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严歌苓：第九个寡妇（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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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版 | 余华长篇小说《活着》《兄弟》

严歌苓小说    第九个寡妇

第七章

　　还得回到一年多前，回到饥荒才开始的时候，回到葡萄和春喜第一次交欢的那个夜里。等春喜走了之后，她回到院子里，把五条烤熟的鱼摘下来，在地上轻轻摔两把，把烤成黑炭的地方摔下去。鱼肉是真香，她和二大奇怪，这么腥臭难闻的东西做熟之后咋会香得恁馋人。

　　他们用筷子把鱼肚子挑破，里面还是腥臭的鱼下水，不象熟了的样子。鱼下水掏了，葡萄挑下一块肉，雪白粉嫩。她用牙尖尖咬了咬，咂咂嘴，点点头。二大一直看着她，见她点头，手才伸下去，掰了一块鱼尾，一口下去，满嘴是刺，他嚼也不是吐也不是，半张开嘴，不知下面该咋办。葡萄也不知该做什么，看他的嘴为难成那样，说：“啊呀，快吐了吧！”

　　二大把那一口鱼肉吐在地上，花狗窜上来一下舔了去，不久喉咙直了，又咳又喘，爪子上去在嘴边乱挠。两人一看，都明白它喉管上扎了刺。葡萄着急，想看看它还会不会吃东西，扔一个糠菜团子给它。它嚼也不嚼，咕咚一下吞了半个菜团，安静下来，把剩的半个菜团吃了，稳稳坐下来，仰脸等下一口食。二大说看来花狗喉咙粗，咽一口菜团子，就把鱼刺儿给杵下去了。

　　明白了这道理，两人还是不敢把鱼吃下去。第二天，葡萄去集上卖了两丈大布，买了个新锅回来，把烤得半生不熟的鱼扔进去炖。汤象稀奶汁似的，调些盐一尝，真还不难吃。二大皱眉喝完他的一碗汤，笑笑说：“咱这胃口还是没见过世面，咋还是恁想吐！”

　　过了两天，钻在网上的鱼有七、八条，葡萄把它们收回来，用篮子挎到小火车站上。伙房的师傅一见就乐了，问她鱼卖什么价。葡萄说她不卖，她要换粮。“

　　师傅舀了一碗小米给她。第二次，她换回一斤红薯粉。到了入夏，师傅说他们这儿缺粮也缺得狠，再不敢换粮给葡萄了。她说那她也不想挎回去，老沉的，就送他们吃吧。师傅马上叫她等着，他做熟让她带两条回去。

　　葡萄等的就是这句话。她从师傅剔鳞、剖肚子开始往心里记。然后她记下他怎么用油煎，用葱、姜、酱油、醋煮。下一趟她又去送鱼，师傅难为极了，说这会中？光吃她的鱼。葡萄就说不中就给点酱油、醋吧。

　　葡萄挎着一小瓶酱油，一小瓶醋往家走。有多久没吃酱油和醋？她都想不起来了。她走走，实在让醋那尖溜溜的香气弄得走不动了，就拔下瓶盖，抿了一口。酸味一下窜进她鼻子，她流出泪来，可真痛快。从七岁就闻惯的酱油、醋作坊的味道，在她嘴里、舌头上跑。二十年的记忆都在她嘴里跑。她想，天天叫我吃点酱油、醋，活着就美了。

　　用酱油、醋做的鱼汤味道好多了。她和二大慢慢习惯鱼腥气，还是不敢沾鱼肉。用筷子把鱼肉在碗里拨拉开，里头满是比绣花针还小还细的刺儿。吃那一口肉，等于是吞一把绣花针，他们的喉咙可不象花狗那么粗。

　　村里人发现葡萄天天在河里放网。他们跟在她后面，看她从网上摘下鱼，都问她敢吃不敢。她告诉他们敢吃不敢吃，自家去做熟尝尝。问咋做，她说煮煮呗。

　　人们也学她的样逮了一些鱼，回家一煮就大骂葡萄：那东西吃一口，得花俩钟头去咔刺儿。有的刺儿扎在嗓子眼上，怎么也咔不出来，到卫生院让卫生员使镊子镊出来才罢。

　　初入夏鱼草被人涝上去吃了，河水秃秃的，鱼越来越瘦小。这是个旱年，五月份河干了，和前几年围造的田连成一片，裂得口子里能跑田鼠。

　　葡萄和二大商量，认为该去找日本人藏罐头的山洞了。

　　葡萄等着人们把猪场的种猪、猪娃全杀杀吃了，她空闲下来，天天在离水磨十七、八里的山里找。找得人也晒成了炭，什么也没找着。这天她正找着，听身后有一群人说话。这群人是贺村的，中间双手上着手铐的是刘树根。她跟他们打招呼，他们的样子恶得很，不叫她在附近转悠。葡萄从来不给人省事，越不叫她干啥她越干啥。她就想没听见他们的喝斥一样，跟刘树根搭话：“树根叔，老久没见了，咋戴上铐子了？”

　　刘树根眼一低，点点头。

　　旁边背长枪的人说：“这货是美蒋特务，在村里散布谣言，你往他跟前凑啥凑？”

　　葡萄问刘树根：“您散布啥谣言了？”

　　刘树根死盯着脚尖，装听不见。

　　背枪的人用枪托子吓葡萄：“你再不走把你也铐上！”

　　葡萄说：“这地方是你家的，兴你走不兴我走？”

　　她想，刘树根肯定在带他们找那个日本仓库的门。现在谁能找来吃的，谁就是菩萨，刘树根能把那些罐头找到，不但没罪了，还有功。她不再明着跟他们，躲进草里，猫腰往前走。这山里每根草每棵树她都认识，不一会她已抄到了那群人前面。

　　刘树根说：“就是这儿。”

　　原来的那棵大橡树让雷劈倒了，地上长出一群小橡树来。葡萄等他们把洞口封的水泥，木头撬开，迎着他们站起来说：“你们贺村想独吃呀？这仓库里的日本罐头有史屯一半。还有皮靴，皮带。”

　　她一看这群人的眼神，就明白他们心里过着一个念头：把她就地干掉算了。

　　贺村的大队长说：“哎哟！这不是王葡萄王模范吗？”

　　他装得可不赖，就象她葡萄是女妖精，刚刚变回原形，让他认出来。

　　大队长说：“日本人的东西，咱都不敢留，都得上交。”

　　葡萄说：“那可不。”

　　大队长说：“找不找着，是考验这个隐藏的阶级敌人，看他是不是真有立功赎罪之心。找着了，咱国家在困难时期，多一批罐头，是个好事情，啊？所以一找着，我们就上交回家。”

　　葡萄问：“国家是谁家？”

　　大队长不想跟她麻缠下去，他急着要盘点里头的吃食。有了这一仓库吃的，他们大队怎么都熬过荒年了。他要争取做逃荒户最少的先进大队。他想，回头打发她几个罐头，她嘴就封住了，女人嘛。

　　日本人把一个山洞掏成仓库，堆放的东西贺村的一群人运不走。大队长叫一个人回去搬兵，葡萄说：“顺道叫史书记来！”

　　大队长脱口就说：“叫那祸害来干啥？”

　　葡萄说：“那祸害就在这儿给你打张收条，不省得你搬这半座山回村去？”

　　大队长知道葡萄要跟他纠缠到底了。他见过地区丁书记和葡萄在猪场里说话，又家常又随便。他说：“好吧，把史书记请来吧。”

　　史书记不是一人来的，他带着所有的大队长，支书，会计，共青团书记，党员，一块上了山。老远就扬起滚圆的嗓门：“太好了，咱公社有了这批罐头，有劲儿干活了！”

　　葡萄心想，春喜有三条嗓门，一条是和众人说话的，那嗓门扬得高，打得远，就象他喉管通着电路，字儿一出来就是广播。第二条是和领导说话的，那条嗓门又亲又善，体已得很，也老实得很。第三条嗓门他用了和她葡萄说话，这嗓门他从十六岁到现在一直私下存着，不和她单独在一处，他不会使它。它有一点依小卖小，每句话都拖着委屈的尾音，又暗含一股横劲和憨态，是一个年轻男人在年长女人面前，认为自己该得宠又总得不到的嗓音。

　　大队长跟史书记又握手又让烟，也忘了他是怎么个祸害了。他把史书记往洞里面让，一副献宝的样子。

　　史书记用他的手电往仓库里一照，嘴合不上了：里面一两箱罐头一直摞到洞顶。

　　史书记那样张嘴瞪眼地在心里发狂，站了足有三分钟，才说出一句话来：“日你日本祖宗，你可救了我了！”

　　葡萄看看他那汗浸浸的侧脸。汗水从他黑森森的胡茬里冒出一片小珠儿，他可是不难看。再看他两条直直长长的腿，叉得那么开，站成一个毛主席或者朱总司令了。她看他伸出手臂，手指伸进木条箱的缝里，去摸罐头光溜溜的铁皮。他的手也不难看，就是太狠，抓上来要把她揉稀了似的。他高兴得年轻了好几岁，就象当年他和她一块烧成了第一窑砖。

　　“日他日本奶奶！咱公社这下有救了！恁些肉罐头还怕度不了荒年？吃罢日本罐头，咱硬硬朗朗地打美蒋！”

　　“是刘树根找着的。”一个民兵说。

　　“免罪免罪。”史书记大方地打哈哈：“解决全社的吃粮，就是救人救命！就是杀人的罪，你救下一条命来也抵了。谁把刘树根的铐子给打开？”

　　命令马上就落实，刘树根扑通一下跪在史书记面前：“青天大老爷！”

　　史书记大方地抬抬手：“起来起来。我不但不治你罪，还奖赏你几个罐头。你们谁，现在就把刘树根的奖品给人家！”

　　大队长在旁边看着，一股股冷笑让他硬捺在皮肉下面。这祸害让他们下面堆土、上面堆粮地放亩产“火箭”，跟国家大方，现在又拿他们费气找着的东西大方。

　　史书记叫人把山洞仓库看上，好好清点一遍，然后就让全社的人来这儿，把罐头化整为零。不然人都饥得肚子胀水，两腿麻杆细，到什么时候能把这些的罐头运下山去？而二十多里山路呢。

