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天才与蠢材

名家经典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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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征伐不断、战事频仍、相互吞并、弱肉强食的动荡时代，也是一个英雄的时代，是虎与豹的时代。对于弱者来说也许不太公平，却为强者提供了自由驰骋的天地。因此不管怎么说，项羽总算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即便失败了，也仍不失为一个体面的失败者，还有那么多人祭奠他、怀念他。相比较而言，曹操就要背时得多。他即便成功了（事实上已很成功），舞台上也仍要被画成一张大白脸。

一、做能臣，还是做奸雄

　　曹操是“奸雄”。

　　曹操这个“奸雄”，多半是被逼出来的。

　　这是一个征伐不断、战事频仍、相互吞并、弱肉强食的动荡时代，也是一个英雄的时代，是虎与豹的时代。对于弱者来说也许不太公平，却为强者提供了自由驰骋的天地。因此不管怎么说，项羽总算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即便失败了，也仍不失为一个体面的失败者，还有那么多人祭奠他、怀念他。相比较而言，曹操就要背时得多。他即便成功了（事实上已很成功），也仍要被画成一张大白脸。

　　曹操似乎命中注定只能当一个“坏人”。

　　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县即今安徽省亳州市人。陈寿的《三国志》说他是西汉相国曹参的后代，这是胡扯。因为曹操原本不该姓曹。他的父亲曹嵩只是曹腾的养子。曹嵩和曹腾并无血缘关系，即便考证出曹腾是曹参之后，与曹操又有什么相干？事实上曹嵩的亲生父母究竟是谁，在当时就是一个谜，连陈寿也只能说“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于是连带着知道亲生父母的曹操，也弄得有点“来历不明”。

　　曹操所处的时代也不好。他生于东汉桓帝朝，长于灵帝朝，是在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出生、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入仕的，而桓、灵两朝，要算是汉王朝四百年间最黑暗、最混乱的年代。所谓“桓灵之时”，几乎就是君昏臣奸的代名词。在这样一个时代，要做一个“好人”，确乎很难。不是被人陷害，就是窝窝囊囊。曹操既不想被害，又不肯窝囊，当然便只好去当“坏人”。总之，来历不明又生不逢时，曹操倒霉得很。

　　实际上，曹操的时代已大不同于项羽的时代。他即便生逢盛世，也未必会有什么作为。自从我们那位流氓英雄刘邦在组织上将天下定为一尊，他的重孙武帝刘彻又在思想上将天下定于一尊，有着英雄气质和高贵精神的虎和豹，不管是文的还是武的，想问题的还是干事情的，便都被收拾得差不多了。收拾的办法，自然仍是大棒加胡萝卜，只不过那胡萝卜是带缨子的，大棒则变成了狼牙棒，血迹斑斑。太史公司马迁只不过替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冒犯了武帝的虎威，便被处以腐刑，弄得男不男女不女；而大农令颜异根本就没说话，只不过是在别人议论朝政时，下唇往外微微翻了一下，就被认为是“腹诽”（在肚子里诽谤朝廷和君父），应处死刑。难怪当时长安城里五十万人，囚犯就有十六七万；也难怪郎中令石建上书奏事，马字少写了一点，就要吓个半死了。这些事都发生在那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当权时期。武帝一向被看作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即所谓“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在他手上，汉帝国的疆域竟扩张到两倍以上，广达五百万平方公里。因此，他又往往被看作是英雄。但我以为，在他的铁骑践踏和铁腕统治之下，英雄业绩间或有之，英雄精神却是不会有的。

　　到了曹操所处的桓、灵之世，情形就更是每下愈况。大汉王朝和它所代表的那个制度，里里外外都散发着尸臭。事实上，自王莽篡政光武中兴后，汉王朝就没再打起过精神。外戚擅权、宦官专政、军阀称雄，奸臣拼命抓权，贪官拚命捞钱，老百姓则只好去吃观音土。道德的沦丧，更是一塌糊涂。当时的民谣说：“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可见少廉寡耻和口是心非已成风尚。这一点都不奇怪。一个王朝和一种制度既然容不得君子，那就只能培养小人；既然听不得真话，大家便只好都说假话。当多数人都鬼鬼祟祟或战战兢兢，都乌龟缩头或老鼠打洞时，当权欲嚣张物欲横流，卑鄙受到鼓励而高尚受到打击时，这个社会就很难有什么英雄气质和高贵精神，也很难产生虎和豹。有的，只是狗和羊。那粗鄙的狗是由粗野的狼退化而来的，那平庸的羊则是披着羊皮的狼，而且是黄鼠狼。

　　这时，如果突然出现了一只虎或豹，会怎么样呢？大家都会把它当作不祥的怪物，就像童话里的鸭子认定那只小天鹅是丑小鸭一样。但鸭子们只不过嘲笑一下丑小鸭罢了，那些粗俗的狗和平庸的羊却会一拥而上，给那只虎或豹画他一个大花脸。

