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文献研究｜鲍宗伟：敦煌文献同人异称研究

内容摘要：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大量人名，不但是敦煌历史人物研究的重要宝库，也是对敦煌写卷断代的重要依据。敦煌人名的形式极其复杂。由于写卷先后延续，有些人物出现在敦煌卷子上的时间跨度长达六十年，人物的称谓随着身份地位的改变而改变；而由于写手的文化素养或者用字习惯不同，或异体俗字，或同音替代，或删简省略，同一人物的名字往往存在若干不同的变体。正是由于这些不同称谓与变体的存在，同一人物的材料被分割得支零破碎，看似毫无关系。因此对同一人物的不同称谓与人名变体的认同是推动敦煌人物与历史研究的前提条件。本文主要讨论敦煌文献同一人名的异称，钩连考索同一名字的不同变体，共分四个部分：音近相代、人名简省、俗名与法名、人物代称等。

关键词：敦煌文献；人名；异称

敦煌文献中保存了大量的人名，如佛经中常有抄写人或者供养人的题记，世俗文书与寺院文书更是人名的渊海。如果能把这些人名全部整理出来，一一加以考证，把同一人物不同名称加以认同，把不同人物的重名区分开来，理清人物生平活动轨迹，明确人物活动的时间、空间分布，再以此人物为标尺对敦煌写卷进行断代、整合、类聚，使六万多件散乱无章的敦煌卷子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将会极大推动敦煌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关于敦煌人名的辑录前人时贤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姜亮夫《敦煌学论文集》中附录《敦煌经卷壁画中所见释氏僧名录》与《敦煌经卷题名录》，共收录僧人名字140个，写经生名字203个 。“这两篇文章第一次以专文形式将敦煌写本中的人名进行了汇辑，可谓导夫先路之作，惜未进行深入的利用研究”。中国文化大学敦煌学研究小组等编《伦敦藏敦煌汉文卷子目录提要》附录《人名索引》，收汉文人名4953个。日本土肥义和先生用数十年之精力，遍检56000件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敦煌文书，制作卡片五万多枚，共辑录出敦煌人名30363个，编成《八世纪末期～十一世纪初期敦煌氏族人名集成》，此书是现今已出版的敦煌人名搜集的集大成者。但是，由于敦煌卷子总量巨大，分散于世界各地，集齐不易，更因为手写文献讹俗满篇，文字难以辨识，所以前人的辑录中存在很多文字错误和人名遗漏问题，未臻尽善。有鉴于此，笔者花四年时间，遍检敦煌写卷与莫高窟题记，检出含有人名信息的文献6354件，共辑出敦煌人物人名43158个条目，并对每一人名材料进行录文整理，提取出人名、时间、地点、寺院等要素，辅以卷号、题名、出处等信息，初步建立起一个《敦煌人名索引》数据库，总字数达二百三十万字以上。

在此数据库的使用过程中，笔者发现敦煌人名的形式极其复杂。人名大多出现在寺院文书与世俗官私文书中。文书所记录的寺院僧侣和世俗人物的宗教活动与日常生活，很多是当事人手写的，是最真实宝贵的第一手数据。这些材料主要集中在788-1002年之间的连续不断的二百多年中。有些人物出现在敦煌卷子上的时间跨度长达六十年，人物的称谓也随着身份地位的改变而改变。又由于写手的文化素养或者用字习惯不同，或异体俗字，或同音替代，或删简省略，同一人物的名字往往存在若干不同的变体。正是由于由于这些不同称谓与变体的存在，同一人物的材料被分割得支零破碎，看似毫无关系。因此对同一人物的不同称谓与人名变体的认同是推动敦煌人物与历史研究的前提条件。本文主要讨论敦煌文献同一人名的异称，钩连考索同一名字的不同变体，共分四个部分：音近相代、人名简省、俗名与法名、人物代称等。

