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豪媛 董德兵｜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内部治理研究

摘要

政党内部治理成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能否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内部治理同党的建设、国家治理、自我革命紧密联系但又存在理论概念和分析框架上的鲜明差别。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内部治理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核心目标，以严为主基调，以党的政治治理为统领，以思想治理和制度治理相结合为基本方式，以党内政治生活治理为基础，以作风治理为切入口，以腐败治理为关键，取得了突出成效。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内部治理要着力解决好如何增进内部治理的广泛共识，减少治理成本，如何保持对治理环境变迁的敏感度，提升精准把控能力以及如何走出内部治理的两难困境，不断创新发展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作者

朱豪媛，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董德兵，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学研究部教授

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原创性贡献研究”(项目编号：19BDJ004)、上海市社科规划课题“‘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研究”(项目编号：2018FZX018)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刊于《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命题，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以一次中央全会专题研究部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决定了党的内部治理效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能否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探寻中国共产党内部治理的逻辑理路和宝贵经验，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01

政党内部治理：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新课题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尤其是苏东剧变以后，诸多大党老党先后丧失执政地位，这给中国共产党带来巨大冲击，也促使人们分析传统政党治党方略的成败得失，思考新型管党治党模式。特别是改革开放作为一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给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所处环境、使命任务、运作机制、治党方略也经历了历史性变革，“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能否在快速变迁的社会结构中保持有效的组织力量存在，成为需要重新审视的问题”。而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西方治理理论逐渐成为热点，带给人们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考路径。国内学者在研究评介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将其引入政党研究领域，政党治理研究逐渐兴起。

学界政党治理的研究现状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第一阶段，是从21世纪初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国内政党治理研究聚焦于论证将治理理论引入政党研究的必要性、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明确其内涵。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将治理理论引入中国共产党研究首推王长江教授。他从分析“善治”对现代政党变革的影响入手，深入分析了现代治理与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变革。高民政、姜崇辉、徐峰等学者明确提出“政党治理”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初步界定。姜崇辉考察分析了五大政党的兴衰成败的历史教训，认为政党治理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课题，并以剖析政党规模与党力“负和化”现象为切入点，指出政党治理是大党老党发展的必然选择。王萍则初步探讨了政党治理软件要素和硬件要素之间的关系。

第二阶段，是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之前。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时代课题之后，政党治理的研究对象逐渐明确，研究成果渐次增多，研究领域逐渐拓展。如关于“政党治理”的概念，有学者将治理概念沿用至政党理论领域，有学者将政党治理与党的建设、党的管理混淆使用，甚至将其理解为“治理整顿”。从治理理论的延续来看，有学者将政党治理理解为如何运用政党外部力量对政党进行治理，有学者将其理解为政党对自身的治理，还有学者将其理解为党际关系治理，不一而足。同时，学界也对政党治理的内在逻辑和结构组成进行了深入研究。政党治理涉及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方式、治理机制、治理结构、治理资源、治理效能等多方面的内容。周敬青从意识形态、组织凝聚、党内民主、防治腐败、制度规范五个方面分析了治党的基本维度。罗峰从思想建设、党内民主和廉洁三个方面解剖了党内治理的实践。赵晓呼、倪明胜认为需要从多元共治化、制度理性化、民主透明化、技术现代化、区域网络化和组织效能化五个维度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化政党治理体系。刘红凛认为政党治理的目标指向在于实现科学治党、从严治党、民主治党的统一。齐卫平教授认为需要把治理理论引入政党组织规模问题研究。此外，还有学者总结梳理了国外政党治理的经验及其借鉴意义。

