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盛勇｜“转变论”和文学实践的主体性——胡风及其同人对有关鲁迅思想的认知

摘要

鲁迅有否在1920年代末经历一番彻底的思想转变，这在左翼文化界是存在争议的。在左翼内部，最先对鲁迅思想前后“转变”的说法予以明确抗议和声辩的是王任叔，其次是雪苇等人，而他们在鲁迅“转变”问题上的观点是不同程度地通向胡风的。胡风对于鲁迅“转变”问题的重新认识也是始于鲁迅逝世前后，经历了一个过程。胡风担心“转变论”说法会削平乃至抹去鲁迅思想中的一些根本性东西，而这也正是胡风文艺思想和文化观念赖以存在的要害所在。胡风以为，鲁迅早期形成并跟历史要求相一致的战斗人格在其后期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所以鲁迅也就不存在前后期的转变问题，鲁迅是带着自己的思想方式与人格力量开始他的文学、思想启蒙和批判工作的，并一以贯之。胡风在鲁迅思想“转变”问题的认知上也存在一定矛盾性。

作者简介

袁盛勇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刊于《社会科学》2020年第10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文艺与现代中国研究”(项目编号：18ZDA280)的阶段性成果

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鲁迅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存在。鲁迅文学及其思想的复杂性，决定了对于鲁迅的理解不可能定于一尊和一维，所以对于鲁迅思想及其发展脉络和变迁的理解，不同研究者也就有不同理解，这是正常现象。胡风及其同人对于鲁迅文学及其思想的理解具有独特性，尤其在对鲁迅前后思想的转变及其文学实践的主体性方面，他们曾经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才情，值得予以认真梳理和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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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9月，已发表过《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检讨书的舒芜，奉命到北京来找胡风谈心，做胡风的思想工作，要胡风承认自己的文艺思想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要他改变自己的观点，把立场转移到无产阶级这边来。这其实是《人民日报》在该年6月8日转载上述文章时所加按语中强调过的观点。《人民日报》编者按说：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这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这个按语是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写的，可见，它代表了当时主流的观点。想不到舒芜不仅运用这样的观点来检讨自己的思想，而且来奉劝他曾经的引路人胡风了。胡风对此显然非常反感。他跟舒芜见面后，就在写给王元化的信中讲了所谈内容和自己的感受。信中说：“吴耻(指舒芜——引者)七日到此，九日公人通知我，说希望见面。十日他来信，今天约来了，恭请他到中山公园喝茶，又一道吃饭(他会了账)，又回到我这里，坐到十点过才走。好像真正把住了无产阶级性似的，说了不少。我只是好好地听，没有反驳他。总之，在他看，我没有明确地斩断过去个人主义的思想，一点没有叫响无产阶级的立场……。再就是，我一直没有把工作当作一个‘螺丝钉’，等等。总之，先要有无产阶级立场，然后才是党的文学。否则，就是个人主义。——听起来，好像承认我做的并不和他一样，但实际上要拉我下水，为他立功。无耻一至如此。”显然，胡风对于建构“党的文学”的简单做法是有不同认知的，对于世界观的改造和无产阶级立场的确立跟社会主义文学的关系也有其自己的思考。胡风其实在当时并不反对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思想改造，但他所坚守的改造是并不放弃个人主体性价值、主观战斗精神和历史进步要求相一致的改造，而且对于作家来说，是必须把创作实践和生命体验、生活实践统一起来的自我生命的扩张和改造，而这样的自我改造跟当时社会所要求的改造路径和目标是颇为不同的。

也正因如此，胡风当然也不会如冯雪峰那样把鲁迅仅仅理解为“党的鲁迅”，他是要在鲁迅那里发掘到一种为人为文的价值的，他要找到鲁迅人格和思想中恒定的一面，他更要在这个基点上去理解和把握鲁迅思想的发展。胡风自始至终反感主流派批评者把鲁迅塑造成为一位向社会科学理论“投降”的人，反对主流派固守的鲁迅前后期思想发生质的转变的说法。在这意义上，大多数从事过鲁迅研究的所谓“胡风分子”跟胡风是颇为一致的，比如雪苇、耿庸和张禹等人。这就又须回到那个著名的“转变论”命题上去，并对此予以较为详细的考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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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有否在1920年代末经历一番彻底的思想转变，这在左翼文化界内部是存在争议的。

