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乱局，让“一国两制”面临什么样的考验？
执笔：刀贱笑
香港的乱局，让“一国两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1981年的今天，8月26日，邓小平在北京接见港台媒体人士傅朝枢时，首次公开提出“一国两制”构想。傅朝枢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先后掌管《台湾日报》和创办香港《中报》，闻名港台甚至世界华人圈。但在那个8月，真正的大人物塑造历史，他只是个见证者。
被邓小平接见的第二年，傅朝枢又赴美创办美版《中报》。因倡导台海两岸和平共处、支持中国收复香港，傅朝枢的几份报纸都影响力暴涨，但也因“染红”遭到港台和海外反对势力抵制，美版《中报》报社甚至受到炸弹威胁。在《台湾日报》被台湾当局强行收购、美港两地《中报》都被迫停刊后，他在1989年9月结束了磕磕绊绊的办报生涯。
见证“一国两制”首次公诸于世的傅朝枢，也切身经历了推进“一国两制”、实现国家统一的艰难。
虽然艰难，1981年至今38年间，“一国两制”还是一步步从构想变成实践。九七回归后，港岛上“马照跑、舞照跳”，但政治运动也从未停歇，直至发展到2014年的“占中”和当下持续的乱局。
“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20多年后，有人寻思：要是当初就搞“一国一制”而非“两制”，是不是今日香港就不会出这样的乱子了呢？
1
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
——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首提“一国两制”的1981年，是邓公首次接见傅朝枢，这样的会见之后几年又有两次。除傅朝枢，1980年代初，英媒等境外媒体还目睹了十多个由香港各界人士组成的团体，走马灯似地一路向北，它们大都受到邓小平或其他北京高层的接见。
当收复香港被提上必办大事日程，北京开始加紧摸底香港各方面情况。了解港人的态度至关重要，直接关系香港回归的顺利程度和“一国两制”实施前景。
实际情况不容乐观。1983年6月底，港澳事务委员会新上任的书记许家屯赴港工作，3个月后他返京复命，汇报当时港岛的整体气氛和经济状况，结论相当悲观。
许家屯说，港人对中共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不少人感觉前途暗淡，觉得香港的法治社会、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等名声和地位都将不保。在港外商和投资人忧心忡忡，怀疑北京是否有能力为香港提供良好的领导。
“1997后是什么样”的忧虑在香港蔓延，尤其内地十年浩劫刚结束没几年，有港人说回归之日就是香港终结之时。
就在许家屯赴港工作前后，一个12人组成的香港“青年才俊团”应邀北上。“才俊团”明显考虑了代表性，其中包括港英政府立法局3名议员，建筑师学会和医学会的会长，还有记者和几名商界人士。最显眼的两人，是大律师李柱铭和李国能。
赴京前，“才俊团”花了数月时间草拟了一份意见书，主要内容，也是讲述香港各界的信心危机。
似有“要挟”之意，他们提出缓解建议，但竟是延长香港回归的过渡期，九七后继续由英国管治，直至“内地和香港的制度接近”，这样才能消除港人心头的“1997阴影”。
这与伦敦不谋而合。撒切尔夫人1982年携马岛战争胜利的余威来到北京，一开始就想延长对香港的统治。早在3年前，港督麦理浩首次赴京见邓小平，英国人“用主权换治权”的算盘就已表露无疑。他们在香港经营百年，有着巨大的利益存在，担心都打了水漂。
港人民心不安，英国百般阻挠，加上1980年代内地经济跟香港差距巨大，这些都让北京高层不安。短短十几年后就在收回香港时实施社会主义制度，内外部条件都不允许。
但这并没改变邓小平的计划。“才俊团”推迟香港回归的建议遭到严词拒绝。在那前后开始的中英贸易谈判异常艰难，但邓小平有言在先，任何事都阻挡不了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
主权问题不容谈判，但以“两制”的具体政策安排消除各方忧虑，却是势在必行。一个明显迹象是，在随后的涉港讲话中，邓小平开始更多强调：
正是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正是为了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国家才决定成立特区，推行“一国两制”。
2
某种动乱的因素，捣乱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会有的。老实说，这样的因素不会来自北京，却不能排除存在于香港内部，也不能排除来自某种国际力量。
——邓小平《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1983年北上无功而返的香港“才俊团”12名成员，未来发展路向大不相同。
其中，李国能成为九七之后香港特区终审法院第一位首席大法官。同样备受瞩目的大律师李柱铭，后来创建香港最大反对党民主党并担任主席，逐渐从口口声声的爱港变成十足的祸港。
但刚返港时，李柱铭还没如此极端。随着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尘埃落定，北京开始着手组织制定《基本法》。来自内地的36人和香港本地23人组成起草委员会，李柱铭就是成员之一。
在随后几年召开的10次全体会议中，委员会就重大问题一一进行讨论：特首的性质和向谁报告工作，立法会如何形成，香港是否拥有终审法院，法院与行政部门的关系等等。
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们政见和立场高度多元，但维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符合他们的共同利益。事实上，在“一国”前提下，保留香港的政治、经济、法治和社会文化制度，也是北京的承诺，这成了委员会成员坐在一起的最大公约数。
1989年2月，被邓小平称为“创造性杰作”的基本法初稿公布。北京高层们认为，“一国两制”给予香港的自治权，远超任何西方国家中央给予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自由。
