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文献研究｜罗慕君、张涌泉：文字比较在敦煌本《金刚经》整理中的运用
文字比较在敦煌本《金刚经》整理中的运用
文|罗慕君 张涌泉
[摘 要]：在敦煌本《金刚经》的整理中，文字比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同时代、不同内容的写本的字体往往不同，因此比较字体可以帮助断代和定名。造伪者难以全面掌握字形的变化，因此比较字形可以帮助辨伪。不同书写人字迹不同，而同一书写人在同一时期内字迹相似，因此比较字迹可以帮助缀合、判断书写人或汇聚同一书写人的作品。该方法同样有助于其他写本文献的整理。
[关键词]：文字比较；敦煌本《金刚经》；字体；字形；字迹
敦煌文献中共有《金刚经》3736号（写本3730号、拓本1号、印本5号），对这批材料的文献性整理包括了定名、断代、缀合、辨伪等工作。在整理过程中，文字比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结合整理时遇到的实例，主要谈谈字体比较在断代与定名，字形比较在辨伪，字迹比较在判定缀合、判断书写人及汇聚同一书写人的作品等方面的作用。
一 字体比较帮助断代和定名
字体关乎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形体类别。敦煌写本抄写时间上起魏晋六朝，下讫北宋初年，前后跨越600多年。这一时期，小篆已然退出日常的使用行列，隶书亦日渐趋于衰微，而楷书、草书、行书则方兴未艾，六万多号敦煌写本正是这一消长的真切反映。敦煌文献中，篆书字体仅见于一些特殊的场合，如字书；隶书的痕迹在早期的写本中则还比较明显，魏晋至唐初不少写本的字体兼于隶书、楷书之间，可称之为“隶楷”，魏晋六朝隶意较浓而隋代唐初隶意较淡；唐至宋初楷书写本数量最多，且多见于佛经经文，反映了其发展、定型和成熟的过程；另外行书、草书也不少见，但多见于佛经疏释一类的写本或世俗文书中。可见，不同时期、不同内容性质的文献往往会采用不同的字体。因此，比较字体可以帮助断代和定名。
排除刻意仿古的情况，字体可以帮助估测写本大致的书写时代。林聪明总结：“凡以隶书抄写者，大抵可先设定为五至六世纪的写本；以隶笔楷体抄写的碑体，大抵为北朝写本；至若全以正楷抄写者，大抵为隋唐之后的写本。”庶几近是。敦煌本《金刚经》的叙录在断代时也都会参考字体这一线索。如BD8076号（北3932；字76），见《国图》100/235B—240A1，前部如图1所示，《国图》条记目录定为隶楷字体，断为5—6世纪南北朝写本。又如S.579号（翟1084；蒋1021），见《英图》9/293B—300B，前部如图2所示，《英图》条记目录定为楷书字体，断为9—10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
敦煌文献中有不少未定名的残片，这些残片有的仅存若干残行，有的仅存若干残字，残存的文字又常常见于多个不同的文本，仅仅依据存文很难对这些残片进行准确的定名。利用敦煌文献中佛经经文多用楷书写就，而佛经疏释类写本多用行书或草书写就的特点，则可以帮助判断残片内容的性质。如S.12670号，见IDP，如图3下部所示，存3残行，每行存中部2—5字（首行仅存中部约2字左侧残笔），楷书，原卷无题，IDP亦未定名。在中华电子佛典（CBETA）中检索该号存文，发现见于5个元代以前的文本，具体对应位置和文本名称如表1所示。除第一个是经文外，其余四个皆为佛经疏释类写本。但该号所用字体是楷书，因此笔者推测该号为《金刚经》罗什译本残片。后来笔者发现该号可与S.12254号缀合，缀合后如图3所示，缀接处边缘大体吻合、残字可拼合为一、内容亦前后相接。二号缀后存文仅见于《金刚经》罗什译本（参见T8/748C28—749A72），由此证明S.12670号为《金刚经》罗什译本残片的推测无误。
二 字形比较帮助辨伪
除了字体这种整体性的书法风格转变外，个别汉字的形体，包括结构、笔画等，也会因时而异。有些字形的变化是受政治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如因避讳产生的避讳字，武则天颁布的武周新字等，这些字比较容易推定时间上限，如有武周新字的写本不会早于载初元年（689），但要谨慎推定时间下限，因为即使避讳字和武周新字不再行用也不能排除抄写者照底本抄录的可能。还有些字形的变化是受社会因素、书写习惯和文字发展规律等的影响，如俗体字、古今字等，通过了解这些字在已明确断代文献中的出现情况可以大致推定其使用时间。字形具有时代性，且每个字的演变情况不同，伪造者难以全面掌握，往往就会在造假时露出马脚。敦煌本《金刚经》中有个别写卷就是因为字形与时代不符被发现系后人伪造。
