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飞 | 当代创伤研究：范式、缘起与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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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创伤研究：范式、缘起与脉络

李飞，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2期

摘

要

1990年代在西方人文研究中出现的当代创伤研究，将创伤概念从个体病理领域转化到历史、文化领域，强调创伤对个体与集体意义生产能力的崩塌效应。创伤研究与记忆研究有融合的趋势，但两者确属不同研究范式。当代创伤研究缘起于创伤话语从临床研究向人文研究的流动，以及西方文论的内在危机及其“伦理转向”。从概念、方法与议题来看，当代创伤研究有后解构创伤研究、批判性创伤研究、多元化创伤研究三条发展理路。后解构创伤研究从分离的角度界定创伤，继承了解构批评文本细读和修辞分析的方法，关注创伤的传达与再现问题；批判性创伤研究从社会性冲击的角度界定创伤，尝试将精神分析等理论中的相关概念用于社会文化分析，关注历史创伤的修通或哀悼；兴起于21世纪的多元化创伤研究从多种角度拓展了创伤概念，多采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关注创伤与媒介、身份、意识形态等因素的互动关系。1990年代以来创伤研究风起云涌，虽然面临种种问题，创伤概念与创伤研究依然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

创伤；当代创伤研究；后解构创伤研究；批判性创伤研究；多元化创伤研究

一、何谓“当代创伤研究”

1990年代前后，以创伤为题目或关键词的著述在美国人文研究领域大量涌现，很快形成了通常称为“创伤研究”的研究领域。为了与弗洛伊德等人的创伤研究——弗洛伊德并非有意识地进行创伤研究，当下所说“弗洛伊德的创伤研究（或创伤理论）”其实是回溯性建构起来的[1]——相区别，笔者在“创伤研究”前面添加限定词“当代”{1}。由于创伤概念本身的晦涩性以及创伤研究的跨学科、跨领域性质，要在宏观层面准确描述当代创伤研究比较困难，不过，我们可以从理论来源、研究焦点、所属领域3个角度大致勾勒出当代创伤研究的轮廓。从理论来源来看，当代创伤研究大胆借鉴了心理学、精神病学、神经生物学等临床研究领域的概念和理论，批判性继承了后结构主义理论，广泛吸纳了其他各种文学、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理论；从研究焦点来看，当代创伤研究最关注社会历史、主体经验与文化表征的或隐或显的关系[2]；从所属领域来看，当代创伤研究横跨文学（文化）研究、史学理论、批判理论、哲学研究以及它们的叠合地带，就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而言，文学（文化）研究无疑是当代创伤研究的主要阵地。

      相关学者对创伤的理解多衍生自精神分析、心理学、精神病学等临床学科对个体创伤问题的探究。从最基本的层面看，创伤由创伤性事件（最近的临床研究与人文研究将非事件性的刺激、压力、压迫也容纳了进来）和创伤后反应两部分构成。创伤性事件指特定的、引发惊恐的事件，因其极端性和压倒性，经历者的意识系统和理解框架无法完全吸纳事件的刺激；创伤后反应指的是事件发生后，经历者依然被创伤性过去侵扰，重复地体验事件发生时的惊恐和崩溃，甚至表现出与之相关的身体或精神症状。当代创伤研究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将创伤从个体病理领域转移到历史与文化领域——弗洛伊德在其晚期著作《摩西与一神教》中做过这样的尝试。换言之，在人文研究的视角下，创伤不仅在个体层面切断了心灵的意义生产能力，也在集体层面切断了文化的意义生产能力；而且，无论是在个体层面还是在文化层面，创伤都不会被叙事、记忆和意识形态等防御工作完全捕获，反而会“刺穿防御”[3]，作为症候或剩余物留在心灵或文化中。

      要注意的是，集体层面的创伤并非灾难的同义替换——虽然灾难一般都具有创伤性。灾难强调的是事件可见的破坏性，而在创伤概念中，“事件的影响可能以与事件没有明显联系的多种形式弥散和表现。并且，这种弥散的发生是跨时间的。因此，被体验为创伤性的事件可能在多年后才会产生其全部影响”[4]。创伤强调的不仅是灾难性事件的可见破坏性，更是它们对个体和集体在无意识、情感、行为模式等层面的长久的、潜在的、弥散性的影响。创伤研究不是高理论（high theory）研究，相关著作常常借助具体的个人和集体创伤展开论述。借助创伤概念，文学（文化）研究可以形成更为复杂的历史与灾难观念，可以形成更复杂的看待过去的视角。

      在强势的欧陆学术话语下，创伤研究常常被吸纳进记忆研究{2}。虽然两者确有相互融合的趋势，但创伤研究与记忆研究实际上既有联系更有区别。两者的联系有二。其一，两者都是在后冷战背景下兴起的，是西方人文研究“伦理转向”的构成部分，代表着西方人文研究重新触碰历史实在（historical reality）的渴望与尝试。其二，两者都关心过去在当下的存在形态，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很快便相互影响、相互交织。创伤研究与记忆研究的区别有3个方面。其一，两者在北美、欧陆各自兴起，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二，两者的核心术语“创伤”和“记忆”分别来自临床研究领域和社会学领域；其三，创伤研究更关注灾难性事件，记忆研究更关注重要事件，灾难性事件常常也是重要事件，反之则不然。