一、音近相代 

由于写手的用字习惯，或者仓促之间难觅正字，用一个音同或音近字来记录人名物事即“音近相代”。这也是写本文献中较为常见的，窦怀永曾有相关论述。如P.3619号《唐诗丛钞》中有孟浩然的诗《岁暮归南山》，原卷题名作“孟颢然”，“浩”被同音替代作“颢”。地名中也有这种现象，如敦煌有地名“紫亭”，写卷常作“子亭”。P.5034号《沙州地志》“西子亭山”条：“右在县西南一百九十八里，东接龙勒山，西经□樊石戍，西出连延，接石城镇、南山。汉开鄯□（善）南路，因山置亭，其山石紫色，故号紫亭，时人语讹，名曰子亭。”按：紫，《广韵》上声纸韵，音将此切；子，《广韵》上声止韵，音即里切。二字纽同韵近（《广韵》纸、旨、止三韵同用）。又如敦煌沙州城北三十里有北府渠地，龙兴寺厨田所在，S.8443F2号《甲辰年五月十一日龙兴寺入麦历》有“北附厨田人保子手上顿麦十五石”之语。P.3935号《丁酉年前后翟员子等户请田簿稿》：“指㧑户，请北阜渠上口地一段并园舍一伯三十六畦共三顷三十亩，东至大道，西至河及韩寺，南至龙兴寺厨田，北至仍末河及韩寺地并自田。”此北阜渠、北附渠，写卷多作北府渠，阜、附、府音近相代。音近相代，与社会或个人的用字习惯有关，相当于文字学上的通假。通假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约定俗成的用字现象，本文讨论的范围也包括一些临时的、偶然的音同音近字替换，比通假的范围略广。敦煌写卷中僧人与政府官员的称谓或职称也常见此现象，如“和尚-和上、教授-校授、上座-上坐、都维-都惟、僧正-僧政、使君-使军、指㧑-指挥、押牙-押衙、校检-校拣、营田-荣田、都料-都了”等。人名用字中常見的同音替代有：圆-员、润-闰、谈-昙、谈-谭、清-青、辩-弁、友-佑、宝-保、真-珍、照-昭、维-惟、雲-云、修-脩、昇-升、晟-盛、寿-受、醜-丑、德-得、迁-千、狗-茍、杨-阳、贾-价、留-流、利-离、琮-丛等。试举一例以証之：【钢惠-慧-惠-光惠】

Ch.00207背(BM.SP77V)《乾德四年(966)五月九日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夫妇修北大像功德记》：“助修勾当应管内外都僧统辩正大师紫赐（赐紫）钢惠、释门僧正愿启、释门僧正信力、都头知子弟虞候李幸思。”P.2879号《应管壹拾柒寺僧尼籍》：“应管壹拾柒寺僧尼籍：龙兴寺。河西应管内外都僧录普济大师海藏；河西应管内外都僧统辩正大师慧。”

P.3553号《太平兴国三年（978）四月都僧统钢
惠等上太保状》：“应管内外都僧统辩正大师赐紫惠、都僧正赐紫法松、都僧录赐紫道宾等：右惠等闻炎皇巡山播植，流千古之高规；舜帝历野耕农，传万龄之善响……惠等忝为释品，感庆殊常。谨奉状贺闻，兼伸起居，谨录状上。牒件状如前，谨牒。太平兴国三年四月  日，应管内外都僧统辩正大师赐紫惠等牒。”

