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中的抉择与挣扎：文天祥向左，文廷式向右
”
同是爱国能臣的文天祥与文廷式，虽所在的时代相隔600余年，彼此却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都生于乱世，皆文采斐然、志向高远，且不畏权势、心系天下。两位文氏名人毕生的忧愤与抗争，跨越历史直击人心，读来令人掩卷叹息。
生逢乱世
提起文天祥，人们首先便会想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位南宋末年的状元宰相，出生于南宋瑞平三年（1236）的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
13世纪初，铁木真统一了蒙古各部，建立了蒙古汗国。几十年间蒙古铁骑纵横欧亚，势力日渐强大。铁木真的儿子窝阔台继位后，又一举灭了大金国，随即剑指偏安一隅的南宋。
文天祥塑像。
文天祥出生之时，正值风雨飘零的南宋走向暮年，与蒙古国的战争已拉开序幕。蒙古铁骑南下大肆入侵了蜀、汉及江淮地区，敌军攻城拔寨、烧杀抢掠，百姓生灵涂炭，哀鸿遍野。
如此这般“山河破碎风飘絮”的乱世，不仅构成了文天祥的成长和生活背景，也贯穿至他那短暂而闪耀的生命始末。
而文廷式的名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是陌生的。出生于清末1856年的文廷式（字道希，号芸阁），祖籍江西萍乡，一直以南宋信国公文天祥这位忠烈先祖的后裔自居。光绪十二年（1886），而立之年的文廷式途经浙江温州时，特地登上江心屿拜谒文天祥祠。
生活在清末的文廷式，与先祖文天祥相似，生逢乱世壮志难酬。彼时的清朝政府腐朽衰落，外遭列强欺辱，文廷式目睹的时局不仅是亡国之祸迫在眉睫，更是几千年来的封建帝制走向穷途末路之时。
不过，与文天祥相比，文廷式历经的是未曾有过的大变局，使之更多了一种世界眼光与近代意识。
《云起轩词》文廷式手稿
学而优则仕
文天祥与文廷式皆以科举入仕，二人天资聪颖，文采斐然，更受良好家教熏陶，拜名师深研学问。
童年时期，父亲文仪是文天祥的第一任老师，文仪既是饱学之士，又是私塾先生，对几个儿子的启蒙教育可谓倾心，并鼓励他们参加科举考试。18岁顺利通过了庐陵乡校考试的文天祥，根据父亲的安排，随后来到了著名的白鹭洲书院求学。
书院的创办人，时任吉州知府的江万里是朱熹的弟子，后来以进士身份入朝，官至宰相，此人为官清廉、忠肝义胆、刚正不阿，极大影响了文天祥。
作为江万里弟子、时任书院山长的欧阳守道则是一位思想开明的教育家，为生徒们创造了自由的学风，文天祥称赞这位恩师是“先生之学，如布帛菽粟，求为有益于世用，而不为高谈虚语”。
而出生于广东潮州的文廷式，17岁时进入广州学海堂学习，师从岭南大儒陈澧。陈澧对天文、地理、算术、古文、骈文、填词等无不精通，著述达120余种，提倡朴学，形成了“东塾学派”，他本人曾被国学大师钱穆评价为“晚清次于曾国藩的二号人物，学术史上主汉宋兼采，力主新式学风”。陈澧的学问尤其是词学对文廷式有着深远的影响。
文天祥登科录。
就考试而言，文天祥可称得上是南宋末年的超级学霸，他一路过关斩将，一举成名。在殿试上，面对宋理宗亲自出的考题《问天道人极》，年方二十的文天祥由于准备充分，加之忧心社稷，文思泉涌的他以“法天不息”为题，洋洋洒洒写了近万字策论并第一个交卷。
主考官王应麟看过后大为激赏，立即推荐给宋理宗，并说道：“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在位已久、理政浸怠的宋理宗，阅后甚为触动，仿佛回想起早年颇为进取的自己，于是亲拔其为状元郎。
而文廷式的科考之途不像先祖文天祥那般顺利。35岁时他才应礼部试入场，中试第二百六十一名贡士。随即赴殿试，因殿试策内“闾面”二字笔误，遭到有心人非议，御史刘纶襄借此上疏弹劾文廷式，致使此轮考试惜败。好在他意志并未消沉，39岁时再度参加保和殿翰詹大考，这次得一等第一名，并升授翰林院侍读学士。
文廷式像，杨鹏秋摹绘选自《清代学者像传》。
爱国与救世
少年文天祥在瞻仰吉州学宫时，看到供奉的同乡先贤——欧阳修、杨邦乂、胡佺遗像，慨然曰“没不俎豆于其间，非夫也”，暗自在心中立下誓言，要向这些北宋忠贤之辈看齐，死后也被人们遥想祭奠。值得一提的是，杨邦乂、胡佺皆为反对议和、力主抗金的斗士。