第三个阶段，是从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至今。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部署了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何认识全面从严治党和政党治理的关系，成为学界的研究焦点。吴桂韩认为，从严治党属于政党治理范畴。贾绍俊、邸乘光认为，全面从严治党是全党参与的党内治理过程。仲伟通认为，全面从严治党遵循着政党治理“依主体、循法治、行善治”的内在规律。刘红凛则从政治治理的主线与目标、重点对象、责任落实、制约因素、治理模式等方面总结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规律。刘建军从党的领袖、党的纪律、特权治理、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党的政治基础巩固和家风培育方面来阐释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的党内治理部署。王艳珍基于政党治理视角指出全面从严治党需要解决价值观念、治党途径与机制、治党内容评估机制、治党主体力量与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学界围绕完善政党内部治理的动力机制和治理机制等问题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总体上看，学界关于政党治理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充分体现了对治理理论的借鉴吸收，反映了对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注，同时也显示出学界对政策话语的过度追随。尽管现有研究已经高度关注现实，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的现实挑战、中国现实政治的内在逻辑等问题仍然缺乏关注，且呈现出碎片化、分散性特征，其根源恰恰在于对现实关注度高而分析深度却不够。因此，应当立足于“两个大局”的现实要求，立足于党的历史使命与长期执政地位，立足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立足于管党治党的显著成效与突出问题来分析治理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内涵，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内部治理的内在逻辑、现实挑战和实现路径以及内部治理机制的构建和制度完善等问题。

02

中国共产党内部治理的

理论渊源和实践逻辑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作为整个国家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自身状况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状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十八大刚刚结束，习近平同志带领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面见中外记者时，就强调“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己存在的突出问题”，“中国的事情要办好首先把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要办好”。“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世界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演变的教训，都揭示了一个道理：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就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之前，马克思、恩格斯着重探讨的是“无产阶级为什么需要自己的政党、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党”的问题。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之后，尤其是在指导欧美各国建立巩固工人阶级政党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则着重探讨解决“怎样才能建设这样一个政党、怎样才能发挥它应有作用”的问题，无产阶级“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成为一个阶级来行动”，这是“获得自身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新型政党应当是“强大的有组织的”，以先进科学理论武装，能够为无产阶级提出正确的斗争纲领和策略，只有这样的政党才能担负起领导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使命。从领导改组正义者同盟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到第一国际时期一系列建党实践，再到第二国际时期指导民族国家建党，马克思、恩格斯毕生都在为建立这样一个政党而努力。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工人阶级政党建立之后，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其应有作用，就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思考和探索的重要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首先，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理论基础，这是“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内根本不容讨论的问题”。其次，对于一个群众性大党来说，充分的党内民主是发挥全党积极性，培育新党员，消化各种非无产阶级成分，揭露并战胜腐化分子的基本条件。针对各国党组织建设中的问题，恩格斯提出，应当按照党章规定按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坚决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和党内平等原则，让党员批评和监督党的干部，“既然在一些资产阶级政党里，毫不客气地向党的领导人追究党内责任都是司空见惯的事，那么工人政党自然更应当做到”。

列宁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学说同时代条件和俄国国情相结合，提出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把无产阶级政党治理理论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党成为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执政党。党的基本任务已经转变为巩固和运用新生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根本性的转变，对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组织、思想、作风等方面提出了新课题新要求。列宁首先提出了“不通过共产党就不可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历史规律。其次他认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了，党的工作方式方法也要进行根本的转变。此外，列宁认为加强思想建设是保持党的性质和增强党的战斗力的重要一环，特别是不应当放松而应当结合建党实践搞好党的思想建设。最后，列宁强调要健全党内民主，认真实行党的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使党员充分地行使民主权利，巩固党的意志统一和行动一致。严格党员标准，提高党员质量，是列宁提出的执政党组织建设的重要原则。列宁从俄国党的实际出发，指出工人阶级政党不追求党员的数量，而注意提高党员的质量，“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在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之后，列宁提出延长预备期，严格党员入党条件，对于担任各种领导职务的党员，必须严加要求。

“政党只有顺应社会发展潮流，不断调整战略策略和加强自身建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越来越多政党都根据自身所处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调整组织机构、运动机制、活动方式，以满足环境需要和人们的政治需求。这表明，政党现代化已经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

政党现代化，意指政党为了适应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需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使自身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过程。政党是政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党，归根到底，是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或集团参与政治的工具。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自主意识、参与意识和民主意识不断提高，都对政党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政党习以为常的组织结构、运作方式、体制机制、意识形态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如何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适应整个现代化的要求，不断改革完善党的组织运作机构，探寻更为有效的运作机制和活动方式，是每一个政党都会面临的难题。

