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通过对已公布的敦煌本《维摩诘所说经》写卷进行普查，比定写卷内容、书风、行款、裂痕，笔者在前贤的缀合成果之外，又将255号残卷新缀合为95组；在此基础上，本文以两组国图所藏《维摩诘经》系列残卷的复原为例，考察李盛铎等人盗窃、撕裂经卷的手段。
关键词：敦煌文献 维摩诘经 残卷 缀合 李盛铎
《维摩诘所说经》（以下简称《维摩诘经》）于公元100年前后开始流传于印度。现存三种汉译本，以鸠摩罗什所译最为通行。经文分为上中下三卷，主要叙述了毗耶离法会上维摩诘与诸菩萨之间充满智慧的问答。敦煌写卷中《维摩诘经》数量众多，据已公布的图版统计，其存量可达1477号以上。其中，基本完整的写卷仅74号，其他多为残卷或残片，给后续的研究工作带来诸多不便。
关于《维摩诘经》残卷的缀合，前贤已有一些成果。上世纪二十年代，陈垣先生为“劫余”写卷编目的同时，记录了残卷首尾可以接续的情况，发现可缀残卷共37组。1963年及1967年相继出版的孟列夫编《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提及可直接缀合的俄藏《维摩诘经》共11组，判定原属同卷但无法直接连缀的残卷6组。1989年，中田笃郎所编《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出版，书中《缀合文书一览》罗列了各部经卷可以缀合的卷号，并用虚线和文字表示残卷缀连处情况，指出国图所藏《维摩诘经》可缀残卷33组。1991年，江素云《维摩诘所说经敦煌写本综合目录》，对57组可缀合的《维摩诘经》残卷进行归并，列表以示。1992-2001年，《俄藏敦煌文献》出版，编者在参考孟列夫叙录的基础上，将可缀残片的图版予以拼合，并于下方标注卷号。2005-2013年，《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出版，各册所附条记目录，提及了残卷之间的缀合关系。此外，其他馆藏图版条记目录也附有少量残卷的缀合说明。张瑞兰《敦煌本〈维摩诘经〉异文研究》叙录部分亦提及少量缀合情况。
通过对已公布的敦煌本《维摩诘经》写卷的普查，比定写卷内容、书风、行款、裂痕，我们在前贤的缀合成果之外，又将255号残卷新缀合为95组（见末附录）；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两组国图所藏《维摩诘经》系列残卷进行了复原，然而，复原结果令人颇感意外，涉及到李盛铎等人当年盗窃、撕裂经卷的诸多细节。
一、国图《维摩诘经》系列残卷的复原前贤在调查国图所藏《维摩诘经》残卷时，曾发现有多组残卷可以互相缀合，如中田笃郎判定BD442、BD542、BD733、BD731四号残卷前后相连，可缀为一组。笔者试作缀合图如下图1.1-1.3所示：
图1.1 BD442号（局部）+BD542号（局部）缀合图图1.2 BD542号（局部）+BD733号（局部）缀合图图1.3 BD733号（局部）+BD731号（局部）缀合图稍后，江素云进而判定上揭四号还可与BD470、BD627、BD552、BD625四号共八号残卷前后相承，缀合为一。此外，其又另辟一组，认为BD568、BD856二号可首尾相缀。笔者试作此两组缀合图如下图1.4-1.8所示：图1.4 BD731号（局部）+BD470号（局部）缀合图
图1.5 BD470号（局部）+BD627号（局部）缀合图
图1.6 BD627号（局部）+BD552号（局部）缀合图