P.4813号《辛未年（971）十月某僧正麦粟状并判凭》：“进盈麦肆硕伍斗、粟捌斗；官渠安  氾保友麦壹硕伍斗、粟两硕。未蒙判凭，伏取□□（处分）。辛未年十月  日释门僧正知三 为凭。十二日，光惠。”S.4760-1号《太平兴国六年（981）十一月圣光寺尼修善等上都僧统牒并判辞》：“其前件所请法律尼等状申，堪可应役二周，付寺徒阇梨准次。所差能人住持勾当鸿业之间，不令阙败者。廿九日，光惠。”     按：上揭Ch.00207背“钢惠”，P.2879号“慧”，P.3553号“惠”，皆为河西应管内外都僧统，显系同一人。“”为“钢”字俗写；“慧”与“惠”同音相代，故“钢惠”“慧”“惠”实为同一人名的异写。据Ch.00207背、P.2879号、P.3553号，可知钢惠在966-978年为都僧统。又P.4813号与S.4760-1号分别是971、981年的都僧统判凭，都僧统手写签押“光惠”（原卷分别作“”“”）。由此可知，971-978年河西都僧统既是“钢惠”，又是“光惠”。我们知道河西都僧统的任职一般是终身制，且每任都僧统只有一人，由此推知“钢惠”“光惠”为同名异写。“钢”“光”《广韵·唐韵》分别音古郎切、古黄切，仅开合不同，例可相代。如P.3959号《麦粟黄麻便破历》“张金光奴便麦伍硕，至秋柒硕伍斗，还唐押衙”，P.4635-3号《后晋癸卯年二月十三日便粟豆历》“张金刚奴便粟叁石”，P.3757V-1号《社司转帖等杂写》有“慈惠乡百姓张金刚奴”，上述例子中“张金光奴”与“张金刚奴”显系同名异写。又S.5845号《龙兴寺己亥年（939）贷油面麻历》：“邓法律贷麻两硕，金光会。”P.2250V号《[九三七前州后]司状》龙兴寺部分有：“法律金刚会：邓二丈一尺，阎九尺四寸。”S.5845号与P.2250V号为同一时期龙兴寺文书，金光会与金刚会亦是同一人名的异写。

二、人名简省 

人名简省是敦煌写卷中常见现象。写手为记录之简洁方便，临时把名字删减，三字名字或保留两字，或留一字。王启涛提出敦煌文书中乡名、年号、干支、官职、人名、农作物名、法制术语等都可以缩略。张涌泉先生在《敦煌写本文献学》中辟专章论述省略问题，其中“复名单称”一节讨论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人名省略原因有“因避讳而省”“因义虚而省”“因迁就字数而省”三种情况。今笔者统计敦煌写卷人名之省略，大体可分六类，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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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之省

一般而言，俗人以姓名具足为常态，如果单举名，不见姓，我们就说此为姓氏省略。如S.2711号《金光明寺写经人名录》：“金光明寺写经人：戒然、弘恩、荣照、张悟真、法贞、贤贤、寺加、金临、道政、法缘。”其中“寺加”亦见如下写卷：S.4831-2号《金光明寺僧俗写经配付纳欠历》“寺加，五十八、五十九”，P.3205号《金光明寺僧俗抄经手账历》“寺加，十二”，P.4047号《王仓曹等写大般若经录》“寺加写廿四祑，内二百卅九，现在，不得写；弘建边取二百卌写”，S.8701号《勘经人题签》“寺加、勤勘了”等等。“寺加”爲“张寺加”之省。S.283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四五二尾记》：“海浄第[一]校；张寺加写。”BD13920号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六九》与BD2127号《无量寿宗要经》皆有题记“张寺加”。P.2583V-14号《法会为薛阇梨亡斋入破历》：“法会为薛阇梨亡斋施布两匹。布二匹回充法阇梨写价。与李颛一匹，准麦四石五升。又与张寺加一匹，准麦四石五升。其布却入法阇梨。布两匹充都头，人（入）土赏法珍、法宝讫。”可以考证上揭入破历的时间爲吐蕃申年（816），其中张寺加即爲前文所述的金光明寺写经生。
敦煌卷子中常有俗姓加法号的格式，但僧尼以释为姓，单称法号亦为例程，不应看作姓氏之省。S.2729-1号《辰年三月沙州僧尼部落米浄辩牒上算使论悉诺啰接谟勘牌子历附辰年至申年注记》记录僧尼三百一十人，皆俗姓与法号具足，如“刘金霞”“宋正勤”“张金炫”“薛像幽”“李惠因”等。别处卷子亦作“金霞”“正勤”“金炫”“像幽”“惠因”等，此不为姓氏之省略。但是毋庸讳言，僧尼俗姓的考证对于人物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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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双名，省略双名之首字