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历史方位、发展阶段、党员规模、组织结构、领导体制、执政方式、意识形态等诸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实现长期执政，就必须善于总结借鉴各国政党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深刻把握“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的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深刻认识政党内部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努力探寻新时代政党内部治理方略，以党内治理现代化引领政党现代化和国家良序善治。

近些年来，中国共产党全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取得明显成效。同时，与国内外形势任务相比，与党的初心使命相比，党的领导弱化、党的组织涣散、党的纪律松弛、党的宗旨淡化、理想信念动摇、党内政治生活浑浊、管党治党宽松软等问题突出。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各种因素具有很强的危险性和破坏性，党面临的“四大考验”是长期复杂的，“四种危险”是尖锐严峻的，“四个不纯”是突出顽固的。尤其是“一段时间里、一些领域中腐败易发频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复杂严峻，一些贪腐分子胃口之大、数额之巨、时间之长、情节之恶劣，令人触目惊心！甚至多个地方和部门出现了‘塌方式腐败’”。一些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一些老问题存在反弹回潮的因素，又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会危及党的执政地位。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自身过硬”。怎样才算过硬，就是要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要不断强化内部治理的根本意义所在。

03

治理理论与政党内部治理

治理概念在国内外学术界及各种国际组织中颇为流行，并广泛应用于各个学科领域。政党治理源于治理理念和治理理论在政党研究领域的运用和拓展。因此，准确把握政党内部治理的内涵就需要从把握治理概念开始。

尽管基于不同的背景、现实需求和政治考量，治理的概念具有较大差别，但仍存共识性的内涵界定和实践指向：强调认同、效率、责任、透明、互信、协商、合作；主张多元主体的协调配合；区别于传统单向度的统治，治理更强调过程的双向甚至多向度；主张正式制度尤其是非正式制度在治理中的作用。换言之，治理理论试图超越传统的政府—市场二元分析范式，找到既能克服传统等级命令官僚制的弊端，又能克服纯粹自由市场崇拜，更好发挥二者作用的“第三种选择”。

20世纪90年代开始，治理理论逐渐拓展到国家、政府、社会、企业等多个领域，先后形成了国家治理、企业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等理论。进入21世纪，治理理论拓展至政党理论，就是政党治理概念。考察现有研究成果，学者主要在两个维度使用政党治理概念。广义的政党治理涵盖政治自身治理、对政党的治理以及党际关系治理，狭义的政党治理指的是政党内部治理或自身治理。本文在第二种即内部治理的意义上使用政党治理这一概念。

尽管学界对政党内部治理内涵的界定相差较大，但存在几点共识。从主体上看，都强调政党治理由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共同参与；从客体上看，都强调党内治理对象是党内精英、党的组织和党员；从治理资源上看，都强调党内治理主要依靠意识形态、制度体制、组织资源、公共政策；从治理方式上看，都强调协商、合作、互助等方式。政党内部治理与党的建设是联系紧密但又意义不同的两个概念。如上文所述，政党内部治理更强调主体互动、资源配合、方式多样、责任明确、信息透明，党的建设的内涵一般有“大党建”和“小党建”之分。所谓“大党建”，指的是政党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执政进行的理论和实践活动；而“小党建”指的是党的自身建设，也即政党为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以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永葆执政地位而开展的各项工作。从中可以看出，两者紧密联系而又差别明显。首先，党的建设和政党治理的目标都在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其次，政党治理和党的建设在主体、动力机制、主要资源、方式机制、内容领域上大体趋同。二者的主体都是党自身以及由党内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构成的党的组织体系，二者的动力都来自于党的历史经验、现实考验、长期执政的需要，二者的主要资源都是意识形态、组织体系、优良作风、党员干部、规章制度，二者的内容和领域高度重合，党内治理的内容就是党的建设布局涉及的领域。再者，党的建设是政党治理的现实基础。党之所以能“长期执政”，是党的建设长期以来不断加强、协调统一、齐头并进的结果。当前阶段我们党所处的内外环境发生的广泛、复杂的变化，要求党的建设引入治理理念和理论，强化党的建设重点领域的党内治理。正因为存在党的建设的战略需求，才有了党内治理的现实需要和具体举措。最后，政党治理是推进党的建设的战略重点。“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永远关注的客观存在，是一个永恒课题，而“政党内部治理是党的建设的当代形态，它的变革对政党发展而言具有实质性意义”。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国家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深刻变革与重大创新。习近平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由此可以看出，国家治理体系内含政党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同样包含政党治理的支撑。