图1.7 BD552号（局部）+BD625号（局部）缀合图图1.8 BD568号（局部）+BD856号（局部）缀合图在上揭十号两组残卷缀合的基础上，最近笔者又发现此十号残卷中BD625、BD568两号也可继续缀合。此二号基本情况如下：（1）BD625（北1197，日25），见《国图》9/106A-107A。卷轴装，3纸。首尾均残，存56行（首纸11行，首行仅存下部11字的左侧残形，次纸28行，末纸17行，末行仅存中、下部13字右侧残形），行约17字。楷书。有朱笔校加字。有乌丝栏。原卷无题，《国图》拟题“维摩诘所说经卷中”。所存内容起“五盖为种，六入为种，七识处为种”句前十一字左侧残形，至“诸有地狱处，辄往到于彼，免济其苦恼”句后十三字右侧残形，相应文字见T14/549B1-550A28。《国图》条记目录称原卷纸高26厘米，为8-9世纪吐蕃统治时期写本，并云“与BD627号纸张、字体、风格均相同，原为同卷。但中间尚有残缺，不能直接缀接”。（2）BD568（北1191，荒68），见《国图》8/250B-251B。卷轴装，3纸。首尾均残，存68行（首纸12行，首行中、下部13字右侧残泐，次纸28行，末纸21行，末行下部8字仅存右侧残形），行约17字。楷书。有乌丝栏。中题“入不二法门品第九”，《国图》拟题“维摩诘所说经卷中”。所存内容起“一切国土中”句，至“色空为二。色即是空，非色灭色”句中“为二色即是空非色”此8字右侧残形止，相应文字见T14/550A27-551A19。《国图》条记目录称原卷纸高26厘米，为8-9世纪吐蕃统治时期写本。按：据残存文字推断，上揭二号皆为《维摩诘经》残卷，且内容前后相承，可以缀合。缀合后如图1.9所示，二号接缝处边缘吻合，原分属二号之残字“地狱处辄往到于彼免济其苦恼”可复合为一，横纵乌丝栏亦可对接。BD625末纸17行，与BD568首纸12行缀合后，除去重合的1行，缀合后该纸28行，与完整各纸28行的规格相符。又此二号纸高皆26厘米，行款格式相同（天头地脚等高，皆有乌丝栏，行约17字，行距、字距、字体大小相近），字迹书风相似（比较二号共有的“道”“以”“众”“或”等字），可资参证。二号缀合后，所存内容参见《大正藏》T14/549B1-551A19。
图1.9 BD625号（局部）+BD568号（局部）此二号缀合后，则形成了BD442、BD542、BD733、BD731、BD470、BD627、BD552、BD625、BD568、BD856共十号均可首尾依次相连的系列长卷，可缀合为内容完整的《维摩诘经》卷中（仅首题“维摩诘所说经”末字的右下角略有残泐）。该组残卷首尾缀合处情况，见图1.1-1.9。所存文字内容参见《大正藏》T14/544A22-551C27。除这十号可缀合为完整一卷以外，另有情况相似的一组《维摩诘经》，共三号，分别为BD7909、BD1951、BD2043。此三号缀连后，可拼合为内容完整的《维摩诘经》卷下（仅首题“维摩诘经香积品第十”前两字缺损，余均完整）。缀合后，该组所存内容参见《大正藏》T14/552A3-557B26。
二、残卷复原后的形态与盗窃事件的关联
1910年，敦煌经卷从甘肃运抵北京后，李盛铎、何震彝、刘廷琛、方尔谦等人，用了三天时间，将所有经卷写本翻检一遍，择其精好，窃为己有。为掩人耳目，他们将挑剩下的长卷撕成数段，以充其数。在这起盗窃事件中，李盛铎等人撕裂的经卷有哪些？他们是以何种方式进行操作的？其内幕情况人们却不得而知。通过对上述两组《维摩诘经》系列残卷缀合情况的分析，我们似乎可以发现若干蛛丝马迹。对已公布的全部敦煌本《维摩诘经》进行系统整理后，笔者发现仅有上述两组残卷能够缀合为完整的一卷，且这两组共13号残卷均为国图所藏。仔细观察两组写卷的裂痕（图1.1-1.9），有个特征值得关注：第一组10号残卷，所有裂痕呈竖直向下之势，且起始位置均位于两行文字正中间。裂痕造成经卷分离，但部分裂痕却并未伤及文字，如图1.6；也有部分裂痕将同一行文字一分为二，造成文字残损，如图1.9等。