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之殇
60年前的今天，中共中央正在北京举行八大二次会议。
这是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次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做了大会报告，确定了一个后来非常出名的国家发展目标：中国要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15年内超过英国”。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赶英”。
报告为“二五”计划设定了一系列高指标，包括钢产量达到3000万吨，粮食达到7000亿斤等。同时，还提出豪情满怀的口号，“苦干数年，幸福千年”。
积极乐观的情绪占据了会议全程。各地代表的发言，也都是敢想敢说的呼声：
“苦干、实干、创造性地干！”
“政治挂了帅，生产飞上天！”
“志气比天高，干劲冲云霄！”
最终大会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大跃进”的启动键被正式摁下了，并在全国范围内快速扩展，快速升温。
太急了
“大跃进”的发动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早在1957年9月，毛泽东就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批判之前的“反冒进”，强调要恢复1956年的“多快好省”。
2个月后，毛泽东在访问莫斯科时提出，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上，15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
当时的情况是，赫鲁晓夫提出苏联“15年内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让毛主席深受触动和启发。
是啊，如果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那中国为什么不能超过英国呢？
《人民日报》也在这时喊出了“大跃进”的口号。1957年11月13日《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中，明确写道，“在农业合作化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到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提出“我们的国家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这实际上是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全面“大跃进”的动员令，把“大跃进”的口号推向各行各业。
八大二次会议明确了农业“以粮为纲”，工业则“以钢为纲”，将赶超英国的目标缩短为7年、5年，甚至内部判断2年就可以赶上英国。
在这种氛围下，各地各部门的积极性被充分激发，生产指标层层加码，完成任务的时限一再压缩。
之后发生的事情可想而知。硬要完成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于是瞎指挥盛行，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开始泛滥。
农业战线连续放出高产“卫星”，最早是1958年7月份，湖北省报出早稻亩产15361斤，引发轰动。
所谓“比学赶帮超，你高我还高”，随后各地开始攀比，不行就吹大话。1958年10月，天津市东郊一块试验田报亩产12万斤，田间的稻谷上可以坐人。
仅仅三个月，亩产就翻了将近十倍。的确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天等于20年”。
农业大丰收，粮食似乎已经多得吃不完，就可以放心大炼钢铁了。1958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开会，决定钢产量翻一番，也就是从1957年的535万吨增加至1070万吨。同时决定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认为这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
当时中央的判断是：“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很快，以大炼钢铁为中心, 配合一系列“大办”“特办”，“大跃进”达到了高潮。
到9月中旬，2000万人投入炼钢运动；到10月，投入人力已达9000万人。仅仅一个月，“土高炉”炼出的钢铁在全国钢产量中的份额就从14%增加到49%！
农民、工人、教师、学生、医生、售货员，凡是能参加的人都加入到这场运动，城乡处处都升起黑色的烟柱，到了晚上，很多村庄的上空也被泥砖的熔炉映得发红发黄。
有人把文物建筑拆了，把砖块拿去建高炉，大量山林被砍伐，不少人把家里的锅、铁器都捐出来炼钢。
最后炼出的却是豆腐渣似的铁疙瘩。
在社会组织上，生产队成了最重要的单位，家家都在人民公社大食堂吃饭，名曰“放开肚皮吃饱饭”。
然而真实的日常是饥饿。全民炼钢，导致农业欠收，吃大锅饭，就没人存粮，粮食储备很快被用光。虚报产量造成政府多征粮食，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进一步加剧了饥荒。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在1960年撤回所有专家，又让中国经济形势雪上加霜。
刀姐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无法切身体会那种极端的困难。只是听父亲聊起过那一段岁月的艰苦。
他1958年出生，3岁时已经对饥饿有了记忆。他说饿极了的时候，用小瓷缸舀一点点玉米面，兑上水，在还有余温的灶火灰里咕嘟成玉米糊糊，就是他作为家里长子长孙最高的待遇了。
事实上，很多地方的情况严重得多。据史料记载，有的村子完全断粮，虚弱的农民寻找一切能吃的东西。
城市也好不到哪里去，中南海一样能感受到饥荒。毛泽东有时一天不吃粮，只吃一盘马齿苋或炒菠菜。
严峻的现实很快就震动了当时的中央。从1958年底，毛泽东和党中央曾试图进行放慢“大跃进”的速度，压缩浮夸风气。
然而不幸的是，1959年7月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没有接受彭德怀对“大跃进”的激烈批评，他担心挫伤一线干部的积极性，认为“气可鼓不可泄”。因此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打断了纠正“大跃进”“左”倾错误的进程，造成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直到1960年底，党中央开始新一轮调整，恢复实事求是，毛泽东多次带头做自我批评，“大跃进”逐步退潮。
刻骨的反思
如今回头看“大跃进”，毫无疑问，这是一次严重失误，国家和人民付出的代价是极为惨烈的。
“大跃进”为什么会发生？谁该负责？几代中国人对这个沉重问题，做了刻骨的反思。
有人认为，“大跃进”就是高层在瞎折腾，或者就是毛个人的头脑发热。这种看法是简单的。
毛泽东当然有责任。他为此也十分痛心，并没有回避自己的责任。他曾多次说过：“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受了惩罚，就要检讨。现在我们受惩罚，土地、人、牲畜瘦了。‘三瘦’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
1980年邓小平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邓小平的话很简练，但更深刻。
客观而言，搞“大跃进”的初衷，是当时党中央想快速改变国家面貌、强国富民的迫切心情。
当时我们的生产力低下，没有钢铁和机器，很多建设都只能靠人拉肩扛。如何尽快发展生产力，是摆在中共面前的主要使命和紧迫任务。为了改变我们的落后面貌，适当优先发展重工业，对于中国来说这条路并没有选错。
问题是，我们太急了！
“大跃进”前几年，国家走得总体比较顺，很多胜利和成绩都超过了当时中央和国民的预期。
“一五”计划的各项指标提前超额完成，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改善，老百姓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非常高，同时对未来也有了更高的期待。而当时的中国那么贫弱，却能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都给打退了，这更是提振了中国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下，全党乃至全国都滋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而对客观问题认识不够，对艰巨性估计不足。唯意志论一时风行：人世间还有什么困难，是我们中国人克服不了的？
不妨听一听这些诗里的意气：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撕块云彩擦擦汗，凑近太阳抽袋烟！”
革命的豪情壮志固然是可贵的，但经济发展有它自身的客观规律。对一个执政还不到10年的党来说，在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是极为欠缺的。
连毛泽东自己都承认这一点。他曾坦率地表示，自己对经济知之甚少：“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很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
经过这一场巨大的、痛苦的、深入骨髓的挫折，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干革命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那一套，照搬过来是行不通的。
我们原以为，只要人心齐，定能泰山移。最终却发现，不尊重事实和规律，急于求成，结果只能是欲速则不达。
后来，毛泽东也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在之后很多年里，他在不同场合都强调做计划、定指标要实事求是，要切实“留有余地”。
此外，“大跃进”最后弄到如此离谱，甚至反常识，还有不可忽视的客观原因，那就是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一些部门和地方官僚只唯上，为了政治表态和成绩不惜弄虚作假，跟着浮夸膨胀，这反过来又强化了高层的冒进。
“大跃进”用当头一棒，让中国人痛悟了一个道理：实事求是。这是我们用血泪换来的，刻骨铭心的教训。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它将伴随着中华民族，取得更辉煌的发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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