谈到鲁迅的“转变”，就会论及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中那些所谓激进的革命者对于鲁迅的批判以及鲁迅的反批判，这就构成了1928年所谓“革命文学”论争中的重要一环。对于激进的革命文学论者给与自己的批判，鲁迅谓之“围剿”，这跟此前现代评论派和后来新月派中的那些正人君子的行为一样引起了他的反感，但在客观效果上似乎又具有某种相似性，这就是：后者是愈发从反面促使鲁迅立足底层和民间，更加忧心大众物质和精神上的疾苦，也因而促使他更加坚定了一种所谓左倾的立场，并以此抵抗那种立足贵族派立场的理论的侵袭；而前者促使他走向了一种较为自觉的唯物史观的确立，译介并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方法。关于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诸成员的批判功效，鲁迅不无谦虚地说过：“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还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

对于这些话，不同人自有其不一样的理解。

一种理解是，鲁迅在此完全承认了其思想之质的“转变”，前期是进化论和个人主义的，有很大的思想局限性，后期是马克思主义的，能够科学地认识文艺和真理。这个理解显然蕴含着鲁迅思想发展中的断裂性质，而这为鲁迅思想的前后分期提供了事实性依据。在相当长时间里，左翼和右翼文化界对于鲁迅的认识就具有此种两分的性质，前期的和后期的，并且是以完全不同的面貌出现，对于这个变化，左翼当然是欢迎的，右翼却是害怕的。但不论是欢迎和害怕，鲁迅的形象在他们眼里都不是完整的，而是破裂的。于是，鲁迅就有可能会被描绘成为一个稍许带了些滑稽意味的角色，而这正是为创造社、太阳社那些批判者津津乐道的事情。1931年1月，黎炎光编辑出版了《转变后的鲁迅》一书，这个书名就为鲁迅划了一条“转变”的清晰界限，他在“编者的话”中就描绘了两个不同的鲁迅形象。他说，鲁迅在新旧时代的交替中，真的“转变”了：“自然，他在未转变以前，绝对不是旧势力之辩护士，而是旧势力之死对头，但是，在另一方面看来，他对于普罗阶级之革命运动，是带着一种讽刺而冷诮的态度在轻视着，这是毫无疑义的。他的这种表现，完全是他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的暴露。”又说，“鲁迅先生，自从转变以后，他即站在时代的最尖端，和着那广大的普罗群众，在一块儿呼喊打倒资本帝国主义，消灭一切压榨阶级，及反动势力。”在这位论者眼里，鲁迅好像是个非常被动的人，也是个善于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的人。鲁迅是怎么“转变”的，他的思想变化轨迹如何，并没有说清楚。

第一次对鲁迅思想的“转变”给以全面而深刻的总结的，是被鲁迅引为知己的瞿秋白。瞿氏于1933年4月所写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是鲁迅研究史上的经典。他对鲁迅思想的发展历程做了非常明快而深刻的论断：鲁迅“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又说，“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这论述之所以能获得鲁迅认同，并且能成为鲁迅研究史上的经典论断之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能把鲁迅的思想变迁跟广阔的社会历史嬗变联系起来，于是，鲁迅的思想变迁就不是一种静态的、象牙塔中的逻辑演绎，而是一种动态的历史呈现了。鲁迅思想的转变也因之具有一种历史的纵深感，但也正因如此，鲁迅思想转变历程中的逻辑感就被包容在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之中了，鲁迅就有可能真正被纳入到马克思主义思想者中来了。在这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注重社会历史考察的思维方法和叙述框架终于在分析鲁迅时呈现了它的巨大魅力，鲁迅也就有可能被一种宏观的历史研究方法和叙述机制予以“有机化”熔铸。所以，在很大程度上，瞿秋白的论述既是对鲁迅思想的变迁予以深刻理解的真正开端，也是对鲁迅予以符号化认识的真正开始。在这点上，瞿秋白的作用已经远远超越了写作《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的冯雪峰。在鲁迅现象史上，鲁迅的辉煌和悲哀都极有可能被这样一种论述机制所铸就。自从瞿秋白这篇“序言”问世以后，左翼文化界在更高意义上终于认识到了鲁迅的革命性作用，他的关于鲁迅前后期思想转变的论断，也就成了左翼文化主流派接受鲁迅遗产的一个常识，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再加上毛泽东曾把鲁迅予以党外布尔什维克化和圣人化的理解，就更加成了一个论述鲁迅思想发展的基础性前提。