　　晚上，全社几千人打着火把，电筒上山来了。大伙比当年分地主的地和浮财还欢闹，火把下电筒上的黄肿面孔一个个笑走了样。学生们也跟来了。这么长时间，他们第一次有力气走路。学生们都不知什么是肉罐头，问他们的爹妈，爹妈们也说从来没吃过，小日本吃的东西，赖不了。二十多里山路，他们走到凌晨便到达了。天微明的时候，山里的鸟叫出曲调，人们身上都被汗和露水塌得精湿，没一个孩子闹瞌睡。

　　史书记披着旧军衣上装，一身汗酸气，和一群干部们布置领罐头的方案。各大队站成队伍，由一个代表进洞去把罐头箱往外传。

　　史书记象在军队一样，领头喊劳动号子。下面的人起初臊得慌，都不跟他的号子喊。过不多久，见史书记和他媳妇一点也不臊，越喊越响亮，便慢慢跟上来。他们一边喊史书记军队上学来的劳动号子，一边把罐头箱手递手传出来。太阳升到山梁上的时候，他们把山洞搬空了，这才觉出耗尽了最后的体力。

　　“这是咱公社的一次大丰收！”史书记在累瘫的人群边上走动着。“再鼓一把劲，把里面的皮靴子也搬出来，咱就在这儿分罐头！大家同意不同意？”

　　人们再次站立起来，靠头天的榆钱、槐花、锅盔草给身体进的那点滋补，又开始第二轮的搬运。装皮靴的纸板箱已沤烂了，里面的黑皮靴成了灰绿皮靴，上面的霉有一钱厚。人们用身上的衣服把霉搓下去，下面的皮革还没朽掉，尤其那厚实的胶皮底子，够人穿一辈子。人们把多日没洗过的脚伸进日本皮靴，又打又笑地操步。不过他们都相互问：你穿错鞋没？

　　所有人都发现他们穿错了鞋：两脚都穿着右边的鞋。问下来他们明白这一仓库的皮靴都是右脚的。他们猜日本人专门造出右脚的鞋来给左边残肢的伤兵。又想，哪儿就这么巧呢？锯掉的光是左腿？那是日本人的工厂出现了破坏份子？最后他们猜是日本人太孬，把左右脚的靴子分开入库，左脚的靴子还不定藏在哪个山的山洞里，就是一个仓库让中国人搜索到了，也穿不成他们的鞋。

　　人们说他们偏偏要穿不成双不结对的鞋，中国人打赤脚都不怕，还怕“一顺跑儿”的鞋？！于是他们全恼着日本鬼子，转眼就把靴子分了，穿上了脚，不久暑热从那靴子里生发，凝聚，蒸着里面长久舒适惯了，散漫惯了的中国农民的脚。史春喜笑嘻嘻地迈着闷热的“侉侉”响的步子，检阅着正在分罐头的各个大队。他的脚快要中暑了，但他喜欢那步伐和脚步声。人们一点也不打不吵，没人骂脏话，罐头安安生生地就分到了各生产队，又分到了各家各户。他站成一个标准、漂亮的立正，两个脚尖却是都朝一个方向；他这样立正向人们说：“我希望大家细水常流，啊？别一顿把恁些罐头全吃了！咱要靠它坚持到麦收！”

　　葡萄抱着她分到的三个罐头，看着春喜也会象老汉们那样从烟袋里挖烟草，装烟锅，她心就柔融融的化开了：他装烟的手势和他哥一模一样。他穿着“一顺跑”的日本皮靴正和一个老婆儿说什么笑话，帮她挎起装了五个罐头的篮子往山下走，老婆儿的孙子孙女前前后后地绕在他身边。

　　不少人说得先吃一个罐头才有力气走二十里路。他们找来锹、镐，砸开了罐头，有人不对呀，闻着不香嘛。

　　从砸开的铁皮口子里冒出的是白的和绿的酱酱。日本鬼再吃得奇异，也不会吃这东西吧，大伙讨论。一个人用手沾了一点白酱酱，闻了闻，大叫一声：“这是啥肉罐头？这是油漆！”

　　没一个人走得动了。孩子们全哭起来，他们爬的力气也没了。贺村的人想起什么了，叫道：“美蒋特务刘树根呢？快毙了他！他想叫咱喝油漆，药死咱哩！”

　　人们这才想起刘树根来。他的阴谋可够大，差点让大伙的肠子肚子上一遍漆！就差那一点，史屯整个公社的人都毁了。他们到处找刘树根，人人的拳头都捏得铁硬，他们已经在心里把几十个刘树根捶烂了。这个兵痞，壮丁油子，从土改分掉了他的二十多亩赖地就盼着美蒋打回来。人们说：捶烂他！剁了他！给他汆成肉丸子！下油锅炸炸！……哎呀，那可费油！多少日子没见过一颗油星子了！

　　刘树根就是没了。他家窑洞上了锁。他和他老婆、孩子都没了。人们不知道，刘树根那天得了五个罐头的奖励，回到家找刀开了一个罐头，当场昏死过去。老婆又泼冷水又扎人中，他醒过来说：“村里人马上就要来了，他们非捶烂我、剁了我不可！

　　老婆说：“你也不知那罐头里装的漆呀！”

　　刘树根说：“我是不知道。可我也不是美蒋特务，他们说你是，你就是了呗。他们一开罐头，见里头不是肉，非把我剁剁，汆成丸子……说着他就瘫成一滩，等着挨剁了。

　　老婆做过窑姐，见识比村里女人多，赶紧收拾了衣服、铺盖，趁全村还在山上喜庆罐头大丰收，她拖起刘树根就走。通县城的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两边是被人吃秃的草，吃死的树，一条瘦狗被谁家扔了，死在路沟里，扁薄得象一条狗形毯子。走了一程，新坟上的老鸦们见人来了，盘旋在人的头顶。它们想，盘旋不了多久，就可以俯冲下来。它们常常这样撵着暂时还在挪动的肉，狗也好，人也好。

　　种麦之前，史春喜把全公社的党团员、劳模、积极份子、干部、复员军人全叫到原先的孙家百货店开会。

　　春喜一下子老了十岁，眼光都有点花似的，眯细眼对人们宣布，最危急的时刻到来了。

　　葡萄的脸也肿得发木，手里还是照样忙得很，用个线拐子打麻线。她能把碎烂的断麻全打成光溜牢实的麻线。她胳膊上下舞，想抓紧开会的时间把一团烂麻打出线来。

　　麦种、牲口，都是大问题。咱公社的牲口死得差不多了，麦种钱也还没落实。春喜说着，迈开老汉的步子，在前台来回走。公社在这年春天把麦种全借给社员们吃了。

　　听了一小时，大家听懂了史书记的意思：他卖了自己的手表、小荷的缝纽机，凑出一份子钱给社里买麦种。他从军队复员，领的复员费置下的几件东西都献给社里了。大家明白，这是该他们献的时候了。他们中没一个人有缝纫机、手表可献。家里就一口锅一把勺，还献出去炼成了钢，到现在还没把锅勺置办齐。

　　葡萄的手舞动得更快，知道史春喜的眼睛在她身上一会照亮一下。冬喜不会把土堆在下头，盖上布再铺一层麦，最后把麦种也当“火箭”放上天去。不过她还是死心眼地在春喜的每一个神情，每一个动作里找冬喜。找到冬喜的一个挥手，一个垂眼，一个皱眉，她就迷了：那是冬喜借春喜还了魂。在葡萄犯死心眼的时候，她会心疼春喜：为了点麦种，把他愁得比他哥还老。

　　春喜的说话声音和在了葡萄线拐子飞转的声音里，听着就是冬喜啊。她抬起头，用肿小了的眼朝他看着。她好久没这样做梦地看一个男人了。麦种麦种，那时她和琴师朱梅看着抹窑洞的新泥和着的麦种发出麦苗来，对看了一眼。洞房里的红腊吐出肉肉的火舌，温温地舔一下，又舔一下。那被舔臊了的空气动起来，把墙上的青嫩麦苗弄得痒痒的，贱贱的，一拱，一闪。琴师就和葡萄做起同一个梦来。

　　她现在身上也痒痒的、贱贱的。她想春喜和她咋就这么冤家？她为啥就非得在他身上找到冬喜才不恼他？她的眼光没有空抛，散会时冤家来了，用他第三条嗓音对她说：“开会不准迟到，不准盯着我脸看。”

　　她就象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皱起眉毛。葡萄心一软，衬着土黄的脸，他那眉毛都长荒了似的。

　　“借到钱，买下麦种，再买几个猪娃。”她说。

　　他嘴角挑动一下，明白她的意思是说：我还是有一点儿喜欢你的。她一看这个大店堂里只剩了脸对脸的他和她。

　　“现在哪有东西喂它们？”春喜说。他的意思她也听懂了：我现在就想你哩。

　　“给我把猪娃引来，我保准饿不死它们。”她说。他听的是：我也想你。我身子老想你呀。他又说了几句关于庄稼，牲口的愁话，其实是说：你呀你，总算想我了。她也说了一两句宽心的话，眼神却告诉他：我身子喜欢你，心还恼你。

　　春喜懂了她这句后，突然垂下眼睛。

　　“你到底儿恼我啥呀，葡萄？”他问，猛不丁地。

　　葡萄楞了。她从来没想明白她恼他什么。她就是恼他。她说不明道不白他哪一点孬，但她的心明白，她的心不把道理告诉她。

　　春喜上来抱住葡萄。她的嘴抿得跟刚长上的刀伤似的。他用舌头撕开那伤口。他知道他委屈有多大；他知道她身子明明敞开了，等他等得作痛。

　　葡萄等他把她搁在条桌上，把她罩在他身子下，她才什么都忘了。黑灯瞎火可真美，她管他是谁，她身子喜欢就行。

　　从那天晚上之后，葡萄和春喜常常在坟院旁边的林子里欢喜。她想，他哥哥是疼他兄弟的，也疼她葡萄，不会让他和她肚皮饥身子也饥。这么饥的日子，没这桩美事老难挨下去。春喜每回完了事，和她说话，她就把汗津津的手搭在他嘴唇上。她和他是说不到一块儿去的。