      在分析层面上，创伤研究与记忆研究分属不同的研究范式。历史学家赫顿（Patrick H. Hutton）回顾20世纪晚期出现的记忆研究（同大多欧陆学者一样，他将创伤研究吸纳进了记忆研究）时，认为“哈布瓦赫和弗洛伊德”两种“原型模式”（the proto-typical models）之间的张力关系构成了记忆研究的总体面貌[5]。不妨将赫顿所说的两种“原型模式”转译为有关过去与当下关系的两种研究范式——范式的含义复杂多变，在本文中，笔者将范式视为被广泛接受与采用的理论或思想框架——即弗洛伊德范式和哈布瓦赫范式。弗洛伊德范式将过去与当下的关系视为由重复、返回、压抑、压制组成的复合关系，更关注过去以何种无法被意识和理性完全捕获的方式影响着、塑造着当下；哈布瓦赫范式将过去视为可以在历史语境和集体记忆中定位的他者，关注的是过去如何在当下语境中被建构为记忆。以此观之，创伤研究承继的是弗洛伊德范式，强调（创伤性）过去难以符号化的幽灵性内核，以及过去如何以间接的、无意识的、非理性的形式被编织进当下的社会文化肌体；记忆研究承继的是哈布瓦赫范式，强调以记忆形式（即对过去的符号化再现）存在的过去，以及记忆如何在当下的政治语境、权力话语和集体需求中被建构、塑造。

      当然，笔者对创伤研究与记忆研究的区分是分析性的，而非二元对立式的。创伤研究兴起于美国，但美国社会学学者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的文化创伤理论（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遵循的是哈布瓦赫模式，更多被视为记忆研究；记忆研究兴起于欧陆，但法国学者鲁索（Henry Rousso）的著作《维希综合症》（Le Syndr me de Vichy，1987）常常被回溯性地视为创伤研究的经典之作。“弗洛伊德”与“哈布瓦赫”并非是二选一的关系，创伤研究与记忆研究的边界也非泾渭分明，很多富有启发性的研究常常会将两者巧妙结合起来。事实上，在西方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文论书写方式。在威立·布莱克威尔出版社出版的《文学理论手册》（2018）中，巴拉维（Michelle Balaev）撰写的“创伤研究”词条将创伤研究视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在同一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与文化理论全书》（2011）中，怀特海德（Anne Whitehead）撰写的“创伤与记忆研究”词条则将创伤研究与记忆研究视为一个研究领域。

二、当代创伤研究的缘起

当代创伤研究的出现与历史语境和意识形态背景有关。1990年代前后冷战格局结束，无论是在政治领域、公共领域还是在大众文化中，20世纪的历史灾难（大屠杀、种族灭绝、世界大战等）重新成为焦点。与20世纪历史灾难相关的文艺作品和学术论争频繁成为文化界和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在这种历史语境之下，人文研究格外关注历史灾难及其创伤性后果便顺理成章。与此同时，1990年代前后，针对历史灾难的“正常化”意识形态在欧美国家（甚至欧美之外）迅速成形。“正常化”意识形态否认创伤性事件的持续影响，寻求“健康的”集体身份和集体叙事，将对创伤的驻留视为“病态”[6]。“正常化”意识形态主张“放下过去向前看”，是对进步叙事的重申。人文研究对创伤的“重拾”与“固着”恰恰是对“正常化”意识形态的对抗。除历史语境与意识形态背景之外，当代创伤研究的出现也有自身的学术史逻辑：（1）当代创伤研究缘起于创伤话语从临床研究向人文研究的跨领域转移；（2）当代创伤研究缘起于西方文论的内在危机及其“伦理转向”。

 (一)创伤话语的流变

      创伤源自希腊文“伤口”（wound）一词，17世纪首次出现在英语（医学领域）中，指外力造成的身体损伤；19世纪中期之前，在《牛津英语词典》中，创伤及相关概念均围绕着“物理伤口”的含义集中在一起；19世纪中后期，创伤从身体转移到心理，在《牛津英语词典》中，创伤作为身体伤口的词条缩减到3条，其他大部分词条来自精神分析和精神病学[7]（P2-3）。创伤的词义变化与19世纪中后期创伤话语的涌现有关。

      笔者将19~20世纪之交在欧洲涌现的创伤话语称为“神经症创伤话语”。神经症创伤话语集中在当时正渐显雏形的神经科学、心理学、解剖学、临床医学等领域，主要处理的是伴随现代性进程出现的个体病理现象。这些病理现象可以大致分为有交叉的三类。第一类出现在工业型社会特有的交通事故或工作事故中，常被命名为铁道损伤、事故创伤或创伤神经症。在此类病理现象中，病人没有遭受明显的身体损伤，却在事故后表现出与事故相关的身体或精神症状。第二类可以统称为“歇斯底里”。法国著名学者（现代神经学和精神病理学之父）夏科特（Jean-Martin Charcot）将多发生在男性身上的事故创伤，重新命名为“创伤性歇斯底里”；弗洛伊德在临床实践中接触的女性患者的精神症状也被称为“歇斯底里”，他含蓄地将女性歇斯底里与“欧洲资产阶级家庭的组织方式”[8]（P25）联系起来。第三类也是最重要的病理现象出现在工业化战争中。在欧洲频发的大规模工业化战争中，出现了许多受创士兵，其症状表现与事故创伤类似。当时，欧洲不同国家的医学和心理学文献以不同名字标明受创士兵的症状，炮击休克（shell shock）、战争神经症、创伤神经症的说法影响较大。神经症创伤话语是正在浮现的现代研究方法对现代性病理现象的理解，特点是“杂语丛生”（遗传、器质损伤、神经震荡、诈病、心理创伤等解释方式并存）。其中，精神分析和心理学的解释方式最具阐释力和影响力。