如果把鲁迅从前期走向后期看作是鲁迅思想和人生的转折，而且是一种为革命所热烈欢迎的转折，正像瞿秋白和同时期的冯雪峰所论述的那样，那么，不少人就会把鲁迅思想的这种进步、飞跃或转变看作是创、太二社主动批判和攻击鲁迅之后所产生的积极结果，显然，这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亦即文化批判的胜利。于是，在一部分批判者那里，鲁迅终于成了走投无路、主动缴械投降而识时务的人，而自己也就成了胜利者，受降者。所以他们每每能对鲁迅保持一种优越感，总会采用一种居高临下的眼光看取“转变”之中与之后的鲁迅，并不时给以嘲讽和批评。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就曾认为这种心态是一种天真得可笑的小市民虚荣心，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阿Q心态。鲁迅无疑更多承受了此种“小市民式”的指摘。大家知道，钱杏邨是“革命文学”论争期间批判鲁迅最为得力的一员猛将，他不仅率先宣告了阿Q时代的死去，1928年4月还在《死去了的鲁迅》一文中宣告了鲁迅的死去，就是这样一位革命文学批评家，他在批评茅盾的文学观念时也会顺便嘲弄一下鲁迅：“不但茅盾如此地提出，就是现在‘在转换中’的鲁迅吧，也写过‘文笔的拙劣不如报纸的新闻’(见第五卷《语丝》)一类的讽刺。这一种讽刺，在当时，差不多成为整个的布尔乔亚文坛对普罗列塔利亚文坛抨击的总口号。”“左联”成立后，鲁迅成其盟主，可是“左联”内部的权势者又经常毫无敬意地认为鲁迅是位世故老人，并且认为鲁迅阻碍了左翼文坛的进步。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持有一种有恩于鲁迅的心态，对于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也还不够信任。1932年底，有位左翼文化批评者在给友人的信中指出：“鲁迅入集团(指左联——引者)以后，未能放弃旧嫌，更未能踏入新途，……而左翼本身之乏力，缺少有力之指导者，严正之理论家，给鲁迅的歪曲以相当的制裁，反转而依鲁迅等为柱石，乃宜乎造成鲁迅之猖狂，而今日之左翼文坛亦呈右倾现象。或者他们以为对于鲁迅等之指摘，将破坏左翼之联合战线，实则如此，则反铸成大错，将步入机会主义的路线中去了。所以举发鲁迅的错误，非但是正当的不是敌意的事，而且是急不容缓的事。”这个认识和感受在当时的左翼文化队伍内部，尤其是在创、太二社的那些批判者眼里，是普遍存在着的。

但鲁迅生前曾多次对人表白过，他的赞成革命文学运动以及参加“左联”、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等，并不表示他对创、太二社的批判有所投降和转换。当时有人曾说：“鲁迅并没有投降，也没有任何人来劝他或诱引他或攻击他来投降。他是整个纯正地感到在同一阶级上，应该联合战线向敌人的城垒攻击，绝不能无谓地把同一目标下分出无数小组而内乱，而涣散了自己实力的。诚如鲁迅自己说：并没有转换过。是的，他何尝转换过？他终是为革命文学而努力。”这话虽然是针对右翼文人的讥笑和攻击而言的，但是对于左翼内部的某些人来说，也是有效的。所以鲁迅去世后，郭沫若说的那个“方向转换”之类的话，也就自然引起了一部分亲近鲁迅的左翼文化人的反感，有关鲁迅思想“转变”的说法也就受到了部分人的质疑和反对。在左翼内部，鲁迅逝世后最先对此明确表示抗议和声辩的是王任叔。

