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舟与郭沫若的学术论争（附郭信原件）
讨论《<周易>之制作时代》
张汝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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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之制作时代》是郭沫若先生著的《青铜时代》里的一篇。《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确是郭先生近年来研究的重要成果，我尤其喜欢《十批判书》。但是郭先生研究态度还不够客观，运用材料还不够全面，所以偶而也犯学术界一般的错误：先有了结论，然后设法来附会。不过郭先生不讳言自己的错误，他毫不容情地批判他十五年前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很不高兴一些朋友对他的学说盲目地信从。他说：“有的朋友还沿用着我的错误，有的则沿用着我错误的征引而又引到另一错误的判断，因此关于古代的面貌引起了许多新的混乱。”(《十批判书》1页)郭先生既悔恨别人盲目地沿用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我想他现在一定不希望人再盲目地信从他的《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以至沿用了错误，造成他将来的悔恨。学术界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已到时候了吗?郭先生的“批判"有的正确，有的未必正确，我们能够盲目地承用吗?对于毛主席的号召：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我们能够袖手旁观，任其草率从事吗?例如郭先生有这一个总结：“《周易》经部作于战国初年的楚人馯臂子弓”。杜守素、侯外庐、纪玄冰诸先生是同意的(《中国思想通史》21页)，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诸先生是不同意的(《中国历史简编》84页、《中国史纲》200页、《中国政治思想史》20页和《简明中国通史》72页)。这一问题该怎样总结呢?就不能不加以讨论。我们且从郭先生所依据的理由，一一加以检讨。
第一，郭先生说：“八卦是既成文字的诱导物”，我看其中只有坎卦☵是偶合，其余多少有些附会。试问八卦是从两个符号⚊⚋排列成功的呢?还是先发现坎、坤二卦再找文字来依附的呢?先发现了坎、坤二卦，凭什么“思路”做基础想出八个东西，又恰恰合乎数的“排列”?
第二，郭先生说：“《周易·爻辞》里面有利用春秋中叶晋事的痕迹。”这当然是主要的最有力的否定《周易》作于春秋中叶以前的证据。我们看他引的例子：
“中行告公，用圭。”(《益·六三》)
“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卫)迁国。”(《益·六四》)
“包荒用凭河，不遐遗。朋亡，得尚(当)于中行。”(《泰·九二》)
“中行独复。”(复·六四》)
“苋陆央夬，中行无咎。”(《夬·九五》)
郭先生说：“这几条的‘中行’，我相信是春秋时晋国的‘苟林父’。……荀林父初将中行，《左传·宣十四年》称为‘中行桓子’，而他的子孙便以‘中行’为氏。”又说：“就前两例的‘中行告公’而言，‘中行’二字除讲为人名外，是不能有第二种解释的。”谨接原文是“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诚信于中道，故可告公用圭。这“中行”绝不是人名，就和下文“有孚惠心”、“有孚惠我德”那“有孚”下不能是人名一样。“中行告公，从”，“不中行”，虽“告公”也不能“从”了，很好解释。《论语》“不得中行而与之”，包注“行之合中者”，朱注“行，道也。”孟子引用孔子这句话，正是作“不得中道而与之”。《象辞》里面有“中行”、 “行中”、“中道”：
“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师·九五》)
“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临·六五》)
“黄离元吉，得中道也。”(《离·六二》)
