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文献研究｜张涌泉、沈秋之：敦煌社邑文书人名录校匡正及其识读方法

摘  要：文章将前人录校敦煌社邑文书人名时出现的疏误隐栝为“因字形辨认失当而致误”“因不明敦煌地区人名特点而致误”“因不辨原卷衍文而致误”及“因图版模糊而致误”四大类，并对每一类分别举若干例证加以说明，进而在此基础上对敦煌写卷中人名的识读方法提出若干浅见。

关键词：敦煌；社邑文书；人名；校勘；俗字

社邑文书是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基层社会组织——社邑的历史状况。对于敦煌社邑文书的研究，前人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宁可、郝春文的《敦煌社邑文书辑校》（以下简称《辑校》）对这类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校录，成为人们从事相关研究的主要依据。此外，唐耕耦、陆宏基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以下简称《唐录》），山本达郎等日本学者合编的《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史文书》（以下简称《文书》），郝春文主编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以下简称《郝录》）等分类辑校的专集中，亦收录了许多社邑文书。

人名是社邑文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其中的社司转帖、社历等文书，多将社人及社官的姓名附列其中，所列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部分社人姓名后还有本人的签押，以便文书在社邑成员之间传递。这些文书反映了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社会的真实面貌，所载的人名多来自下层百姓。然而受客观条件限制：一方面，敦煌社会经济文献大多残损严重、讹俗满纸，部分字迹漫漶不清，另一方面，这些文书多无底本可依，想要准确把握其中的字词极为不易，因而前人在校勘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疏误。本文将社邑文书人名录校的疏误隐栝为四大类，并对每一类分别列举若干例证加以说明，进而在此基础上对敦煌写卷中人名的识读方法提出若干浅见。

一 前人录校敦煌社邑文书人名时出现的疏误

（一）因字形辨认失当而致误

社邑文书本身出自“下里巴人”，因书写者文化水平不高，字迹往往潦草杂乱，其中出现的俗字、讹字更是连篇累牍、俯拾即是。录校整理者如若不察，或是未能仔细审辨字形，便会造成迻录时的讹误。就目前所见，这些讹误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 因字形相近致误例

（1）王善，见于P.3595V《年次未详渠人名目》。截图字《补编》录作“支”。^[10]81

按：从字形上来看，“”似乎是“支”字无疑，然而敦煌写卷“友”字第二笔的撇往往缩短，以致与“支”字混同。如P.3718《和尚政信邈真赞》：“俊忝时，聊陈数行。”Φ96《双恩记》：“善承恩众具瞻。”其中的“”“”皆“友”字，是其证。敦煌社会经济文书中亦有例证，如P.2049V有《净土寺直岁保护牒》及《净土寺直岁愿达牒》两件入破历，二者皆为净土寺之物，抄写年代相近，所记载人名亦有重出。其中“石友子妻”的“友”字，前一件账历中作“”，字形明确；后一件账历中作“”，与“支”近似。又“杨章友”的“友”字，前一件账历中作“”，与“支”近似；后一件账历中作“”，可确定为“友”字。二字混同情形可见一斑。值得注意的是，“支”“友”二字俗书时皆会加点作“”“”。《干禄字书》：“支：上俗下正。”又：“友：上俗下正。”而“”俗书时亦会与“”混同，如P.2641V《重修南大像北古窟题壁并序》：“行越前贤，思知足而常足，来救善。”其中“”虽与“”相似，但实为“友”之俗字。可见，是否加赘点不能成为区别二字的主要依据，面对具体字形，我们应根据文义细加裁断。那么例（1）P.3595V中的“”为“支”字亦或是“友”字？从敦煌地区的人名特点而言，我们认为“友”字更合适。“善友”一词在佛教里有“信佛行善的同道人”之义，在敦煌人名中频繁出现，如“阴善友”（P.5032）、“安善友”（P.5038）、“索善友”（P.2953V）等等。由此看来，把“”定作“友”既有字形俗写时讹变的合理性，又符合当地人取名的惯例。