如敦研323号，见《甘藏》2/16A—23B，首略残，尾全，首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一百卅）六”，尾题“金刚般若波罗蜜卷一百卅六终”，后有题记“建武四年岁在丁丑（497）九月朔日，吴郡太守张瓌敬造”，楷书，《甘藏》叙录称原卷为“白麻纸”。就题记所存纪年看，如日本学者平井宥庆所言，该号可谓敦煌文献中最早的《金刚经》写本。但早在1985年，戴仁就因尾题、题记和纸张的蹊跷之处开始质疑该号写卷的真实性。马德亦指出该卷纸张非原纸，释永有也认为卷中“比邱”为宋元后之字词用法，于题记年代不符。后张涌泉从经文抄写错漏百出和“邱”“薩”“尔”“弥”“祘”等字字形辨析的角度详细论证该卷系后人伪造，进一步做成了铁案。
又如甘博附134号，见《甘藏》5/322B-330B，首略残，尾全，首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苐）□”，换行题“法会因由分苐一”，尾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苐二百卅一”，楷书，《甘藏》叙录称原卷为“黄纸”，并称“本卷纸张、书体等均与甘博133卷相同，经文系一人所写。恐为赝品。”张涌泉发现该卷“而”多作“尒”，“薩”“土”“會”“尔”“比邱”“算”等字的写法皆不同于一般的敦煌写经，且所抄经文行末常出现跟经文全然无关的实词衍字，当系造假者为行款整齐补加，更加坐实了该卷系伪造的怀疑。
兹将敦研323号、甘博附134号可疑字的字形与敦煌本《金刚经》（以P.2876号为例）的字形列表比较如表2所示，字形差异一目了然：“會”伪卷用简写“会”；“比丘”“比丘尼”的“丘”伪卷皆作“邱”；“薩”敦煌本多写作“
三 字迹比较帮助缀合、判定书写人及汇聚同一书写人的作品
同一个字，不同的书写人在结体和用笔上会呈现出不同的书写风格，即字迹。而同一书写人在同一时期内自然书写的字迹往往是相似的。因此，比较字迹可以帮助判断多个写本是否出自同一人之手。这一方法无论是在缀合中，还是在判定书写人或汇聚同一书写人的作品时都非常有用，以下依次阐述。
（一）字迹比较帮助判定缀合
拙文《敦煌佛经残卷缀合释例》曾介绍过有助于敦煌残卷缀合的十二个关键因素包括：内容、碴口、字体、书风、抄手、持诵者、藏家、行款、校注、污损、版本、形制。书风，也就是本文讨论的字迹，就是其一。判定每组残卷缀合时，我们都会对组中残卷共有的文字、部件或笔画进行字迹比对，以确认这些残卷原系一人所抄。尤其当内容相连、碴口相合等条件缺失或不足时，字迹比较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下面列举二例以作说明。
例1、BD6365号A…BD6456号
（1）BD6365号A（北3546；咸65），见《国图》85/245B—246B。卷轴装,2纸。后部如图4右部所示，首全后缺，存27行，行约17字。首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楷书。有乌丝栏。《国图》条记目录称原卷纸高27.5厘米，为8世纪唐写本。
（2）BD6456号（北4118；河56），见《国图》87/237A—237B。卷轴装,1纸。前部如图4左部所示，前缺后残，存27行（尾4行下残），行约17字。楷书。有乌丝栏。原卷无题，《国图》拟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国图》条记目录称原卷纸高27.5厘米，为8—9世纪吐蕃统治时期写本。
按：据残存文字推断，上揭二号皆为《金刚经》罗什译本。二号纸高皆为27.5厘米，天头、卷心、地脚等高，皆有乌丝栏，满行皆约17字，行距、字距、字体大小相近。但二号内容不直接相连，按完整文本推算，间缺约100行。于是笔者比较二号共有的“如”“是”“众”“生”“须”“菩”“提”“法”“于”等字，列出如表3所示，发现二号字迹极其相近。由此推断二号极有可能原属同卷，缀合示意图如图4所示，所存内容参见《大正藏》T8/748C17—750C23。
例2、BD1770号+BD1692号、BD2556号+BD2438号、BD3180号+BD3178号
（1）BD1770号（北3745；往70），见《国图》24/254B—257B。卷轴装,5纸。后部如图5右部所示，前残后缺，存130行（前纸18行，后4纸每纸各28行，首行仅存中上部5字左侧残笔），行约17字。楷书。有乌丝栏。原卷无题，《国图》拟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国图》条记目录称原卷纸高26.5厘米，为9—10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
