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玉成周光俊｜组织、议题与方法：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政治学研究的兴起及其影响

Original 桑玉成周光俊社会科学杂志 2022-04-25

摘要

改革开放后的政治学是在邓小平“补课”的号召下恢复与发展起来的，梳理四十年的发展成果是政治学未来发展的重要课题。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政治学的发展是随着中国政治学的恢复与发展而同步前进的，是中国政治学的一块阵地、一方重镇、一个缩影。围绕研究组织、研究议题与研究方法，上海政治学在中国政治学的恢复与发展中起到了引领、开创与旗帜的作用。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与主要矛盾转换的背景下，上海政治学能否为中国政治学乃至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作出新的贡献，这需要所有上海政治学人的共同努力。

作者简介

桑玉成，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周光俊，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文章载于

《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政治的起源与人类文明同步，因此对政治学的研究起源较早，人类文明时代的开始就有了政治学的相关研究。然而，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则是从1880年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的创立开始的。政治学在美国创立之后，不久即被引入中国，京师大学堂的政治科被认为是中国政治学的起点。此后，政治学在中国经历了民国政治学年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的院系调整将政治学科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予以取消，后虽有部分恢复，但主要是以“适应国际形势需要”的国际政治学为主。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谈到，“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随即，中国政治学进入了“补课”时代，开始恢复和发展。

对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中国政治学界已经有了不少回顾、评述和展望。可以说，站在中国政治学发展四十年的关头，四十年的成果怎么梳理对于中国政治学的未来发展是一个重要课题，对于推动中国政治学在反思中发展有着较大意义。王绍光曾以王沪宁为例，提出中国政治学在过去30年经历了“取经”“效仿”“自觉”三个阶段，剖析了王沪宁学术生涯的变化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相同步的现象。作为上海政治学人的突出代表，王沪宁等人的政治学研究是中国政治学界发展变迁的缩影。也正是因为如此，考察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发展、反思、变迁就不得不提到上海政治学。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政治学与其他兄弟省市的政治学一样，随着中国政治学的恢复与发展而同步前进。在政治学恢复与发展中确立学科体系、编著学科教材、培养学科人才、指导政治实践，上海政治学都具有突出的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发挥了积极的影响，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一块阵地、一方重镇、一个缩影。

考察改革开放后上海政治学发展的地位、作用与影响，事实上就是试图从政治学发展史的视角解读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政治学的发展。对政治学史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二是对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学的发展历程的研究。显然，本文意在通过对改革开放后上海政治学发展的组织、议题与方法的研究，说明上海政治学的研究组织完善了上海政治学发展的面貌、研究议题提出了上海政治学发展的命题、研究方法塑造了上海政治学的发展形态，揭示上海政治学在中国政治学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作用与影响，旨在说明改革开放后上海政治学的发展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变迁的缩影，也是中国政治发展变迁的产物。因此，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与主要矛盾的转换中，上海政治学的发展要继续“补课”，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中不断拓展，在改革中奋力前行，在开放中凝聚共识，展示政治学的使命与责任。

Part 1

改革开放后

上海政治学的发展历程

上海政治学的恢复、发展、反思是在改革开放后，在此之前，上海政治学已有一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态势。政治学传入中国之初，《时务报》《新世界报》等上海报刊就刊登了大量西方政治学的知识。1928年，光华大学创办了上海最早的高校政治学研究团体——光华大学政治学会，并编印《政治学刊》(年刊)。1931年，复旦大学成立政治科学研究会，后又成立政治学会，并创办《政治学报》。清末和民国时期，上海政治学在翻译国外政治学著作之外，出版了多部名家大作，其中，包括邓初民的《政治科学大纲》、萨孟武的《政治学概论》等，引领一时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与全国政治学研究趋于沉寂一样，上海政治学也经历了挫折，被迫中断。1952年，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政治学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被取消，政治学者被分散到其他科室，政治学专业报刊杂志趋于凋零，政治学会组织活动以其他形式开展。然而，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政治学仍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1953年4月，在北京成立的“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成为包括上海政治学者在内的全国政治学者的学者之家，政治学被纳入法学之下进行教学科研，且主要研究资产阶级国家学说、人民民主专政等问题，出版了诸如徐盼秋的《什么是国家》、晋峰的《什么是政党》等政治学论著。1962年，复旦大学恢复了政治学系，1964年2月，为加强对外国问题的研究，适应国际形势的需要，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改为国际政治系，成立了相关的教研室，主要从事欧美国家政治研究。在这之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学研究逐渐淡出学者视野，这一时期的政治学研究开始转向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服务于国家发展的需要。