      随着现代性进程的主导权易位美国，创伤话语的中心也转移到美国。20世纪初期到中期，美国的创伤话语多维持在精神病学、认知心理学、临床医学等专业领域。20世纪中后期，对美国社会具有冲击性影响的越南战争，不但使得创伤话语在专业领域大面积涌现，而且使得相关创伤话语（如“后越南综合症”“炮击后神经错乱”）进入公共空间。1970年代开始，心理学、精神病学等研究领域对越战创伤的问题越来越重视，相关话语在公共空间的出现也越来越频繁。此时，美国身份政治正风起云涌，“创伤”恰好成为表达不同群体之独特经验的共通词汇。1980年，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创伤后应激障碍）进入由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出版的《诊断与统计手册》，并在专业领域和公共领域迅速传播开来，形成了影响至今的PTSD话语[9]。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赫尔曼（Judith Herman）、范德科尔克（Bessel A. van der Kolk）等知名学者的相关著述极大推动了PTSD话语的传播。PTSD话语主要从分离（dissociation）{3}角度理解创伤，将战争受创者、大屠杀幸存者、儿童暴力和性暴力受害者等诸种情况都囊括了进来。

      PTSD话语一直与公共空间密切相连。从越战创伤到PTSD的正式出现，公共空间一直对专业领域的创伤话语充满兴趣，并对其进行积极推广。1980-1990年代，在美国大众文化（尤其是电视和电影）中，创伤成为焦点。1990年代末的两部著作《连环杀手：美国伤口文化中的死与生》（Mark Seltzer，Ser-ial killers：Death and Life in America’s Wound Cul-ture）和《后创伤文化》（Kirby Farrell，Post-traumatic Culture:Injury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Nineties）专门分析了这一文化现象。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创伤从临床研究进入人文研究，当代创伤研究（因而也被称为“文化创伤话语”）顺势迅速形成。这个跨领域的话语转移过程在创伤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卡鲁斯（Cathy Caruth）的著作中体现得极为明显。在《创伤：记忆中的探索》的导论中，她如此开篇：“越战以来，精神病学、精神分析以及社会学领域对创伤问题重燃兴趣。1980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最终正式确认长期以来被认识到却又被忽略的现象，将其命名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10]（P3）。在卡鲁斯看来，创伤问题无法在临床研究内部得到解决，人文研究必须介入有关创伤问题的对话过程。事实上，PTSD话语是很多人文学者重新思考创伤问题的触发器与“透镜”（lens）[11]。

（二）西方文论的内在危机与“伦理转向”

      1990年代，西方文学（文化）理论与批评经由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抽象，与历史和现实的距离越来越远。很多学者担心，过度强调文本与能指的当代文论与批评会导致“政治与伦理的失效”[12]。恰在此时，历史问题（即如何书写纳粹大屠杀的问题）在理论内部挑战了基于“语言学范式”的西方文论，这似乎印证了上述担忧，西方文论不得不在理论层面做出回应。这一时期在临床研究和公共空间频繁出现的术语创伤，恰好提供了将理论与关系到个人和历史的具体事件联系起来的途径[8]（P35）。我们可以从有着世界性影响力的解构理论和历史叙事理论的危机与转向来考察这一线索。

      解构理论虽一直遭受非议，但其最大危机来自“德·曼事件”{4}。解构理论的核心人物德·曼（Paul de Man）的战时反犹写作以及战后对此问题的沉默，与海德格尔的纳粹合作问题一道，成为1990年代西方人文研究中的热点话题。德·曼与解构理论的声誉也因此一落千丈。解构理论对能指的强调、对指称的解构，被视为德·曼潜在的自我辩护。而解构理论真正的内在危机恰恰体现在德里达对挚友德·曼的辩护中。德·曼明显的反犹文章被德里达以“解构式阅读”的方式读出了反对反犹主义的思想。这不仅无法让德·曼恢复名誉，反而从侧面证明了解构理论的问题：把文本视为能指游戏，完全可能得出与常识相悖的结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能指游戏的确会导致严重的政治与伦理问题。卡鲁斯、费尔曼（Shoshana Felman）作为德·曼的同事、学生和追随者，并没有简单地用“解构理论”本身为德·曼及其解构理论进行辩护。相反，以创伤为关键词，她们将理论与历史现实重新桥接起来，并以此论证解构理论有着内在的政治和伦理维度，而非纳粹思想的共谋或纯粹的能指游戏。当然，卡鲁斯和费尔曼并没有放弃解构理论，而是以创伤为支点，促进了解构理论的“伦理转向”或者说“创伤转向”。

      在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领域均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海登·怀特及其历史叙事理论（或者说“叙事主义”理论）也遭受了内部危机。基于现代语言学和叙事学理论，怀特强调，历史/过去总是在叙事结构或情节安排中获得意义。换言之，体现在书写（既包括历史书写，也包括文学书写）中的历史形态和历史意义总是文本的修辞结构投射出来的。1980年代后期，随着两德统一，德国历史修正主义学者开始重写纳粹历史，这一重写暴露出怀特“叙事主义”理论的内在危机：既然历史的意义（甚至历史本身）只存在于文本的叙事结构之中，那么，修正主义者的新纳粹史书写同样可以援引怀特理论为自身进行辩护。换言之，怀特理论似乎为历史修正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怀特等学者不得不在学术层面严肃回应上述危机。正是在对这种危机的回应中，怀特借助文学理论（也暗中借助精神分析思想）完成了自身理论的“伦理转向”，并提出了“现代主义事件”“喻象现实主义”“实践的过去”等概念和理论；而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弗里德兰德尔（Saul Friedl ner）等学者则借用精神分析理论，重新思考大屠杀这一历史创伤本身以及由它引发的种种历史、理论与政治问题。在上述危机转向过程中，创伤成为历史理论、批判理论、思想史以及文学与历史交叉学科中的高频术语，拉卡普拉也脱颖而出，成为当代创伤研究中的核心人物。