（2）BD2556号（北4023；岁56），见《国图》35/281B—282B。卷轴装,2纸。后部如图6右部所示，首残尾脱，存56行（每纸28行；首行下残），行约17字。楷书。有乌丝栏。卷面上边缘、上部、地脚各有规则污渍。原卷无题，《国图》拟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国图》条记目录称原卷经黄纸，纸高26厘米，为7—8世纪唐写本。
（3）BD3180号（北3891；腾80），见《国图》43/283A—285A。卷轴装,4纸。后部如图7右部所示，首残尾脱，存104行（首纸20行，后3纸各28行），行约17字。楷书。有乌丝栏。卷面上部有规则污渍。原卷无题，《国图》拟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国图》条记目录称原卷经黄纸，纸高25厘米，为7—8世纪唐写本。
（4）BD1692号（北4170；暑92），见《国图》23/337B—338B。卷轴装，1纸。前部如图5左部所示，前后皆残，存34行（前纸28行，后纸6行，末行仅存下部5字右部残笔），行约17字。楷书。有乌丝栏。原卷无题，《国图》拟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国图》条记目录称原卷纸高26.5厘米，为8世纪唐写本。
（5）BD2438号（北4171；成38），见《国图》34/189B—192B。卷轴装，5纸。前部如图6左部所示，首尾皆脱，存140行（每纸28行），行约17字。楷书。有乌丝栏。卷面上边缘、上部、地脚各有规则污渍。原卷无题，《国图》拟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国图》条记目录称原卷经黄纸，纸高26厘米，为7—8世纪唐写本。
（6）BD3178号（北4172；腾78），见《国图》43/278B—281B。卷轴装,6纸。前部如图7左部所示，首脱尾全，存146行（前5纸各28行，末纸6行），行约17字。尾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楷书。有乌丝栏。卷面上部有规则污渍。《国图》条记目录称原卷经黄纸，纸高24.5厘米，为7—8世纪唐写本。
按：据残存文字推断，上揭六号皆为《金刚经》罗什译本。前三号皆止于“何以故须菩提”（T8/750C18）句的“菩”字，后三号皆始于同句“提”字，前后三号中任意二号的内容都相接。而且六号全纸皆约28行，行皆约17字，皆有乌丝栏，缀接处边缘皆为粘缝脱落，行距、字距、字体大小也都相近。假如前后各三号可以缀合，那么到底该如何缀接才能使原属同卷的残卷重聚呢？观察六号的字迹，并比对六号共有的“菩”“以”“人”“是”“经”“不”“为”“阿”“有”“世”等字，列出如表4所示，可以看到BD1770号与BD1692号、BD2556号与BD2438号、BD3180号与BD3178号这三组的字迹比较相似。而且BD1770号与BD1692号纸高皆约26.5厘米，天头地脚等高，接缝处“乐”字可拼合为一；D2556号与BD2438号皆用经黄纸，纸高皆约26厘米，天头地脚等高，卷面上边缘、上部、地脚皆各有污渍，这些污渍形状雷同，循环往复出现，大小、间隔渐次缩小，接缝处污渍边缘衔接自然；BD3180号与BD3178号皆用经黄纸，纸高皆约25厘米，天头地脚等高，卷面上部皆有污渍，这些污渍亦形状雷同，循环往复出现，大小、间隔渐次缩小，接缝处污渍边缘衔接自然。由此推定这六号的缀合关系应该是BD1770号+BD1692号、BD2556号+BD2438号、BD3180号+BD3178号。BD1770号+BD1692号缀合后如图5所示，所存内容参见《大正藏》T8/749B2—751A23；BD2556号+BD2438号缀合后如图6所示，所存内容参见《大正藏》T8/750A20—752B26；BD3180号+BD3178号缀合后如图7所示，所存内容参见《大正藏》T8/749B28—752C3。
另，《国图》条记目录称BD1770号为9—10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BD1692号为8世纪唐写本，断代不一，宜再斟酌。
（二）字迹比较帮助判断书写人
敦煌文献中有一批《金刚经》写本，抄写者署名为“八十二老人”“八十三老人（翁）”“八十四老人”“八十八老人”等（以下统称为“八十老人”）。通过普查现已刊布的敦煌文献图版，共搜集到11件明确署名为八十老人的《金刚经》抄本，包括：S.5534号、S.5444号、S.5965号、敦博53号、S.5451号、S.5669号、P.2876号、Дх.11043号、Дх.5126号、BD8888号（有9）、BD10902号（L1031）。