1936年底，王任叔发表《鲁迅先生的“转变”》一文，首先交待了写作该文的缘起：近来“读到《申报》的北平通讯，知道北平方面，因鲁迅先生的逝世，颇引起一些争论，那就是关于鲁迅先生的‘转变’问题。后来读了《质文》里郭沫若先生的追悼文字，也有提到鲁迅先生的‘转变’的话，最近《中流》里雪苇先生做的一篇文章——《导师的丧失》——仿佛也隐隐承认鲁迅先生这一‘转变’。虽然，雪苇先生对于鲁迅先生的理解，比谁都来得深切。”对于雪苇《导师的丧失》，王氏在文中多有误解之处。雪苇当时写了《论鲁迅先生的“转变”》一文进行辨析，原拟发表于1936年底的《中流》第8期，可惜“却给上海国民党的检查老爷们禁止了，一直没有露面过”，直到建国初期，才从保存者那里找到，并且随着其《鲁迅散论》的增订再版，而把这个“转变”论的看法直接带入了新中国。

比较阅读雪苇和王任叔的文章，尽管其确实存在一些具体看法上的差别，但其观点还是大体相似。首先，他们都不赞同用“转变”一词来描述鲁迅的思想进程，这是因为，按照雪苇的说法，“‘转变’、‘突变’这些名词，是早给中国的市侩投机家们糟蹋利用坏了，所以在现在读者们的头脑中，有了很不洁的印象，由此生出反感。”王任叔对此也做过明确解释：“‘转变’两字，有当于进化论上的‘突变’。是自量到质的变化。所谓前后判若两人的意思。绝不是进化论上那种渐进的意思。日本把这种‘转变’叫做‘转向’，倒更来得明白确定些。”那么，“转向”的意思又当如何？雪苇指出：“‘转向’也虽然是一种‘突变’，然而这变动是前后带有对抗性质的，是走到岔路尽头时的回转。如以前的痛责苏联者现在回来拥护苏联，以前是战斗的集团主义的对立者现在来赞美战斗的集团主义等等。”显然，这是一种自私自利的政治投机分子的行为。“左联”成立后，鲁迅就曾对此做过多次批评和讽刺。鲁迅更加重视内因的作用，他非常反感那种浮面的投机的“突变”或“转向”，反对政治投机，正因如此，倘若对“突变”“转向”或“转变”一类的词不加以语境的还原和语义的清理，就会对鲁迅本人的真实追求造成一种混乱和伤害，这对认识鲁迅也会造成一种新的障碍，鲁迅生前多次表示对这类“转向”的态度，可见他是拒绝向创、太二社表示“投降”的。在这意义上，王任叔、雪苇这两位尊崇鲁迅为自己导师的左翼文化人，对“转变”“突变”或“转向”等语词进行清理和辨析，是非常及时，必要的，也符合鲁迅思想发展的内在要求。他们在论述中还强调了积极现实主义的主体性精神在鲁迅思想发展中的独特作用，所以王任叔和雪苇在鲁迅“转变”问题上的观点是不同程度地通向胡风的，或者说，胡风对于“转变”论的看法跟他们具有相似性，跟他们站在同一个维护鲁迅声誉和鲁迅思想的起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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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对于鲁迅“转变”问题的重新认识也是开始于鲁迅逝世前后，经历了一个过程。曾有学者以为胡风“并没有参加1936－1941年间的那场讨论，资料显示，关于鲁迅思想是否‘转变’，对在当时的胡风而言并没有成为一个问题”。这个认识显然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是错误的，其错误主要表现在，它忽视了胡风在1936至1937年间就开始反思并探讨鲁迅“转变”问题的实情。1984年，胡风在回忆文章《鲁迅先生》中提到，鲁迅去世前，日本改造社计划出版“鲁迅的杂文选集。鲁迅同意了，也由我选，帮助鹿地翻译。我把杂文选取名《从进化论到阶级论》，鲁迅不加可否，也同意了。后来想到，这样看他的思想历程，是极不妥当的。他在十月革命后就越过了进化论而成为阶级论者了。阶级观点，他一开始就是有的，但见到十月革命这个‘事实的教训’，他就相信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和专政。……我在拟定书名中的这种看法还是受了瞿秋白论杂文时不够成熟的论断的影响，但鲁迅并没有表示不同意。对于他自己，只要不是故意歪曲或恶意侮蔑，他也不会从个人地位或个人荣誉上着眼，勉强别人改变看法，甚至提出抗辩的”。胡风的这个叙述是历史的后叙，因此，有些观点是可加以质疑的，但是，它里面提到的一些基本事实还是较为真实的，可以看出，他在鲁迅去世之前受到了瞿秋白论断的深刻影响，他对瞿秋白论断的反思，对鲁迅思想历程的认识，均经历了一个过程。但不久之后鲁迅去世了，这个计划也就改变了。