一方面，政党内部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前提、动力和关键，“政党是治理国家不可缺少的工具”。中国国家治理不同于西方国家治理的根本之处就在于领导力量的不同。在国家治理体系这个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中，中国共产党处于核心和中枢位置，故而“治国必先治党”便成为我国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逻辑必然。所以，只有治理现代化的政党才能肩负起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政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复杂系统，从治理对象来看，包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涉及的逐个领域；从治理主体来看，包括领导力量也即党的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等组成的有机系统。这实际上是将党的治理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的框架之内。因此，政党必须通过自身治理调整结构、调试功能、调节运作，以自身的现代化引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党，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对象不仅包括外部世界，也包括“革自己的命”。不同于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设计以及两党或多党通过选举轮流上台执政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决定了党内监督在监督体系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因此，以自我革命精神祛除党内存在的危害和妨碍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诸种弊病，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长期执政而不懈怠的根本保证。不同于一般的变化、修正，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我革命是党进行自我批判、自我扬弃以排除肌体毒素、保持肌体健康与活力的过程，是对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的解决，是党永恒不变的内在基因，驱动党不断推进自身治理。概而言之，“自我革命”主要是从政党治理给党所带来的变化的剧烈程度而言的，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给党带来的“革命性锻造”，真正实现了内部治理的“升级换代”。

基于以上对治理理论的回顾分析和对相关概念的辨析，本文认为，所谓政党内部治理，是指政党运用治理理念和治理理论，运用协商、合作、对话等多种方式，由党的组织体系各组成部分共同参与、交融互动，确保党的集中统一，优化组织结构，创新意识形态，提高党员质量，提升吏治水平，严明纪律规矩，净化政治生态，惩治党内腐败，制约权力运行，从而提高管党治党效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的领导核心地位，进而实现党的历史使命。

04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内部治理的逻辑理路

打铁必须自身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综合分析国内外、党内外社会环境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着眼于“进行一场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基于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课题，围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始终贯穿严的主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严肃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为载体和平台，以强化党内监督为根本保障，把内部治理置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中予以布局和谋划，取得了“全面深刻、影响深远、鼓舞人心”的变化，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

第一，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目标。习近平提出了党的全面领导的重大命题，并将其上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和最大制度优势的高度。从政党治理的视角来考察，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键在于“全面领导”和“领导一切”。党的全面领导重点是“全面”，关键在“彻底”。其中，党的领导的“全面”，强调的是领导的广泛性，也即“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而党的领导的“彻底”，强调的是领导的彻底性，意味着党的领导是彻底的、无缝隙的，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务实而不是务虚的。“全面”意在统筹全局、把握整体，“彻底”侧重延展到位、深入内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内法规和制度建设，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制定《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条例》，推动全党健全和落实请示报告制度。2015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国务院党组、全国政协党组、两院党组坚持每年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报告工作，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组)向党中央报告，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向中央政治局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这就把党的章程关于“党组必须服从批准它的党组织的领导并向它报告工作”的规定具体化操作化。党中央先后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中央群团工作会议，以及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全国教育大会、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全国卫生健康大会、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等等。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出席，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具体要求，这就是加强党的领导的具体体现，并通过十九届三中全会部署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落到实处，尤其是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建立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把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化规范化具体化，确保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第二，坚持严的治理主基调。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九千多万党员、在一个十四多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如果管党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回顾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内部治理，其突出特征、鲜明主题、显著成就就是始终坚持严字当头，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这里的“严”，不是部分而是全面严，不是一时而是永远严，不是孤立而是系统严。必须全面始终系统从严加强党的思想治理、组织治理、作风治理、腐败治理、制度治理，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做到管党有方、治党有力、建党有效。一是思想治理从严，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着重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教育，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对全党进行思想洗礼和信念教育。二是责任治理从严，坚持和落实党的领导，引导全党增强四个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不断增强各级党组织管党治党意识和能力。三是纪律治理从严，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着力推动全党牢记“五个必须”，防止“七个有之”，保证全党团结统一、步调一致。四是干部治理从严，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破解“四唯”难题，着力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优化选人用人环境。五是作风治理从严，坚持以上率下，锲而不舍，扭住不放，着力解决许多过去被认为解决不了的问题，推动党风政风不断好转。六是腐败治理从严，坚持全覆盖、零容忍、无禁区，“老虎”“苍蝇”一起打，扎紧制度的笼子，有效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努力全面从严推动党内治理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第三，以党的政治治理为统领。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党内存在的政治不纯、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要求全党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中央先后修订《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尊崇党章，坚持和完善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各项规章制度。在干部选拔中突出政治标准，把好政治关、品行关、作风关、廉洁关。在基层党组织建设中，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努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人才工作注重政治引领吸纳，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等，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人和事。经过持续努力，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营造了良好政治氛围，提供了有力政治保证。