　　曹操的命运，正是如此。

　　曹操的命运似乎老早就被决定了。

　　曹操这个人，小时候大约也是个“问题少年”，与项羽、刘邦少时不乏相同之处，只不过比他俩喜欢读书。史书上说，曹操年少时，“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他叔叔实在看不下去，常常提醒曹嵩应该好好管教一下他这个儿子。曹操知道了，便想出一个鬼点子，来对付他那多管闲事的叔叔。有一天，曹操远远地见叔叔来了，立即作口歪嘴斜状。叔问其故，则答以突然中风。叔叔当即又去报告曹嵩。等曹嵩把曹操叫来一看，什么事都没有。曹操便趁机说，我哪里会中什么风！只因为叔叔不喜欢我，才乱讲我的坏话。有这么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垫底，自然以后叔叔再说曹操什么，曹嵩都不信了。

　　实在地讲，曹嵩对他这个儿子的教育，大约是很少过问的。曹操自己的诗说：“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所谓“三徙”，是说孟子的母亲为了保证儿子有一个好的环境，不受坏的影响，竟三次搬家。所谓“过庭”，则是说孔子的儿子两次从庭院中走过，孔子都叫住他予以教育，一次叫他学诗，一次叫他学礼。看来，曹操小时候，父亲母亲都不怎么管教他，是个没家教的。所以他“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与刘邦年轻时“好酒及色”，“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差不太多。

　　曹操的哥们袁绍、张邈等人，也是同类角色。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胡闹，事情做得十分出格。有一次，一家人家结婚，曹操和袁绍去看热闹，居然动念要偷人家的新娘。他俩先是躲在人家的园子里，等到天黑透了，突然放声大叫：“有贼！”参加婚礼的人纷纷从屋里跑出来，曹操则趁乱钻进洞房抢走了新娘。匆忙间路没走好，袁绍掉进带刺的灌木丛中，动弹不得。曹操急中生智，又大喊一声：“贼在这里！”袁绍一急，一下子就蹦了出来。曹操鬼点子这样多，难怪《三国志》说他“少机智，有权数”了。

　　如此喜欢恶作剧的孩子，大约并不讨人喜欢，许多人也没把他放在眼里（世人未之奇也）。然而太尉桥玄却认为曹操是“命世之才”，将来平定天下，非曹操莫属。因为曹操虽然调皮捣蛋，不守规矩，却并非一般的流氓地痞或纨绔子弟。他“才武绝人，莫之能害，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正是乱世需要的人才。所以桥玄十分看好曹操，竟以妻子相托，还建议他去结交许劭，看许劭怎么说。

　　许劭，字子将，汝南平舆（今河南省平舆）人，是当时最有名的鉴赏家和评论家。他常在每个月的初一，发表对当时人物的品评，叫“月旦评”，又叫“汝南月旦评”。无论是谁，一经品题，身价百倍，世俗流传，以为美谈。我们要知道，在汉魏六朝，品评人物是社会中的一件大事。任何人要进入上层社会，都必须经过权威批评家的鉴定，由此决定自己的身价，就像当今欧美艺术市场上，只有权威批评家叫好的艺术品才能卖大价钱一样。曹操自然也希望得到许劭的好评。但不知是曹操太不好评，而曹操得到的评语则是人所共知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据说，为了得到许劭的评语，曹操很费了些心思，很下了些功夫，而且无论曹操怎样请求，许劭都不肯发话。最后，许劭被曹操逼得没有办法，才冒出这么一句。但这样一来，则曹操的一生，便虽未盖棺，却已论定。

　　显然，许劭也看出曹操是个人物。至于是成为能臣还是成为奸雄，则要看他是处在治世还是乱世。所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可以理解为治理天下的能臣，扰乱天下的奸雄。如此，则奸能与否，在于曹操的主观愿望。这里姑不讨论。

　　成为人物，素质所然；处于何世，则是运气。

　　曹操运气不好，他遇到了乱世，当奸雄只怕是当定了。其实曹操一开始也是想做能臣的。公元174年，二十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孝是孝子，廉是廉士，有了这个称号，就向仕途迈出了第一步，就像现在有了学历，便可以报考公务员一样。不久，曹操便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负责洛阳北部的治安。这个差使，官不大（俸禄四百石），权不多，责任却很重大，麻烦也很不少。因为天子脚下，权贵甚多，没有哪个是惹得起的。然而首都地面的治安又不能不维持。于是曹操一到任，就把官署衙门修缮一新，又造五色大棒，每张大门旁边各挂十来根，“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几个月后，果然来了个找死的。灵帝宠信的宦官蹇硕的叔叔，依仗侄子炙手可热的权势，不把曹操的禁令放在眼里，公然违禁夜行。曹操也不含糊，立即将这家伙用五色棒打死。这一下杀一儆百，从此“京师敛迹，莫敢犯者”，治安情况大为好转，曹操也因此名震朝野。