在邓小平“补课”的号召之下，上海政治学逐步走上了恢复发展的正轨，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逐渐成为中国政治学的前沿阵地与学术重镇。对这一历程的考察整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恢复重建时期(1978年至1981年)。上海政治学的恢复发展是从组织机构的恢复重建开始的。这一阶段的上海政治学主要是恢复、组建了相关的组织机构，奠定了上海政治学发展的基本组织格局。这一时期，上海市社联于1978年恢复了活动，复旦大学于1980年在全国率先恢复了政治学专业，建立了政治学教研室，并于1981年招收了全国第一届政治学专业本科生。1981年10月，上海市政治学会的成立是恢复重建完成的标志。

二是步入正轨时期(1982年至1992年)。组织恢复重建后，上海政治学的发展即步入了正轨，这一时期上海政治学的发展体现在组织机构进一步拓展，研究议题在传承、引介、创新中不断推进，研究方法开始关注到定量方法。由于过去的知识体系被打破和改革开放后国外政治学的刺激，这一时期的上海政治学一方面重组学科体系，各个高校科研院所都将学科背景多样化的教师进行整合，开展政治学的教学科研活动，出版了相关的政治学教材，承担了全国性政治学培训班的培训任务，另一方面注重引介国外政治学的理论。这使得恢复重建后的上海政治学在1982年至1992年间呈现出“四个一批”的局面，即一批教材诞生、一批著作问世、一批论文发表、一批国外著作翻译出版，奠定了上海政治学发展的格局。这一时期的上海政治学是在“补课”的基础上奋力直追，出现了一大批为后来所记忆的学者、作品和出版机构，比如，国内最早研究中国政治制度的著作——《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浦兴祖主编)、第一部政治社会学著作——《美国反对美国》(王沪宁著)，以及王松主持编写的多本政治学教材，很多都是开国内之先，包括《政治学基础理论》《中国近代管理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管理思想史》等。

三是繁荣发展时期(1993年至2007年)。在“四个一批”的格局形成之后，如何更好地“建设政治学”成为“学术凸现”年代政治学的一大任务，也就是要关注国家政治发展所要重点突出的任务。在政治发展的大背景下培植发展的土壤和汲取发展的养分，研究者数量不断增多，队伍不断壮大，专业研究机构越来越多，研究对象愈加丰富，研究方法更加繁多，学术成果数量和质量显著增加，为中国的发展提供知识储备、智力支撑、人才支持。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上海政治学的发展与国家发展同呼吸、共命运，已经逐渐注意到政治学发展的中国特色问题，紧跟国家发展态势，确定自身发展价值。

四是定型拓展时期(2008年至今)。这一时期的上海政治学以错位发展为标志，各个高校政治学系相继重组，在传承与提炼、引介与运用、创新与发展中展现了上海政治学强大的后劲与潜力，呈现出政治学的错位发展，这也是上海政治学发展日益成熟的一种策略。作为上海政治学发展龙头的复旦大学，重视政治学基础理论、政党理论、政治制度的研究，与之形成差异的是上海其他高校政治学的发展，在办学理念、组织结构、专业设置、课程内容、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结合自身的传统优势，尽量避免发展的同质化。华东师范大学重视政治哲学的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主攻国际政治学研究、原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培育军事政治学的研究、华东政法大学强调比较政治学和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等，这种错位化、差异化的发展模式丰富了上海政治学，也使得上海政治学逐步走向定型。与此同时，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作为反思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包括上海政治学界在内的中国政治学界集中出现了不少反思国外政治学、中国政治学本土化问题的论文和著作，致力于从比较政治学入手，重新挖掘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反思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政治学在中国”与“中国的政治学”，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这是上海政治学的拓展时期和价值再确定时期。

Part 2

组织：

建构上海政治学的

学术共同体

上海政治学的恢复与发展是从恢复和发展其组织开始的，即试图建构上海政治学的学术共同体。

一是上海市政治学会、上海市社联等政治学者的实践空间。上海政治学组成学术共同体的标志性事件就是上海市政治学会的成立。1981年10月，上海市政治学会成立，成为上海市高校、党校、社科院、部队院校和党政企事业单位研究部门(即“五路大军”)的众多政治学工作者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之家”。此后，上海市政治学会每年召开年会，作为团体会员参与中国政治学会，不定期编撰相关书刊，打造了上海政治学界的学术共同体。除了作为政治学者归属的政治学会之外，1958年成立的上海市社联是全国第一个省级社会科学界联合会，1978年恢复活动，市社联以学术年会、学术活动月等多种形式开展政治学交流与研讨，成为政治学人、政治学会与其他社团交流学术的舞台。