这11号抄本皆有八十老人题署，皆为册叶装，内容皆为《金刚经》罗什译本三十二分本，尾题后皆附真言，除敦博53号、Дх.11043号二号缺损外，其余九号皆署明所据底本为西川印本。就行款格式而言，同一册叶本内，纸张规格相同，每半叶行数及每行字数大致统一，分题基本都换行降格题写，所降格数亦相近；不同册叶本间，纸张规格、每半叶行数、每行字数、分题所降格数则不尽相同。最重要的是，这些抄本的笔迹非常相似。截取这11号中反复出现、书风相近，同时又与其他敦煌本《金刚经》字迹有较大区分度的特色例字若干，列出如表1所示。可以看到，这些抄本无论是俗体字的应用（如“亦”写作“
关于这位“八十老人”，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1）白化文以“西川过家真印本”为系联，推测八十老人是S.6726号的抄写者兵马使范安宁，颜廷亮（笔名“文初”）通过分析指出这一推测恐难成立。笔者比对S.6726号与八十老人抄本（以首尾皆全的P.2876号为代表）的笔迹，差别较大，兹列举二者共有的“无”“罗”“说”“法”“分”“亦”“量”“不”“以”等字如表6所示，明显不是出于同一人手笔。（2）《国图》BD10902号条记目录认为八十老人系翟奉达，但翟奉达生于中和三年883年，天佑年间仅二十余岁，不可能是八十老人。（3）颜廷亮提出八十老人是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有名的文士张球，杨宝玉从年龄推算、信仰考察两方面详细论证了这一观点，赵鑫晔更通过比较张球的行书写本P.3863V号与八十老人抄本，确认二者笔迹相同，进一步支持了八十老人是张球的观点。兹列举P.3863V号与与八十老人抄本（以P.2876号为代表）共有的“持”“罗”“须”“人”“子”“见”“中”“从”等字如表7所示，供参考。
（三）字迹比较帮助汇聚同一书写人的写本
对留有署名的写本的字迹进行仔细观察和分析，可以发现书写人的字迹特点。如八十老人的字迹就有比较明显的特点：“须”字左侧下两点连写，右侧首横较短且偏左；“菩”字草头横笔不相连；“提”“分”“人”字捺笔皆重写；“无”字两横连写；“说”“诸”字“言”字旁末笔省写；“切”字加点；“罗”字下部左短右长；“法”写作“
其中20号可与4号有“八十老人”署名的写本缀合为四组，分别为：S.5443号+S.5534号、Дх.4867号+Дх.339号+Дх.3873号+Дх.1569号…BD8847号…BD7982号+Дх.4834号+Дх.1006号+Дх.10954号（2-2）+Дх.5126号、BD9154号…BD8894号+BD8890号+BD8895号+BD8892号+BD10900号+BD10902号、S.6250V号+Дх.6254V号+S.5965V1号+Дх.99V号+Дх.88V号+S.5965V2号，这20号可确定为“八十老人”抄本。
另外55号也极有可能为“八十老人”抄本，而且其中15件可缀合为6组，具体包括：Дх.1976号+Дх.11041号+Дх.11651号（2-1）+Дх.2741号+Дх.5736号、“Дх.6684号＋Дх.6729号”+Дх.5896号、Дх.329号（1-4）+Дх.6208号…Дх.329号（5-16）、Дх.12698V+Дх.11046＋Дх.12698R、Дх.11651号（2-2）+Дх.10954号（2-1）、Дх.6094号+Дх.11042号、羽73-1号、S.5536号、Дх.5268号、S.5468号、Дх.6164号、S.5450-1号、BD8872号、Дх.2488号、Дх.2505号、Дх.5382号、Дх.1007号、S.5462号、S.8585A号、Дх.1300号、Дх.3134号、Дх.3137号、Дх.3139号、Дх.5233号、Дх.5760号、Дх.91号、Дх.97号、Дх.3943号、Дх.11039号、Дх.18912号、S.5470号、S.5445号、Дх.11044号、S.9529号、S.6280号、S.5498号、S.5694号、S.5688号、S.5544-1号、Дх.4905号、S.5469号、S.8585B号、S.5479号、S.5538号、Дх.10953号、Дх.11040V号。
结 语
以上讨论虽然都是以敦煌本《金刚经》为例子展开的，但是文字比较在全体敦煌文献乃至所有写本文献整理中的运用是类似的。当然，无论是断代、定名、辨伪，还是缀合、判断书写人或汇聚同一书写人的写本，文字比较都不能作为唯一的依据。只有运用好文字比较的方法，并综合考虑内容、行款、形制、纸质、墨迹等方面的线索，才能在定名、断代、缀合、辨伪等问题上得出可靠的结论。
因篇幅所限，文章附注及参考文献皆省。
作者简介
罗慕君，女，浙江台州人，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浙江学术文化研究中心讲师，主要从事敦煌学、汉语言文字学研究。
张涌泉，男，浙江义乌人，浙江大学古籍所教授，主要从事敦煌学、汉语言文字学研究。
文章来源：《古汉语研究》2021年第2期
编排：王逸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