　　种麦是靠人背犁的。公社书记成了史屯公社的头一条犍牛，跳进地里，把套往身上一套，跟大家说：“苏联龟孙想逼咱债，能叫它逼死不能？”他说完上身向前一探，脖子一伸，两条腿蹬开了。

　　史书记当了几天的牛，下面带出一群好牛来，麦子总算按时种下去了。背一天犁，他一看到葡萄的身影就又有了力气。他和她钻进北风吹哨的林子，直欢喜到两人都热得象泡澡堂。

　　葡萄的肿消了，脸色红润起来，扁了的胸脯又胀起来。她每天饥得心慌意乱时，想到晚上这一场欢喜在等着她，就象小时从地里往家走，想到一个井水冰着一根黄瓜在等她，马上什么都美起来。

　　天色往下沉暗，她把一篮子桐树花倒进刚开的锅里，坐下扯起风箱来。锅又开了，她揭开锅盖，把烫软的桐树花捞起来，一股清香。桐树花好好做熟味道不赖。涝起来的桐树花倒进盆里，她又舀了两瓢冷水进去。得泡上一天，才能把它熟来吃。昨天泡的花泡成了，用手撕撕，倒进锅里。煮一阵子，清香不清了，有了点油荤的香气从锅里冒上来。

　　葡萄用两个大碗把做熟的桐树花装进去。她摸黑摸出盐罐，里面有把断把粗瓷勺。她用勺子在盐罐上使劲刮，刮了一周，又刮一周。盐罐是分家时分到的，不知哪个懒婆子用的，一定是连汤带水的勺儿筷子都插进去舀盐，干盐巴浸了水，年头长了结成一层硬壳，现在葡萄把盐吃完了，只能靠刮那盐罐。

　　盐和辣子一撒，再拌拌，她用筷子夹起一块，送进嘴里。味道真是鲜得很，有点象鸡丝哩。不过葡萄早就忘了鸡丝是什么味道。她把自己碗里的桐树花又往大二碗里拨了些，把两个碗装进篮子，挎起来下到地窑里。

　　她摸黑摆好碗筷，又摸黑把凳子放好，嘴里问二大：“桐树花咋会恁鲜？吃着象鸡丝。”

　　二大嗯了一声，手把棉袄摸过来。

　　她一听他的动作，就说：“爹，冷得不行吧？”

　　二大又嗯了一声，手去揭被子，把当褥垫的草碰响了。她听着听着，想这个抖法，不是冷了。她的手准准地伸过去，摸在他额头上。就和摸了一块炭一样。她说：“爹，你啥时病的？早上咋不告诉我？！”

　　二大一张嘴，上下牙磕得可响。他说：“没事。”

　　葡萄点上灯才发现二大看着比听着吓人多了。他脸色苍黄，两只眼成了狸子的黄眼，白头发白胡子中间搁了个肿得有盆大的头。这时他要是逛在史屯街上，谁也认不出他就是十年前给毙了的孙怀清。

　　葡萄赶的是下洛城的晚班火车。小火车站的伙房师傅见了她，塞给她一个扁豆面的韭菜盒子，又把她交待给了火车上的伙房师傅，说葡萄是铁路上的家属，托他把她搁在餐车里捎到洛城。身无分文的葡萄晚上九点到了洛城。赶到孙少勇家时，已经十点了。

　　少勇开了门，把她往里让，两眼不离开她的脸。他问她怎么这么晚来，有急事没有。

　　“可是有。”葡萄说，见他让了椅子，也不坐下去。

　　“坐下说。”少勇拿出一个干巴巴的杂面馍，又给她倒上水。

　　“不是来跟你要饭的。”

　　他见她脸色不差，也不太肿。就是两眼的目光和从前不一样了，好象她一边和他说话，一边在想自己的心事。

　　“坐下慢慢说。”

　　“没空坐。你跟我回去一趟。”

　　“啥事？”

　　“有个人病了。病得老重。”

　　“谁？”

　　“回去你就知道了。”

　　少勇盯着她看。看出来了，那人是和他也和她有秘密关系的。是他们的孩子？是，肯定是。她一直把挺藏在什么地方养着，这个叫葡萄的女子干得出那种好事来。

　　少勇从衣架上拽下围脖、棉大衣。又从抽屉里拿了些钱。他一扬下巴，叫葡萄先走。

　　出门后葡萄才想起来问：“没和你媳妇说一声呀。”

　　少勇只管闷头往前走。他到大门口的公用电话拨了号，不一会接通了，他说他得出趟急差，老家人病重，得用用医院的车。他说他按标准付车钱和司机的夜班费。

　　少勇和葡萄是乘一辆破旧的救护车回史屯的。救护车已退了役，但年长日久的消毒水气味还浓得很。它就是少勇身上的气味——葡萄早先觉着他清洁得刺鼻醒脑的那股气味。

　　少勇上车半小时才说话。他说：“孩子啥症状？”

　　葡萄嘴一张，没出声。他以为病的是他儿子。他到现在也相信他和葡萄有个儿子，正在哪个他瞧不见的地方一天天长成个小少勇。为了这儿子他连他媳妇也不顾了，半夜三更出远门连个话也不丢下。

　　他又问：“是饥坏了？”

　　葡萄又张了一下嘴，没出声。他捏住她手，呲牙咧嘴地说：“咋不说话？死了？！”

　　“一身发黄，眼睛成猫眼了。脸可肿，老吓人。”葡萄说着，眼泪卟嗒卟嗒掉下来。

　　他甩下她的手。

　　“你老狠呐，葡萄。”

　　她明白他是说她做得太绝，把个孩子独占着，不到他病死她不叫他见。

　　少勇叫司机把车开回医院。他把病状也弄明了一大半，回去取针取药，顺便取白糖、黄豆。他们又上路时，他直催司机开快些。

　　路上他问葡萄：“挺长得象我不。”

　　“嗯。”她想到最后一次见到挺时，他齐她高了，会吹口琴、拾柴了。

　　“哪儿象我？”少勇问道。

　　“哪儿都象。”

　　“眼睛象谁？”

　　“吃奶的时候，看着象我。大了看看，又不象了。再长长，长成咱爹的那双眼了，老厉害。”

　　少勇随着车颠晃着。他的儿子可不敢死，他就这一个儿子。朱云雁整年忙得顾不上家，不是下乡蹲点就是上调学习。他慢慢发现成了干部的女人实际上不是女人，把她当个女人疼爱，她会屈得慌；把她当个女人使唤，那是想都不要想的事。少勇敬重朱云雁，可一男一女光剩了敬重怎么过成好日子？朱云雁一到他想要孩子就说：再缓缓吧，眼下大事多少啊？再逼，她就翻脸了，说少勇是什么干部，医生？和落后农民有啥两样？少勇靠让着她敬着她过了一年又一年。后来他也凉了，就把朱云雁当个合法睡一床的女同志，反正睡下去、站起来，说的都是一种话。再后来睡下去话也不用说了，背靠背，各扯各的鼾。一个床上两床被，常常只剩一床。她的被老是用麻绳捆上，让她背去这儿蹲点，去那么访察。

　　“挺有多高了？”少勇又问。

　　“高。象咱爹的个头。比你和铁脑都能长得高。”葡萄说。

　　“你到底把他搁哪儿养的？”

　　“世界恁大，挺才多大点？”葡萄说。

　　“你说他看见我，会认我不会？”

　　葡萄看着车窗外头黑色的电线杆一根根往后退。她笑笑：“谁知道。他好就行，活着就好。认不认我，随他。”

　　“挺不认识你？”

　　“认识不认识，只要他活蹦乱跳，我就可高兴。”

　　“他离你远不远？”

　　“远。挺都不说咱的话了。他说人家的话。”

　　少勇看着葡萄。葡萄看着窗外。车子一蹦老高，把她扔起来，他把她扶住。他想，既然葡萄把挺给了很远的人家，怎么又把他往史屯带？

　　车已经进了村，葡萄让他和司机说，叫他把车就停在村口。她和少勇往她家走时，她说：“生病的这个人不是你儿子。”

　　少勇站在一棵槐树下，月光把槐枝的影子洒在他脸上。“是谁的儿子？”他问。

　　“是你爹。”葡萄知道他会给惊坏，上来搂住他肩。

　　少勇把她的话当疯话听。葡萄常有说疯话的时候。她的额头和太阳穴上的绒毛碰在他腮帮上，多年前那个葡萄又回来了。他每一寸皮肉都认得那个葡萄。“为啥你总说剜人心的事，葡萄？”他情话绵绵地说，个个字都进到她头发里。

　　“二哥，提到爹真剜你心吗？”

　　她的脸仰向他，月亮把她照得又成了十四岁、十六岁，两眼还是那么不晓事，只有七岁。

　　“你不懂，葡萄。那时候我年轻。现在想，心是跟剜了一样。”

　　她点点头，承认她是不懂。

　　“二哥，你别怕。”

　　少勇看着她。她把他的手拉着，往前走。走两步，她把他两手夹进自己的胳膊窝。她又说：“你啥也别怕，有葡萄呢。”

　　前面就是葡萄的窑院了。少勇的手给她焐得发烧。一声狗叫也没有。不远的坟院里蹲蹲站站的，是夜夜到坟院碰运气的野狗。少勇不用看，也知道这不再是曾经的史屯了，他熟悉的村子给饥荒变野了，生了，不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它。

　　葡萄是怎么度过近三年的饥饿时光的？他心里骂着自己，见葡萄打开了门锁。花狗倒还活着，瘦得尾巴也摇不动，它早就听出了葡萄的脚步，门一开，它已上到最高的台阶上。

　　少勇一进院子就屏着气四下听，眼睛也闪过来闪过去地看。他实在猜不透葡萄的把戏。

　　葡萄上了门，又扛了根碗口粗的棒子抵在门上。她还没转过身，就说：“二哥，你是医生，你只管治你的病人。啥也别怕。”

　　他觉得她不是在说疯话了。事情一定不是闹着玩的，不然她为什么哄他到现在，叫他“别怕”？他也不再问，反正什么都该有分晓了。葡萄往屋里走，他跟进去，见她在点灯。然后，她从怀里掏出一张小照片。他凑上去，这就是他儿子。八岁的挺戴着红领巾，呆呆地瞪着眼前。他也象少勇小时一样爱板脸，见了生人就板脸。