二是培训班、学术会议等培训人才和交流思想的舞台。培训班、学术会议是学者集聚以提升政治学研究水平、交流政治学研究见解的舞台。中国政治学会成立之初就准备举办政治学知识培训班。受中国政治学会之托，复旦大学于1982年举办了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在政治学界起了“亮相、启蒙、播种”的作用，培训班的老师和学生大部分都成为中国政治学界的代表人物。在全国政治学讲习班讲课的基础上，由皮纯协、王邦佐、孙关宏主编的《政治学教程》出版。此后，各种培训班相继举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政治学发展的需要，政治学研究方法日益受到重视，各种方法论培训班相继开展。以公共管理与政治学研究方法暑期培训班为例，美国杜克大学与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多所高校合作，在上海举办了多届公共管理与政治学研究方法暑期培训班，旨在促进政治学研究方法在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研究、教学与应用。在培训班之外，学术会议是政治学者交流思想的舞台。为数众多的学术会议研讨了政治学研究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拓宽了上海政治学者的学术视野，可以认为，每一次学术会议都是对当时最为迫切的学术问题进行讨论和交流。例如，1998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政治学年会以党的十五大精神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为主题，2010年在华东政法大学召开的“比较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学术研讨会是国内第一次以“比较政治”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2014年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举办了“比较政治研究：现状、前沿趋势和中国”的国际会议。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上海政治学者多次作为中国政治学会的代表参与国际政治学年会。不止于此，类似于上海政治学论坛、上海青年政治学论坛、上海海归政治学人论坛等定期的学术会议已经成为上海政治学界的品牌活动。

三是政治学系、科研机构等培养学生和撰写成果的平台。大学政治学系和专业的政治学科研机构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教学与科研的重要平台。1980年，复旦大学即着手建立了政治学教研室，1981年在全国最早招收政治学本科生。此后，上海多所高校相继建立了政治学系，多所高校获得了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于2003年开设了国内第一个以“比较政治”命名的大学科系，这是学科调整和研究重心调整的重要标志。相较于政治学系的单一化和协调不便，科研机构则能整合多学科的优势开展政治学研究。2007年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2008年成立的将研究重心定位为比较政治的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2008年成立的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2008年原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成立的军事政治学研究中心、2012年复旦大学成立的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等，都是整合校内资源组建的专业研究机构。此外，各个高校还存在着大量的校院级研究中心，或是临时性的，或是长期性的。科研机构的大量设立是高校重视科学研究的标志，为专职科研人员提供了良好的科研环境。

四是学术期刊、出版机构等发表和出版研究成果的载体。文章发表、著作出版是政治学研究为人认可的重要标志，学术期刊、出版机构正是这些成果的重要载体。除了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主办的《政治学研究》等少数专业的政治学期刊之外，上海的专业性政治学研究期刊并不多，主要是各高校科研院所的综合性学术期刊。1981年11月，由上海市政治学会编印的《政治科学通讯》内部刊印；1982年6月，由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创办的政治学和法学专业理论杂志《政治与法律》[原名《政治与法律丛刊》(季刊)]创刊。尤为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8月由上海市政治学会创办的《政治学信息报》，这是一份政治学研究的理论性报纸，发表了当时最新的“系统论”“控制论”。2002年，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主办的《复旦政治学评论》是国内第一本政治学评论期刊；2012年，由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公共安全研究报告》是国内较早的以公共安全为主题的期刊。应该说，专业性期刊的出现是政治学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政治学继续发展的重要契机。在学术期刊之外，改革开放以来的上海政治学出版了多种政治学著作，比如，1985年王松出版的《政治学基础理论》是上海最早的高校政治学理论教科书。此后，上海市政治学出版了多种多类的著作，甚至以系列丛书的形式展示了这一领域的最新成果，比如，王沪宁主编的“现代政治透视丛书”、林尚立主编的“当代中国政府理论研究丛书”和“中国政治文明发展与建设丛书”、桑玉成主编的“政治问题新视角系列丛书”和“政治沉疴系列丛书”等。除此之外，以工具书的形式问世的政治学著作也是展示政治学科研成果的重要载体。在这方面，上海政治学者主编或参与了多种成果，比如，《政治学词典》《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卷》《辞海》《大辞海》等。