　　大约从174年出山，到189年起兵，这十五年间，曹操还是想当能臣的。他历任洛陽北部尉、济南相（故城在今山东省历城县东）、典军校尉等职。其间，一次被免，两次辞官，三次被征召议郎。就在这宦海沉浮之中，他把朝廷和官场都看透了。他清楚地看出，东汉王朝已不可救药，天下大乱已不可逆转。即便不乱，腐朽的朝廷和官场也不需要什么“治世之能臣”。曹操曾上书朝廷，力陈时弊，却泥牛入海无消息。任洛陽尉，他执法如山，打击豪强；任济南相，他肃清吏治，安定地方。所有这一切，都未能整顿朝纲扭转时局，也没能产生多大的影响。他做的种种努力，对于江河日下的王朝，都如杯水车薪，已无济于事；对于横行霸道的权臣，则如蚍蜉撼树，无异以卵击石。之所以尚未招致杀身之祸，只不过有曹嵩这个大后台罢了。但朝廷借口他“能明古学”，多次打发他去当有职无权的闲官议郎，则已不难看出其用心。曹操素以“任侠放荡”闻名，此刻却以“能明古学”应召，似颇具讽刺意义。曹操的学问固然不错，却更长于治世。不用其长而用其短，其实就是不想用他。

　　曹操不能不重新考虑他人生道路的选择。

　　看来，治世之能臣是当不成了，曹操只好去当他的奸雄。

　　其实，做奸雄也许比做能臣更过瘾。

　　做能臣不容易。第一要忠，第二要能。忠而无能曰庸，能而不忠曰奸，都不是能臣。但，光是又忠又能，还不够，还得大家都承认。这第三条最难。因为嫉妒别人的能，是官场的通病；怀疑臣下的忠，是帝王的通病。所以历史上的能臣，好下场的不多。不是生前被贬，便是死后挨骂，能做到生前死后都没有什么人说闲话的，大约也就是诸葛亮。

　　然而诸葛亮活得好累！

　　诸葛亮的形象，千百年来走样得厉害。在一般人心目中，他老先生很是潇洒的。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那结果都是事先料定了的。计谋也很现成，甚至早就写好了，装在一个袋子里，只等执行者到时候拆开了看。自己则既不必亲自上阵杀敌，也不必操心费神，只要戴个大头巾，摇把鹅毛扇，泡壶菊花茶，摆个围棋盘，便“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真是何等潇洒。

　　其实，诸葛亮的心理压力大得很。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际遇，历来就被看作君仁臣忠、君明臣贤的楷模。尤其是那有名的“三顾茅庐”，千百年来让那些一心想出来做官又要摆一下臭架子的文人羡慕到死。实际上他们君臣之间的猜忌和防范，没有一天不深藏于心。君臣关系毕竟不是朋友关系，最信任的人往往同时也就是最疑忌的人。因为双方相处那么久，交往那么深，知根知柢，对方有多少斤两，彼此心里都有数。这就不能不防着点了。你看白帝城托孤那段话，表面上看是心不设防，信任到极点，其实是猜忌防范到不动声色。刘备对诸葛亮说，我这个儿子，就托付给先生了。先生看他还行，就帮他一把；不行，就废了他，取而代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是扯淡！刘禅的无能，简直就是明摆着的，还用看？无非因为明知诸葛亮之才“十倍曹丕”，自己儿子又不中用，放心不下，故意把话说绝，说透，将他一军。诸葛亮是明白人，立即表态：“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铁了心来辅佐那年龄相当于高中生、智力相当于初中生的阿斗。

　　陈寿说，刘备的托孤，“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这种说法，如果不是拍马屁，就是没头脑。诚如孙盛所言，如所托贤良，就用不着说这些废话；如所托非人，则等于教唆人家谋反。“幸值刘禅暗弱，无猜险之性，诸葛威略，足以检卫异端，故使异同之心无由自起耳。”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刘备托孤成功，全因为诸葛亮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又为人谨慎，处处小心，这才没闹出什么事来。但要说刘禅没有猜疑忌恨过，则不是事实。诸葛亮去世后，蜀汉各地人民怀念他，要给他建立庙宇，刘禅就不批准，说是“史无前例”。可见刘禅内心深处是忌恨厌恶诸葛亮的。事实上，一个人只要当了皇帝，就会忌恨手下能力比自己更强的大臣，而且越是弱智，就越是忌恨。因为所有的蠢才都一样，只要手握权力，高人一等，便会自我感觉良好，牛皮马屁不绝。一旦发现手下人比自己强，又会恼羞成怒，必欲去之而后快。刘禅其实也一样。只不过有贼心无贼胆，有贼胆也无贼力，只好在诸葛亮死后做点小动作，发点小威风，表示他还是个人物。