张涌泉说：“古人双名的重心大抵在后一字，而前一字往往只起修饰或辅助作用，故称引时或可省略之。”[8]如S.4831-2号《金光明寺僧俗写经配付纳欠历》：“索兴，一。”“第七祑：写从前付七卷，王宗。”“六十八、六十九，付窦器。”考与此卷时空接近的S.2711号《金光明寺写经人名录》有“俗人阴暠、郭英秀、索捷兴、索珽、索滔、王英、张善、张润子”，S.6028号《写经勘经人题签》“王文宗写”，P.3425-3号《金光明最胜王会功德之赞》“窦良器述”之语，由此可以推知，“索兴”“王宗”“窦器”分别是“索捷兴”“王文宗”“窦良器”之省。
又津艺172号V《兑纸别记》：“阎珍兑纸一张。”津艺172-3号《菩萨十住行道品题记》：“阎海珍，兑。”比对可知，“阎珍”即“阎海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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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双名，省略双名之尾字

姓+双名，省略双名之尾字，即三字之名省略末字，这种现象比较少见。如S.4831-2号《金光明寺僧俗写经配付纳欠历》：“第五袟：卌三、卌八，张重。”同卷又有“六十七，付张重廿五一卷”。考P.3205号《金光明寺僧俗抄经手账历》云“俗人：张重润，十二”及S.7945V号《僧俗分团名簿》有“海下：道岸、法持、张重润、高丰、李清清、王昌、李颛”等，可知“张重”即“张重润”之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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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以姓代名

敦煌写卷常见单以姓氏记录人名的文书，对于当时的文书记录者和使用者来说，极少的信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可以补充完整，仍具有极高的区别度。但是对于千年之后的读者无疑是文献阅读的巨大挑战。BD11502号1《敦煌十一寺五十人名录》：“龙：张、郭、康、索、张、王、小张、史；开：邓、程、孟、阴；永：邓、孔、王、翟；金：平、吴、价（贾）、罗、氾、王、武；图：张、罗、张、阎、李、大李、小氾；界：何、张、王、李、黄、价（贾）、周、薛；莲：安、李；浄：王、周、李、谭；恩：索、李、雒；云：登（邓）、李、宋。”按：上揭龙兴寺、开元寺、永安寺、金光明寺等十一寺比丘名录仅记以姓氏，若无充足材料，很难考证某寺某姓是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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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名省首字或单以尾字代名

省双名（一般为法号）之首字，或删减三字之世俗姓名前两字，仅以尾字代全名，此是敦煌写卷中常见的现象。
【正勤-勤】P.3855号《诸寺藏经流通录》：“仏（佛）本行经七卷，付勤。”又有：“大集贤护八卷，勤。” S.6028号《写经勘经人题签》：“懃勘了。”按：“懃”为“勤”的后起字，写卷中常混用。上揭各例中的“勤”皆为吐蕃统治初期灵图寺僧人正勤或宋正勤的省略。上举P.3855号《诸寺藏经流通录》中尚有“菩萨本行九卷，正勤”“无所有十二卷，付正懃”之条目，可证。【像幽-幽】P.2912V-5号《胡粉等入破历》：“幽一两准麦五石，入一石对付法建，一石折贞顺，一石折，一石付法建。”S.4831-2号《金光明寺僧俗写经配付纳欠历》：“幽边一卷。”按：上揭两卷“幽”皆为“像幽”之省。S.4831-2号《金光明寺僧俗写经配付纳欠历》又有“䛒（辩）空、像幽边取一卷，第七内六十七替廿五、廿九”“像幽欠二、四”等语，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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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名省尾字，以双名之首字代全名

双名有时省去尾字，仅以首字代全名。或者三字名字中取中间一字代全称。如S.4644-8号《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六十四题记“绍兑”。同卷《菩萨璎珞经》卷第六有题记“绍员”。这是一组因抄手误写而使经卷作废并兑换新纸的记录。此《菩萨璎珞经》卷第六与《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六十四皆是废弃的经卷，“绍员”与“绍”当是同一抄手，“绍”是“绍员”之省。BD05917号《诸经兑废缀稿题记》有“绍员兑”。BD07431号《妙法莲华经卷第七题记》：“写经书手索押衙兑，龙茍儿家。”卷背杂写：“押衙索绍员书写记。”由此可知，索绍员可简写为绍员，更进一步简省为“绍”。