胡风生前回忆道：“鲁迅的逝世在实际工作中也引起了一个大变动。日本改造社把出版鲁迅杂文选集的计划改为出版《大鲁迅全集》了。请几个人出面当顾问，其中有内山完造、伊藤春夫、许广平和我。我代鹿地选的杂文扩大了许多篇幅，好像把《野草》也包括在内了。从那时到“七七事变”发生的大半年时间，几乎全用在替他解释并口译的工作上面，还替每一本杂文写了简要的解题。在“七七事变”时我回乡的十来天中，他把我还没有写的最后一个解题请夏衍写了。”这说的是实话。胡风为日译本《大鲁迅全集》第三、四、五卷分别写了解题，涉及到鲁迅的十四本杂文集，这些文字早在1990年就从日文翻译过来了，现在都收在《胡风全集》里，因此，研究者倘若细心一点，全面一点，是不难发现的。《大鲁迅全集》第四卷收录了鲁迅《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等五部杂文集，其中多有关于“革命文学”论争方面的文章，也有鲁迅“左转”后的真实记录，所以胡风在为该卷所作的解题中就自然论述了他对鲁迅“转变”问题的看法。这个解题写于1937年4月，可见胡风在鲁迅逝世后确实对它进行过较为认真的思考。总体说来，胡风对于当时文坛上流行的“转变”说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说，“凡是对他稍具深一点理解的人，是会看出他的身上是不存在由一个立场到另一个立场的‘转变’的”。这是说，鲁迅的立场乃始终如一的。又说，“诚然，他的奋斗的开始曾是进化论，然而他的进化论是放置在清扫反动势力(民族的残酷敌人和民族的黑暗传统)和解放民众为核心的，他把民众的怒火和钢铁的斗志对准了反动势力，不管是多么好的‘未来的黄金世界’，他从来不把它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以这种感动得使人流泪的确信，引起劳苦大众对未来寄予光明的希望。……这是因为他确信世界进化，没有压迫和黑暗的新的人类社会一定能实现。所以，虽然因为时局的黑暗而心境有时沉郁；虽然受着人类的解放的进行的影响会有思想的成熟与发展，但他始终站在民众的一面而坚定不移，也从来没有失掉过对于未来的希望，只要他在现在的中国生存，他就必然要为‘新兴的无产者’极尽全力。这是作为中国新兴文学之父的、战斗的现实主义者的鲁迅的真实的姿态。”显然，胡风以为，鲁迅有着彻底的为大众奋斗的立场，有着一种相信世界进化的理想主义情怀，而这些都贯穿在他的现实主义中，使他能够成为中国新兴文学亦即无产阶级文学之父。正因如此，“鲁迅露出了‘普罗’作家的姿态，也不是因为转变”，而“直到那以前的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攻击，也决不能算做遂行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任务”，鲁迅的所谓“左转”，当然也就更不是创、太二社执行文化批判的结果。因为，“即就文学的见解说，1925年鲁迅主编的‘未名丛刊’亦已介绍了《苏俄的文艺论战》，在前面的《小引》里，对苏俄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显然地表示了明确的共鸣。这是把苏俄的文艺理论最早介绍到中国，是中国作家对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最初的鼓掌。”不仅如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学观念的成熟，鲁迅“一面正当地反对着文艺的观念的虚妄，一面反复地强调革命文学必须切实地和革命实践相结合”。但是，令人遗憾的是，“1928年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不接受鲁迅的这宝贵的态度和理论的启示，不能从鲁迅开拓的战斗的传统得出教训，无视鲁迅对血腥统治的激烈的反抗，却反而演出了围剿鲁迅的闹剧。那原因不外是失败后的小布尔乔亚的焦躁的情绪和囫囵吞枣地接受了当时日本的普罗文学理论而产生的机械的理解在作祟。另一方面创造社和鲁迅之间的宿怨也起了作用。这个事情，虽然可以作为使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意识形态更鲜明化，可以把它当作启蒙运动的功绩加以评价，然而不得不作为一个沉痛的教训。”显然，胡风对创、太二社批判鲁迅的行为是反感的，而且对原因的揭示也是非常深刻，符合历史实际的，在胡风的理解中，不是创、太二社倡导的革命文学运动启发了鲁迅，而是鲁迅引领了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正确开展。在这点上，创、太二社的功绩到底有多大也就值得怀疑了，当时流行的鲁迅“转变”说、突变说或者“转向”说也就值得怀疑了。当然，经历这次“革命文学”论战，“鲁迅对于文学的认识，却确实深化了一层”，也促使他更加自觉地译介了一些较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比如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各自的《艺术论》，等等。但是，在这期间，鲁迅对创、太二社所起的激励作用有过嘲讽性的叙述和说明，这点倒是每每为一些论者忽略了。