Part 3

议题：

以恢复、发展、反思

为中心的政治学议题建构

政治学的研究离不开议题的确定，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与政治学者学术旨趣相契合的、与国际政治学发展接轨的议题肯定是好的选题，也必然是能够引起学术界关心的。议题的挖掘既有对外来冲击的回应，同时，也要有本土经验的积累，这其实是一种互动。改革开放后的上海政治学以恢复、发展、反思为中心。恢复的含义其实是“补课”，将逝去的和失去的课程补起来，尤其是过去一直在做但因时代原因被荒废的和废弃的课题，这其实是知识整理与挖掘工作的议题，是一种知识传承。发展的含义是与改革接轨，回应国家和上海政治发展的需要，是推动改革的课题；同时，上海政治学的发展应该与国际接轨，要着眼于国际范畴，补充最新的课题，是推动开放的课题。反思的含义是在发展中反思政治事件以获得经验教训，是推动政治更好发展的议题，同时也是对政治学本身发展的反思，意在获得政治学更好的发展空间，推动政治学的创新发展。因而，上海政治学在恢复、发展、反思中存在着四类议题。

(一)知识整理与挖掘的议题：知识传承

传统与传承是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丢弃的。清末政治学传入上海后的发展、民国政治学的发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政治学的发展是改革开放后上海政治学承续发展的重要积淀和基础，因而，改革开放后的上海政治学首先是在恢复基础上的发展，是知识的整理与挖掘，意在知识传承。

对过往政治学的继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新整理和挖掘过去的研究成果。比如，王鼎元介绍了发现恽代英《政治学概论》的过程，并考察了该书的版本问题；同时，王鼎元等人将恽代英的《政治学概论》视为我国早期的一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著作，重新挖掘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学科地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体系在民国的开创——邓初民<政治科学大纲>的意义》一文将邓初民的《政治科学大纲》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开创性著作，影响了此后直至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著述。《钱端升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一文认为，钱端升是中国现代政治学者，尤其是比较政治学的开创者，是西方政治科学方法的引入者。《高一涵：现代政治学的开拓者》一文认为，高一涵是第一代政治学家之代表，以他的旧学根底与西学资源开拓性地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先驱。二是出现了以过去时代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其中，比较典型的如王向民对民国政治学的研究，将民国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考察了作为外来学科的政治学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张力；刘世军以西方政治学在中国的传播为案例，考察了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转型，分析了中国近代政治现代化与西学东渐的关系；孙青以西方政治学知识在华传播与本土知识精英的接受为切入点，考察了中国现代政治学在输入基础上的就地知识生产。三是重新整理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正确认识中国政治学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包括上海政治学在内的中国政治学研究区别于国外政治学研究的根本标志。夏征农在上海市政治学会成立大会上宣称，“我们的政治学是马列主义的政治学”。就上海政治学界而言，王邦佐、孙关宏的《提倡学一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思路、《〈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大纲》肯定了《共产党宣言》对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刘星汉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范畴与框架，并以此分析了中国政治；蓝瑛主编的《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介绍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历史；王沪宁主编的《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要著作；王松的《利益·权力·政治发展——王松教授政治学研究50年文集》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来探索经济利益多元化与政治发展、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与政治发展、政治学学科建设与政治发展等内容。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学的研究不仅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需要，上海政治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整理与挖掘没有让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也没有让马克思主义失语、失踪、失声。

