，不少人却比较陌生。
王造时何许人也？“七君子事件”又是怎么发生的？今天和笔者一起来了解这位江西“君子”。
救国会“七君子”。
“天真”的才子
王造时，原名王雄生，1903年9月2日出生于安福县平都镇江南村。父亲是放排工人，后来做起了竹木生意，家境还算殷实。
王造时三十几岁时，邹韬奋曾这样形容他：“这个胖弟弟的样子生得那样胖胖白白，和蔼可亲！他的性情又是那样天真烂漫，笃实敦厚！凡是和我们这个胖弟弟做过朋友的，想都能得到这样的印象吧。”
王造时自幼聪慧，发奋好学，1917年考入清华学校。而在前后一两年的时间里，有三位少年从安福走进了千里之外的清华园，他们是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
三个同乡中，罗隆基年龄最大，彭文应最小。当年正是罗隆基这位学长，将王造时和彭文应从安福带进清华园。
三人的学业完全相同，毕业后又都赴美国深造，回国后又都对政治表现出特殊的热情，但三位才子却对做官无大兴趣，一心想把自己在西方学到的一整套关于民主和宪政的思想，带给这个饱经沧桑的古老民族。
罗隆基曾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负责人，参与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很多政治活动；彭文应也有着同样的政治热情，是当时中国杰出的政治学家、法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而王造时在后来则和邹韬奋等人引发了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在历史风云际会的苍黄时刻，三位安福才子可说是“书生论政”的典型代表。
1925年自清华毕业后，王造时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政治学，获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人称“三元及第”。他的博士论文被作为论文范本，至今仍保留在威斯康星大学图书馆。
1929年8月又赴英国伦敦政经学院任研究员，师从英国费边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拉斯基，研究政治思想和比较政治学。
王造时文学功底扎实，爱好写作和讲演。在清华学校就读期间，常给北京《民国时报》《时言报》《京报》等报刊投稿，他不仅是校刊《清华月刊》的主要撰稿人，还历任几届编委。
1930年，王造时回国后，被上海光华大学聘为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兼教授。短短一年多时间，他在《东方杂志》、《新月》等刊物上发表了《中国问题的思想背景》《中国问题的物质背景》《中国问题的政治背景》《中国问题的社会背景》等系列论文，引发强烈社会反响，并结集为《中国问题的分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王造时与夫人郑毓秀的合影。
年轻的“君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王造时积极主张抗战，组织抗日救国会。他来到上海参加抗日救国团体联合会，随即发表《救亡两大政策》，并积极创办《主张与批评》和《自由言论》两份刊物，因文笔犀利、观点鲜明，极富宣传鼓动性，不久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之后，他便把自“九•一八”以来发表的25篇文章编成政论文集《荒谬集》，以“自由言论社”名义于1935年发行。
如果说鲁迅先生的杂文是毛泽东所说的“匕首”与“投枪”，那么王造时这种带着浓浓火药味的政论，便几近“子弹”了。
王造时出言尖锐，自然也就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匿名恐吓信、带子弹炸药的包裹相继而至。他的名字也被列在一张“格杀勿论”的56人的黑名单上，名单上被刺杀的第一人便是民权保障同盟会长兼总干事杨杏佛先生。
1936年５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在上海成立，王造时和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等40余人被选为执行委员。
国民党反动派对“救国会”宣传发动抗战的活动十分恼火，1936年11月23日晨，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将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7名著名抗日民主人士逮捕并押至监狱，史称“七君子事件”。
王造时在“七君子”中年龄最小。他们在江苏苏州高等法院被非法羁押的同时，和国民党当局打了一场震惊中外的“爱国有罪”官司。
“七君子事件”不仅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也得到了国内外知名人士的声援，爱因斯坦、杜威、罗素等国际知名学者联合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七君子”；宋庆龄也发动“救国入狱运动”，亲赴苏州，毅然表示“爱国无罪”；1937年4月2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要求立即“释放沈、邹、章、李、王、沙、史诸爱国领袖及全体政治犯”。
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在全民抗战呼声日益高涨的巨大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已在7月31日，宣布释放“七君子”。
“七君子”题词扇面（国家博物馆馆藏）。
新兴的报纸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王造时带着家人，和江西籍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罗隆基、彭文应、许德珩等回到江西，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
王造时是近代民主运动的先驱，对报刊的编辑、出版有着丰富经验，加上他有威望，有水平，有胆识，所以当时“江西抗日救国联合会”希望他在家乡吉安创办一份抗日报纸，宣传抗战救国，鼓舞军民抗战斗志。
王造时把报纸命名为《前方日报》，旨在坚持抗战、为民先锋。每遇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或有社会政治动向、重大战争战役等，报纸就会发表评论、专论或社论，表明报社观点和主张。
《前方日报》样刊。
如《举国公愤》《挽转颓风》《挥泪望中原》《壁垒只有两个》《保卫我们的粮仓》《总动员不能缓》《汪逆怎样把我们卖了？》《长期抗战的国策再认识》等，不仅是在观察、分析时局和战局，还在一定程度上是斥责、评论政府和当权者的所作所为，在社会上反响热烈，很多文章还被国内不少报刊转载。
这些文章大都是王造时亲自撰写。
由于《前方日报》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被文化界誉之为新兴的报纸，得到了国内一大批进步人士和左派作家的支持，像郭沫若、茅盾、沈从文、艾青、巴金、田汉、袁水拍等人，都在该报发表过宣传抗日救亡的文稿。
坚持民主，要求实行宪政，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是《前方日报》的鲜明特色之一。《前方日报》社的编辑记者，大都是当时在社会上有一定名望和影响的人物。
他们不仅名气大，文笔锐利，更重要的是立场坚定、观点鲜明，出于爱国之心，敢于客观公正反映社会、反映现实，敢于和那些倒行逆施者对着干，为民鼓与呼。
王造时在《前方日报》刊登的评论文章。
这些人中有前期担任总编、主笔的“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常委彭文应，著名楚辞专家王泗源，知名爱国民主人士熊剑英、刘九峰，以及范长江、胡愈之推荐来的新闻出版界知名人士赵真平、陈楚等。
《前方日报》自创刊起就与《新华日报》建立了信息与报纸交换关系，并以《新华日报》言论为依据撰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抗战短评。
1940年1月5日在第一版公开发布《新华日报辟谣——斥敌挑拨离间》的重要消息，宣布“朱德不仅未飞往莫斯科，且未离开华北一步，八路军在华北坚决抗日。”驳斥国民党反共分子以谣言对中共的攻击，以正国统区百姓视听。
并在同年6月25日和26日连载刊登伦敦《泰晤士报》的长篇通讯《中日战争中的华北》，介绍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如何发动群众、坚持民主、抗战到底的事迹，有力地戳穿了国民党顽固派攻击八路军“游而不击”等谎言，让老百姓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之光。
《前方日报》自1939年5月创刊至1949年6月休刊，为宣传抗战、宣传进步、宣传民主，整整奔波了十年、坚持了十年、战斗了十年。
新中国成立后，王造时教书育人，笔耕不息，他翻译和改译的文字总数在一百万以上。
1958年，王造时被收入英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录》。1971年9月，王造时因病逝世，享年68岁。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
王造时的书法手迹。
如今，在吉安市吉州区档案馆，馆藏的113卷民国报纸中，数量最多的就是《前方日报》，共57卷，占了总数的一半多，时间从1939年6月至1948年11月，集中在抗战时期的就有51卷之多。
2018年初，吉州区档案馆完成了《前方日报》全文数字化扫描加工。这些珍贵的原件得到有效保存后，不仅能极大方便学者利用，也能供后人永远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