第四，以思想治理和制度治理相结合为基本方式。政党治理是一项与时俱进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协调、整体推进，不断提高治理效能。“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刚柔并济，相互配合，才能发挥政党治理的最大效能。中国共产党思想治理发端于井冈山斗争时期为克服党内存在的小农意识、无政府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意识对党的侵蚀，是解决思想上入党的实践探索，至古田会议初步形成，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和瓦窑堡会议上升为全党共识，再到延安整风时期成为党的建设重中之重，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方面、基本方式和制胜法宝。尽管不同时期的内外环境、使命任务对党的思想治理的内容、重点、方式要求有所不同，但其着力点未曾改变，即通过思想教育、思想斗争、思想建设解决党内思想认识不统一、意识形态混乱等问题，实现党的思想统一。制度治理同样来源于革命战争时期为党内问题而采取的一种成熟规范化的治党方式。革命年代战争异常残酷，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也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总是在具体的任务面前先确定好相应的制度，以确保党和全体成员为完成历史任务而奋斗，也防止了一些党的领导干部以组织的名义进行个人独断。换言之，思想治理是通过宣传教育、思想改造等方式解决党内思想问题，达到思想统一，而制度治理则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式统一思想、规范行为。两者目标一致，密切联系。一方面，思想建党是制度治党的价值基础。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通过思想建党，才能为制度治党奠定思想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没有制度支撑，思想治理就没有支撑和保证。思想建设必须依靠有效的制度予以保障才能实现常态化、长效化，否则可能沦为运动式治理或为进行教育而教育，起不到应有的效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力加强理论武装，夯实理想信念基础。中央政治局带头加强理论学习，先后组织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现代科技等多个学科领域的43次集体学习，尤其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作为学习重点，为全党作出了表率。中央明确要求各级党委理论中心组、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教育作为重中之重，同时，抓好坚定理想信念这项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将其作为干部教育和党内政治生活主题，把集中学习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紧密结合，推动全党学习教育常规化制度化。另一方面，“既从思想教育上严起来，又从制度上严起来”。党中央把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为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任务来抓，要求全党必须尊崇党章，健全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和具体规定，坚持制度治党和依规治党相统一，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提高制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通过持续努力，党内治理效能明显提升。

第五，以党内政治生活治理为基础。党内政治生活是解决党内问题的“金钥匙”，是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党性的“大熔炉”，是纯洁党风的“净化器”。所以，党内政治生活是党内治理的基础和关键，抓住了这个要害，就起到了纲举目张的作用。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贵在经常、重在认真、要在细节”方针，明确要求全党必须遵循党章，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防止市场经济商品交易原则带到党内来，真正让党内政治生活严起来、实起来、活起来。党内政治生活没有文化的支撑，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针对一段时间以来党内突出存在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圈子文化，党中央下决心治理，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