　　他四下看一眼。床空空的。柜子油得雪白，上面的花描成绿色。他一边看一边问：“孩子在哪儿？”

　　“孩子在陕西。”

　　他怕问下去她会说“已经病死了”。所以他什么话也不问。

　　“孩子啥病没有。病的是咱爹，二哥。”

　　“谁爹？！”

　　“咱爹呀。咱有几个爹？”

　　“孙……怀清？”

　　“你先别问他咋活到现在。你只管把他当你的病人，给他治病下药。”

　　“葡萄……？！”

　　“多问没啥用。二哥，这时叫你把咱爹供出去，让人再毙一回，你供不供？”

　　少勇看着葡萄。她让他钻进一个恶梦里来了。

　　“你不会供了。我知道你不会了。要是供的话，挺就没了，你一辈子别再想见他。”

　　他还是看着这个女妖葡萄。

　　“你记着，你要再做一回逆子，你就当你没那个儿子。你杀你爹，我就杀你儿子，现世现报。”葡萄说着，抓起他的包，里面有药和针管，领他往院里去。

　　孙少勇没有想到他见了父亲会哭。当葡萄点上灯，照在奄奄一息的父亲脸上时，他的眼泪流了出来。要是父亲被抬到医院，躺在急诊床上，求他来抢救的话，他肯定以为他自己救了条陌生的性命。他不断侧脸，把泪擦在两个肩头上，把针剂打了下去。十八年前，父亲和母亲一块去西安看他，那时他刚刚毕业。父亲打哈哈地说老了不怕病了，儿子成洋大夫了。

　　父亲已经昏迷不醒。少勇直庆幸父亲饶了他，不给他来一场最难堪的父子相认。西安大街上，父亲领他走进一家商店，给他买了一支金帕克钢笔。他直说买那么贵的笔弄啥？

　　父亲只管往外掏大洋，说我养得起马，难道配不起鞍吗？医生做成了，还掏不出一支排场钢笔给人开方子？母亲也噘嘴，说那笔够家里买粮吃半年了。二十二岁的少勇挑了一支笔便宜，说他中意它。父亲说它太轻，说给人开药方，手上得掂个重东西。

　　孙少勇给父亲查了心、肺，看父亲两个厚厚的眼泡明晃晃的，他想，三分人、七分鬼的老父亲要能活过来，不知会不会问起那支金笔。父亲和母亲前脚离开西安，他后脚就把那笔给典了。典的钱和父亲给他留下的三十块大洋一块，交到了地下党组织手里。他已记不太清当时父亲给他钱时他有没有推让。按说他是会推让的，因为他知道父亲的积攒都给他哥俩求学了。正因为父亲只是能写几个字算算账的半文盲，他才巴望他的儿子们成大学问。

　　不过父亲可能再不会醒了。

　　一连几天的输液，他明白那场过堂一般的父子相认他妄想躲过了。父亲身上和脸上的黄胆已退了下去。眼睛的黄胆也浅了。这天晚上，他下到地窑，见煤油灯的火苗捻得老高，小桌上摆了两个怀子一个茶壶。父亲躺在灯光那一面，头发、胡子已剃去。虽然还不是活人的脸色，至少不象鬼了。他知道父亲闭着眼却是醒在那里。他的下一步，就是跨进油锅受熬炼。

　　这时忽听父亲说：“葡萄，医生来了？”

　　葡萄嗯一声。少勇看着她：难道父亲一直不知道治他病救他命的是他的逆子少勇？

　　父亲说：“给医生沏茶了没？”

　　“沏了。”葡萄的脸上有一点诡密的笑，把他拽到板凳前，捺他坐下。

　　父亲的嗓音气多声少：“那你告诉他，我就不陪了。我得闭上眼，睁眼老费气呀。请医生该咋诊病就咋诊。跟他赔个不是，说我怠慢他了。”

　　葡萄又诡密地朝他笑笑，说：“爹，哪儿有医生跟病人一般见识的？不想睁眼，不睁呗。”她把茶杯塞到他手上。他僵得手也动不了，茶杯险些打碎。她的手把杯子递到他嘴边，他木木地、乖乖地喝了一口被父亲叫成茶的白开水。开水一直烫到心里。

　　他问诊时，父亲也不直接回答，都是说：“葡萄，告诉医生，我肚里的水象下去不少。”或者：“问问医生，咋吃啥都跟药似的，那么苦？白糖水也苦着哩。”

　　少勇收了听诊器，血压器，父亲说：“跟医生说，葡萄，明天他不用来。六十里地，跑着老累人呐。”

　　少勇也不知说话还是不说话。他张几次口，那个“爹”字生涩得厉害，怎么也吐不出来。父亲为他行方便，不让他过那场父子相认的大刑，他只好把一再把“爹”字苦辣地吞咽回去。他朝葡萄使个眼色，叫她跟他上去。葡萄把纳鞋底的麻线往鞋底上一缠，站起身来。

　　“告诉医生，我就不跟他道别了。”父亲说。声音更弱，已半入睡了。

　　两人站在桐树下。一个好月亮。少勇两眼云雾，飘到这飘到那。葡萄不说话，等他魂魄落定。他嘴动了几次，都摇摇头，不说也罢地叹口气。葡萄知道他想问她怎样把他们的爹救回来，一藏十年。见他眼睛沉稳了，不再发飘，她想，他魂回来了。她只几句话，就把它讲完了，就象讲她去赶集卖鞋底、赶会赛秋千，若她和他真做成寻常恩爱夫妻，晚上闲下来，她都会和他这样说说话似的。

　　少勇觉得这就够了，不能多听，听这点已经够痛了。葡萄讲得淡，他的痛便钝些，她讲得简略，他痛得便短些。这样猛的痛，他得慢慢来，一次受一点。他每次来看父亲，都从葡萄那里听到这十年中的一节儿，一段儿。葡萄讲到他们爷儿俩如何做鱼吃，又怎样咽不下带刺儿的鱼肉。她每次都是三言两语，好象哪件事的由头，让她想起十年中的一个小插曲儿。假如少勇问她：这样藏下去是个事不是？她会说：啥事都不是个事，就是人是个事。问她万一给发现咋办，她会傻一会眼，好象从来没想过那么远。要是说：藏到啥时是个头呢，葡萄？她会说：咳，这不都藏这些年了。

　　每回少勇来，都睡在堂屋的旧门板上。这天夜里听见花狗叫起来，又听见葡萄的屋门开了，她穿过院子去开门。不久就听见葡萄和一个男人在院里说话。听着听着，男的嗓音厉害起来，象是责问葡萄什么。葡萄可不吃谁厉害，马上凶几句，过了一会，手也动上了。那男人动起粗来。

　　少勇把自己屋的门一拉，问：“谁？！”

　　男人马上不动了。葡萄趁机又上去搔了他一把。男人转身就往门外走。少勇又叫：“我认出你来了，跑啥跑？！”其实他什么也看不清。

　　男人给少勇一咋唬，心虚了，便站在台阶下说：“和嫂子说昨天出工的事呢……”

　　少勇说：“几点了，说出工的事？明明就是你见不得寡妇家门下太清静！早知道你没安好心！……”

　　其实少勇只是怀疑来的这个男人是谁，但还不敢确定。

　　男人说：“那二哥你咋会在这儿？六十里地都不嫌路远，隔两天往这儿来一趟？”他说着人已经走过来，迈着穿皮靴的大步，一边把肩上披的军衣往上颠。

　　少勇想，果然是这小子。最后一次见春喜的时候，他还是个青楞小子，这时一脸骄横，人五人六的成公社公记了。

　　葡萄抬着两个胳膊把头发往脑后拢，看看这个男人，又看看那个男人。

　　“我来咋着？”少勇说。

　　“来了好，欢迎。是吧，嫂子？给二哥配了大门钥匙了吧？”

　　少勇不知怎么拳头已出去了。他没有想清楚自己为什么恨春喜，而且也不止是为了葡萄恨他。春喜从几年前就把这个史屯闹得闻名全省，眼下的饥馑也全省闻名。春喜没想到会挨少勇这一拳，手抹一把鼻子淌出的血，借月光看一眼，突然向少勇扑过去。少勇年纪毕竟大了，打架也打得差劲，马上给打得满院子飞。花狗跑过去跑过来，想给人们腾场子，好让他们好好地打。

　　葡萄突然大叫：“来人呐，出人命啦！快来人呐！……”她声音欢快明亮，在水底一样黑暗安静的村庄里传得很远，先是在麦苗上滚动，又上了刚结绒绒果实的桃、杏树，慢慢落进一个个几丈深的窑院。

　　春喜不动了，站直身到处找他打架时落在地上的旧军衣。

　　少勇觉得胁巴已给他捶断了，抄起地上劈柴的木墩子时，疼得他“哎哟”一声。他突然觉得父亲给他的那支金笔，他是交给了春喜了。是给了春喜这样的人。春喜不明不白地把那贵重的笔弄得没了下落。他忍着疼，把木墩子砸过去，砸在春喜的腿上。

　　春喜得亏穿着日本大皮靴，腿没给砸折。他军衣也不找了，操着军人的小跑步伐往窑院的台阶上跑。李秀梅正一手掩着怀从家门跑出来，见春喜便问：“是史书记不是？”

　　春喜不答话，撒开两只一顺跑儿的皮靴，“跨跨跨”地往村里跑。这时葡萄的喊声才煞住。

　　第二天葡萄在春喜的军衣口袋里发现一块女人用的方头巾，桃红和黑格的，里面包了一封信。信只有几个字：葡萄，你叫我想死吗？我天天去林子里等你，等了一个月了。信还有个老老实实的落款，葡萄抱着围巾和信笑了：这货，上了心哩！她葡萄和他不一样，动的不是心，是身子。她葡萄能把身子和心分得好清楚。要是她的心能喜欢上春喜，她就不会把他的信和军衣收起来，防备着哪一天，她用得上它们。她想来想去想不明白自己，她到底不喜欢春喜哪一点。