三、俗名与法名 

一般来说，僧尼有俗名与法名，代表其出家前后世俗与宗教两种身份。如S.2669号《沙州大乘圣光等寺尼籍》：“庆意，沙州敦煌县平康乡，姓张，俗名嫂嫂，年廿五。”P.5579(16）号《吐蕃酉年诸州发放僧尼度牒细目》：“法惠，俗名仏（佛）奴，宰相尚乞心儿印，酉年二月廿五日，对甘州僧统遍执度，酉年七月至沙州上。”敦煌文献保存的大量寺院文书中，僧尼的俗名很少见到，我们所见的大部分是法名。如P.3952号《乾元元年侍御史判凉州长史杨休明牒》：“罗法光年拾玖，法名明严，沙州敦煌县从化乡慕道里□”，莫高窟第107窟《北壁供养人像列西向第一身题名》：“女十一娘后修行大乘优婆姨，法名悲慈藏，一心供养。”法名亦称法号。P.3727-14号《灵州龙兴寺白草院和尚曾忍刺血书经义记》：“灵州龙兴寺白草院和尚俗姓史，法号曾忍，以节度使李公尚书立难，刺血书经义记。”世俗的姓氏常保留下来，在僧尼的指称中起到重要作用。对某一僧尼人物的研究不仅要知其法名，还应当尽量考证出其俗名、俗姓才能对更多的卷子进行系连。如以下一组：【齐周-龙藏】P.3774号《丑年十二月僧龙藏析产牒》：“右齐周不幸，父母早亡。比日已来，齐周与大哥同居合活，并无私己之心。今见齐周出家，大哥便生别居之意。昨齐周与大哥以理商量，分割什物及房室畜生等。所有好者，先进（尽）大哥收检，齐周亦不诤论。昨大哥取外人之言，妄说异端，无种喧竞，状称欺屈者，此乃虚言，妄入仁耳。复云：齐周用度家中物者，亦有用大家物者，亦有外边得者。今大哥所用斛斗、财物、牛畜及承伯伯私种斛斗，先经分割财物，约略如前，一一并无虚谬，更有细碎，亦未措言。比者已来，齐周所有运为斛斗及财物、畜生、车牛、人口，请还齐周。今大哥先经伯伯数度分割财物，各有区分，今更论财，似乖法式。伏望仁明详察，请处分。牒件状如前，谨牒。丑年十二月  日，僧龙藏牒。”按：据上揭文牒，可知僧龙藏俗名齐周。莫高窟第144窟为索氏家族修报恩之龛，西壁龛下供养人像列北向第一身题名：“管内释门都判官任龙兴寺上座龙藏修先代功德，永为供养。”又主室东壁门上方画男女供养像二身，相向而坐，中间墨书南起第一款：“亡父前沙州（中缺）索留南供养。”同列第四身题名：“（前缺）一心供养；叔索留□（住）一心供养。”又西壁龛下南坛北壁供养人像第四身题名“亡兄节度衙前子弟虞候海润（下缺）”，同列第五身题名“亡兄海圆一心供养”，同坛东壁供养人像列第一身题名：“亡兄索□□一心供养。”由上述题记可知，龙藏俗名索齐周，是吐蕃统治时期龙兴寺僧人，曾任都判官之职。