第六，以作风治理为切入口。回顾十八大以来的党内治理路径，可以看出，党中央以作风建设、反“四风”为小切口，推动整个作风建设和党的形象好转，为党内治理向纵深发展创造氛围、赢得支持。“四风”问题，看似是小问题，实则是党内问题的根源。“党内存在的其他问题都与这‘四风’有关，或者说是这‘四风’衍生出来的。” “四风”问题违背党的性质宗旨，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从作风治理开局起步，把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聚焦治理“四风”问题作为切入口和突破口，就是要起到“徙木立信”的作用，久久为功，驰而不息，这样才能取信于民、取信于全党。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首先身体力行，见事见人，上下互动，执纪问责，结合实际，层层跟进，形成作风建设的强大势场。当然，也要清醒地看到，“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只是开端、只是破题。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同时作风建设极易反弹，因此“不可蜻蜓点水，不可虎头蛇尾，不可只是一阵风”，关键在“长”“常”二字上下功夫，把作风建设融入日常、融入平常、融入工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构建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1＋20”制度体系，出台了一批配套制度。几年来，中国共产党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作风建设，“四风”问题得到有力整治，党风政风全面好转，正可谓“八项规定改变中国”。

第七，以腐败治理为关键。中国当前最大的危险是腐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看到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斗争，将其视之为党长期执政的最大威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反之，化雪融冰也绝非一日之功。反腐败从长期看，需要制度根基，而在当前，需要的更是勇气和定力。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坚如磐石的意志，从指标入手，首先致力于减少腐败存量，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和跨境治理，形成强大震慑。其次，从被动的不敢腐，发展到高度自觉的不想腐，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欲速则不达，甚至可能导致前功尽弃。不敢腐，靠强力反复形成的震慑；不能腐，靠扎紧制度笼子；不想腐，靠教育靠信念靠理想。三者有序推进，共同作用。此外，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既打老虎，又拍苍蝇，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腐败行为和不正之风，让正义的阳光铺洒在百姓身边。最后，围绕我们党作出的庄严政治承诺——2020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坚决斩断伸向扶贫和民生领域的“黑手”，并开展打黑除恶活动，坚决扫除侵害群众权益的黑恶势力，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对党的信赖，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

05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内部治理的未来展望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推进内部治理，是党能够一路走来并能一路走好的根本所在。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内部治理成效明显，但远未到大功告成的时候，党面临的“四种危险”“四大考验”“四个不纯”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还不时出现。因此，中国共产党内部治理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必须始终保持思想清醒、意志坚定，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向纵深发展。

如何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推进自身变革，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亨廷顿所言，“就政治的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的力量和适应性”。越来越多西方政党以及政党体制为回应外在环境刺激而在政治整合、体制创设等方面作出改革努力。政党内部治理的适应性，也即政党治理的动力机制，应当体现为政党组织的结构性适应和功能性调整。所谓结构性适应，指的是政党主动调整自身意识形态、组织结构、党员组成、干部构成来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和使命任务的要求。而政党的功能性调整，意味着政党不但要适应变化，还需要进行结构功能调整和路径措施转换，促使政党执政效能的提高。

当然，以上关于政党变革动力机制的探讨是从整个政党发展史，尤其是以西方政党为分析对象的，但为分析中国共产党内部治理的动力机制提供了有益借鉴。与其他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遵循一些共同规律，但同时也呈现出自身在理念宗旨、组织架构、发展规划、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显著特征。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全新历史形势，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治理环境更加复杂，压力更大，同时标准更严，要求更高。然而压力并不能自然转变为党内治理的动力，更不必然意味着内部治理能力和效能的提升。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政党变革的动力机制？或者说影响党内治理动力提升的因素是什么？综合考察政党发展和现有研究，本文认为，推进中国共产党内部治理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需要考虑以下三点：