但给的自由越大，出乱子的风险越大，这也是北京领导人们一直以来的清晰认知。
1984年6月，在《中英联合声明》还有半年才会敲定、过渡期还没开始时，邓小平就表现出“防风险意识”。
在接见港英政府立法局首席议员钟士元时，邓小平说自己“不怀疑13年内香港会有波动，问题只是波动的大小。”尤其考虑到一些港人还没摆脱殖民地心态的影响，他强调九七后“港人治港”的大原则，即特区政府和附属机构人员必须是爱国者。
这番话还没落地，李柱铭就开始从基本法起草的建言者，变成香港内部的“捣乱因素”。基本法最大程度保留香港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但仍被李柱铭说成是对香港民众的背叛。他要求立即在香港实施“全面民主”，但那些要求无异于让香港马上独立。
李柱铭等“死磕派”在港岛内部兴风作浪的同时，一如邓小平所料，英美等“国际力量”也在不停推波助澜。
末代港督彭定康1992年上任后推行政改，给回归后的香港埋下治理毒丸，已经众所周知。回归前，港英政府还开始向数以百万计的港人发放“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持照香港永久居民不能去英国工作生活，但在“国家认同”上却一团混乱，这也是当前香港乱局的祸源之一。
至于美欧其他国家对香港的介入，只要看看李柱铭跟它们的密集勾连就能知道大概。
1990年6月，李柱铭提请美国参议员外交关系委员会“迅速就港人的政治意愿制定一套特定政策”；1993年11月访问美国，称赞美国会通过了一项“视香港为独立政治实体”的法案；1994年10月在纽约时报刊文，呼吁英美以香港为起点，“站出来抵抗北京的欺压和凌辱”；1996年再度访美时香港回归在即，李柱铭仍不死心地向美国争取把香港问题国际化。有李柱铭等人做“内应”，美国当然不会放过机会。
对于内外这些风险，在1984年与钟士元那次会见中，邓小平也已未雨绸缪。他直截了当地画出底线：
1997年以后仍会允许港人骂共产党，但如果把言论变成行动，打着民主的旗号跟中央对抗，北京就不得不进行干预。不过，只有在发生严重骚乱时才会动用军队。
3
有人担心这个政策会不会变，我说不会变。核心的问题，决定的因素，是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不对，就可能变。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
——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时，李小加刚从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毕业。短暂记者生涯后，他赴美攻读硕博学位，随后走入金融管理行业，1990年代开始频繁与内地和香港两地资本市场打交道。
2017年，已在港交所总裁任上8年的李小加，以独特视角描述香港回归20年来的变化：
1997年前香港是一个区域性市场，吸引不大的国际资金投资区域性资产；20年后，这里变成国际市场，吸引大量国际资金来这里投资内地资产。特别是过去10多年，香港发生更大变化，吸引了大量内地资金。
李小加总结说，“一国两制”是香港金融业过去和未来繁荣发展的基石。
基本法序言第二段中明确写明，国家决定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并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
这三个半句，似乎也可以作为回顾“一国两制”20多年实践时的大概标准。
至少在香港，国家通过“一国两制”收回主权，毫无疑问促进了统一，第一个标准达到了。当初“两制”，就是充分考虑香港的历史和现实，第二个标准也达到了。至于第三个标准，如李小加这样的亲历者所言，过去20年香港的持续繁荣和总体稳定有赖于“一国两制”和内地发展。
以这样的标准衡量，“一国两制”是对的。“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邓小平当年就斩钉截铁地说过。
2014年以来的“占中”“旺角暴乱”和当下的持续骚乱，让一些人设想：如果当初没那么费事搞“两制”，而是直接在香港实施社会主义，现在不就啥乱子都没了吗？
但如前所说，如果当初没费这事，现在可能就要费更大的事。1980年代初的现实，就是搞“两制”不一定能解决香港的问题，但不搞“两制”就一定解决不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还是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社会，钱还好赚，贫富差距还没如此严重，资源争夺也没现在这么激烈。但资本主义的香港社会发展到现在，这些根本矛盾正在逐渐显现和激化。
也就是说，现在香港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香港社会内在发展阶段和外部因素叠加的后果，不能简单归咎于“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至于“一国两制”中香港那“一制”，以及“两制”之间的协调互动机制，是不是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对此，刀哥持开放性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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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愿做英国狗屎上的苍蝇？还真有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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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什么要搞乱香港？
美国在莫斯科这样搞破坏，在香港也是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