☆四、人物代称☆

代称是指为表尊敬或者其他修辞的需要，不直呼人物固有的名称，而借用其他相关事物指代他人的现象。敦煌写卷中主要有以寺院代称和以地望代称两种。值得注意的是此代称是一种临时的称呼，必须要结合具体语境，才能考辨出其所指称的人物。略举如下：【报恩教授、东寺教授、图教授、灵图教授】P.3301（P.t1261)V-3号《麻靴与绢斋分配历》、P.3301（P.t1261)V-5号《俗寺主斋分配历》皆有“东寺教授”“图教授”。P.2770V号《释门文范》：“伏惟灵图教授和尚智乃不群，德行孤秀，威仪被于七众，道化柄于三乘。”又云：“伏惟报恩教授阇梨幼负殊能，长通幽密，精闲四分，洞晓五偏（篇）。”按：报恩寺位于沙州城东悬泉乡（赤心乡），又称东寺。故“东寺教授”即“报恩教授”，此处皆指报恩寺僧人李惠因。上揭同卷又有“麻靴三石八斗，恩李教授”，便是明证。常与东寺教授对举的“图教授”，即“灵图教授”简称，皆指灵图寺僧宋正勤，同卷又作“宋教授阇梨”。宋李二人不晚于813年同时担任河西副教授。宋于820-821年担任河西都教授，李于822年继宋之后担任此职。需要说明的是，在吐蕃统治时期，报恩寺一共出了四位教授，他们分别是薛金髻教授、翟承恩教授、李惠因教授、索崇恩教授。四人中只有李惠因在时间与履历上与灵图寺宋正勤最相匹配，常为时人并称“二教授阇梨”。又按：大云寺有时亦称“东寺”。P.3745V号《三月廿八日荣小食纳付油面柴食饭等数》：“点心：细供九分，仏(佛)圣三分，东寺僧统及僧录二分，细料玖十六，次二伯六十分，通计叁伯伍拾六分。”其中“东寺僧统”是指895-902年在位的敦煌都僧统康贤照，他是大云寺僧人。大云寺位于沙州城内，称“东寺”比较少见。【乾元教授】P.2770V号《释门文范》：“伏惟乾元教授和尚桑门硕德，柰菀名僧，柄雅操以年深，胯（跨）僧律而岁久。”按：乾元教授指乾元寺僧张金炫。郑炳林、郑阿财、陆离已有论述。其名最早出现在S.2729-1号《辰年三月沙州僧尼部落米浄辩牒上算使论悉诺啰接谟勘牌子历附辰年至申年注记》中乾元寺下。BD10160号《子年四月十日佛典流通录》：“子年四月十日僧法无袟，弟一袟欠壹卷同日，张教授请大般”此张教授概指张金炫。大约在823年升为河西都教授。P.4660-31号《张金炫邈真赞并序》有“前任沙州释门都教授毗尼大德炫阇梨赞”，即其证。【清河、彭城】P.2255V号《设坛发愿文》：“次有我二教授大德，清河、彭城公之谓也。伏惟二教授公量阔沧溟，情深物表；学该内外，道贯古今。”按：清河、彭城为张氏、刘氏地望。郑炳林在《敦煌碑铭赞辑释》中说：“敦煌文书中凡言清河、南阳，即张氏；言勃海，亦高氏；言始平，亦阴氏；言广平，乃宋氏；言京兆，乃杜氏；言彭城，即刘氏。”据此，上揭“清河、彭城”当为吐蕃统治时期张教授与刘教授的代称。陆离在《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僧官的几个问题》中亦有论述，但他认为张教授即张金炫。此张教授，不是张金炫。前者任河西都教授的时间大约在800-810年，而后者担任此职的时间是823-827年左右。S.542v4号《戌年六月十八日诸寺丁壮车牛役簿》：“曹仙妻安，与教授放毛半斤。”又“大云寺车叁乘：与番种麦，牛一具三日。与教授般麦，差车一乘两日。”此戌年为806年，这里两次出现的教授，即指河西都教授张教授。又同卷：“曹进玉，六月修仓两日；修仓五日；子年正月守囚五日；子年送瓜州节度粳米；丑年送刘教授廓州。”此刘教授即上揭《设坛发愿文》所谓“彭城公”。

又P.3258号《祈愿文》：“大云、开元、报恩三教授阇梨，愿驾三车而诱物，严六度以庄怀，使法门无衰变之音，释众保康安之乐。”其中大云教授当为P.2255V号清河公张教授，即S.542v4号《戌年六月十八日诸寺丁壮车牛役簿》中大云寺差车一乘与教授搬麦；开元教授很可能是彭城公刘教授；报恩教授可能为翟承恩教授。同卷又有“朱奴子，翟教授手力”之文。张教授、刘教授、翟教授同时出现在806年的这一写卷中，极可能是上揭《祈愿文》所称的“大云、开元、报恩三教授阇梨”。

另外，羽694R-1号《吐蕃未年闰十月各寺具当寺应管主客僧名数牒》中报恩寺有薛教授，此未年为803年。此薛教授即薛金髻，与翟承恩同为报恩寺僧人，薛亡于805年，翟是薛的继任者。所以上揭《祈愿文》如果写于805年前，报恩教授则为薛金髻。

文章来源：《敦煌研究》2021年第2期作者：鲍宗伟，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在读，研究方向敦煌学。编排：严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