2 不明字形产生年代致误例

（2）曹=，见于P.2738V《常年局席转帖抄（九世纪末十世纪初）》。此人名原卷后一字作重文符号。截图字《唐录》《文书》《辑校》均录作“擊”。^{[11]309，[9]30，[8]173}

按：各家录文盖皆以“”为“擊”的简化字“击”而改为繁化正字，皆不正确。原卷字形虽与“击”字极为相似，然而“击”在敦煌写本中尚未出现。1956年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方将“击”定作“擊”的简化字，《简化字溯源》以为是“现代群众创造的简化字”，^[13]103《简化字源》认为“现行简化字是采用‘擊’字在左上部分，作了进一步的简化而成的”。^[7]111从字形看，该字录作“去”更为恰当。敦煌社邑文书中常有“法律”这一社官名，其中部分写卷中“法”字右部的“去”正作此形，如BD8172V《局席转帖》中的“乐律”“索律”。

（3）宋延，见于S.4444V2《某年三月九日少事商量转帖抄》。截图字《唐录》《辑校》录作“關”，^{[11]340，[8]56}《文书》疑作“英”。^[9]287

按：《唐录》《辑校》盖均以“”为“關”的简化字“关”，皆不正确。“關”字俗书可作“関”。《玉篇·门部》：“關，古镮切，以木横持门户也，扃也。関，同上。”S.76《食疗本草》：“其茎为草，利节拥塞不通之气。”S.6341V《壬辰年十月六日洪池乡百姓某乙雇雷粉搥牛契抄》：“若是自牛並（病）死者，不雇人之是（事）。”皆其例。“関”的“門”旁又进一步简化作“门”，《宋元以来俗字谱·门部》引《通俗小说》等作“”。而“关”字则是在“関”“”等俗字字形基础上进一步省略“门”旁而来，是现代汉字简化的产物，而清代以前文献未见，与上揭截图字风马牛不相及。至于《文书》疑该字为“英”，恐怕亦不够稳妥。从字形看，此或为“员”的草书，P.5032《渠人转帖》“王义”之“”、怀素《小草千字文》之“”均为“员”字，皆与该字形近似。

可见，俗字的产生和使用有其时代性，需要整理者充分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用字的真实面貌。整理者如未能注意到字形发展的时代脉络，以后起的现代简化字校勘敦煌写本，就会造成判断的失误。

3 据原卷字形臆断例

（4）愿，见于S.5139V（3）《某年四月十三日春局席转帖抄（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截图字《唐录》录作“侍”，^[11]345《辑校》录作“侔”，^[8]28《文书》录作“住”。^[9]153-155

（5）“沙弥善”，出处同例（4）。截图字《唐录》《文书》录作“住”，^[10]345，^{[8]153-155《}辑校》录作“侔”。^[7]28

按：上揭二例中的“”“”均应为“住”的俗字。该卷部分人名、社官名又见于BD8172V的《局席转帖》中（二卷局部图版的对比如图1所示），二件转帖中相同的人名有：都司法律、张法师、郭老宿、阎上坐、张寺主、龙法律、索法律、灵进、保会、宝达、永保、海清、法取、智恩。其中S.5139V另抄有《乙酉年六月凉州节院使押衙刘少晏状》《千字文》《五言赠牛女诗》《亲情社转帖》等文献。BD8172V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社司转帖习字，自右向左横书，行首为范字，其下为该字的习字，每字抄写1-2行不等，部分行内未抄写；第二部分的社司转帖写于前一部分“停滞如滞帖者准条”八字下方。从抄写的形式与内容上来看，上述二号写卷皆带有童蒙习字的特点，且部分字形相似，正面均抄有《无量寿宗要经》，因此二卷极有可能为同一社邑之物。