　　麦收扬场的时候，春喜见了葡萄，她头上扎的正是那条桃红色头巾。他抓起一个大铁锨，一边笑呵呵地叫着“大爷”“大娘”，一面接近了葡萄。看两人能说上悄悄话了，他问她要他那件军衣。

　　葡萄大声说：“啥军衣？”

　　春喜赶紧把麦子一扬，走开了。再瞅个机会过来，他说：“把衣裳还给我。”

　　葡萄：“你衣裳借给我了？”

　　他见她狐眉狐眼地笑，明白她就是要和他过不去，又走开了。

　　这是三年来葡萄头一次吃上白面馍。她把馍从笼里拿出来，拌了一盘腌香椿。她给了花狗两个馍一盆汤，挎着篮子把饭送下地窖，在窖口就叫道：“爹，新面蒸的馍来啦！”

　　她这天忘了拴门，一个人伸头进来，正听见葡萄刚叫的那句话。花狗饿了这些年，头一回吃馍，连生人来它也顾不得叫了。

　　这人是史五合，村里人都不敢理他，都说他媳妇饿死后让他吃了一条大腿。谁也没亲眼见到他媳妇的尸首，是一群孩子们传的故事。孩子们天不明出去拾粪，正见一群野狗把一个尸首从新坟里刨出来。孩子们打跑野狗，见那尸首只有一条腿。他们用粪叉子把尸首的上半身扒拉出来，认出是史五合的媳妇，头天饿死的。之后村里人就都躲开史五合了，说你看看史五合的眼，和野狗一样样，都冒血光。

　　五合在门口听了葡萄叫的一声“爹”，心里纳闷，本来想偷点什么，也忘了偷，边走边想，王葡萄哪里来了个爹呢？

　　这事一直让史五合操着心。过了几天，他想，他一直操心的这事得解决解决。他在一个晚上悄悄跑来拍葡萄家的门。葡萄开门便问：“麦吃完了？”

　　“不叫我进去坐会？”五合的脸比花狗还巴结。

　　“有屁就在这儿放。”葡萄说，嘴角挑起两撇厉害的微笑。

　　“咱还是师徒关系呢……”

　　“谁和你‘咱’呢？”

　　“我有话和你说。不能叫人听见的话。”

　　“和你说‘不能叫人听见的话’？”她咯咯咯地乐起来，不一会就扯住袖头擦乐出的眼泪。

　　五合看着这个女人笑起来露出的两排又白又结实的牙，个个都在月色里闪动。要能贴在她又干净又光滑的皮肉上，那可是消暑。

　　“咋就不能和我说说话儿？”五合伤心地一闪红红的眼睛，往她跟前靠靠。

　　“落臭名声我也找个是模样的。史老舅家的二孩、三孩，我要跟他们落个腐化名声，心也甘，冤枉我我甘心。人家扯起是个汉子，卧倒是条豹子。和你，值吗？”葡萄笑嘻嘻地看他一点点往她身边挤，等他挤上来了，突然抽身，手背掴在他下巴上，下巴险些掴掉在地上。

　　五合一手捧下巴，一手指点着葡萄，成了戏台上的小生：“好哇，打得好！再来一下！……”

　　葡萄说：“回头还得浪费肥皂洗手！”

　　“再来一下！我看你敢！你再来一下，我啥也不说了，咱直接找民兵连长去。”

　　“找呗。”

　　“他们天天忙着抓捣乱破坏的地主、富农，漏网******。”

　　“抓呗。”

　　“你别以为你把他藏得多严实。”

　　五合说这话是想诈诈看。他红光四射的眼睛罩住葡萄脸上的每一点变动。葡萄的脸一点变动也没有。他心里一凉，想讹点什么的计划恐怕要落空。

　　“我藏啥了？”她问。

　　五合头皮一硬，嘴皮一硬，说：“那天我可看见了。你以为我没看见？”他想，诈都诈都这儿了，接着往下诈吧。

　　“看见啥了？”

　　“你说看见啥了？看见他了呗。你给他蒸了新面馍。你能把啥藏得住？我马上就能叫巡逻的民兵过来。”

　　麦子收成好，民兵们夜夜巡逻保卫还没收的麦子。这时就听见两个民兵在不远处聊着笑话，从地边往这儿走。

　　“不给人，给粮也行。”五合说着，活动了一下下巴、脖子。

　　“你刚分的麦呢？”葡萄问。

　　“俺家借的粮多，还了就不剩多少了。”

　　葡萄叫他等着，她把门一拴，进去提了十来斤白面，又打开了门缝，把一袋面扔出去。她听五合在门外说“多谢了！”她想，那一点面够这货吃几顿？吃完又该来了。到了秋天，她的白面也吃完时，她只能把喂了五个月的猪卖了，换了些高粱米。榆树又挂榆钱时，她吃尽地上、水里、树上长的所有东西，把粮省下给二大和五合。她已经习惯吃鱼剔刺了。腥臭的鱼肚杂她也吃顺了嘴。这时，喂了一冬的羊开始产奶。葡萄走到哪里人们都吓坏了，说这个女人吃了什么了？怎么水豆腐一样嫩，粉皮一样光呢？光吃鱼，喝羊奶的葡萄远远地看，只有十七、八岁。

　　眼看麦子又要收了。到处都贴着红绿标语。葡萄想，又是什么新词出来了。新词是“三自一包”。她的“三自一包”是猪场。村里的人又开始闹社火。梆子剧团来了一个又一个。一天戏台下有喊：那不是刘树根吗？刘树根不见了几年，回来成了团圆脸，老婆也挂起双下巴。两人刚下火车，还没归置家就看戏来了。他和老婆逃出去之后，在山西和一群各省的流民落荒到一片山地上。他们烧了林子，恳出地，种了一季红薯。那年的红薯结疯了，吃了一冬都没吃完。第二年他们种了甜菜、大麦、高粱。又正碰上厂家大量收购甜菜。第三年他们碰见一个史屯公社的乡亲，说公社用刘树根找到的油漆在河堤上、山坡上写了大标语，都是支持党的新政策的口号，那些标语在飞机上都能看得见，正好这天有个中央领导和省里领导乘一架直升飞机参观“三自一包”的成就，中央领导说：“那是哪个公社？”

　　省里领导马上派人传达这句话。传达时这句话就成“那是哪个公社？搞得不错嘛！”

　　传到县里时，升任县委书记的英雄寡妇蔡琥珀再往下传，就成了：“那个公社稿得很那好嘛！”

　　这样史春喜就被叫到了省里，参加了一次经验介绍会。他讲着自己公社怎样战胜三年自然灾害，走出大饥荒时，忽然想到，他能有这份荣幸，得记刘树根一功。没有那些油漆，他们不会刷那么大的标语，也不会被飞机上的首长们注意到。那些油漆把整个史屯街上的门面房油了一新，各级领导们看到一色的白门窗绿门窗，精神振奋，忘了这是个刚刚从饥饿中活过来的村庄。当时看刘树根找到的油漆毫无价值，长远的价值都不可估量。社会主义革命更是精神上的，灵魂上的，所以那些油漆漆出的东西具有灵魂的价值。史春喜把这些话在公社干部会上讲了。这些话被传出去，传到了山西的刘树根耳朵里。

　　吃晚饭时，葡萄把刘树根回来的事告诉了二大。她的意思二大听懂了。她其实是说：那时刘树根给捶烂，也就捶烂了。他躲了事，也就啥事都没了。事都会变，人不会变。把人活下了，还能有啥事哩？

　　二大看她香喷喷地喝着鱼汤，心想，这闺女，好活着呢，给口水就能活。

　　二大说：“别老去偷青麦。吃了多可惜！”

　　葡萄说：叫别人偷去不可惜？她笑起来。村里常有偷庄稼挨民兵揍的。葡萄偷的手艺好，地头蹲下尿一泡尿，身上都能装满青麦穗。她做的青麦馍、青麦汤也不胀肚。用钝磨多推推，多掺些萝卜糊、锅盔菜，口味也不赖。做咸汤时，葡萄用鱼汤搅面，多放些葱姜，二大就吃不出腥臭了。

　　二大说：“往年没人偷庄稼。”

　　葡萄说：“往年不是公家的庄稼。”

　　二大说：“谁的庄稼也不该偷。”

　　葡萄说：“不叫抓着就不是偷。”她把碗筷收拾起来说，“爹，今天晚上上头可凉快，上去坐坐吧。”

　　二大和葡萄坐在院子里。有飞机飞过，两人都停下抽烟、打麻线，抬头看那小灯一闪一闪从星星里穿过去。葡萄告诉了二大，洛城修了座机场，离史屯只有三十里地。有一天她看见少勇坐的飞机飞过去了。少勇当医疗队长到黄泛区治病，立了功，上西安去开会就坐飞机去的。去西安之前他来和葡萄打招呼。那天葡萄看见一架往西飞的飞机。每回她说少勇的事，二大都象听不见。

　　第二天五合到猪场来找葡萄。他说他见到一个鬼。是给毙了十多年的孙二大的鬼。“我搬了个梯子，爬你墙头看的。”

　　葡萄说：“你想要啥？”

　　五合说：“粮我不缺。有青麦偷哩。”

　　葡萄手里掂个搅猪食的木棒，有五合的瘦胳膊粗。木棒在她手上一抽一抽的，就象硬给捺回去的拳头。木棒懂她胳膊的意思，她胳膊懂她心的意思。

　　“那你想要啥？”

　　“你先说他是不是个鬼？”

　　“是不是你不是看见了？”

　　“我得让史书记，民兵连长，带着民兵去看看，他是个鬼还是个人。”

　　葡萄手里掂的木棒抽搐得狠着呢。她要不扔下它，它马上就要窜起来了。她把木棒往锅里一插，开始搅正开锅的猪食。史五合上了一步，把葡萄拽进怀里。

　　她看着这个一无用场、不长出息的男人花白的头在她怀里拱来拱去，象拱到奶的猪嵬似的马上安静了。她看着她自己的衣服给那可怜巴巴的手扒下去。猴急什么呢？把钮绊都拽脱了。她看她自己的背抵着嘟嘟作响的锅，看着那只没干过一件排场事的瘦手上来了，掰开了她。她给他拖到撒着糠米儿、麸皮、黄豆瓶渣儿的地上。花白发的脑袋已软下来，软在她颈窝里，一股汗气让她张大嘴呼气。这是个活着没啥用的东西。他媳妇死都死不囫囵。

