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150万平方公里的外蒙这么割让出去的！

文/刀贱笑

2010年8月，蒙古国时任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签署一道命令，要求加快恢复回鹘蒙文的使用。

回鹘蒙文是蒙古民族传统文字，迄今已有800多年历史。1940年代，倒向苏联的蒙古国政府大兴文字改革，以斯拉夫文为基础创制西里尔蒙文，用它取代回鹘蒙文的官方地位。

1990年代以来，蒙古国启动“去俄化”进程，恢复回鹘蒙文也被提上日程。

文字改革本来是蒙古国内部的事，不料消息传来，顿时在中国互联网上掀起轩然大波。

媒体记者们的报道写得简单而小心翼翼，竭力避免引发联想。但在刚兴起的微博里，一个个带着醒目感叹号的标题已然传开：

“蒙古国突然做出重大决定：回归中国已经排上档期！”“中国收复蒙古再进一步！” 那一刻，仿佛遗恨得偿，国耻得雪。

1946年1月5日，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独立。六七十年过去了，180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已是蒙古国、俄罗斯图瓦共和国等一块块“别国领土”。

现实已然如此，但不少人至今仍然心绪难平。

早已丢失的外蒙

2011年，蒙古国举行一系列纪念独立100周年的活动。1945年苏联一手操纵的公投，被广泛视为外蒙独立的起点。但蒙古国人不同意，他们把民族独立的起点拉回到1911年。

那时起，外蒙独立大体经历了清朝土崩瓦解、民国军阀割据、日本侵略中国等几个关键节点。

1644年满清入关建制，随后根据归附时间早晚和统治需要，将广袤的蒙古地区分为内属蒙古和外藩蒙古。内属各部受朝廷指派的官员直接管理，外藩各部则与大清维持藩属关系。

1660年开始，外藩准格尔部崛起，在一代草原雄主葛尔丹大汗率领下，攻打其他各部落。连连溃败之下，外蒙其他各部归附并求援大清。

清廷尽派精锐协防保护，康熙大帝一度御驾亲征，终在1696年大败葛尔丹，将整个外蒙纳入大清版图。

准格尔部虽被平定，但漠北外蒙人的强悍让清廷从未放下忌惮和防备。在推动内蒙融入中原的同时，清朝历代都对外蒙实施“封禁”，换句话说，就是民族分治。

这种制度下，外蒙各部都被划分为旗，各旗之间严守边界，不得越境放牧。内地汉民迁入外蒙，也是另设府县，与当地蒙古各旗分治，即所谓“分疆别界，各有定制。”

如此一来，外蒙虽然一直臣属，但从未与中原内地形成文化认同，也未对多民族国家的大清形成国家认同。

1911年大清皇权崩塌。辛亥革命初期，革命军打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纲领，蒙古王公贵族闻之心有余悸。“弱小民族自治自决”思想也传进来，更加剧了他们的离心倾向。

当年11月30日，在沙俄长期策动下，外蒙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国。外蒙独立拉开序幕。

1912年民国建立。在全国上下强烈要求下，袁世凯出兵外蒙，瓦解了当地分裂势力。但沙俄阻止中国彻底收复外蒙，迫使北洋政府签订《中俄声明》，规定外蒙实行自治，中国只有宗主权。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沙俄帝国倾覆，俄国内部陷入红军、白军以及孟什维克等部队的混战，波及外蒙。

北洋政府一度趁机撤销外蒙自治，但好景不长，短短一年多后，沙俄白军残部进军库伦，打败中国在当地的驻军，又把哲布尊丹巴扶上大位，“大蒙古国”复辟。

民国政府本来还有机会，但北洋军阀各派系忙于内斗，张作霖虽为蒙疆经略使，但却没腾出手来收复外蒙。

反倒是苏俄行动迅速，打着追缴白军余匪的旗号迅速出兵外蒙，帮助亲苏的蒙古人民党创始人乔巴山在1921年建立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三年后的1924年6月，乔巴山改国号为蒙古人民共和国，以1911年为独立纪元，首都库伦改名乌兰巴托。

在乔巴山领导下，蒙古人民共和国将亲苏列为国策，允许苏联驻军，不再承认中国的宗主权。

也就是说，在1945年独立公投和次年被承认前，外蒙早已不再中国政府的掌控之中。

蒋介石的抉择

1945年2月，二战接近尾声。在大战中免遭德军炮火的黑海城市雅尔塔修葺一新。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齐聚当年沙皇巡狩时住过的雅尔塔皇宫，签下密约。