(二)推动改革的政治学议题：回应政治发展需求

“通常，一门学科的地位总是取决于社会的需求，理论的地位取决于理论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特定时代的主题常常就是该时代学术的主题。”政治学研究终究不是书斋里的游戏，回应社会政治发展需求的课题始终是上海政治学界发展中的重大课题。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全方位、全领域开启了中国政治的新征程，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中国的全面改革开放呼唤出中国政治学，所以，政治学一恢复就面临着许多需要研究和回答的问题，其中最核心、最现实的问题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化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职能转变、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党政领导体制、党内民主、基层治理、协商民主等主题在不同时期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问题。以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为标志和依据，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不同时期围绕不同的主题渐次展开，虽然在改革的进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挫折，但始终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并提出了诸如“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等有关政治体制改革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论断。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上海政治学产生了对“一国两制”的解读(如《从“一国两制”看主权与治权的关系》)、对反腐败的解读(如《反腐败：中国的实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角色的解读(如《政府角色——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与不作为的探讨》)、现代化发展中的中国政治选择(如《现代化与当代中国的政治选择——兼论邓小平同志的政治观》)、对党内民主的解读(如《党内民主与政治发展：开发中国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对集权分权的解读(如《现代化进程中政党的集权结构和领导体制的变迁》)等。毋庸置疑，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问题始终是围绕着政治民主化而展开的，是为了坚持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因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化与规范运行就始终是政治学界的重要议题，制度成熟定性问题成为政治体制改革重要的一环。1979年，夏征农就出版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一书，较早地呼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上海市政治学会首任会长潘念之和第二任会长石啸冲先后发表了有关民主政治的一系列文章。例如，潘念之的《民主和法制是密切相关联的》《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伟大发展》《宪法的概念和这次修改宪法的重要意义》，石啸冲的《言论自由与学术民主》《政治学纵横谈——政治学是社会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等。此后，在党中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之后，一系列关于党内民主、政策民主、基层民主、协商民主等社会主义民主的文章和书籍就相应地发表和出版了。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民主化终究是以制度的成熟定型为依托，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邓小平同志于1992年就提出了“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的问题，并逐渐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也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

(三)推动开放的政治学议题：拓展国际接轨的空间

政治学的发展不仅要关注中国改革的问题，更要关注世界开放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开放前沿的上海政治学的发展始终保持了追赶国际、接轨国际的态势，在原有译介西方政治学相关领域重要著作文章和对国别与制度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从高校学科组织体系建设方面着手，探索上海政治学研究的新路径。

一是引介。作为一门外来学科以及改革开放后“补课”的产物，中国政治学是在重新外来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之所以说是“重新外来化”，这意味着引介不是从1978年后产生的，在晚清国门开放之后，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引介依然是维持学科发展的重要方法，首要即为翻译。“翻译文献的数量持续上升不但开阔了国内学者的视野，而且有利于我们理解西方政治传统，把握西方政治理念进而为批判性地借鉴西方政治学理论提供了可能性。”值得指出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学术思潮译丛”、1988年成立的东方编译所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东方编译所译丛”、2005年至2008年间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策划的“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等，系统地引进出版了多种国外经典政治学著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东方编译所译丛”为例，该所历经数次调整，最终将出版书系锁定为“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和“政治科学”两个子系列，分别为“绿皮书”和“蓝皮书”。截至2010年，该丛书共出版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类约100册译著，梳理和探究了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为国内学人引进了最为前沿的政治学理论，成为该领域公认的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套丛书。比如，我们所熟悉的《共识与冲突》《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等都出自该系列。当然，除了引介著作之外，对重要论文的编译也是引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存在着多种形式。一方面，以发表文章的形式编译国外政治学前沿概念，例如，孙嘉明引介的“世代政治学”、夏伯铭引介的“政治心理学”等；另一方面，选译多篇同主题论文，编辑成书，例如，王沪宁、竺乾威编译出版的《腐败与反腐败：当代国外腐败问题研究》，何俊志、任军锋、朱德米编译出版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等。

二是引进归国人才、推进国际发表、创办国际期刊、出版国际丛书、举办国际会议。在引介国外书籍、文章之外，通过邀请海外学者来沪讲学交流、聘请海归学者来沪任教访学、师生交换交流等方式，上海政治学界与世界多所政治学名校建立了交流合作机制，国外政治学界的优秀学者通过多种机制来沪交流、讲学、访学，甚至任教。依托国家留学基金委、上海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校际交流项目、院(系)级交流项目等，师生的交换交流机制将“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更加方便地与国外高校、科研机构、学者等进行交流引介。交流引介对于掌握国外前沿理论、拓展学术视野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重要的成果就是上海政治学界越来越多地举办金砖国家发展与治理论坛、全球城市论坛、上海论坛等国际会议，在Security Studies、Sociological Theory、Democratization等国际顶尖杂志发表论文，创办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等英文杂志，与国际顶尖出版社合作出版Challenges Facing Chinese Political Development、Governing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Politics and Society等系列丛书。