　　他自己亏空了不知多少似的，又是汗，又是鼻涕，气还没喘妥就告诉她，他每天得来找她一回。

　　她说：“找呗。就别上这儿来。”

　　“那上哪儿？”

　　“这儿多脏。”

　　“你还挑干净呢？”

　　“干干净净的，美着呢。”

　　“那我明天上坡池里洗洗？”

　　“别糟塌一坡池的水吧。牛们还饮呢。你下回来，我带你上一个地方。”

　　史五合五十岁来了这场艳福，高兴地连吃新麦都不香了。他等葡萄带她去风流，天天打水又冲又洗又刮脸。到了这天，葡萄领他往河上游走，叫他别跟近。他远远跟着，口哨吹着“秦香莲”的段子，多高的调都吹了上去。走到晌午，走到一个小庙边上。他从来没见过这么矮的庙，不象是荒庙，窗玻璃擦得晶亮，还有焚香的烟冒起来。他见葡萄只穿件没袖没领的小衫子。那是块旧洋缎，缎面的光彩在阳光下还耀眼，把她身上凸的凹的都闪出来了。

　　她回头冲他一笑。他刚上去搂她，她突然翻脸，尖叫着“救命啊！……畜牲！畜牲！……”

　　他恼坏了。手一用力，那缎子小衫被他扯碎了。他象条大肉虫似的在她身上又爬又拱。她叫得惊天动地。不一会他觉出什么动静，扭脸一看，小庙里出来了一大群侏儒，楞在那里。突然从门里冲出一个十来岁的男孩，扑到史五合身上就咬。史五合一把把男孩扔出去，侏儒们这才抄起棒子、石头，举着铜香炉朝他来了。

　　五合不会知道这个名叫挺的男孩了。那些木棒、石头砸在他肉上、骨头上，发出闷响、脆响、砸在骨头上的声音让他觉着整个身子是个空壳儿。他看着自己的鲜血发了山洪，隔在他和侏儒们之间。那滚烫的山洪从他自己头脸上冲下，把侏儒们一模一样的扁脸慢慢淹了。他不知道叫作挺的男孩是谁，打哪儿来的，也不知年年收罢麦葡萄就上到这山上来，来看这男孩，照例搁下药片、药水；治头痛脑热的，治肚泻上火的。她还按男孩长大的尺寸每年给他做一套衣服一双鞋。五合听见一个蚊子似的声音说：“别打呀，我还有七十老母……”他发现自己是这只求饶的蚊子。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矮子怪物，那半尺长的腿们踢他踢得狠着呢。他来不及想自己会不会丧命在这几百短腿怪手里，热血的山洪就把他眼前最后一点天光淹没了。他不会知道葡萄和叫挺的男孩是怎么相处十来年了。她和他没说过话，就互相看两眼。他在庙边上跑着掏鸟窝，抓蝈蝈、吹口琴时，会突然站住，一动不动，脸对着那片杂乱的林子瞪大眼。他有时还会朝林子走几步，就是不走进去。挺明白林子里有双眼睛和太阳光一样照在他身上。

　　五合快要咽气了。他已经不是个人，是个人形肉饼。最后的知觉里，他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说：挖个坑埋埋吧。他那一滩血肉人渣儿给人七手八脚地拾了拾，七零八碎地给搬起来。镐头在他旁边刨，刨一下他的渣儿就更散开一些。五合那个享过艳福的东西在刨地的震动中一抖一抖，他不知它正被那叫挺的男孩瞪眼看着。那个男孩脸上露出恶心的神色。从五六个省、市集合到这里的侏儒们种自己开的地，吃自己打的粮，看自己唱的戏。人们嫌弃他们，他们也瞧不上人们。因此他们没有人饿死。叫挺的男孩管他们叫“爹”、“妈”、“大爷”、“叔”、“婶”。

　　五合不知道任何事了。那些他不知道的事包括叫挺的男孩年年都是三好学生，年年都把奖状带到这里，搁在庙门口。他们全进庙去的时候，有个女人会来细细看那奖状。上一年，奖状里包了张一寸大的照片，叫挺的男孩在上面呆楞楞地瞪着眼。那双眼很英气，被人说成“眼睛看着老利害”。

　　五合稀烂的肉体还没死透，滚进大坑时肉还最后疼了一下。是那些半尺长的腿把他踹下大坑的。是叫挺的男孩瞪着他这堆血肉渣子滚上了第一层黄土，就象庙会上卖的甜点心滚了一层豆面、糖面、芝麻粉。五合知道的事不多，知道他十多年前打洞打进孙家百货店时，孙二大手里的铡刀是仁义的。他还知道他去葡萄身上找舒服时，葡萄并不恨他。葡萄象是可怜他。他知道的不多，但知道葡萄胆大妄为，敢让一个毙了的人复活，让那人一活十多年。

　　史五合从这世上没了。他知道的那点事也没了。

　　谁也不觉得缺了他。

　　这个人站在史春喜身后，乱糟糟一个头，皱巴巴一条围巾，灰蒙蒙一双皮鞋。脸是整齐的，眉眼一笔一划，清楚得象印上去的。三十来岁？恐怕不到？

　　史书记介绍他是省里派来的四清工作队同志，是个作家，写过有名的书和电影。葡萄把他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看过了。春喜对葡萄说，朴同志就安排在葡萄院里住，饭派到各家吃。全村最数王葡萄家干净整齐，才安排他住这儿。

　　葡萄转身往屋里走。史书记在她身后叫：“王葡萄，你听明白没有？”

　　葡萄说：“不支床老扛着被子？”她下巴一斜，指指春喜肩上的被包。

　　史春喜说：“我话没说完呢！”

　　“说。”葡萄在窑洞里应着。

　　那个叫朴同志的男人赶紧进了窑洞，帮葡萄一块把两摞土坯摞齐，再把那块靠着墙的门板扶下来，搭在土坯上。他不会干活儿，葡萄搬土坯，他就上来和她抢，弄的四只手四只脚乱打架。葡萄扛门板，他搭的那只手也吃不上力，虚扎着架式，不过心是好心，眼睛担惊受怕地看着葡萄弯腰、起身、绷腿、挪脚、咬嘴唇。见他担惊受怕，葡萄斜在门板下朝他咯咯地笑起来。“怕啥呢？我连你一块都搬得起。”她笑着说，一边缓缓跪下一条腿，把床板卸下，搁在土坯上。

　　史书记进来了。窑洞窗上的小方格子透进来光亮。窗上糊的纸黄了，红色窗花还红着。葡萄爱拾掇家，地上的砖扫得泛青光，墙上漆了一圈绿漆，往下是白漆，往上是旧报纸旧画报糊的墙和拱顶。

　　史书记跟葡萄讲着好好照顾朴同志之类没用的话，朴同志也跟葡萄讲着以后要添许多麻烦之类没用的话。葡萄说麻烦也没办法呀。她笑嘻嘻的，两个男人楞住，不知她要俏皮还是发牢骚。

　　“麻烦工作队要住，不麻烦工作队也要住。”她说着，就拿起朴同志网兜里的花脸盆，对着光看来看去。

　　史书记说：“她这人直，朴同志别往心里去。”

　　“工作队这回要改啥呀？”葡萄问道：“上回是‘土改’，这回是啥改？”

　　朴同志说：“这回是‘四清’。清理地主、富农、……他扳下俩手指，扳不下去了，张口结舌地想着。

　　史书记马上接下去：“还有坏份子、右派。”

　　葡萄说：“和上回一样。”

　　朴同志懵懂了，问她哪回。

　　葡萄：“上回也打地主、富农。我当这回是啥新工作队呢。和上回一样。”

　　她已拿着盆走到院里，从缸里舀了两瓢井水。朴同志直说：“我来，我来”，还是插不上一下手。他把毛巾投进水里，胡搓乱拧，水淋淋地就擦到脸上。葡萄觉着他连搓洗毛巾也不会。洗衣服咋办？真愁人。她看他两只马虎手又在盆里瞎搅，愁愁地笑起来。

　　史书记说：“王葡萄，你这觉悟可成问题。”

　　葡萄想，连“觉悟”这词儿都和上回一样。

　　“工作队吃恁大辛苦，这么大名作家上咱这儿蹲点，就为了提高你这样人的觉悟。”史书记伸着一个手指头敲木鱼似的点着葡萄。

　　“觉悟觉悟，给记工分吗？”葡萄说。

　　朴同志一听，哈哈大笑。他这一笑葡萄放心了：是个鲁莽汉子，一点不酸。葡萄和他对上一眼。朴同志嘴张在那里，笑容干在脸上。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眼睛，浑顽未开，不谙世事。是胆大妄为的一双眼。眼睛又厉害又温柔，却是不知有恨的。这双眼最多六岁，对人间事似懂非懂，但对事事都有好有恶。怎么会有这样矛盾的女人？

　　葡萄把他拧了没拧干的毛巾接过来，肩膀挤他到一边去，自己把毛巾搓了二下，脆利地拧干、抖开，交到朴同志手里，端起脸盆走到院子那头，把水倒进一个木桶。朴同志看她的一个个动作，觉着她身手漂亮，天生就会干活。

　　第二天他发现葡萄从红薯窖上来，挎一篮子花生。她说：“炒花生给你吃。”又过几天，他夜里躺在床上，听她出屋。不知为什么，他起身扒在窗上看。他见她又下红薯窖了，上来下去手里都挎着篮子。

　　朴同志有天晚上开会回来，她给他开大门。那天他忘了带手电，步子滑了一下，从台阶上摔下去。她给他敷药时他说要在门上装个灯就好了。

　　“装啥灯？反正你们又耽不长。”

　　“谁说我们耽不长？”

　　“我说。”