三、当代创伤研究的脉络

梳理当代创伤研究30年来的发展脉络时，西方学者通常将开端定位于卡鲁斯的著述，或“后耶鲁学派”1990年代前期出版的一系列著述{5}。不过，从学术史的实际情况看，当代创伤研究应该说是在多领域并起并迅速相互交织而成的研究领域{6}。目前，西方学界有两种书写方式：一种是发展式，如巴拉维将当代创伤研究描述为从传统模式（第一波）向多元模式（第二波）的演替过程[13]；另一种是扩展式，如邦德（Lucy Bond）和克拉普斯（Stef Craps）在2020年出版的《新批评术语：创伤》中，将当代创伤研究视为创伤概念向不同方向扩展以及不同领域对创伤问题进行探索的过程[14]（P7-9）。笔者认可后者，但不会像邦德等人那样，通过（按照时间顺序）枚举关键学者和关键概念来呈现当代创伤研究的发展过程。基于概念、方法和议题的区别，笔者将当代创伤研究置于3条学术脉络中：后解构创伤研究、批判性创伤研究、多元化创伤研究。要注意的是，上述区分并不意味着真的存在相互独立的发展脉络或研究派别，事实上它们持续地相互渗透，实际研究总是以混杂形式展开。

（一）后解构创伤研究

      笔者将卡鲁斯、费尔曼以及受她们影响的相关研究称为“后解构创伤研究”。原因有二：（1）卡鲁斯、费尔曼与德·曼关系密切，她们的相关著述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解构理论的方法和议题；（2）卡鲁斯、费尔曼的相关著述都是在耶鲁大学工作时（1990年代前后）撰写、发表的，其时，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尚处于解构主义的研究氛围中。卡鲁斯、费尔曼包括解构派老将哈特曼（Geoffrey H. Hartman）的相关论著是“交织一体的”[14]（P66），没必要在其中找出解构理论“创伤转向”的第一人。不过，他们之中最具理论深度、最富影响力的确属卡鲁斯。甚至有学者认为，正是卡鲁斯将创伤概念推向西方人文研究的前台，并促成创伤研究的兴起[7]（P4）[15]。卡鲁斯编选并撰写引言的论文集《创伤：记忆中的探索》(1995)和专著《未被认领的经历：创伤、叙事和历史》(1996)也的确是当代创伤研究中引用率最高的著作（或之一）。正因如此，国内有学者误将卡鲁斯视为“创伤理论之母”{7}。

      卡鲁斯广为征引的创伤理论是基于PTSD话语和弗洛伊德理论形成的。在现象层面，卡鲁斯接受了PTSD话语。在她看来，PTSD话语虽尚有争议，“但大多数文献通常同意，对一个或一组压倒性事件会有一种反应，这种反应有时是延迟的，其形式是重复的、侵入性的、缘起于事件的幻觉、梦、意念或行为表现，相伴随的是在经历期间或之后开始的麻木，也可能伴随着对可以召回事件之刺激的唤起（或避免）的可能性的增加”[10]（P4）。PTSD话语指明了创伤性事件与创伤后反应在时间上的延迟性、创伤后反应形式上的强迫性与内容上的直白性（literality）——在闪回与噩梦中返回的画面是精确的。进一步，根据弗洛伊德的后期理论，卡鲁斯深化了对创伤的理解。在弗洛伊德看来，意识是一种保护层（同时是感觉和知觉的保护层），它保护着无法暴露在外部刺激中的、有着外感受层的囊泡。卡鲁斯总结了意识保护层的两项功能：（1）将外部刺激安置在有序的时间体验中以保护生物体；（2）进一步，“将世界维持为外部（out）”[16]，使生物体保持基本的内外感受。而创伤恰恰是刺穿了保护层的过度刺激，因此创伤意味着心灵能力在时间化自我经历、区分内外两个层面的崩塌。正因如此，卡鲁斯将创伤视为“未被认领的经历”（unclaimed exper-ience），受创者在其发生时，无法充分看到、经历到进而吸纳事件——自然也就无法直接指称事件（接续了解构理论关于指称困境的议题，为其添加了存在论基础）。综上，卡鲁斯创伤理论有两个核心观点：（1）因为发生时未能被充分吸纳进时间序列中，创伤有着内在的延迟性，其灾难性后果总是延迟的、以强迫重复的形式展开——因为心灵总是试图回溯性地将创伤吸纳进时间序列；（2）因为内外边界的崩溃，外部刺激直接写入心灵，所以在创伤情形中，直白性与不可进入性（即无法直接指称）并存。

      卡鲁斯将创伤从个体病理症状转移到历史领域，在她看来，与其说创伤是个体的病理症状，“不如说它是历史的症状”[10]（P5）。上述两个核心观点同样适用于历史：创伤性历史（卡鲁斯参照的是纳粹大屠杀）也存在同样的指称困境，也是以延迟与重复的方式展开自身。正是在此意义上，创伤意味着“人的经历和历史经历的存在维度”以及“对历史关联性与历史时间性的新的理解类型”[17]。卡鲁斯的创伤理论不但为当时处于同一阵营的费尔曼、劳伯提出的“真相的危机”[18]（P5）和“见证的崩溃”[18]（P81）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成为当代创伤研究的基础性参考模型之一（可称为“卡鲁斯模型”）。基于对历史的创伤性解读，卡鲁斯等人的核心议题便成了如何指称创伤性历史的“不可进入性”（而非直接指称历史本身），如何传递处于危机中的历史真相。在卡鲁斯等人看来，通过“拒绝理解”，通过揭示“理解行为（或见证）的崩塌”，可以传递创伤的真相[19]。卡鲁斯、费尔曼等学者继承了解构批评“幽闭恐惧症式”的文本细读和修辞分析方法，他们很少引用历史材料，更喜欢通过对文艺作品的形式分析与寓言式解读，探索创伤（或见证）之“不可能性”的传递与再现问题。