前揭二人名在BD8172V分别作“愿”和“沙弥善”，而同卷“主人”“张主寺中“主”字均作“”，因此“”“”二字显然是“住”的增笔俗字。据此推测，S.5139V（3）中的“”“”二字则又是“住”字俗写过程中的另一种变体。由于本件社司转帖为童蒙习字，书写时随意性强，抄手此处盖受同卷中“律”等字形的影响而造成俗讹。整理者录校时又未能比勘同一社邑的其他文书，仅从字形本身臆断，从而造成了录文时的错误。

图1  S.5139V（3）、BD8172V社司转帖局部对比图

4 将一字误为二字例

（6）万，见于P.3102V《七月一日社司支付社人面历（十世纪四十年代前期）》。截图字《唐录》《辑校》均录作“子迓”二字。^{[11]381，[8]487-489}

按：“”应为“達”字手写之小变。前人录文时盖因“達”字上下部件间略有空隙，故误一字为二字。同卷又载“石通子”“王流子”等人名，其中“子”字与该字上部字形完全不同。此外，本件文书中“石通子”“王流子”“王海闰”三人又见于P.2032V《净土寺食物等品入破历》，“石通子”又见于P.2040V《净土寺食物等品入破历》，“李庆子”又见于P.3763V《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王海闰”又见于P.2049V净土寺的两件入破历，故本件帐历来源的社邑必定与净土寺关系密切，这也为写卷的断代提供了更多可参考的依据。而前述P.2032V、P.2040V、P.3763V、P.2049V四号写卷中又有“张万达”这一人名，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定，本件帐历中的“万达”即指“张万达”。又，同卷另有“万诠妻将面壹斤”，而P.2049V中另有“张万诠”这一人名，因而此处的“万诠”或即指“张万诠”。

（二）因不明敦煌地区人名特点而致误

姓名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敦煌地区的人名亦与西北地区的民间风俗、宗教信仰、宗法制度息息相关。若是缺乏这一方面的学养，在校录文献时便会出现偏差。

（7）梁=，见于S.1453V《光启二年（886）十月座社局席转帖抄》。此人名原卷后一字作重文符号，《辑校》《郝录》皆录作“梁猶猶”，^{[8]137-138，[6]428-429}《文书》录作“梁㺃㺃”。^[9]26

（8）付子，见于Дх.2156+Дх.2155+Дх.1269《某弟身故纳历》。“”，《补遗（四）》录作“荀”。^[5]378-380

按：以动物作为贱名的情形在敦煌文书中习见，其中以狗命名者尤为普遍，常作“狗儿”“狗子”“狗狗”“狗奴”“猪狗”等。敦煌写卷人名中“狗”字多写作“苟”，如“韩苟苟”（P.3418V）、“马苟子”（S.6010）、“李苟儿”（S.6204）等。又可繁化作“㺃”，《干禄字书》：“㺃狗：上俗下正。”《龙龛手鉴·犬部》：“狗：古口反，犬也。二同。”如“梁㺃奴”（S.4472V）、“宋㺃奴”（S.8443）、“阴猪㺃”（P.4036）等。上述二例中，例（7）的“”应即“㺃”字，《文书》录文不误；例（8）的“”则应录作“苟”。

（9）马子，见于P.3305V《咸通十年（869）正月廿一日少事商量转帖》。“”，《辑校》疑作“诗”，[8]25《文书》作阙文。^[9]285-288

按：“”从字形上来看，应为“钵”字。敦煌地区佛教盛行，受其影响，当地人名往往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钵”在佛教中指僧尼的餐具，为梵语“钵多罗（Patra）”的省称，故人们多选用该字作为人名。常见的有“钵钵”“钵子”“钵罗”等，如“张钵钵”（S.2669）、“程钵子”（P.2207p3V）、“王钵罗”（P.4640V）。