　　“你为什么说我们耽不长？”他有点和孩子胡逗的样子，看着她笑。

　　“谁都耽不长”。她想说给她听过去十四军来了，驻下了，后来又走了。八路军来了，也走了。土改队住了一年，还是个走。过去这儿来过的人多呢——洋和尚，洋姑子，城里学生，日本鬼子、美国鬼子，谁耽长了？你来了说他投敌，他来了说你汉奸，又是抗日货、又是日货大减价，末了，剩下的还是这个村，这些人，还做这些事：种地、赶集、逛会。有钱包扁食，没钱吃红薯。不过她没说。葡萄觉得自己现在心眼多了，不愿意把话给人说透，说透别人高低也明白不了。

　　“我们这回可是要长耽。”朴同志说。

　　“耽不长。”葡萄说，用旧布条把他腿包上。“你们不喜欢俺们这儿。俺们也不喜欢你们住长。”

　　“你不欢迎我住这儿？”朴同志还逗她。

　　“你们来，问过我们欢迎不欢迎了吗？”她眨着眼。她是特别耐逗的人，不动声色已经把对方逗了。

　　朴同志当晚就把葡萄作为人物速写记在本子上了。朴同志白天下地和社员一块锄麦，锄几下社员就把他们十几个工作队员劝到一边去，叫他们读报唱歌睡觉发呆，反正不愿看他们硬着腰板、直着胳膊腿锄地，看的人比干的人还受症。朴同志把本子带到地头上去写，跟锄地的人打听这家老汉那家闺女，把葡萄的底细全问了出来。连她十四岁那年守寡也打听得仔仔细细。他心里没法给葡萄这女子定型。她到底是个什么类型的人？他想多和葡萄说说话，可工作队忙死人，到深夜才开完会才回家。

　　三个月之后，全公社开大会，几千人到了史屯小学校的操场上，有的坐在鞋上，有的坐烂苇席，有的就坐在黄土地上。葡萄坐着自己的鞋，一针接一接地纳鞋底。她看看黑麻麻的人头，看看衣衫不整的脊梁、前胸，这不和十多年前一样？连人坐的东西都一样，还是鞋，烂席、黄土地。不一样的是台上的毛笔大字。乍一看也看不出啥不同来。

　　斗争的人是刘树根的媳妇。斗的是给十四军一个连长做姘头。刘树根媳妇暗藏了很多年，拉拢腐蚀了刘树根和生产队、大队许多男人。

　　葡萄扯着手里的麻线，眼睛一下也不往刘树根媳妇身上扫。刘树根媳妇有啥看头？回回赶集都看。她眼睛盯在朴同志身上，朴同志的衣裳扣错了一个扣子，下摆一长一短。她听朴同志告诉她，他是个孤儿，也不是中国人。他的父母从外国到中国来抗日时把他养在中国老乡家的。后来他父母都打仗打死了。朴同志做啥事都乱七八糟，胡乱凑合，就是没有妈做给他看。她的挺长大了会不会拧毛巾、扣衣服？

　　葡萄眼泪流出来了。朴同志隔在眼泪那一边眉眼也不清楚了。

　　朴同志没发言，就站在一边看工作队其他人发言，又看史书记和社员代表发言。现在台上佝腰缩头站的不止一个刘树根媳妇了，还有贺镇一个老师，是右派，还是“漏划”。另外就是几个过去挨过斗争的地主、富农。他们已经多少次见这么大的场面，所以台下看他们，他们也看台下。因为他们知道下了台他们和台下的人又是互相问“吃罢了？”“正做着呢。”

　　最后上台的是史老舅。史老舅落后话太多，给他挂了坏份子的名号。

　　朴同志的眼睛东看西看，漫不经心。他突然看见坐在台下不远处的葡萄。葡萄在流泪。他用眼睛问了她：“哭什么？”葡萄笑笑，用手掌下端把眼睛抹了一下，然后指指自己衣服前襟。

　　朴同志盯着她的衣服前襟研究半天。那是件白土布褂子，滚着蓝底白花的边。葡萄的衣服再旧都合体可人。她又指指自己前襟，他便想加深研究她的胸。他脸红了，心里骂自己：你小子想哪儿去了？！

　　会开完了，几千人在操场上拍打鞋上，席上、屁股上的黄土。这地方的黄土好啊，又细又软，天都遮黄了。所有的女工作队员都掏出粉红、粉黄、淡绿、淡蓝的小手绢捂住鼻子、嘴，只有朴同志傻楞楞地看着半天高的好黄土，他从来没见过这样遮天瞥日的黄土；黄土也象黄水一样长大潮，把人淹在里头。

　　等他低下头，葡萄站在他面前。他看着她的眼，还是用眼睛问她：你刚才哭啥？

　　她看懂了他眼里的问话。她说：“眼叫土迷了。”她的意思是：我能告诉你真心话吗？

　　她还想说什么，笑笑，走了。

　　他懂了她的话，跟她往回走。走到地边，人群稀了。她转过身，把他扣错的钮扣解开，发现原来少了一颗扣子。

　　“脱下。”

　　朴同志想，有叫不熟识的男人“脱下”的吗？

　　“脱呀！我找个扣儿给你钉上。”

　　他里面是个烂背心，一边背带断了，露出半个胸脯。他赶紧把那根背带手提着。他笑着说：“你钉不完，我哪件衣服都少俩扣子。我走路不看道，天天让树枝挂，让钉子扯。”

　　她说：“咋和我那挺一样呢？”

　　“挺是谁？”

　　“是我孩子。”

　　她自己一点都不吃惊，把真情吐露给这个萍水相逢的人。

　　“没见他呀。”朴同志倒是大吃一惊，半天才搭上话来。他听说葡萄一直守寡，一个人过了二十年。

　　“你咋会见着他。他在陕西呢。说不定在河北。”她知道他想往下听，心急得油煎一样哩。她说：“谁也没见过他，他爹也没见过他。这村里的人谁都不知我有个挺。”

　　朴同志明白了。他感到这事很凄凉又美。一个年轻寡妇守着一段秘密儿女情，就一个人过了。他不打听孩子的父亲是谁，他不是那种俗人。

　　“你见得着他吗？”

　　“嗯。俺们见面不说话。”

　　朴同志一手拎着肩上的断背心带子，沉浸在叫葡萄这乡下女人的故事里。他看一眼她的侧面，那是个完美的侧影。朴同志不知自己是怎么了，手上到她背上。她的背紧绷绷的，一直到腰，到臀都紧绷绷的。

　　“他知道他是你的孩子？”

　　“嗯。他是肚里啥都明白的孩子。”

　　他们谁也不说话地走了一程，高粱高了，蜀黍肥了。

　　葡萄又站下。他在她身后只隔半步，她一停他就撞在她身上。她说：“你咋和他们不一样呢？”

　　“和谁们不一样？”

　　“赵同志、王同志们呗。”

　　“哪儿不一样？”他笑起来。朴同志和女人总是处得别扭，时间一长他身边总是没女人。地位和钱都帮不了他忙，三十几岁还没人给钉扣子。他在葡萄面前又瞪眼，又晃头，好象他不在乎给她评判似的。

　　“不一样。”葡萄说。

　　“你和人家也不一样。”朴同志说，一只手还拎着背心带子。他心里觉得自己滑稽，把缺钮扣的衬衫问她要回来穿上，不就不用这样难为自己了？可他愿意在她面前笨拙、滑稽。到了家，她找出一个扣子给他钉，说：“我每回下地窖你都扒窗上看。”

　　他想自己的那个行为挺丑，赶紧摇头：“只看了一回！”

　　“那里头没藏着我孩子他爹。”她笑着说。

　　“那是红薯窖，我知道。家家都有。”他脸挂不住了。明知是红薯窖，那你偷看她干啥？

　　“家家都有，可谁家也没我家的大。下去看看不？”葡萄下巴一扬，指那红薯窖，还是笑。“下去看看吧，我陪你下去。”

　　朴同志不说话，看她把扣子上的线头咬断。她抬起头说：“脱下吧。”

　　他说：“啊？”

　　“就这样揪着它揪一辈子？”她指他的手一直揪着的背心带。“回屋换一件呗。”她说。

　　他回屋去了，转一圈出来，手还揪在背心带上。他笑着说：“这件也是断的。”

　　她说：“那就光着吧，光着凉快。”

　　他两把就把背心从头上扯下来了。他说：“是凉快。”他活到三十几岁还没这样听女人话过。

　　以后葡萄进朴同志的屋去扫扫抹抹，就翻翻朴同志写的书。那本书是讲他自己的故事，里头的男孩子不姓朴，葡萄也知道那就是他。他讲的故事太深，她不认得的字也太多，但她觉着看懂了他的故事。她把他从三四岁到十七、八岁的事都弄明白了。朴同志很少在家，夜深人静才回来，她想和他说说话，又心疼他缺觉，就拉倒了。他的书天天让她看，蘸着唾沫的手指把书页都翻得不平展了，书一天比一天厚。这天夜里，她给朴同志打开大门，朴同志说：“看完了？”

　　“啊。”

　　“好看不？”

　　“要没那些不认识的字就更好看了。”

　　她和他说话越来越省事，都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他从书页被翻动的情形看，就知道她读他的书了，读到哪一章节了。

　　“识不少字嘛。”

　　“是俺二哥教的。算盘是俺爹教的。”

　　“你爹不是早去世了吗？”

　　“俺有两个爹。早去世的爹不识字。”

　　她眼睛看着朴同志。一进门他那张了口的皮鞋就叫她看见了。他裤子上全是泥，下半截裤腿是湿的。他是踩到水沟里了。他天天闯祸，糟塌自己的东西。有回下到河里去洗澡，手表也让水泡停了。葡萄觉着自己的心要分一瓣儿给朴同志了。

　　“看完书怎么想？”朴同志笑眯眯地问她。

　　“啥都不想。”葡萄说。她心里说：连你心里的东西都看明白了，还用想啥？书上的朴同志和眼前的朴同志是个什么样的人，有颗什么样的心，葡萄全懂，但她说不出。

　　“地窑里藏的人是我爹。”葡萄说。

　　朴同志心里唿嗵一下，表面和她一样，就象家常夜晚说淡话。他知道葡萄说的“爹”是谁。人们常常说漏嘴。说：孙二大活着的时候，咱这儿啥都有卖。或者：孙二大活着就好了，他能把那孬人给治治。朴同志在这里耽了三个月，心里慢慢活起一个叫孙二大的人：精明、果敢、爱露能、得理不饶人。他发现村里人渐渐忘了孙二大是个被他们斗争、镇压的人，他们又把他想成一个能耐大的长辈，遇到事，他们就遗憾不再有这样的长辈为他们承事了。开始他觉得葡萄在和他逗，但一秒钟之后，他相信她是那种妄为之人。她把窝藏一个死囚和偷公家几棵蜀黍看得差不多，都没啥了不得。