      后解构创伤研究是在“卡鲁斯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概念上接受了卡鲁斯对创伤的界定，在方法上继承了解构批评的文本细读与修辞分析，在议题上延续了传递“不可进入性”的思路。“创伤摄影”[20]“创伤小说”[21]（P3）“创伤电影”[22]（P13）等相关概念和研究都属于典型的后解构创伤研究。后解构创伤研究整体上受后结构主义影响较大，颇为偏好高度风格化的现代主义作品。卡鲁斯、费尔曼看重的典型文本多是现代主义作品（如郞兹曼的纪录电影《纳粹浩劫》、加缪的小说《鼠疫》）。接受了“卡鲁斯模型”的后解构创伤研究也有此偏好。例如，在怀特海德看来，在表征创伤性过去时，“小说家常常发现创伤的冲击只有通过模仿它的形式和症状才能得到充分再现，因此时间性和编年体崩溃了，叙事的特征表现为重复和间接”[21]（P3）。沃克认为，创伤电影（即“那些以非现实主义方法表现创伤性事件的电影”）的特征是“电影叙事和文体制度的混乱和破碎”[22]（P19）。21世纪以来（尤其是“9·11事件”以来），虽然遭受来自各个方向的不懈攻击（如过度依赖分离概念、曲解弗洛伊德、欧洲中心主义、完全支持“不可再现论”等），但是卡鲁斯仍不乏追随者，后解构创伤研究依然保持着活力。

（二）批判性创伤研究

      1990年代前后，几乎与解构理论的“创伤转向”同步，历史理论、文化理论研究者也涌现出对创伤问题的浓厚兴趣。思想史研究出身的拉卡普拉是其中的代表性学者。拉卡普拉将自己的研究方法对接到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即尝试将精神分析和哲学理论用于社会历史分析。最近，拉卡普拉则更明确将自己定位为“批判理论学者”[23]。笔者将在概念、方法和议题上接近拉卡普拉的相关研究称为“批判性创伤研究”。拉卡普拉、弗里德兰德尔、桑特纳（Eric L. Santner）以及1990年代以来的海登·怀特均可算在此学术脉络中。

      批判性创伤研究借助弗洛伊德的思想，将创伤视为对社会文化体系的巨大冲击。在拉卡普拉看来，历史创伤是被高度“贯注”（cathected）的过去[24]，认同、压抑、否认、分离等社会心理和情感机制会以复合的形式出现在历史创伤及其社会性后创伤反应中。在怀特看来，历史创伤“不能被简单地忘记，以及排出精神之外，它们也不能被恰当地记住；也就是说，它们不能清晰和不含混地被同一为意义，或在群体记忆中被语境化”[25]。弗里德兰德尔、桑特纳则不约而同地在弗洛伊德的《超越快乐原则》中找到了思考历史创伤问题的思想资源。在弗洛伊德看来，“创伤概念必然包括这样一种联系，即与本来可以有效地抵御刺激的屏障上出现的裂口联系在一起。像这种作为外部创伤的事件无疑会引起有机体能量在功能上的非常广泛的混乱，将促使每一种可能的防御措施都活动起来”[26]。弗里德兰德尔和桑特纳扩展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历史创伤恰恰是既调动又击碎社会文化防御机制（如集体性的叙事、记忆、认同等）的强大冲击[27][28]（P151）。在批判性创伤研究中，创伤在集体层面对叙事、意识、身份、意义等提出了严峻挑战，但这种挑战是困难而非解构理论意义上的“绝境”。正因如此，拉卡普拉等人更多用“极限”“过度”“极端”等词汇来描述创伤，用“极限事件”“极端事件”这样的术语与创伤性事件做同义替换。

      基于此，拉卡普拉等人关注的重点不限于创伤之传递和再现，更包括历史创伤与社会防御机制（历史和文学书写在其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动态关系，以及如何将创伤以有效形式包容在集体身份之中，防止历史创伤的重复发生。拉卡普拉将弗洛伊德理论中的复演（acting out）、修通（working through）概念视为应对历史创伤的主要模式。复演是对创伤或创伤的特定维度（经常是无意识的、情感的层面）的重复或转移（transference）；而修通是这样一种过程，即在承认创伤的粉碎性影响的前提下，打开带着伤口继续生活的可能性，修通是“敞开的、自我质疑的过程”，它“抵抗复演，但无法完全超越复演”[29]。在拉卡普拉看来，修通绝不仅仅是心理过程，更是社会心理与政治实践的规范性要求。桑特纳将弗洛伊德的哀悼（mourning）概念社会化，将其视为恰当的处理创伤的模式。他认为群体与个体一样，在经历创伤性丧失后，需要重新建立容纳创伤的群体身份，而这个重建的过程其实是一个社会化的哀悼过程。与哀悼过程相对的是“叙事拜物教”（narrative fetishism），它是处理创伤的一种防御性策略，“在幻想中，通过模拟完整状态来消除哀悼的需求”，将自我从重建带有伤疤的身份认同的负担中“释放出来”[28]（P144）。换言之，叙事拜物教总是绕过哀悼过程，为群体提供一个未经伤口化的身份认同。吊诡的是，叙事拜物教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是认同“受害者”，通过在扩大的“受害者”身份上切割出可以被排斥为邪恶他者的操纵者，可以保持“原初我们”的本真身份[30]。可以看到，批判性创伤研究更重视历史本身，而不像后解构创伤研究那样总是通过文学与文论把握历史。