（10）马子，见于S.3978《丙子年（976）七月一日司空迁化纳赠历》。“”，《唐录》及《文书》皆录作“行”，^{[11]365，[9]97}《辑校》录作“衍”。^[8]436-439

（11）押牙子，见于S.11353《某年八月十六日社司转帖》。“”，《辑校》录作“所”，^[8]338-339《补编》录作“衍”。^[10]74-75

按：从字形上来看，上揭二例中的“”“”皆应为“衍”字。俗书“氵”“冫”不分，故“衍”可省笔作“”，《碑别字新编》引《隋吕胡墓志》即作该字形。敦煌文书中亦有用例，如“裴子”（P.3396）、“张鸡”（S.4199）等。唐五代的敦煌地区居住着多个少数民族，这一情形也在人名中得到了反映。敦煌写卷中“衍鸡”“衍悉鸡”“悉鸡”“住罗悉鸡”等人名便是少数民族语的音译。因敦煌人名又多以“子”“儿”“奴”等字作为这类音译名的后缀，故当地又流行“衍子”“悉子”“衍儿”“衍奴”等名字，如“王衍子”（P.4991）、“胡悉子”（P.3418V）、“阴衍儿”（P.3231）、张衍奴（P.3236V）等。这也反映出在与汉族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受汉人的影响，少数民族逐渐开始采用汉族的命名方式。上揭二例中的“马衍子”“押牙衍子”，也正是当时的敦煌少数民族音译名在社邑文书中留下的印记。

（三）因不辨原卷衍文而致误

（12）索小诸，见于P.2738V《秋坐局席转帖抄（九世纪末十世纪初）》。《唐录》录作“索小知”，^[11]310-311《文书》《辑校》均径录作“索小知诸”。^{[9]30-31，[8]168-172}

按：各家录文皆不正确。查考原卷，“知”字右侧有“”形符号，为“卜”手写之变，是敦煌写本中常见的删字符号。“知”“诸”二字读音相近，在敦煌文献中通用已成常例。如《燕子赋》“亦不加诸”句，末字异本P.2491作“知”。再如S.6551《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有“善哉童子，参善诸识”一句，其中的“诸识”即“知识”。皆其例。此处抄手连类而及，造成衍文，故于“知”字旁加注卜煞号“”表示删除，原人名应校作“索小诸”。诸家校录时不辨此符号，故造成衍文当删未删之误。

（13）法保会保达，见于BD8172V《后唐癸未年（923）十月社司年支局席转帖》。《文书》录作“法保、会保达”。^[9]36

按：前文已述，本件《局席转帖》与S.5139（3）《局席转帖》极有可能为同一社邑之物，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比二卷中相同或相似的人名互相参证。考S.5139（3）中有“保会”及“宝达”二僧，应即为此处的“保会”“保达”（“保”“宝”同音通用，当地人名中可互换使用）。“保会”“保达”又见于P.2049V净土寺收支账目“麦肆硕三斗，赏当寺布萨法事保达、保会用”一句中。若三件文书中所载的“保会”“保达”为同一人，那么S.5139（3）、BD8172V二件局席转帖或许与净土寺有着密切的关系。至于前文的“法”字，盖为抄手书写时受同卷“法律”“法取”等人名、社官名影响而造成的衍文。

（四）因图版模糊而致误

前人录校敦煌文献依据的图版往往来自缩微胶卷、《敦煌宝藏》，清晰度较差。加之部分写卷残损严重，仅凭残存的字迹无法对原字形进行准确的辨识，因而误录或录作阙文的情况屡有出现。近年来，随着更高质量的敦煌图版的出版以及彩色照片的公布，失散为重新识认校理创造了条件。

（14）願通、願进，见于P.4983V《戊午年（959）十二月廿日社人纳色物历抄》。原卷字形较为模糊，前一“願”字左下部稍有残缺，《文书》《辑校》皆录作“永”，^{[9]90-91，[8]476-478}后一“願”字右下部稍有残缺，《文书》未录，^[9]90-91《辑校》录作“願”。^[8]476-478