第二组3号残卷的裂痕情况与第一组类似，此处不赘。在已知可缀合的卷轴装敦煌残卷中，裂痕形态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裂痕位于原纸张粘合处，残卷每纸行数符合该卷纸张规制，形状齐整，笔直向下，基本不伤及文字。这类情况多为经卷年代久远，纸张之间的粘合处脱落所致。第二类，残卷边缘呈锯齿状，裂痕走向无规律性，以残片居多。这类大多属于经卷在使用过程中的自然变化，及藏经洞开启后人为翻动搬运造成的残损。第三类，裂痕形态有迹可循，走向多竖直，规律性较强，相对于第一类情况而言，二者有明显区别：此类裂痕存在一定的横向跨度，但跨度较小，一般仅在一行文字以内，最多不超过三行，有的可从IDP彩图中看到纸张撕裂时边缘分层的毛边，应属于人为撕裂的痕迹。而上述两组的裂痕，显然属于第三种类型。再看第一组10号残卷所存纸张数量及行数：
除BD442以外，其余卷号基本都存3纸，所存行数也呈现出均衡之态，即一卷完整的《维摩诘经》卷中，被相对平均地分成了现在所看到的10号残卷。第二组3号残卷（BD7909、BD1951、BD2043）所存行数与第一组有所不同，呈现出两头少中间多的形态，但此三号存留的篇幅同样不小（BD7909号3纸，存87行；BD1951号9纸，存230行；BD2043号6纸，存141行）。综合这两组残卷的裂痕状态和篇幅大小，可以初步判断两组残卷均是人为撕裂，从而呈现出上述面貌。江素云也提到：“可缀合情形以北平所藏卷子最多，大概是敦煌写本在清末从甘肃运往北京途中被窃。当时官中报有卷数，而无行款、字数，因此，一卷方便分成多卷，以符合清册之卷数。”这13号残卷极有可能就是盗窃过程中凑数的产物，撕裂后的经卷看上去更像“残卷”，而非残片。方广锠先生曾考证，当年从甘肃押运到北京的敦煌经卷，“不是乱七八糟地分装18个箱子，应该是先装在某种东西（麻袋？布袋？包袱皮？）中，大的卷子100卷为一袋（或一包），残片分装，然后再装在箱子中。”可见，撕裂为残卷显然比撕成残片更容易蒙混过关，也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恢复到看上去似乎是最初抵京时的状态。然而，李盛铎等人为何要选择两卷内容完整的《维摩诘经》来撕裂凑数？就目前所知各大馆藏情况来看，应与该经所存完卷数量较多（共存74号）有关。其中，国图藏单卷内容完整的《维摩诘经》数量最多，达39号，卷上4号，卷中17号，卷下19号；英、法、俄及国内其他馆藏亦存有数量不等的完帙。有意思的是，现已完全公布的杏雨书屋藏敦煌文献中，完整的《维摩诘经》共存2号，分别为羽172R、羽173，均为李盛铎旧藏。这2号经卷，囊括了《维摩诘经》上中下三卷的所有内容。除此之外，另有羽268卷上、羽269卷下两号，除首纸数行略有残损，剩余部分也基本完整。如此可推断，李盛铎在当时挑选了至少一部完整的《维摩诘经》写卷留给自己，再从准备上交学部的经卷中，挑选出存量较大、品相稍弱的《维摩诘经》来撕裂凑数。这样不仅能控制撕裂尺寸的大小，卷数差额也能迅速填补而不易被发现，虽然撕裂了完帙，但尚有多件内容相同的“复本”存世。同样的情况在其他存量较大的经卷中也较为常见。如罗慕君曾发现6号残卷可缀合为完整的《金刚经》，卷号依次为BD1631、BD1783、BD1704、BD1694、BD1496、BD1530，同样全部藏于国图。相邻两号首尾裂痕皆竖直向下，裂痕造成的文字残损宽度均未超过两行，各号存纸3-5张，篇幅最小的BD1631号也存39行。又如，徐浩发现BD4416《大般若经》与中田笃郎已可缀的16号残卷（BD4438、BD4410、BD4408、BD4474、BD4503、BD4514、BD4328、BD4349、BD4521、BD4340、BD4347、BD4455、BD4513、BD4754、BD4760、BD4436），可连缀在一起，至此，除BD4416首纸前11行下端略有残损外，《大般若经》卷五十二基本能够恢复完整原貌。