      批判性创伤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研究，相关学者经常将历史书写、文学书写与理论书写一并置于后创伤视角下进行审视。在某种程度上，拉卡普拉、桑特纳、伯杰（James Berger）、伊格尔斯通（Robert Eaglestone）等学者的创伤研究都是关于历史创伤“如何通过当代思想中的‘后现代转向’（集中在文学、历史、历史学和哲学中）被回应或‘翻译’”[31]的。当然，也有文学领域的创伤研究可以被视为批判性的。比如佛特（Greg Forter）的《美国现代主义中的性属、种族和哀悼》（2011）将美国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男性气质”的丧失作为一种创伤性经历，研究现代主义小说如何在哀悼和忧郁之间处理“男性气质”的失落。佛特的方法之一是将经典文学与弗洛伊德、卡鲁斯的创伤理论置于对话关系中，并用文学（如福克纳的小说）提供的创伤思考来补充创伤理论。巴特勒借助精神分析与法国理论（尤其是列维纳斯的理论）写就的试图理解暴力问题的《战争的框架》《可堪哀悼的生命》等著作，也可以被视为批判性创伤研究。

（三）多元化创伤研究

      当代创伤研究有一个明显的转折。曾有学者认为，1990年代人文研究对创伤的兴趣不过是一种“世纪末病”，但是，21世纪以来人文研究对创伤的兴趣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愈加强烈[32]。显然，对创伤问题持续的学术兴趣与恐怖主义（尤其是“9·11事件”）和“文明冲突”愈演愈烈的新世纪语境有关。从这个角度看，巴拉维将当代创伤研究分为第一波（“传统模式”）与第二波（“多元模式”）是有道理的。但是，笔者认为并不存在“第一波”到“第二波”的演替过程。理由有二：（1）以卡鲁斯理论为基础的创伤研究一直存在，并且成果斐然，不存在谁替代了谁的情况；（2）虽然多元模式的自觉倡导是在新世纪，但1990年代前后已经存在不同于“卡鲁斯模型”的对创伤问题的探讨，比如，斯凯瑞（Elaine Sc-arry）颇有影响的著作《疼痛之躯》（The Body in Pain，1985）将重心放在战争、暴行造成的身体疼痛，补充了“卡鲁斯模型”对精神创伤一面倒的强调；布朗（Laura S． Brown）的经典论文《不在范围之外：论心理创伤的女性主义视角》（Not Outside the Range: One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Psychic Trauma,1991）已经在构想一种更适合家庭暴力的累积性创伤（与事件性创伤相对）。在笔者看来，与不同的理论方法、历史文化语境遭遇时，创伤研究势必走向多元。笔者借用巴拉维的说法，将兴起于21世纪的以文学（文化）研究为主要阵地、有意区别于“卡鲁斯模型”的相关研究称为“多元化创伤研究”{8}。这里的“多元”有3层含义：（1）引用更多思想资源（包括拉卡普拉等人的理论），拓展对创伤的理解；（2）研究对象从纳粹大屠杀为主走向多元化，恐怖主义、奴隶制、殖民主义等都进入了考察视野；（3）在方法与议题上，与更具现实介入性、政治批判性的文化研究相融合，将媒介、身份、意识形态等重要视角引入研究，或者说，创伤成为了广义的文化研究（包括文学政治批评、媒介研究、视觉文化研究、性别批评、后殖民研究等）中的“典范性概念纽结（an exe-mplary conceptual knot）”[7]（P14）。

      多元化创伤研究极大拓展了创伤概念。借助精神分析、神经科学和认知心理学，卡普兰（E. Ann Kaplan）认为，个体心灵至少有3种应对创伤的方式：第一种是分离模式，在其中，创伤本身并没有经过意识或无意识的中介，因此无法进入主体的认知或记忆，对事件的理解只能从外部（主体的症状和其他历史语境）入手；第二种是分离与认知的结合模式，在其中，创伤部分进入有意识的记忆；第三种是涉及到无意识的复杂过程，比如创伤受害者部分地认同加害者[8]（P38）。与此类似，巴拉维在《美国长篇小说中的创伤性质》中也引用神经生物学和社会学理论证明了分离仅仅是个体创伤的一种罕见形式，创伤与记忆更多时候是交融一体的。“卡鲁斯模型”对创伤的理解极为依赖时间维度（延迟与重复），而巴拉维通过细致而丰富的文本分析，说明创伤的形成和表达同样受到地景（landscape）的限制和塑造[33]。多元化创伤研究也普遍接受了拉卡普拉对结构创伤（structural trauma）和历史创伤（histori-cal trauma）的著名区分。事实上，多元化创伤研究常常根据自己的具体研究对象对创伤概念采取较为灵活的定义方式。