三是比较政治的议题。比较是知识生产的发动机，也正是在比较中才能拓展本国政治学的发展，才能与国际政治学对话和接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既作为政治学研究分支又作为其研究方法”的比较政治学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未来。在翻译的基础上，上海政治学界的比较政治学呈现出比较政治制度、国别(区域)、学科体系建设等多元发展的格局。上海政治学界译介了阿尔蒙德、达尔等比较政治学者的著作和论文，出版了一些较有影响力的比较政治学著作(如王沪宁出版了国内第一本比较政治学专著——《比较政治分析》)，发表了一些较有影响力的比较政治学论文(李路曲发表了国内较早的关注比较政治方法的论文——《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创办了一些较有影响力的比较政治学期刊(如李路曲主编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辑刊是国内第一份以“比较政治”为关键词的系列辑刊)。对国别史与政治制度的研究是上海政治学界的优势所在，出版了诸如“各国手册丛书”以及《美国两党制剖析》《政党政治与现代化——日本的历史与现实》《变革中的日本政治与外交》《比较政府体制》《西方政党制度社会生态分析》《西方政治制度》等著作。上海多所高校成立了比较政治系，开设比较政治研究方向，成立了各国议会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等，探索从学科体系建设上完善比较政治研究。

(四)政治与政治学反思的议题：政治的审视与政治学的自省

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社会遭遇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系列政治事件为政治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政治变迁更是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直观的背景知识，站在历史的角度审视政治发展能够为未来的政治发展提供经验与智慧。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也涉及到政治与政治学发展的张力问题，也就是国家权力介入与学科自主性的关系。政治学学术研究的自主性、主体性与独立性是否会因为国家权力介入而走向衰微，亦或是与国家权力介入相结合而产生更加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学问，这恐怕并非是可以用一时之眼光去看待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其凸显了对政治发展反思的价值及对政治学发展的意义。一是对某一历史事件的反思。例如，对革命委员会的研究，反思作为三种利益代表的革命委员会权力结构的演变，其为“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提供了分析视角，它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共生；对改革开放40周年的反思，强调在解放思想成为一个政治问题的时代，反思党和国家的历史才能更好地解决新问题、迎接新挑战、开启新未来，这是留给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最大精神财富和最有价值的启示；对90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主题的反思，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分别从思想建党、制度建党、代表性和先进功能建党、科学党建等视角，丰富和发展了党建思想。二是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整体反思。例如，在对中国政治发展20年的反思中，明确了中国政治改革走中国特色道路的原因，强调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关键的问题是在坚持党的领导下加强并扩大人民民主，以及制度建设的有效性和必要性；在对中国政治发展30年的反思中，阐述了在建构政治有效性中权威、秩序和活力的重要性，并据此进一步探明政治有效性在国家发展中所起到的中轴原理作用。

改革开放后上海政治学反思的课题不仅体现在对政治事件和政治发展的反思上，还体现在反思政治学发展本身，关注政治学本身发展的不足和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的差距等。对政治学发展的反思：一是对政治学整体发展的知识反思。例如，陈周旺的《中国政治学的知识交锋及其出路》、苏长和的《中国政治学正走出百年西制崇拜意识》、桑玉成的《关于政治学的主题与政治学基本问题的思考》等，甚至有对上海政治学发展的反思，包括《2012－2013年上海政治学发展报告》和《2014年上海政治学学科发展评议》等。二是通过对政治学发展中某一板块的反思来解读政治学的整体发展态势。例如，《当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状况评估——基于<政治学研究>的文本分析》通过对《政治学研究》自1985年创刊至2015年间所发表的论文进行信息分类统计和量化分析，概括出中国政治与政治学发展的互动关系，判断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定位和发展水平；《从政治学博士论文看我国政治学研究之取向》对政治学学科排名前十名高校2011年至2015年间政治学理论专业的369篇博士学位论文进行比较分析，辨析政治学在中国与中国政治学之间的“身份危机”所在，对国家社科基金2011年至2015年间政治学立项项目的分析，总结出政治科学研究的一般要求，回答了政治学研究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等。三是对政治学发展的特定时间和节点的反思。例如，王沪宁的《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趋向(1980－1986)》、林尚立的《政治学与政治发展：中国政治学发展20年》及《相互给予：政治学在中国发展中的作为——中国政治学30年发展的反思》等。四是通过反思，对政治学发展提出期许。例如，王松、孙力的《论中国新时期的政治发展》对世纪之交的政治学发展提出了坚持自身逻辑和自主发展模式，王邦佐、秦德君的《政治学研究亟须关注的四个问题》提出了制度建设、反腐败常态化、国家治理等关注点，郭苏建的《中国政治学科向何处去——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现状评析》提出中国政治研究应该成为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科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及《政治学研究》杂志就“当代中国政治学的任务和使命”组织的笔谈等。