按：由法国国家图书馆网站的彩图（如图2所示）可见，此二字原卷皆作“”形，可明确为“願”字。同卷前文又有“願智”，其“願”字作“”，与例（14）中“願”字字形相近，可以比勘。“願”常用于僧人法号中，如P.3964《乙未年赵僧子典儿契》“知见亲情开元寺僧願通”、P.3250《纳赠历》“願进生罗壹丈捌尺”，皆其例。

（15）郭赞忠，见于P.2738V《常年局席转帖（九世纪末十世纪初）》。“赞忠”二字《唐录》作阙文，^[11]310-311《文书》将前一字录作“贤”，后一字作阙文，^[9]30-31《辑校》录作“保员”。^[8]168-172

按：由法国国家图书馆网站的彩图（如图3所示）可见，前一字的下部为“贝”，上部构件左侧漫漶不清，右侧为“夫”。据此推断，该字应为“賛”，是“赞（贊）”字常见的异体。后一字亦模糊不清，据彩色图版可大致确定为“忠”字。敦煌写卷以“赞忠”为名的人并不罕见，如“贺赞忠”（P.2738V）、“宋赞忠”（S.4504V）、“李赞忠”（P.3894V）等。本卷后文又有“郭国忠”“郭潘忠”二人，与此处的“郭赞忠”或来自同一家族。

图2  P.4983V《戊午年（959）十二月廿日社人纳色物历抄》

图3  P.2738V《常年局席转帖（九世纪末十世纪初）》

二 敦煌社邑文书人名用字的考辨方法

上文将敦煌社邑文书人名录校时的疏误隐栝为四类，考证了前人误录、漏录或存疑的人名，这一工作对于社邑文书的整理与研究有着积极意义。众所周知，敦煌社会经济文书整理时大多无底本可依，这就需要研究者在录校时采用更加有针对性的方法。对于社邑文书中人名的识读校勘，笔者认为以下几种方法可供研究时参考：

首先，要审辨同一写卷中的其他字形。敦煌写本的俗字虽呈现出“千人千面”的特点，但同一写卷中相同的字或是相同的构件却往往相似。如若借助同卷中相关字形这一“标尺”，能够对存疑的字形成更为准确的认知。如例（6）通过同一写卷“石通子”等人名中“子”的字形，可证明前人将“達”录作“子迓”明显与原卷字形不合。又如例（14）通过“願智”中字迹清晰的“願”字，可推定后文“願通”“願进”等人名中模糊不清的字亦即“願”字。

其次，要类比敦煌文献中类似的人名。在对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的宗教、风俗、民族等背景知识有大致把握的前提下，如若把同一类型的人名收集排列到一起，能够作出合理的判断。如例（7）（8）中的“㺃㺃”“苟子”、例（9）中的“钵子”、例（10）（11）中的“衍子”都是敦煌文书中常见的人名，且与当地百姓取名时习用动物为贱名、多用佛教色彩的字词，以及敦煌地区少数民族聚集的历史状况有关。

最后，要注意比勘相关社会经济文书。出自同一社邑的文书中，社邑成员的姓名每多相涉，如若将其中重复出现的人名互相比勘，能够对有疑的字形加以确定。如例（4）（5）（13），通过对比S.5139V（3）、BD8172V 两件《局席转帖》所载人名，我们就能对前一件转帖中“愿住”“沙弥善住”、后一件转帖中“保会”“保达”等前人录校时莫衷一是的人名作出准确的判断。

此外，唐五代时的社邑活动与佛教息息相关，因此寺院文书也为社邑文书的校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如例（6）中通过P.2032V等四件净土寺文书中人名的比勘，我们推定出P.3102V中的“万达”“万诠”即指“张万达”“张万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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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语文研究》2021年03期

作者：张涌泉、沈秋之

编辑：秦思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