      在多元化创伤研究中，创伤常常被置于与媒介、身份、意识形态等因素的互动框架中予以考察。在“卡鲁斯模型”中，创伤性刺激在心灵中的注入以及在后创伤反应中的重复都是无中介的（即“直白的”）。但是，多元化创伤研究却较为重视中介（媒介、文化、话语）的作用——中介打开了将政治视角引入创伤研究的潜力。由于篇幅所限，笔者选择几部影响力较大、广受好评的论著进行简要说明。在《创伤文化》中，卡普兰引入了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的创伤传递/塑造作用。在卡普兰看来，在媒介高度发达的时代，民众的一手创伤经验本身（如对“9·11事件”的创伤体验）就是媒介参与塑造的，在何种情况下创伤才是无中介的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赫希（Marianne Hirsch）极为关注创伤的代际传递，她从自身经验（她也是“幸存者子代”）和幸存者子代的文艺创作出发，将家庭摄影视为一种传递创伤经验的关键载体，并借助家庭摄影及其艺术性挪用提出了介于创伤与记忆之间的“后记忆”（po-stmemory）概念——“后记忆”已经成为创伤与记忆研究领域的经典概念[34]。在《震惊再现》中，洛温斯坦（Adam Lowenstein）极为巧妙地将现代惊悚片置于历史创伤与意识形态的动态框架中加以考察，在拉康式符号学和批判理论之外，开启了另一条形式与历史相结合的电影研究方法[35]。在《后殖民见证》中，克拉普斯认为作为制度化压迫与歧视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对被殖民者和有色人种造成的创伤，不能用弗洛伊德或卡鲁斯的理论予以分析。借助弗朗兹·法农等人的理论，克拉普斯提出了容纳意识形态与身份问题的日常型创伤模型（“隐匿性创伤”“基于压迫的创伤”“后殖民综合症”等）[36]，在后殖民研究与创伤研究领域备受推崇。

四、结语：什么是/不是创伤？

在近30年的发展中，当代创伤研究既存在内部龃龉，又不断遭受外部质疑。在笔者看来，困扰当代创伤研究的其实是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不是创伤？无论是内部龃龉还是外部质疑，均可以在这个问题下加以考察。

      在创伤研究内部，这个问题以传统模式—多元模式之争的形式出现。传统模式对创伤的理解是狭隘的（太依赖分离情形），是过于肯定的，甚至比其挪用的认知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概念“更为绝对”[37]（P183-184）。许多新锐学者正是不满于传统模式对“什么是创伤”的回答才倡导多元模式。多元模式采用不同理论资源，向各个方向发展了创伤概念。但问题在于，多元模式倾向于将一切引发不安事况和伤害之物均归类在“创伤”名头之下，这种倾向使得创伤概念过于普遍化。换言之，多元模式的问题在于，还有什么不是创伤？如果创伤变得无所不包，那么这个概念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如此看来，罗斯伯格（Michael Rothberg）的“有限多元论”是切中肯綮的：不能简单放弃传统模式，它包含的洞见和批判性也不能完全否定；应该倡导多元模式，但也要警惕其普遍化倾向。在罗斯伯格看来，针对当前的各种社会文化问题，创伤概念本身就是“必要但不充分的”，强求它囊括所有问题，本身就会成为问题[38]。

      当代创伤研究也一直遭受外部质疑。虽然外部质疑经常以卡鲁斯为靶子，但其批评可以扩展到整个创伤研究。当代创伤研究与外部质疑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事件—话语之争。外部质疑主要来自文学研究和社会学两个领域。文学研究中的质疑声音可以宽泛地归入多元化创伤研究，不过这种质疑声音的目标并不是发展替代性的创伤概念与理论，而是在根本上质疑创伤概念与理论。比如，坎斯坦纳（Wulf Kansteiner）认为，将创伤概念从临床研究转移到人文研究，本身就是范畴错置[39]；罗特（Anne Rothe）将卡鲁斯等创伤研究学者与拉康、鲍德里亚、德勒兹等对接，认为他们都是在“毫无意义地”挪用和滥用科学话语[37]（P182）。概言之，文学研究中的质疑声音将“创伤”视为与种族、民族类似的、被发明出来的神话。第二种质疑声音来自社会学长久的“反对传统”——反对将隶属个体心灵的概念用于集体分析，这个传统从哈布瓦赫一直延续到康纳顿（Paul Connerton）和亚历山大[7]（P11）。亚历山大是这个传统中具有代表性的最近学者。在亚历山大看来，卡鲁斯、拉卡普拉等“精神分析取向”的创伤研究学者在事件性质与人类心灵的互动中寻找创伤，是“自然主义谬误”[40]（P8），创伤的最根本维度是社会维度。而亚历山大开启的“文化创伤”的研究路径将创伤转移到群体身份（而非个体心灵）之上，视其为复杂博弈语境中的文化制造[40]（P24）。如上文已述，亚历山大的文化创伤理论其实是将创伤问题吸纳进记忆研究。总之，在外部质疑声音看来，不存在存在论层面的创伤，只存在话语建构层面的创伤。对于罗特等人来说，“创伤”不过是畸形的后现代理论表现出的最新症状；对于亚历山大等人来说，创伤只能在集体记忆或文化记忆的研究框架中来理解。

      外部质疑声音与1990年代创伤研究风起云涌时的语境构成了反讽性对比。如上文已述，创伤研究之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创伤概念可以抵抗那种极端的建构主义立场或话语政治——即过去只存在于指涉过去的话语（或叙事）中。换言之，创伤研究强调创伤性事件（或创伤性过去）的幽灵维度、主动维度和困境维度，以此对抗历史修正主义与“正常化”意识形态对历史创伤的话语性挪用。而外部质疑声音反过来又以建构主义思路批评创伤研究。不过，外部质疑声音的确暴露了创伤研究固有的内在问题。创伤既然意味着无法被话语（符号）完全穿透，但依然强烈影响着当下的切实存在，那么，创伤研究（如果不变成记忆研究的话）在某个关键时刻，总是要依赖“假设”，要么借助科学话语，要么借助精神分析。毕竟，创伤研究本身也是以话语形式进行的。