Part 4

方法：

社会科学

研究方法与价值再确定

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是在政治学发展过程中以及在与其他学科的交融中逐渐发展成熟的。就上海政治学而言，上海政治学的恢复、发展、反思需要继承已有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引介国外政治学成果，在此基础上创新发展，并呈现出错位发展的态势，这些都有赖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进步，并且，学科分野与交融对新兴研究方法的需要也影响着上海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进程。值得关注的是政治学自有其价值所在，政治学与政治学者担负着生产知识、生产思想、生产理论的任务，因此，政治学研究本身的态度可以是中立的，但其出发点与落脚点应该是有价值导向的，要更加关注中国政治与上海治理。

(一)基本文献方法

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文献方法不外乎是历史的、比较的、阶级的、文献的等定性研究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定性研究方法始终把持着政治学研究，这与中国政治学恢复发展的态势有关。政治学发展到今天，尤其是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上海政治学，逐渐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视方法论的训练，鼓励和倡导定量研究方法。事实上，上海政治学界很早就注意到实证方法、定量研究在政治学研究中的意义。早在1985年，卢林就发表了《政治学实证方法初探》一文，提出政治学实证方法问题。次年，孙嘉明发表了《政治学研究中的定量分析方法》一文，强调政治学定量研究的必要性。随着定量研究方法逐渐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流方法，越来越多的高校和刊物开始重视定量研究方法的培训和教育。随着海归教师大量入职上海高校，在带来新鲜血液与完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上海政治学的方法论传统有所冲击，但不可否认，其逐步完善了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论。

不过，研究方法终究只是工具，不能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圭臬。如果执意将作为研究工具的技术手段奉为方法论，就会严格限定人们所选择研究的问题和表述问题的方式。事实上，定性研究方法仍然是上海政治学研究的主流方法，研究方法的论争远没有达到范式替代的程度，充其量只是知识交锋，并且这种交锋目前仍然是以定性研究为主流。

无论是何种研究方法，一个基本的问题是要有足够的文献和数据。在这方面，上海政治学界一直较为重视文献与数据的开发和运用。除了花大力气引介之外，自主开发也是重要的途径。越来越多的高校科研院所和学者认识到数据库、文献资料等对学术研究的价值，依托校院的众多研究中心，在资料搜集、数据开发等方面作出了贡献。比如，成立于1999年的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就俄罗斯研究建立了专门的数据库，有“East View俄罗斯大全”“Pravda真理报”等检索与浏览数据库，并提供中心的工作简报等。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制度研究中心就选举与人大研究搜罗了法律文本、权威观点、历史记忆、统计资料、文件档案等多种文献资料，供学术研究、资政咨询等。

(二)综合研究方法：学科分野与交融

学科分野与交融是政治学学科发展变迁中的重要环节。从学科分野与交融的角度看，主要有分支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等三类学科。就作为分支学科的行政管理学而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已经成为独立学科，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是恢复了其独立学科的地位。其中，周世逑为恢复和发展行政管理学作出了贡献。1984年，他的《行政管理》一书问世。然而，从政治学科分化出去的行政学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依托于政治学的发展，直到1997年学科调整后才正式被赋予独立学科的地位。

当然，学科分野只是特定阶段的学科发展现象，以边缘学科与交叉学科的发展为代表的学科交融才是政治学发展演化的趋势。因而，已经很难说现代政治学、政治学者、政治学文著是独立存在的、纯粹的，事实上已经融入了不同的学科内容、学科方法、学科规范，它是复合式的存在。网络政治学、生物政治学、政治社会学、军事政治学等多个交叉学科已经形成或成熟，拓宽了上海政治学的研究视野，拓展了研究范畴，上海政治学的发展呈现出不同学科方法相互借鉴、不同学科内容相互交融的局面。

(三)从价值中立到价值回归

源于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抛弃了制度、国家等解释主体和工具，转向行为主义，推崇研究手段、研究目的的价值客观，曾经风靡于20世纪70年代前的美国政治学界，在引入上海时也曾获得青睐。改革开放之初，虽然当时的美国政治学界已经基本上走过了行为主义与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发展时期，然而，改革开放后上海政治学界最先接触到的是行为主义政治学，较早引介的著作与论文大多属于行为主义的研究成果，推崇价值中立的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受到青睐亦是无可厚非。