　　其实，即便刘禅对诸葛亮真心“事之如父”，也是没意思的。这家伙实在太蠢。又岂止是蠢，简直就没有心肝。他做了俘虏后，被迁往洛陽，封安乐县公。有一天，司马昭请他吃饭，席间故意表演蜀国歌舞。蜀国旧臣看了，无不怆然涕下，只有刘禅，照吃照喝，“嬉笑自若”。司马昭感慨说，一个人的无情无义，怎么可以到这个份上（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又一天，司马昭问他：很想念蜀国吧？刘禅立即答道：“此间乐，不思蜀。”旧臣郤正听说了，就对刘禅说，下次再问，就说先人坟墓远在陇、蜀，没有一天不想的，说完再把眼睛闭起来。后来司马昭又问，刘禅果然照着说，照着做。司马昭说，我怎么听着像是郤正的话呀！刘禅立即睁开眼睛，惊喜地说，猜对了，正是他！旁边的人都忍不住笑。当然，这也可能是为了保命，装傻。但即便是装傻，也是没心肝。事实上，除了“乐不思蜀”这句成语外，刘禅对于中国历史半点贡献都没有。辅佐这么个东西，有什么意思？

　　所以诸葛亮很累。又要打天下，又要哄小孩，又怕老的起疑心，又怕小的不高兴，能不累吗？事实上，诸葛亮不像军师，倒像管家。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要亲自过问，亲自操持，即所谓“事必躬亲”。这固然是生性谨慎，也是势之所然。不这么做，他怎么能大权独揽而国人不疑呢？他实在是害怕出差错啊！

　　过度的疲劳，严重损害了诸葛亮的身体；沉重的压力，又使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诸葛亮曾上表致刘禅云：“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公元207年，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倒在了北伐途中，享年五十四岁，比曹操少活了十二年。诸葛亮的身体原本是很好的。陈寿说他“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是个伟丈夫。如非劳累过度，心力交瘁，岂能逝世于年富力强之时？

　　诸葛亮实现了他的诺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其实是累死的。蜀魏交战，相持五丈原。蜀使至魏军营中，司马懿不问军事，只问饮食起居。当他听说诸葛亮黎明即起，深夜才睡，罚二十军棍以上的事，都要亲自过问时，便断定说：“亮将死矣。”

　　做能臣太累，那么做皇帝，不好么？

　　做皇帝当然好，不过也要看怎么做，以及做不做得了。如果像刘协（献帝）那样，就不如不做。如果像袁术那样，则等于找死。

　　袁术这个人，是很有些牛气的。他出身世族，门第高贵。高祖父袁安，是章帝时的司徒；叔太祖父袁敞，司空；祖父袁汤，历任司空、司徒、太尉；父亲袁逢，司空；叔父袁隗，太傅。东汉官制，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综理众务，是百官中地位最高、权力最大者。袁术祖上，高祖、太祖、祖、父四代，都有人出任三公之职，所以时称“四世三公”，是当时官场上炙手可热的显赫家族。

　　袁术血统如此高贵，便不免牛皮烘烘，不大把别人放在眼里，包括他的哥哥袁绍。袁绍和袁术都是袁逢的儿子。袁绍年长，却是小老婆生的，即所谓“庶出”。袁术为弟，却是“嫡出”，因此自视甚高。军阀割据时，袁绍、袁术兄弟均拥兵自重。但大约袁绍的实力比较强，威望比较高，人缘也比较好，因此诸侯豪杰多依附袁绍。袁术恼羞成怒，大骂诸侯不识好歹不分嫡庶，不追随他这个血统高贵的反倒去追随他们袁家的奴才！又写信给公孙瓒，说袁绍是丫鬟的儿子，不是袁家的种子。这就不但激怒了袁绍，也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为他今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然而，就是这么个狂妄自大又头脑简单的东西，却天天都在做皇帝梦。孙坚手上有一块传国玉玺，是189年太监张让等人作乱时丢失，后来被孙坚获得。袁术听说后，竟将孙坚夫人扣作人质，强行夺了过来。有了这个宝贝，又误听了一些民间的谣言，他就觉得下一任的中国皇帝，非他袁术莫属。到了公元197年春，袁术终于按捺不住，正式称帝。这时曹操已经把献帝捏在手中，并迁都许昌，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了，哪里容得袁术出来跳梁？自然要来收拾这个小丑。袁术又哪里是曹操的对手？结果也自然是一败再败。公元199年，兵败如山倒又众叛亲离的袁术，终于发现他这个皇帝再也做不下去，便决定把那传国玉玺让给袁绍。因为这个宝贝他还舍不得扔掉，也舍不得随便送人，觉得还是送给老哥比较合适（这时他又认袁绍是兄弟了），好歹也是袁家的人。可是，就连这个想法他也不能如愿，因为曹操已派刘备在下邳（今江苏省邳州市）截击，单等他来送死。袁术没有办法，只好又掉头回淮南。逃到离寿春（今安徽省寿县）八十里的江亭时，终于一病不起，呜呼哀哉，只当了三年半的皇帝，而且还是假的，没人承认。