“幹母之蛊，得中遭也。”(《蛊·九二》)
“九二贞吉，得中道也。”(《解·九二》)
“有戎勿恤，得中道也。”(《夬·九二》)
“七日得，以中道也。”(既济·九二》)
“行”金文作
第三，郭先生说：“孔子与易并无关系。”但是《论语》里有两章书：(一)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二)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郭先生对于(二)没有提出什么否定的理由，只说孔子作《周易》，“何以他的嫡传如子思、孟轲之徒，竟一个字也不提。”我看《子思》二十三篇，只存《中庸》一篇，《孟子外书》也不在了。《荀子》三十三篇，只有两篇提到《周易》，假使荀书命运，亦同思、孟之书，就大有机会被后人判定“对《周易》一字不提。”这种判断是危险的。我们不应该枝节，谁能专在《论语》这两章找可以否定的条件最好。我们从(二)应该看出“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象一般的口语。其次，这八个字是和“占”有关。所以我们只能相信是孔子引用《周易》，绝不能说编制《易经》的人，“采用”了孔子的话。要有人问为什么不用“《易》曰”，我就请他用“《易》曰”把这节书改编一下，他就会看出记者的修辞技术了。关于(一)呢，郭先生用《鲁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自然孔子不曾有“学《易》”这回事了。我认为郑康成舍《鲁论》用《古论》是正确的。试问“十五而志于学”的孔子，一直“发愤忘食”了三十多年，天天是在学习，何以还没到五十岁，而发出“假年”之叹?“再添我几岁，我就五十了，学习一下，就可以不犯大编差了。”难道一向没学习吗？《古论》是对的。孔子快到五十岁， “学《易》”有了心得，于是戏发“假年”之叹，语气似乎谦冲，却十足表现出那“踌躇满志”和“朝闻夕死”的情趣。“再添我几岁，我就五十了，把《易经》学习一下，就可以不犯大偏差了。”弦外之音，那时死也可以了，如果现在就死，《易》还没学好呢!孔予晚年叙述自己进学的次第，是“五十而知天命”，正是“学《易》”之年。北方学者笃实，南方学者玄虚(接舆、长沮、桀溺、老子、庄子、屈原等都是楚人)，一直到隋唐，都是这样。孔子言性与天道，子贡未得闻；思、孟是北方学者，不长于《易》，也是可能之一。商瞿受《易》，传给那生在玄想发达的楚国、又被荀子那样推重的“馯臂子弓”，于是《易》学更加光大起来，这是可信的；“孔子与《易》并无关系”是不可信的。《易传》与子弓或他的弟子有关，是可能的；《易传》中所有的“子曰”可以解为“荀子曰”或“子弓曰”并不是“孔子”，这是不可通的。儒家记录孔子的话为“子曰”，就和后代儒生在同门中称老师的话为“先生说”，不必提姓，是同样的情形。先秦儒家，只对孔子一人如此，其他人虽是本师，也只称“子——墨子曰”、“子——公羊子曰”、“子——司马子曰”，决不敢称“子曰”。就是墨子之徒记他们老师的话，也只称“子——墨子曰”，不称“子曰”。儒家称“子弓”、“荀子”的话为“子曰”，那是不会有的。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覆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爻辞》既是子弓做，子弓发议论，引自己的。“《易》曰”说“此之谓也”，这是多么滑稽!子曰： “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孟子说“臧氏之子”，等于现代语“臧家这个孩子”，是鄙薄之词，而且孟子以“叟”的资格，对于新进的小伙子可以用这样的口语。“颜家这个孩子"，是老师疼爱之词。子弓和荀子称“颜渊”是“颜家这个孩子”是不成话的。扬子《法言》“颜氏之子乐也内”这等于用典，正是辞赋家的习气。“某氏之子”是先秦时代流行的口语，绝不应该混用。
第四，《左传》里的“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郭先生说是刘歆窜入的。凭空推断，也就无法讨论。《左传》里那些“卜”、“筮”呢，也说是刘歆捣鬼。他是根据“汲冢书”的。我们把关于“汲冢书”两节文字，录在下面：
《晋书》二十一《束皙传》：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叚》二篇，公孙叚与邵陟论《易》。……《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