1932年，鲁迅在编定《三闲集》时指出：“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我当初还不过是‘有闲即是有钱’，‘封建余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了。这时候，有一个从广东自云避祸逃来，而寄住在我的寓里的廖君，也终于忿忿的对我说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来往了，说我和这样的人住在一处。’”可见，鲁迅对创、太二社的批判是不满的，这个事件给他带来的心灵创伤可说终其一生都没有消除，他在上述这些文字中所显露出来的那种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痛彻心骨的叙述语调，无不给人以深刻印象。其实，创、太二社的批判不仅在鲁迅心中留下了颇不愉快的阴影，而且在那些亲近鲁迅的左翼文化人心中，也是留下了更多难以言说的斑驳暗影的。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和心理障碍，阻止两派人员在更深的层次上就鲁迅的“转变”问题开展积极对话与沟通。

在对鲁迅思想的理解上，胡风显然担心“转变”论的说法会削平乃至抹去鲁迅思想中的一些根本性东西，而这也正是胡风文艺思想和文化观念赖以存在的要害所在。胡风后来对鲁迅的阐释也大多是就此展开的，这是胡风不得不要给以辨析和抗争的一层焦虑，可见“转变”这个正统的左翼文化主流的定见是多么富有份量地压在胡风的心头。鲁迅逝世一周年之际，胡风写了篇纪念性短文概述了鲁迅的思想，题目就叫《关于鲁迅精神的二三基点》。由“基点”二字，可知胡风企图抓住的正是鲁迅思想的根本，乃是构成鲁迅思想独特风貌的根基，是鲁迅思想动态发展中呈现出来的那些不变的因素。在胡风看来，这些不变的因素之一，就是鲁迅所具有的那种跟历史要求相一致的战斗人格。比起对于鲁迅思想内容的承继来，胡风更强调对于作为鲁迅“思想生命的人生态度”的汲取，其中心特征就是“他的内在的战斗要求和外在的战斗任务的完全合一，这可以和天地造化比美的宝贵的精神”。为说明此点，他还特别引用了鲁迅挚友许寿裳的话：“鲁迅是仁智双修的人。唯其智，所以顾视清高，观察深刻，能够揭破社会的黑暗，抉发民族的劣根性，这非有真冷静不能办到的；唯其仁，所以他的用心，全部照顾到那愁苦可怜的劳动社会的生活，描写得极其逼真，而且灵动有力。”“鲁迅又是言行一致的人。他的二百万言以上的创作，任取一篇，固然都可以看出伟大的人格的反映，而他的五十六年的全生活，为民族的生存而奋斗，至死不屈，也就是一篇天地间的至文——一篇可泣可歌光明正大的至文。这仁智双修言行一致八个字，乃是鲁迅之所以为鲁迅！”由此可知，胡风对鲁迅的人格力量多么看重，而这种人格力量正也呈现为鲁迅思想的力量，换言之，前者正是后者的本原。在胡风的考察中，鲁迅的这种本原性力量和方法在早期就已形成：“在他的思想形成的第一个阶段，我们就看到了：思想不能不是献身的行动立场，思想立场不能不和内在的要求融而为一，思想的力量不能不是人格的力量(行为的力量)。”胡风以为，鲁迅早期形成的这种人格在其后来的人生历程中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所以鲁迅自然就不存在前后立场的转变问题，鲁迅是带着自己的思想方式与人格力量开始他的文学创作、思想启蒙和批判工作的。正因如此，鲁迅所具有的主体精神就跟历史进步的要求融合为一了，他在“五四”时期就会焕发出一种别样的思想批判力量，并且以此抵抗自我思想的再度异化或铁屋子化的形成的可能。在这意义上，胡风就会忽然发现《狂人日记》具有一种不同凡响的思想魅力，它所具有的思想史意义也就由此清晰地浮现出来。