　　据说袁术死得很惨。他死的时候，身边已没有粮食。询问厨房，回答说只有麦屑三十斛（音胡，十斗为一斛）。厨师将麦屑做好端来，袁术却怎么也咽不下。其时正当六月，烈日炎炎，酷暑难当。袁术想喝一口蜜浆，也不能够。袁术独自坐在床上，叹息良久，突然惨叫一声说：我袁术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啊！喊完，倒伏床下，吐血一斗多死去。

　　袁术其实应该料到自己会有这个下场的。早在他刚起称帝念头时，就有许多人劝他不要轻举妄动胡作非为。与他关系好一点的，沛相陈珪不赞成，下属阎象和张范、张承兄弟不赞成，孙策也从江东来信表示反对。阎象说，当年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尚且臣服于殷。明公比不上周文王，汉帝也不是殷纣王，怎么可以取而代之？张承则代表张范说，能不能取天下，“在德不在众”。如果众望所归、天下拥戴，便是一介匹夫，也可成就王道霸业。意思是说，当不当得上皇帝，与是不是高干子弟没什么关系。可惜这些逆耳忠言，袁术全都当成了耳边风。他实在是利令智昏。

　　袁术最蠢的地方，还是他在大家都想当皇帝，又都不敢挑头的时候，迫不及待地当了出头鸟。要知道，中国文化的传统之一，是“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尤其是在群雄割据、势力相当的情况下，谁挑这个头，谁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袁绍他们懂这个道理，因此尽管心里痒痒的，也只好忍住。曹操更是心里透亮。孙权劝他称帝，他一眼看穿孙权的鬼心眼，说这娃娃是想把我放在火上烤。袁术却不懂。他以为只要他一抢先，便占了上风，别人也就无可奈何。因此他就像现在抢先注册伟哥商标一样，抢先宣布自己是皇帝。没想到皇帝的称号不是商标，他也不是伟哥，结果不仅是把自己放在了火上，而且简直就是玩火自焚。

　　事实上，当不当得成皇帝，与抢不抢先没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的是实力，以及当时的条件。而且，即便条件成熟，也要作秀，要装模作样地推辞、谦让，让过三次以后，才装作顺从天意民心的样子，勉为其难一肚子委屈地去当。这当然很虚伪。但中国人偏偏就吃这一套。倘若无此虚伪，则会被视为恬不知耻。袁术没有条件和实力，又全然不顾这些既定的操作程序，这就不但是与曹操等人为敌，而是与中国文化为敌了。再加上他“天性骄肆，尊己陵物”，“不修法度”，“奢恣无厌”，横征暴敛，鱼肉百姓，更是不得人心。在他的治下，江淮空尽，人民相食。他自己每天山珍海味，手下的士兵却一个个冻死饿死。这样的混账东西，不失败才是怪事！

二、天才与蠢材

　　曹操显然要聪明得多。

　　曹操不是没条件、没实力当皇帝。如果说，他最初的志向，只是当一个能臣，或者死后能在墓碑上刻下“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的字样，那么，他后来却自觉不自觉地走在一条通往帝王之位的道路上，而且最后离目的地只有一步之遥。196年，曹操挟持献帝（当然是客客气气地）迁都许昌，改元建安，开始成为当时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208年，废除三公官职，曹操任丞相，从此大权独揽。213年，献帝下诏将河东等十郡册封给曹操为魏公，并加九锡。九锡是帝王对大臣表示特别恩宠的九种器物。王莽在篡位前就曾加九锡。

　　同年七月，曹操在邺城建立了魏国的社稷宗庙；十一月，魏国设立尚书、侍中和六卿，曹操事实上成为一个公国的国君。214年，曹操开始享受王爵待遇。215年，献帝授予曹操分封诸侯、任命太守和国相的权力。216年，献帝进封曹操为魏王，魏国丞相改称相国，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警即警戒，跸即清道。警跸即出行时开路清道，严密警戒，断绝行人，为皇帝出行时之礼。后来又享有冕十二旒等一系列天子才能享用的礼仪。至此，曹操不仅在实际上掌握了汉室政权，而且在形式上与汉天子也没有什么两样，只差一个皇帝的称号了。

　　但曹操就是不要。

　　是曹操不想要吗？否。谁不知道当皇帝好，谁又不想当皇帝？那时节，诚如王粲对刘琮所言，“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是曹操没条件吗？也不。北中国基本统一，汉天子早已架空，朝廷内外，上上下下，都是曹操的人、曹操的兵，只等曹操一声令下。

　　曹操放着现成的皇帝不当，自然有他的深谋远虑，也有他的苦衷。他毕竟是靠所谓“兴义兵，诛暴乱，朝天子，佐王室”起家的。从公元189年起兵开始，讨董卓、伐袁术、杀吕布、降张绣、征袁绍、平乌桓、灭刘表、驱孙权、定关中、击刘备，一直用的是尊汉的名义，打的是讨逆的旗号。迁献帝于许都后，更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这是曹操的政治资本，也是曹操的政治负担。他必须把这个包袱背下去。因为他在扔掉包袱的同时，也就丢掉了旗帜。没有了这面旗帜，他曹操靠什么号召天下、收拾人心？