      创伤究竟应该限定在什么范围内？到底要不要保留创伤概念以及创伤研究？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不为创伤划定界限、维持争议状态未尝不可。围绕着创伤以及创伤研究的争议，其实恰恰说明了这个研究领域的开放和活力。对于第二个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保留（非话语建构意义上的）创伤概念以及创伤研究。一方面，我们可以将创伤研究视为一个正在吸纳不同思想的动态过程，其内部已然开始调整创伤概念，并且已然开始将“弗洛伊德”与“哈布瓦赫”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创伤研究本身也是对激进建构主义的抵御。创伤的非符号性和幽灵性既符合部分经验事实，也包含高度的批判性，尤其是对极端建构主义立场的批判。从严格的建构主义视角看，建构主义本身也是被建构起来的，意识不到建构主义的“建构性质”，就很容易从建构主义走向“一切皆可”的虚无主义或“强者通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创伤概念和创伤研究恰恰可以暴露建构主义的失效时刻。此外，从历史现实看，创伤研究的确（至少部分地）把握到了现代西方文明的核心特征之一。卡鲁斯、拉卡普拉等人强调，个体创伤的强迫重复特征也适用于历史创伤。而强迫重复就意味着历史过程并不是从一点到另一点的线性或曲折展开；与此相反，虽然带着变化与新异的面具，历史却强迫性地凝滞于创伤，而历史创伤也暗含着“重复”发生的冲力。现代西方世界本身就是建立在累累历史创伤之上的，从创伤的视角看，暴力与危机也就内在于现代西方文明本身。而后全球化时代文明与民族（种族）冲突和地缘政治危机的复现显然证实了创伤理论的洞见。

注：

{1} 后文的“创伤研究”均指“当代创伤研究”。

{2} 1980~1990年代，欧洲涌现出一股记忆研究的潮流，代表学者是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德国人类学家扬·阿斯曼（Jan Assmann）和文学批评家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在这一股记忆热潮中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集体记忆”理论被重新发现，哈布瓦赫也被视为记忆研究的奠基性学者。要注意的是，虽然欧陆学术界（以及中国学术界）将创伤吸纳进记忆研究，但是在美国学术界，创伤常常将记忆研究纳入到自己的名头之下（见参考文献The Trauma Question, 2）。

{3} 有关分离概念的问题，可以参考Van der Kolk B A,Van der Hart O. “The Intrusive Past: The Flexibility of Memory and the Engraving of Trauma”. American Imago, 1991, 48(4). 简言之，可以将分离视为一种机制：外部刺激注册在意识系统或正常心理加工程序之外。分离概念与弗洛伊德的压抑概念截然不同，它强调的是事件的压倒性，而非意识/无意识的加工。

{4} 1987年一位比利时青年学者公布了他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发现的德曼的早期文章，这些文章发表在纳粹占领期的波兰报刊中，有部分文章有着明显的反犹主义倾向。早期反犹文章的发现成为1980年代西方学术界内部的重要事件，这个事件常常与海德格尔的纳粹合作问题一起，被视为思想家与纳粹合谋的典型事件。德曼和海德格尔一样在战后绝口不提自己在战争期间的“暧昧”言行。

{5} 这些“后耶鲁学派”的著述包括：《证词：文学、精神分析和历史中的见证危机》（费尔曼、劳伯合著，1992）、《创伤：记忆中的探索》（卡鲁斯编，1995）、《未被认领的经历》（卡鲁斯，1996）、哈特曼的论文《创伤知识和文学研究》（1995）。卡鲁斯编著和专著的出版是在1990年代中期，但这些作品中的关键篇章在1990年代早期就已经在杂志上发表过了。比如，《创伤：记忆中的探索》中的导论部分、《未被认领的经历》中的第一章都是在1991年以论文的形式发表的。

{6} 从1990年代出版的学术著作来看，当代创伤研究实际上是“多领域并现”。这个时期，不仅有卡鲁斯主编的《创伤：记忆的探索》和专著《未被认领的经历》出版，还有《伤口的世界：阅读创伤文学》（1996）、《紧张的过去：有关创伤和记忆的文化论文》（1996）等一系列以“创伤”为题的人文研究著作出版。卡普兰将卡娅·西尔弗曼（Kaja Silverman）的《边缘的男性主体性》（Male Subjectivity at the Margins, 1992）也被视为最早将创伤引入历史、文化领域的著作之一；21世纪后产生越来越高影响力的拉卡普拉，也是在1990年代初就出版了相关主题的专著。

{7} 赵雪梅将卡鲁斯视为“创伤理论之母”，但并没有提供相关来源，笔者在英语研究领域也未看到过这种说法。在笔者看来，卡鲁斯并没有提供足够丰富、足够深刻的创伤理论，其理论也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创伤理论之母”的说法都不能成立。事实上，当代创伤研究不存在什么创始人或奠基人；如果非要找一个“奠基人”，那应该是弗洛伊德。参见赵雪梅：《文学创伤理论评述——历史、现状与反思》，《文艺理论研究》，2019(1)。

{8} 很多学者其实是为了突出自己的研究特色而批判卡鲁斯，因而，这种批判中常常充斥着误读、曲解和夸大其词。比如，卡鲁斯讨论创伤时，总是将自己对创伤的理解视为一种“可能性”，但是，批判者却经常指责她提供的是普遍、抽象的创伤模型；再如，卡鲁斯从没表示创伤是完全不可言说的，但是批判者频繁指责她支持不可言说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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