该组相邻两号首尾裂痕皆竖直向下，且裂痕位置全为原二纸拼接处。其中BD4438与BD4410，BD4408与BD4474，BD4455与BD4513，BD4754与BD4760，BD4760与BD4436相接处，都因裂痕造成了单行之内的文字分离。再看该组每号残卷的所存纸、行数，除首尾两号存完整2纸外，中部的其它15号残卷皆存1纸，每纸存17行，可知该卷被人为从原纸粘连处平均地分成了17份。再如，一组6号国图所藏《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六残卷（BD5250、BD5572、BD5288、BD5556、BD5324、BD5591、BD5342），先后经过中田笃郎、《国图》条记目录、朱若溪缀合成完整一卷，仅卷首前三行下端略有残损，裂痕走向竖直，除卷尾BD5342存8纸外，其余各号存纸1-3张。而原为李盛铎旧藏的羽048《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六，虽然卷首缺了二十多行，但卷尾不仅附有随函音义，还有一段唐光化三年（900）李明振妻张氏的尾题，从中可以看出李盛铎对同经同帙的取舍态度。上述三组国图所藏可缀成完帙的《金刚经》、《大般若经》和《金光明经》，与本文所举两组《维摩诘经》残卷的裂痕及所存篇幅情况非常相似，可知这类情况不在少数。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不止少量卷帙完整的写卷遭到了破坏，李盛铎等人更热衷于选择量大重复，本身篇幅较长且已有残损的经卷来做手脚。在可缀合的《维摩诘经》或其他佛经残卷中，这类例子不胜枚举。例如BD538、BD536、BD652、BD604、BD513、BD515、BD585、BD510、BD556，共9号残卷可前后缀合，其中BD538首纸有相当大面积的残损，缺失部分无法找到，很可能在放入藏经洞时就已经残损。而其他几号首尾相缀处裂痕走向竖直，可判定为上述第三类裂痕情况，与BD538首纸的裂痕区别明显。这组残卷最初的状态可能只是起始位置有残，后又被挑选出来撕为九段。撕毁这类卷子，能达到同样的效果（迅速弥补差额，便于控制残卷尺寸），似乎还可以让自身的良心免遭谴责，在当时的处境之下确是一个“两全”的选择。再看盗窃事件当事人之一刘廷琛的藏卷。刘氏旧藏在125号以上，其中80号现藏国图。其中《维摩诘经》存4号（BD14463卷上、BD14473卷中、BD14423和BD14458卷下），它们大多不能与其他残卷相缀。然而刘氏有的旧藏则能和国图藏卷相缀，如刘氏旧藏BD14494《妙法莲华经》卷二，后部正好与BD6109相缀（图2），中间裂痕形态正属于上述第三种类型。图2 BD14494号（局部）+BD6109号（局部）缀合图此外，盗窃事件案发后，作为押运负责人的何彦升等人退还了部分赃物，包括22号写经和两本装订成册的残片。这22号写经中，“《妙法莲华经》12卷、《金刚经》2卷、《金光明最胜王经》3卷、《维摩诘所说经》3卷、《四分律比丘戒本》1卷、《大方等如来藏经》1卷。其中除了《大方等如来藏经》之外，均属敦煌遗书中最为常见的经典。这些人偷走大批精品，为了抵挡追查，便用这些一般的经典来充数。”其中，原为赃物的BD6842《妙法莲华经》前部可与BD3788相缀，后部可以和BD3857相缀（图3.1-3.2）。两道裂痕形态有迹可循，人为撕裂的可能性极大。