1948年4月，胡风以主客问答体形式写了一篇纪念“五四”的文章，题名《以〈狂人日记〉为起点》。他说：“我以为在思想革命的角度上，应该以一九一八年为起点，这一年，彻底的民主革命派发布了他的战书，树起了他的大旗，我们应该把《狂人日记》的发表当做标志。”因为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上，“这是一道鲜血淋漓的战书。它破天荒地第一次宣布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是人吃人的历史，判决了封建社会的死刑。”而对于封建主义的宣战，正是“五四”时期具有“第一等的战斗的实践意义”的历史中心任务，鲁迅通过“对于封建主义的肉搏血战”，显现了个人解放乃至人民解放的“真正的革命性”。由此可以看出，胡风显然是把主体的血战和历史的要求辩证地结合起来进行论述的，缺少这两方面都不足以成就鲁迅的伟大。胡风指出，“鲁迅的战绩当然是历史要求也就是必然性的反映，但历史要求能够遇到了鲁迅，通过他的战斗而被那么快那么坚强地反映了出来，这确是带着偶然性的”。这种对于偶然性的主体生命的强调，其实是并不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没有这样一些生命主体和思想主体的存在，历史要想获得创造性的发展，那是不可想象的。而要尊重并发挥这个主体的价值，就要尊重并运用那样一种立足历史要求和主体意志相统一的思想方法，也就是注意原则性和丰富性辩证统一的思想方法。而这样的思想方法，是不能仅仅立足于历史的直线运动的，亦即不能仅仅听凭那种历史必然性的召唤的，因为在胡风看来，历史实践和生活实践是复杂的，文化思想领域更是复杂的，并且“思想斗争的丰富性正是实践斗争的丰富性的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当然要把历史的“中心的特征提高，凸出，但这提高了凸出了的中心的特征正是要求综合那丰富性，把握那丰富性，不应也不能从那丰富性游离或孤立的”，只有运用这样的思想方法，丰富性才不会“湮没原则性”，原则性也才不会“压死丰富性”，亦即才能做到这二者的辩证统一。胡风以为，现代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之所以能取得一定的成就，“以反帝反封建为中心任务的思想斗争”之所以能得到“更坚实的保证”，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坚守了这个思想方法，但是，胡风对此表示并不满意的焦点也在这里：“看一看二十年来文化上的成绩，总觉得不满足得很。老实说，我就很少感到这个思想方法所应该有的，带着丰富性的原则性的威力。”正是对于这种状态的不满，胡风就有可能重新回到鲁迅那里去寻找那种丰富的精神性资源，因为鲁迅正是一个能够直面历史实践和生活实践之丰富性的思想者，在鲁迅那里，外在的概念和思想要素已经化成了他的血肉，成了他的生命的一部分，他是拒绝那种“直线观点”对于“丰富性”的摧残和扼杀的，亦即拒绝那种教条主义的思维方法和思想形态对于思想主体的奴役。但这种新的思想奴役状态正在左翼文化内部形成，这正是胡风在当时所最为担忧的。胡风敏锐指出：“归根结底，丰富性也依然是一种原则性的问题。……虽然这只是思想方法上的原则性而不是思想内容上的原则性，但一旦成了原则性，就不免被性急地拿了过来，却又忘记了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反转来又把实际的丰富性压死。现在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情形。这不是非常可虑的么？”因此，胡风对于那些僵硬地固守“直线观点”的批评家或文化人是持一种反对态度的，他希望这些人能从鲁迅那里学到一种真正与血肉相连和富有历史感的思想方法，而此种方法曾经保证了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创造性发展，比起对于外在世界和思想概念的迷恋来，鲁迅更加属于自己创造的世界，他从荆棘中开辟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思想之路，走得那样沉稳而富有生气。在这意义上，鲁迅的思想发展也就不是一个所谓“转变”论概括得了的，鲁迅是并不可以用一些外在的思想标签加以简单规训和形塑的。