　　的确，在政治斗争中，旗帜是非常重要的。袁术丢了旗帜，身败名裂；袁绍举得不高，家破人亡；孙策、吕布、刘表没捞着旗帜，也就成不了气候；刘备仗着自己是皇叔，把旗帜举得高高的，也就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眼前的这些经验教训，曹操不会看不到。

　　为此，曹操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天下人表白：我曹某绝无篡汉之心！顶多也就想当齐桓公、晋文公或者周公。成王年幼时，如果没有周公，管叔、蔡叔不就篡位了吗？现如今，如果没有我曹操，真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是事实，也是麻烦。因为不准别人干的事，当然自己也不好去干，至少不便明目张胆地去干。一贯“讨贼”的自己成了贼，岂非真是贼喊捉贼？当然，贼喊捉贼的事曹操也不是没干过，但窃国毕竟不是偷新娘子，不能不讲政治策略。

　　而且曹操自己心里也明白，刘备、孙权，还有朝野一些家伙，全都没有安好心。他们有的想当皇帝，有的想当元勋，有的想趁火打劫，有的想混水摸鱼，只是大家都不说出来，也说不出口，都沉住了气，看曹操如何动作。当然，真心实意维护汉室的所谓正人君子也有。他们更是睁大了眼睛，警惕地注视着曹操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倘有不轨，立马就会群起而攻之。自己后院失火，刘备、孙权等就会幸灾乐祸，火上加油，乘机作乱，同朝中反对派联手与自己作对。这样一来，时局就将不可收拾，眼看到手的胜利果实就会功亏一篑、毁于一旦。

　　曹操实在是太清楚这一利害关系了。好嘛，你们不说，我也不说；你们能装，我也能装。到时候，看谁憋不住，等不及！政治斗争是一种艺术，讲究的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不到火候不揭锅。过早地轻举妄动是一种盲动，引而不发才是高手。曹操是高手，他沉得住这个气。

　　因此，当孙权上表称臣，属下也纷纷进劝时，老谋深算的曹操只说了意味深长的一句话：孔子说过，只要能对政治产生影响，就是参政，何必一定要当什么呢？如果天命真的在我身上，我就当个周文王好了！

　　这话说得非常策略，非常有弹性，也留有余地。它既表示曹操本人无意帝位，也不排除子孙改朝换代的可能。至于曹丕他们会不会这么干，那就要看天命，也要看他们的能耐了。干成了，我是太祖；干不成，我是忠臣。曹操的算盘打得很精。

　　何况曹操是一个务实的人。他有一句名言：“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只要自己实际上拥有了天子的一切，那个惹是生非的虚名，要它作甚！

　　曹操的策略，是“打皇帝牌”。

　　皇帝是张好牌。这张牌好就好在它既虚又实。说它虚，是因为这时的皇帝，不要说“乾纲独断”，就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完全听人摆布，有如提线木偶。所以，它是一张可以抓到手的牌。说它实，则是因为尽管谁都知道这皇帝是虚的，是个摆设，可又谁都不敢说他是虚的，可以不要，就像童话里谁也不敢说那皇帝没穿衣服一样。皇帝有个什么吩咐，有个什么号令，大家也都得装作服从的样子（事实上有些事还得照着做），不敢明目张胆地唱反调。所以，它又是一张有用的牌，而且是王牌。