图3.1 BD3788号（局部）+BD6842号（局部）缀合图图3.2 BD6842号（局部）+BD3857号（局部）缀合图郑振铎先生在五十年代曾撰文称：“（李盛铎）又细心拣选了若干遍，把略有意义的、有比较新鲜资料的古写本，全部攘为己有，而将当时认为不大有价值的佛经写本，留给当时的学部。把比较长的卷子，撕裂为二、为三，以凑足原来八千六百多卷之数。现在《敦煌劫余录》（陈垣编）里所著录的，凡可把数卷的残帙接连成为一卷的，都是那时候窃取撕裂的赃证。”这一观点虽然说得有些绝对，但由此也可以推断，国图藏品中，有一定篇幅、裂痕走向竖直并且可以缀合的残卷，大部分是人为撕裂所致。当然，从撕裂痕迹对文字造成的残损情况来看，经手这些写卷并撕裂的人，或许始终在“尽量不破坏文字”与“营造自然痕迹不被发现”的心理权衡中完成了盗窃行径。
三、结语 敦煌残卷的缀合，不仅能恢复文献之原貌，明晰写本之性质，或许还能从中考察亲历者的心理动机及行为轨迹。首先，李盛铎等人在预留了部分有价值的写卷之后，并非随意撕裂剩余写卷来充数。相反，他们按照文书内容，对存量较大的写卷进行了分类，并粗略统计了不同内容的写卷数量，然后从中挑选出量大重复、篇幅较长，且品相较弱的卷子作为撕裂对象。其次，在撕卷过程中，李盛铎等人也非随意而为。可缀残卷都保留了一定长度的篇幅，缀合处裂痕几乎竖直均证明了这一点。大量裂缝的起始位置皆处在两行字的正中间，虽有许多撕裂处仍造成了文字割离，但当事人也许并不想因此造成文字残损，然而操作中的失误使得结果并未如其所愿。不论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从挑选对象到最终撕裂，这一过程他们是非常谨慎的。以《维摩诘经》的缀合情况来看，今后的研究需加强国图藏品内部及国图与杏雨书屋的残卷缀合工作，并着重关注《妙法莲华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等存量与篇幅均较大的“大经”的缀合，理应从中发现更多能说明问题的证据，并还原跟盗窃事件有关的更多细节。另外，考察前贤已有的《维摩诘经》缀合成果，可见一些因忽略了已有成果而造成重复劳动的现象。如上文提及的研究成果中，江素云应该没有看到中田笃郎的缀合成果，导致互有重叠，本可缀为一整组的数号残卷，被分别缀成不同的卷组，未能全部连缀。而《国图》条记目录同样也遗漏了中田与江素云已缀的数组。当然，前贤在条件与资料受限的情况下，对《维摩诘经》缀合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历史功绩应予充分肯定。不过这也告诉我们，在缀合工作中，对已有成果进行系统而严谨的整理是至关重要的。最后，本文将新发现的可缀合《维摩诘经》残卷以附录列出，其中部分卷号前贤已有提及的以不同记号标识如下：“......”表示出自陈垣《敦煌劫余录》；“﹏﹏”表示出自孟列夫《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____”表示出自中田笃郎《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表示出自江素云《维摩诘所说经敦煌写本综合目录》；“_ _ _”表示出自《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表示出自《甘肃藏敦煌文献》。附录 新发现的可缀敦煌本《维摩诘经》残卷目录 文章来源：《文献》2019年第6期作者：张磊，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周思宇，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编排：严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