　　“我爹在下头耽了好些年了。你们工作队不来，他还能上来见个太阳、看个月亮、听个画眉叫。”她凑到灯下去引针。

　　朴同志哑下嗓子说：“这事可不得了，你懂不懂？”

　　“懂，”她马上回答，抬头看他。

　　他一看就知道她说的“懂”是六、七岁孩子的“懂”，不能作数。

　　“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是我爹呀。”

　　“可……可是他是个犯死罪的人！”

　　“他没杀人没放火，犯的是谁的死罪？你心里可明白了，他不是犯死罪的人。”

　　朴同志楞了：“我心里怎么明白？”

　　“你明白。”葡萄把这三个字咬得很痛。

　　“你告诉我这么大的事，我非得报告上级不可。我不报告，我也死罪。”

　　“报告呗。”她把针尖在头发上磨磨，继续手上的针线活。“打着手电去报告，别又踩沟里了。”她下巴指指他的鞋，笑笑。

　　朴同志真不知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他拿出烟来抽，两手浑身乱摸。“啪”的一声，他的打火机过来了。他看看葡萄大大的手，长长的手指把打火机往他面前又推一下。他可让她害苦了，把一个生死闸把交在他手心。他不知自己下一秒钟会不会跳起脚冲出屋，站到院子里大喊：“来人呐！抓逃犯呐！……”

　　他又清楚自己是多么没用的人，假如刚听到她说这事的时候没趁着意外、刺激、惊吓跳起来去喊，往后喊是很难的。他一喊不仅出卖一条性命；他要出卖两条——这个浑头浑脑的王葡萄不久他就看不见了。

　　他是不能看不见她的。三个月他在外头开会、调查、斗争，回来见到她，就感觉安全了。外面总是凶险，斗来斗去，一句话说得大意，就会给斗进去。他是个马虎惯了的人，常说马虎话，只想博人一场哄堂大笑，可是人们笑过之后他觉出不妙来，觉出紧张来。他变成一个每句话说三遍的人：头一遍在心里说，第二遍用嘴说，第三遍是用记忆说，检查嘴巴说出去的哪个字不妥。说了三遍的一句话，落在人群里，他还是发现不妥。就象他走路行事，无论他怎样仔细，天天挂烂衣服踩湿鞋，天天看见身上有碰伤的绿紫青蓝，想不起什么时候碰痛过。

　　每回他惊心动魄地回到葡萄的院里，看见她拉开门栓，淡笑一下就扭头下台阶，让他跟在后面下来，免得又踩错哪一脚，他就觉得安全了。葡萄这里全是见惯不惊的，大事化小的。她三十四岁，象个几岁的孩子不知道怕，也象个几百岁的老人，没什么值得她怕。只要把门栓一插，她这院子就是她的，就安全。

　　这下她的院子不安全了。她揣着一颗定时炸弹哩。

　　揣着一个定时炸弹，她还能这样安全，他实在懂不了她是怎么回事。她讲着他公爹如何生病，她怎样给他求医，而他听一小半漏一大半。等她停了，不讲了，他又来追问那些漏听的。他太魂飞魄散了。有一点他弄明白了：叫挺的男孩是这桩事情的牺牲。

　　他突然问：“你和你儿子的父亲，很相爱吗？感情很深吗？”

　　葡萄看着他。这是什么话呢？这成唱歌了。她的笑把他打趣了。

　　他想那一定是很象歌的。他发现有头有尾的男女故事全一模一样，至少结尾一样。他和葡萄的事也就好在没头没尾。

　　他和葡萄当然是没事的。他又不疯，去和一个乡下女人有什么事。

　　他想总有一天葡萄的一生要成一个大故事。也许是很短的一生，只有三十来岁。这故事他不写也会有人写。就是只写到她三十四岁，也够大了。这么好的三十四岁，谁来了结它？是他？他趁她回屋去睡觉，悄悄走过院子，摸黑爬上台阶，贼似的拉开门栓，跑到四清工作队长家，让他赶快领人来包围这个让他舒适、安全的小院子，捉走他喜爱的葡萄和地窖里的逃犯？

　　他不行。干不了这事。

　　朴同志不知道葡萄比他更早明白他干不了这事。从他一进这院子，你来我去的几句碎话儿瞥眼光，她就知道他是谁了。再就是从他的书，他的身世里，她比他自己都知道他是谁。他是那种掂着人家性命不轻易撒手的人。

　　他抽了一夜烟，鸡叫时打好行李。就是对葡萄的秘密作聋作哑，他也得搬到别处住去。他被迫做了知情者，他不能再被迫做个合谋。

　　他得等天亮再走。不然话不好说，一院子关着一男一女，还都孤的孤寡的寡，冷不丁一个人半夜卷了铺盖，那不是叫另一个打出门去的？

　　他听见葡萄起身了，去院子里放鸡，又舀了水去厨房烧。他每天都有热水洗脸，还有一缸子热茶。他看看表，五点半，他拎着行李卷走到院里。

　　葡萄从厨房出来，马上就乐了。她指着他的行李卷说：“你这铺盖卷拎不到门口，就得散。”

　　他看看，她说得没错。

　　“搁下。”

　　他搁下了。

　　她拎起那油酥卷一样松软的被包，回到他屋里，抽下绳子，重新把里面脏的、干净的衣服叠好，齐齐地码在被子里，再把被子叠成紧紧的四方块。她跳到床上，一只膝盖压在被子上，两手扯绳子。他左伸一下手、右伸一下手，都伸错了时候、伸错了地方，不帮忙反而碍事。

　　“给你做了点干鱼。你拿上吧。”

　　他跟她去了厨房。

　　“俺们这儿的人吃不懂鱼。我也才学会吃。吃惯了不赖。听说养人哩。”她一边说一边从锅里拿出煎得焦黄的咸鱼，上面撒了干辣椒末儿。”

　　“这么多？”

　　“你在人家家里吃派饭，没赶上派到我家哩。给你带上，吃呗。”她看他一眼，“昨天晚上给你做下的。”

　　他看着她。她的话他是这样听的：昨天就知道你会走的。和你说了那事，你还不吓跑？

　　“好吃这鱼，再给你多做。”她眼睛说：你走也没用，你已经知情了。

　　“别做了。”他眼睛说：我胆小，再多的秘密我就承受不住了。

　　她找了张旧报纸，把鱼包起来。一会油就透过来了。她说：“为啥不做？只要你好吃它。”

　　“我好吃它。”

　　两人都明白对方说的是什么。一个说：不知为啥，我就是信赖你；另一个答：被你信赖上了，我还有什么办法？

　　一时间他觉着把她孤单单撇下了。他想也不敢想这十多年的每一天她是怎么过的。饥荒、运动、寡妇避不了的是非。她还水灵灵地活着。他母亲把他丢在老乡家是偷偷丢的，喂了他最后一次奶，留了几块光洋，趁他睡着了把他留在最富足的一个老乡的大门廊里。母亲想，这个老乡该有足够的米汤来喂大她的儿子。那个富有的老乡真是有足够的粮，把他喂到十四岁。母亲和父亲的部队找回他，把他带走了。他听说那个养他的老乡被分了地；分了牲口，成了那个村最穷的一户老乡。然后他长成一个小伙子，穿上军装，去分富老乡的地给穷老乡。他的书真正的故事，只有葡萄看懂了。他抱住了葡萄，恨不得藏到她身体里去。

　　朴同志告诉四清工作队长，会议他参加不了了，他胃出血。工作队的人一点也不怀疑朴同志，因为大伙知道他有慢性胃病。就在葡萄把二大的早饭和洗脸水用篮子挎下地窖时，朴同志坐上史屯公社的“轿车”——那台奖来的手扶拖拉机去了火车站。朴同志一头蓬得老大的浓黑头发给风吹成了个大背头，成了他一生中最规整的发型。他已经把葡萄想成了他的书中人物。一直到他老了，他都在等待机会把这部小说写出来。他老了之后，说话也不莽撞动作也不莽撞了，所以他觉得写葡萄的故事是妄为，时机太不成熟。

　　老了的朴同志常常想再去遥远的史屯，看看老了的葡萄。看看她身子脸蛋都老了眼睛还是不是只有六、七岁。可他总是没去。老了的人对许多事都是一想而已。到那时朴同志一头压不平展梳不驯服的黑发也平展了，因为差不多只有贴在头顶的一层薄了。他觉得葡萄这个故事一定要等时机成熟才能写。包括他对葡萄，也老是认识得不成熟。已经是二千零四年了，他的故事其实已熟过了头：学校里的孩子谁还愿意知道“土改”、“反右”、“四清”？孩子们一听说“文革”就说：哎呀早听了一百遍了！他们听一百遍都没听懂，所以不懂也罢了。

　　不过朴同志还是把写葡萄的故事当成他一生最重的一个事。想到这些，他也难免想想他和葡萄有过的机遇，有些不成气候，有些错过了。他到老才不羞于承认自己就是喜爱这一个乡下女人。他想到自己从四清工作队跑回城之后，压了半年的惊，写出一本关于农民过人民公社幸福生活的小说来。那里头全是折子故事。有一个折子就是写葡萄的，写她是个养猪模范，泼辣能干，一心为公社。他连一本书都没留在自己书架上，太丢丑了。不过那本书给了他更大的名望，更多的钱，还给了他一个漂亮年轻的妻子。

　　那时的老朴同志想到多年前的自己，不可一世，全省唯一一家用冷气。夏天家里冷气一开，就成了俱乐部，来聊天、下棋、喝茶的人从早到晚热闹在客厅里。一个死了老婆的同事天天带儿子来做暑假作业。那时他是人王，随便把客厅里的人差成店小二；去，买两包烟，去，弄几瓶啤酒，冰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