正因如此，胡风对瞿秋白的观点在鲁迅逝世后也就有所保留和质疑了。一方面，他承认“鲁迅一生所走的路是由进化论发展到阶级论。在初期，他相信社会一定会从黑暗进到光明，在自然科学里面找着了对一切黑暗势力反抗的根据，但到了后期，他的思想里的物质论的成份渐渐成长，明确。”可见，胡风对于瞿秋白的论断还是存在认同之处的，即使到了他生命的晚期，也对此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接受，只是把这个转变的时间提到了“五四”时期而已。但更重要的是，胡风强调指出，进化论和阶级论都不是鲁迅创造的思想体系，“如果他只是进化论和阶级论的介绍者或宣传者，也就不怎样为奇，但他同时是最了解中国社会，最懂得旧势力的五花八门的战术的人，他从来没有打过进化论者或阶级论者的大旗，只是把这些智慧吸收到他的神经纤维里面，一步也不肯放松地和旧势力作你一枪我一刀的白刃血战。”这表明，鲁迅从来就不是某一种外来思想的简单移植者，他把这些外来知识和批评武器加以生命化和智慧化了，他在直面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的境遇下，把这些概念真正变成了自己的东西。所以，他的思想主体不仅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而且这个主体并没有成为教条主义式观念的奴隶。在胡风看来，这个思想主体及其思想方式的形成并非发生在“革命文学”论战期间，更非创、太二社批判的结果，而是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并且，胡风在后来撰写的“三十万言书”中，更是把鲁迅创作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素跟《狂人日记》关联起来，之所以如此激进甚或有些不合文理或不符鲁迅思想与文学实际，在笔者看来，其实他只是为了强调鲁迅思想的恒定性和超越性，只是为了凸显鲁迅思想自我主体性根基形成的重要性而已，这样，他就有可能强调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在主体性，也就因之拒绝了那种外科手术式的思想改造的必要性以及那种教条主义式思想方法的推行。

尽管如此，胡风在鲁迅思想的“转变”问题上还是存在一定矛盾性，这就是，虽然他在不同语境中凸显了鲁迅的独立性价值，凸显了鲁迅之为鲁迅的主体性内涵，但是，瞿秋白概括的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说法并没有为胡风所完全弃绝，他只是把鲁迅思想的转变由1928年前后提早到了1918年前后而已。而且，鲁迅思想的独立性价值在胡风的言说中，也是通过一种马克思主义话语方式呈现出来的，这样，鲁迅最终还是成了中国布尔什维克的一分子。在这意义上，倘若当时的文化语境稍微宽松一点，那么胡风的鲁迅论其实还是能够被理解为一种马克思主义鲁迅论的。但是，鲁迅话语和马克思主义话语究竟是两种不同的话语形态，因此，如何弥补其间的裂隙始终成了胡风思想的一大难题。对此，王富仁曾深刻指出，胡风思想体现的此种矛盾“是由他在理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而在实际上更重视鲁迅前期所接受的主观意志论和生命哲学所造成的，也是由他站在中国政治革命的现实立场上而更重视‘五四’思想精神启蒙所造成的”。可是，“鲁迅前期的意志论哲学和生命哲学就其性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的”，显然，胡风“为自己确定了两个永远不能动摇的理论基点，并且这两个基点在理论上是尖锐对立的”。笔者以为，胡风究竟是一个左翼文化工作者，是一个左翼文学批评家，因而要真正突破人们对鲁迅思想的扭曲和简单化理解，谈何容易！这就是胡风言说鲁迅的艰难之处，胡风思想及其话语中的一些内在矛盾也就由此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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