然而，在国内政治发展需求与政治学人反思的基础上，上海政治学界逐渐抛弃了价值中立的看法。早在1988年，王沪宁就认为，价值中立应该成为一种研究态度，但价值始终贯穿于政治学研究的全过程，否则就有价值贫乏的危机。也就是说，研究的态度可以是价值中立的，但研究的出发点和价值导向却不能是价值中立的，甚至政治学研究本身就应该是有价值导向的。这就将上海政治学的研究从价值中立带向了价值回归。这样的一种价值回归不仅表现在研究方法上，也表现在研究旨趣上，其中，较为突出的是由于中国政治发展与上海治理的发展，上海政治学界的政治学研究越来越多地关注本国、本地区政治发展中的现象与问题。在对中国政治特有的民主党派、统一战线、共青团、政治协商、信访、党国体制等现象予以解释和对上海治理中的现象进行总结与反思时，产生了俞云波等的《中国民主党派史述略》、王邦佐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陈明明的《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关于党治国家的一个观察与讨论》等中国政治研究成果，以及徐中振主编的“上海社区建设研究报告丛书”、郭定平的《上海治理与民主》、林尚立主编的《上海政治文明发展战略研究》等关注上海政治发展现象的著作。同时，上海政治学界提出了一些新的、具有本土特色的概念，如“使命型政党”等概念，无论概念的简约程度如何、内涵深度如何，对于一个概念而言，一个好的概念的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应该是其理论与现实的解释力。

Part 5

余论

不可否认，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重镇在北京，尤其是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甚至有学者认为，“‘政治学与北大’可谓‘政治学与现代中国’的缩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讨论上海政治学的发展意义不够深远。事实上，1952年的院系调整和1964年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政治学研究的分工，对上海政治学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影响至深，从上海政治学发展的组织、议题与方法着手，可以认为，上海政治学的发展是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代表之一。

从改革开放后上海政治学做了什么、有什么特色、产生了什么影响出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上海政治学在恢复发展中国政治学的过程中起到了引领、开创与旗帜的作用。改革开放后，上海政治学发展的历史与经验是在对过去反思的基础上产生的，既是现时发展的基础与平台，也是未来发展的道路与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有必要强调三个问题，这不仅是上海政治学发展的问题，也是中国政治学未来发展的着力点。

第一，“补课”的任务虽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仍然显得不足，甚至可以认为，“补课”尚未完成。改革开放后，上海政治学通过“补课”逐步解决了总体性不足的问题，但依然存在着急需解决的问题。与国外政治学发展相比较，上海政治学的“补课”任务还没有完成，上海政治学的整体发展在某些方面还是比较滞后的。不仅如此，与国内其他地区政治学发展相比较，某些方面也显得较为滞后，这突出体现在政治学专业期刊不多、研究议题陈旧、研究方法滞后等方面。因而，从组织、议题与方法的角度来看，未来上海政治学的发展要突出政治学专业期刊的建设，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政党－国家体制等中国政治学的特有概念和族群冲突等前沿议题，关注新兴学科方法。

第二，学术研究的开放性是必要的，但同时也要考虑到中国政治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阶段、特点，要在组织、议题与方法上实现外来引进与中国国情的结合，满足中国政治发展的需要，实现融合发展创新。上海作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上海政治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来人才、知识的引介，尤其是近年来上海高校大力引进海外留学人才，实现了与国际政治学界的接轨。不过，需要注意政治学是面向社会发展需要的，海外归国学者及其知识在中国的土壤中发挥比较优势，必须立足中国本土，适应中国政治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的固有话语去套用于中国的现实。事实上，政治学的发展能否提出一套比肩国际主流学术的政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其一定是在开放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政治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阶段性特点而融合创新的。

第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与主要矛盾的转换为包括上海政治学在内的整个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课题，阐明了新时代政治学的使命与责任所在，即在新时代要回答如何通过切实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进程来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致力于制度供给体系的建构来回应人民群众美好政治生活需要的时代关切。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的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并在同年12月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中，政治学应该大有作为，凭借着深厚夯实的传承基础、海纳百川的引介态度、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以上海政治学为代表的中国政治学将会更加繁荣，完全有可能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具有中国理念、中国主张、中国方案的中国政治学，为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提供知识资源、学术资源、智慧力量。正是政治学研究在特定时期为国家政治恢复发展提供了知识储备、智力支撑、人才支持，因此，这才决定了政治学的学科地位、学术作用和政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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