　　曹操原本是没资格打这张牌的。最有资格的是袁绍。

　　袁绍四世三公，有政治地位；地广兵多，有军事实力。如果袁绍要迎奉天子，别人是抢不过的。而且，袁绍的谋士沮授也一再向袁绍提出这个建议。可惜袁绍目光短浅志大才疏，他身边其他一些谋士，也徒有虚名鼠目寸光。在这些短见的家伙看来，汉王朝风雨飘摇气数已尽，匡复汉室毫无意义。既然并不打算匡时济世，反倒琢磨着乱中夺权，那就没有必要把皇帝接来。把这么个宝贝弄到身边来，天天向他请示，事事向他汇报，实在麻烦。听他的吧，显得咱没分量；不听他的吧，说起来又算是违命，实在划不着。袁绍自己呢，一想到献帝是董卓拥立的，心里就犯恶心，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实在是不折不扣的井蛙之见。要知道无论是毛玠（音介）建议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还是沮授建议袁绍“挟天子以令诸侯”，都并非真心要匡复早已颓圯的汉室，不过只是把献帝当牌打罢了。只要这张牌是王牌，你管他是哪儿来的？天高固然皇帝远，但那皇帝如果是傀儡，近一点岂不更便当，更便于操纵和控制？请示汇报、磕头行礼当然还是要的。但只要稍微有点头脑，就该知道那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献帝岂能不一一照准？献帝当时才十六岁，还是个孩子。先是被捏在董卓手里，后来又被王允等人捏在手里，从来就没有真正掌过权。李傕（音决）、郭汜火并，在长安城里兵戎相见，献帝派人两边讲和，谁也不买他的账。可见这位堂堂天子，不要说号令天下，就连当个和事佬都当不成。这样可怜的皇帝，到了袁绍这里，怎么会摆天子的谱，同袁大人过不去呢？袁绍以为远离皇帝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这种思维方法，同落草为寇占山为王的“强人”没什么两样，哪像一个有志于天下的豪雄？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袁绍一犹豫，曹操就抢了先。他有毛玠等人出谋划策，又有曹昭等人牵线搭桥，很快就把皇帝这张牌抓到了自己手里。这一回轮到袁绍大跌眼镜了：曹操迎奉献帝迁都许昌后，不但没有损失什么，或受制于人，反倒捞到了不少实惠。他得到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关中地区的人民也纷纷归附。更重要的是，他捞到了一大笔政治资本，不但自己成了匡扶汉室的英雄，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而且把所有的反对派都置于不仁不义的不利地位。从此，曹操不管是任命官吏、扩大地盘，还是讨伐异己、打击政敌，都可以用皇帝的名义，再不义也是正义的。对手们呢？则很被动。他们要反对曹操，先得担反对皇帝的风险。即便打着“清君侧”的旗号，也远不如曹操直接用皇帝的名义下诏来得便当，来得理直气壮。比如后来袁绍要打曹操，沮授和崔琰便都说“天子在许”，攻打许昌，“于义则违”。诸葛亮也说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曹操捷足先登，占了个大便宜。

　　袁绍后悔之余，又想出一个补救办法。他以许昌低湿、洛陽残破为由，要求曹操把献帝迁到离自己较近的鄄城（今山东省鄄城县），试图与曹操共享这张王牌。这可真是做梦娶媳妇，尽想好事。曹操肚子里好笑，却一本正经地以献帝的名义给袁绍下了一道诏书，责备他“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没见他出师勤王，只见他不停地攻击别人。袁绍偷鸡不着蚀把米，油水没捞到，反倒挨了一顿训，真是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却也只好忍气吞声上书为自己辩解一番。袁绍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大大输了一把。

　　于是，当曹操以献帝的名义任命袁绍为太尉、封邺侯时，袁绍便拒不接受。因为太尉虽然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三公之一，地位却在大将军之下。而此刻的大将军不是别人，正是被他看不起的曹操。因此袁绍气愤地对人说，曹操早就死过好几回了，每次都是我救了他，现在倒打着天子的旗号命令起我来了，什么东西！这就十分小家子气和小心眼儿了。反倒是曹操大度，知道此时不可同袁绍翻脸，便上表辞去大将军一职，让给袁绍。袁绍这下以为得了面子和甜头，才不闹了。其实，袁绍不在朝中，他的号令也出不了自己的辖区范围，当大将军与小将军没什么两样。何况，这职位是曹操让出来的，也没什么面子，反倒显得自己小气。

　　曹操却面子里子都占全了。当然，献帝也得到了不少好处。到许昌之前，献帝和朝官们已经与叫花子差不太多。当时在洛陽，尚书郎以下的官都得自己出去挖野菜吃，有的竟活活饿死或被乱兵杀死。曹操却大大地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而且在做这些事时，非常地细心，很像一个管家的样子。更重要的是，献帝已不用再流离失所，不用再像一件奇货可居又一文不值的东西在一个接一个人的手上倒手转卖，不用担心害怕随时会被废黜、杀害。他有了一个保护神，可以过点安生日子了。虽然傀儡的日子很可怜，这皇帝当得也很窝囊，但要是落到袁绍那帮人手里，只怕更惨。显然，曹操和献帝做成的，是一笔双方都有利可图的政治交易，曹操实在不简单。

　　曹操的政治才能早就表现出来了，只是大家看不见。

　　汉末政坛上，开始大家比较看好的是袁绍。袁绍人长得漂亮（有姿貌威容），对人也不错（能折节下士），人缘也挺好（士多附之）。因此，当各路诸侯决定成立盟军讨伐董卓时，他便被公推为盟主。

　　其实袁绍徒有其表。公元189年，灵帝去世，留下十四岁的儿子刘辩和九岁的儿子刘协，根本控制不了局势，政局立即失去平衡。一场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势所难免，而此类动作又向来是通过宫廷政变和阴谋诡计来完成的。谁心狠手辣，谁就可能占便宜。所以大将军何进杀掉宦官头目之一的蹇硕后，袁绍便劝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宦官统统杀掉，斩草除根。然而何进却很为难，因为他的妹子何太后不同意。何太后因当年毒杀刘协的生母王美人，差点被灵帝废掉，多亏宦官求情才过了关，现在当然也不肯对宦官下手。于是袁绍又给何进出主意，劝他多召四方猛将，尤其是并州牧董卓入京，以威逼太后。这实在是馊主意。连老百姓都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何况是董卓这样的凶神？只怕是引狼入室。更何况根本就没有必要。曹操就说，要解决宦官问题，只要诛杀几个为首的元凶就行了。这是只用一个狱吏就能办到的事，“何必纷纷召外将乎”？结果，董卓还没进京，何进就先成了宦官们的刀下鬼。董卓一进京，皇帝也废掉了，太后也毒死了，洛陽变成了一片火海，一片废墟，这都是袁绍干的好事！