第一，如何不断增进内部治理的广泛共识，减少治理成本？政党如何应对环境变革，实现政党治理现代化往往受到党内精英群体博弈的影响。出于治理收益的不确定性，党内应对变革的抉择并非来自于如经济人假设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理性平衡，而是来自对未来收益的不同预期。也正因为收益的不可预期性，政党内部往往存在强大的抵制力量，导致动力不足或者应对迟缓，从而错失变革的最佳时机或者大幅度增加变革成本。一般而言，为使那些希望政党实现目标的人参与到政党活动中，政党主要采用三种激励：物质激励、团结激励和目标激励。前两者旨在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它采取的做法是为个人参与活动提供一种选择性的激励，这种激励的价值大于参与付出的成本。而目标激励只对那些不计算参与成本、或在计算后并不在乎这一成本的人才有效。政党通过目标激励招募的积极分子受到政党意识形态或公共政策纲领的吸引，他们认同政党的目标，并愿意帮助政党实现这些目标带来的集体利益。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宁可得罪少数人，决不可辜负十三亿人”的责任担当，以时不待我的紧迫感铁腕推进党内治理，以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创造氛围、积累经验，消弭了党内存在的政治隐患，全党思想、政治、行动更加坚定统一，这是进一步推动内部治理向纵深发展的共识基础、目标动力和最大激励。

第二，如何保持对治理环境变迁的敏感度，提升精准把控能力？政党适应环境的变迁，这并非是说政党需要应对一切变化，而是指政党必须应对那些对党的执政基础和使命任务影响重大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党必须具备精准把握环境变迁的能力。如果一个组织不能保持对所处环境的敏感度，不能精准把握环境变化对自身变革的影响以及对提升自身能力的要求，它在此方面的竞争力将日益衰竭。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世情国情党情的判断更加与时俱进，符合实际。观世界大势，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当前世界的变局百年未有，经济全球化浪潮滚滚向前，国际格局深刻变革，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但同时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变革催生新的机会，但变革过程充满风险和挑战，人类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为应对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论及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情国情党情的“一个变两个没有变”。“一个变”，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两个没有变”，即“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国情没有变，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国际地位没有变”。谈到党情，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党员数量超过九千万、长期执政的世界第一大党，如何把党员优势转化为执政优势，变大党为强党？十八大以来党实现了革命性锻造，但党内仍然存在不少突出问题。从党的历史使命看，当前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前所未有地接近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备实现这个目标的信心和能力，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需要推进落实，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巨大影响和不确定性，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正是基于对世情国情党情的准确判断，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才能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根本性变革。

第三，如何走出内部治理的“两难困境”，不断创新发展？不可忽视的是，政党内部治理存在不可忽视的两难困境。一方面，是如何正确对待“适应性”经验。对于环境挑战的每一次回应，尤其是面对最严峻挑战的成功回应，会积淀成为政党的成功经历被不断加以总结，并理论化上升为“宝贵经验”。但也要留意到“宝贵经验”或者“成功经历”的功能限度。作为一种组织，政党“受缚于自身的历史”。换言之，“即使在以后的历史中，政党所处的环境相比建党时已发生变化，但政党在建党时所拥有的意识形态等内容仍会存在，而当政党进行调整时，政党历史则会对它如何调整产生影响”。经验是增加适应性的有益加持，但如果处理不当尤其是不加分析地迷信般崇拜，甚至将其普遍化，则极有可能成为适应性裹足不前的障碍，最终削弱适应性，导致政党衰落。另一方面，是如何化解“适应性”陷阱。政党不加区分地过度回应社会需求，可能会使组织在面对未知环境压力和社会需求时更加脆弱。已有的成功回应可能激励甚至诱发既有或更多的力量提出新的、更加多元复杂、甚至超出政党可以满足程度的利益需求。如果这种需求不断叠加，组织的调整与适应可能面临“众口难调”的“适应陷阱”，稍微不慎，就会引发民众的不满和社会的不安，最终导致政党的不适应。因此，面临可能的两难局面，政党要么适应过度导致利益需求无法满足，执政地位难保，要么重回“改变而非适应环境”的老路，最终积重难返。然而政党与社会并非彼此隔绝的两个世界。社会多维度的支持带来治理资源的增加，党内问题的有效解决带来治理共识的增长，制度的逐渐规范成熟带来治理的稳定性，技术的适应掌握带来治理有效性的提升，中国共产党内部治理成效必将更为显著。

往期回顾

《社会科学》往期目录

《社会科学》往期摘要

刘旭光｜论“审美”的七种境界——关于审美的有限多样性与超越性

长按二维码关注我们

《社会科学》杂志

唯一官方微信平台

理论创新  学术争鸣  战略视野  现实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