文天祥所在的时代，金国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更为虎视眈眈的蒙古大军。自幼目睹百姓受难的他，将抗元救国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矢志不渝地践行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汉学家宇文所安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写道：“国族危机促使一批文人成为战士，文天祥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爱国并非一句空泛的口号，南宋德祐元年（1275），南宋13万大军被元军消灭殆尽，太皇太后发出《哀痛诏》请求全国忠义之士举兵勤王之时，仅有文天祥、张世杰等少数几人起兵响应。文天祥更是变卖全部家产用以募集军队，指挥义军与敌军展开殊死拼杀。
而作为文天祥后裔的文廷式，亦是爱国忠臣。“信国三生存正气，专城（文晟）一死想英姿。”除承袭了南宋先祖的气节，祖父文晟在嘉应州被太平军围困，力战而亡的殉节壮举更是直接影响了幼年的文廷式，尽忠守节由是烙刻入他的记忆中。
虽未能像文天祥、文晟那般“投笔从戎去”，从来遇事敢言、政治能动性极强的文廷式，以笔为利剑，表明自身坚定主战立场。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他前后连续上书60余道奏折，不仅强烈抨击北洋军队的腐败和李鸿章的畏葸避战，还联合朝野上下，集聚形成一股外拒和约、保卫疆土的浩大声势。
戊戌变法期间，作为维新派的文廷式列名参与了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创立的强学会，一同启发民智、唤醒民众。其后，又创办了“外奉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得黄遵宪、陈三立标榜之力”的“大同学会”，还积极奔走筹办上海亚细亚协会，在当时清政府联俄外交未收到预期效果，且加剧了列强在华利益争端的背景下，意欲向日本寻求制俄之途径。
抉择之分野
“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这是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对“志”“力”与“物”三者关系的哲理探讨，而“志”是最为根本的决定性因素。
文天祥的仕途并不顺遂，屡受排挤，更为奸相贾似道所忌恨，两度遭其罢官。上任江西提刑时，文天祥曾因复核一起冤假错案，将真正的凶手绳之以法，并以官府名义为冤主母亲赡养送终，在当地赢得“文青天”美誉，却没想到贾似道以革职官员们的诽谤为契机，默许他们弹劾文天祥，使其第一次丢官。
而后又被起用，任学士院权职的文天祥，替度宗草拟诏书未呈贾似道审阅，再次被弹劾丢官。即便在勤王举兵期间，文天祥和他的正义之师，也被别有用心的臣子恶意诋毁，使得步履维艰。
清代“学颜第一人”钱沣楷书《正气歌》。
文廷式的仕途同样布满荆棘，对他最为恼火的当属老佛爷慈禧。在后清流大清洗中，文廷式遭到罢黜，被逐出京城。维新变法失败后，清政府更是下达了通缉令，要将其置之死地。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文天祥与文廷式的人生都定格在了临近知天命的节点。
47岁那年，被押解至元大都的文天祥，拒绝了元朝的高官厚禄，诀别了自己的骨肉至亲，选择从容赴死，舍生取义，是为“慨然”。
48岁的文廷式，历经了青年漫游、壮年流亡后，最终选择远离政治、隐于山野，却仍在如何安身立命中抑郁徘徊，猝逝于原籍萍乡，是为“憾然”。
相似的境遇，却造就了日后不同的声名。文天祥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依然此心光明，所以能“慨然”迎向死亡。而看清清朝颓势不可逆转的文廷式，选择了“事既已不可为”，受困于“遗民”意识，所以“憾然”难酬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