　　袁绍这事确实做得蠢。且不说他引进的，是自己根本控制不了的一股恶势力，即便来的真是“仁义之师”和“勤王之兵”，也大可不必。宦官原本是些既没有地位人望、又没有兵力政权的人。他们之所以得势，正如曹操所说，是因为皇帝亲近信任他们。如果皇帝不宠信，就成不了气候。杀鸡焉用牛刀，何况这刀还不在自己手上？刀出鞘，就要见血。没有鸡可杀，便会杀牛。何进、袁绍辈就是该着挨杀的蠢牛犟牛。如果不是袁绍主张把宦官赶尽杀绝，逼得张让他们走投无路，狗急跳墙，何进或许还不会死于非命。搞宫廷政变是得心狠手辣，但不等于嗜血成性，更不等于滥杀无辜，最狠毒的打击只能施加于最凶险的政敌。事实上，所谓政治斗争，说穿了，就是人事的变更，权利的均衡，利益的再分配和人际关系的重新调整。得到的支持越多，胜利的可能就越大，因此应该“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怎么能像袁绍主张的这样，不问青红皂白，杀个一干二净？这就是给自己树敌了，而树敌过多的人，从来就没有好下场。

　　曹操就不会这样。公元200年，曹操大败袁绍于官渡，袁绍的大量辎重、珍宝、图书都落到曹操手里，其中就包括己方一些人暗地里写给袁绍的书信。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但凡与袁绍有过书信来往的，无不提心吊胆，惶惶然不可终日。然而曹操却下令将这些书信全都付之一炬。曹操的解释是这样的：袁绍强盛的时候，连我都自身难保，何况大家呢！这话说得够体贴人的。不要说那些心怀鬼胎的人疑窦冰释，便是没什么瓜葛的人，也会为曹操的宽宏大量和设身处地所感动。

　　曹操的话说得很漂亮，算盘则打得更精。他很清楚，这事一旦动起真格来，要处理的就不会是一个两个。因为在胜败未决又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谁不想着给自己留条后路呢？这时，脚踏两只船的人一定不在少数。当然，不会每个人都是双重间谍，多数人不过两边敷衍罢了。但敷衍和通敌原本是不大分得清的。而且按照封建伦理，不忠即是叛逆。只要和袁绍有书信来往，那通敌的嫌疑可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如果都要一一追究，只怕有半数以上的人说不清。既然追究不了，不如卖个人情，统统不追究好了。而且，人情做到底，连证据都予以销毁，大家放心。这样，那些心中有鬼且有愧的人，就会感恩戴德；而那些原本忠心的人，则更会死心塌地。这岂不比揪出一大堆人来整治，最终削弱自己的力量合算得多？

　　在这里，曹操显然又表现出他政治家的天才。如果说，在对待召董卓入京，或立合肥侯为帝等问题上，公元188年，冀州太守王芬等人陰谋废黜灵帝，立合肥侯，拉曹操下水，被曹操严词拒绝。后王芬果然事败自尽。曹操表现的是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那么，在对待上述事件时，他表现出的则是政治家的雄才大略。他深知，无论政治斗争还是军事斗争，最重要的凭据是正义，最重要的资源是人才。要网罗人才，首先要以诚待人，其次要以信取人，第三要以宽容人。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世界上哪有清一色的队伍？“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有些时候，是要装点糊涂的。装糊涂才能宽容人，宽容人才能得人心，得人心才能得天下。曹操懂这个道理，所以曹操是赢家。

　　袁绍却既目光短浅，又心胸狭窄。官渡之战前，他的谋士田丰再三劝阻他不要贸然出兵，袁绍不但不听，反倒把他关了起来。后来，兵败的消息传到邺城，有人到狱中探视田丰，说：这下老兄可要被重用了。田丰却摇了摇头说，我可是死定了。果然，袁绍一回到邺城，立即杀了田丰。

　　田丰真可谓知人知心，料事如神。他太清楚袁绍的为人了：志大才疏，刚愎自用，表面上宽厚儒雅，心底里猜忌刻薄。如果打了胜仗，心里高兴，还有可能释放田丰出狱，一方面显示他的宽宏大量，另方面也可借这个“反面教员”来证明自己的伟大英明。打了败仗，恼羞成怒，便一定会迁怒于别人，拿别人的人头来给自己出气，杀正确的人来掩盖自己的错误。这样的人，还想当皇帝、得天下，岂非白日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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