三巨头的协定主要涉及筹建联合国，战后处置德国、波兰和远东等问题。之所以被称为密约，是因为它的内容事先并未得到当事国同意。

为换取苏联尽快对日宣战，美英节节退让，不惜牺牲中国等国主权利益。

国民党政府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四个月后与苏联接洽出兵问题时，才知道被出卖了：

雅尔塔协定中列有“维持外蒙现状”条款，而斯大林强硬地将“现状”解释为独立。

1945年6月30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外长宋子文率团抵达莫斯科，开始中苏条约谈判。

谈判一开始，斯大林就提出旅顺军港共用、大连港国际化和东北铁路共管等问题，同时明确要求中国承认外蒙独立。

宋子文不敢答应外蒙独立的要求，因为“任何一个那样做的政府都将无法继续维持。”他转而提出中国可以承认外蒙高度自治，包括保有军队并与苏联达成军事安排。

但斯大林没有丝毫退让。为打破僵局，蒋介石派中方首席翻译蒋经国，以私人身份见斯大林。

面对为何坚持外蒙独立的质问，斯大林干脆地回答：

如果有军事力量从外蒙进攻苏联，切断西伯利亚铁路，俄国就完了。你要晓得，今天不是我找你帮忙，而是你找我帮忙。如果你们自己有力量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

蒋介石求助美国。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会议的两个月后就去世了，继任的杜鲁门不像前任那样友好。虽然向苏联表达了不满，但斯大林根本不怎么理睬，美方也就没再施压。

权衡利弊后，蒋介石决定“忍痛牺牲”。作为承认外蒙独立的条件，他指示宋子文提出三项要求：

希望斯大林尊重中国东北的主权和行政完整，不再干涉新疆内政，另外只能援助国民党不能援助共产党。

在明确交易条件后，谈判顿时变得“顺利”了。

1945年8月14日，“临危”接任外长的王世杰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苏联“尊重”中国在东北和新疆的主权，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统一。中国则同意外蒙举行独立公投。

日本战败投降两个多月后的10月20日，外蒙如约举行公投。

当地民众在政府人员监督下，以公开签字方式投票。这次实名制和威胁性的公投结果显示，97.8%的公民赞成外蒙独立。

连联合国派去的观察员，都不承认投票结果。但这并没妨碍蒋介石“履约”，次年1月宣布接受公投结果，承认外蒙独立。

虽然日本关东军已经撤了，但显然，蒋介石还求着斯大林别支持“共匪”夺他的权。

真假难辨的忏悔

蒋介石的抉择引起很多人的不解甚至不满。

被他派往乌兰巴托参观公投的外交次长雷法章，去之前就被下令“不与外蒙当局进行任何交涉”。对于投票，也“只宜细心观察，不得干涉或发表任何声明”。他这趟公差，显然只是走走过场，做做样子。

就连顾维钧也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无法理解为何民国政府在外蒙问题上做了巨大而不必要的让步，坦言倍感失望。

1953年，蒋介石在国民党七大上就承认外蒙独立做了沉痛检讨：“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他反思说，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

这时的国民党已败退台湾多年。蒋介石以顾维钧无法理解的“巨大让步”与斯大林交易，到头来只是竹篮打水。

同一年，国民党当局宣布废除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据不承认外蒙独立，因为苏联未能履行“不援共”等条件。

随后直到1999年台“内政部”最后一次出版《中华民国全图》，中国的轮廓都还是一个“完整的秋海棠叶”，而非“雄鸡”。

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也不妨想想：如果国民党当年如愿维持了在大陆的统治，蒋介石后来还会为“割让外蒙”忏悔吗？

这个答案，恐怕只有“蒋公”自己知道了。

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虽然现实再难改变，但那块广袤的土地至今仍是不少国人的心结。

网上不时冒出文章，醒目地问着：“眼见昔日祖国的繁荣，蒙古国人会主动回归吗”“中国到底还能不能收回外蒙”。

这些看似明知故问的问题，实际上透着一些人的恨：

他们恨俄国从沙皇到苏联时期一直支持和策划外蒙独立，恨蒋介石将党派甚至个人利益至于国家利益之上，也“恨”当时偌大一个国家民弱国穷，束手无策。

（文章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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