杜预《春秋左氏传后序》：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始者藏在秘府，余晚得见之，所以大凡七十五卷，多杂碎怪妄，不可训知。《周易》及《纪年》，最为分了。《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尚未播之于远国也。……又别有一卷，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名曰《师春》。师春似是钞集者名也。
这师春是从《左传》里辑录出来的，是晋人亲眼所见。假使说“师春”原是一部书，“在刘歆编制《左传》时候被割裂而利用了的一种资料”，试问“师春”是卜筮书，何以能够预先埋伏下“上下次第与《左传》同”呢?束皙、杜预都没说《师春》内容有逸出《左传》以外的，试问刘歆既然好事，割裂三五条也就有了，何以一定要把那全部书割裂得一条不留?司马迁说：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汉书·艺文志》有《国语》二十篇，就是现在的二十一卷。《国语》里面四次谈到“筮”(见《国语·晋语》《吴语》)，《晋语》的两次都有“卦”和“繇辞”，《史记》里也有，又是谁窜入的呢?不是“师春”钞集《左传》，而是刘歆割裂《师春》窜入《左传》；汲冢里的书刘歆怎会看到呢?郭先生说：“《师春》是关于卜筮的书，不会受到秦始皇的焚书之厄，同时也就可以想到，在汉代的秘府中必然有所蒐藏。”我看不受焚书之厄，一样可以亡佚，《易繇阴阳卦》不是不见于《汉志》吗?《汉志》全钞刘歆《七略》，凡后加的书名都注明。《汉志》没有《师春》，我敢说“汉代的秘府中必然没有《师春》”。如果说，刘歆偷偷地割裂了《师春》，又偷偷地把它烧了，又要商同了他的父亲和同馆校书的一批人，因为这种校书工作，绝不是少数人担任的，他们父子和任宏、尹咸、李柱国等，不过总其成罢了。刘歆自己的《七略》不著录《师春》，可以的；他父亲的《别录》不会不著录，怎么办的呢?他如果费这大阴谋，为的什么?《左传》里窜入些“卜筮”就提高多大价值吗?诸如此类问题，都应该考虑一下。又郭先生说：“八卦是既成文字的诱导物，而其构成时期亦不得在春秋以前。”八卦演为六十四卦，应当更后了。“筮法”有没有呢?“龟为卜，蓍为筮”，“卜筮不过三”，“卜筮不相袭”(并见《曲礼》)；“凡国之大事，先筮后卜”(《周礼·筮人》)；“筮短龟长”(《左传·僖四》)；“我蔑卜筮”。(《国语·吴语》)……这些“卜”、“筮”对举的“筮”是怎么一回事呢?“八卦构成时期不能在春秋以前”，而周公嘴里却说出：“若卜筮罔不是孚”(《周书·君爽》)，离开八卦，还有什么“筮”呢?
尤其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忽视历史发展规律。殷代神道思想那样发达，所以特别重视“卜筮”，西周就差些了；春秋时更淡，所谓“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左传·桓十一年》)；战国更不同了，“卜筮”的记载几乎绝迹。何以能在战国之初，产生一部卜筮之书——《周易》?这部卜筮之书一降生，就能引起学术性的研究，就有一批学者——师春、公孙叚、邵陟等研究讨论，著作简编了，普遍流传了，一直传到北方了。这些要按照历史发展情形和规律，是讲不通的。
最后《余论》里，郭先生说：“子弓把种种资料利用来作为《周易》的《卦辞》和《爻辞》，资料的时代本不一致，但被采用的殷周时代的繇辞特别多。故尔对于那著作全体蒙上了一种原始的色彩。”我们现在从《周易》的“用字”与“用韵”和它所反映的那时“经济形态”与“意识形态”就能够肯定《周易》经部确是“殷周时代的繇辞”，所以它“全体上有一种原始的色彩”，并不是谁给它“蒙上”的。殷周时连八卦都没有，而子弓却能“利用殷周时代的繇辞特别多”，不但特别多，而且一卦一爻地那样特别合头，这都是不可想象的。总括一句，我要向郭先生建议：把《青铜时代》里那一篇《周易之制作时代》大大修改一下，或者率性把这一篇抽掉，做一个“从善如流”的榜样，这是我为新文化万分祈求的。
END
怀念季刚先生
汤序波：一曲师生情谊的颂歌
张闻玉：忆语师门——怀念恩师张汝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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