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带一路”之于人民币崛起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货币崛起本质上是国家间围绕国际货币事务展开的竞合现象、货币需求方与供给方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助力和巩固货币发行国在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地位的“润滑剂”。“一带一路”沿线呈现“美元区”与“欧元区”共存的双寡头货币地理格局，这一特征是沿线经济体的货币需求与美国、欧元区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促进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成功崛起，中国需在战略理念上把人民币崛起提升到供给可得、便利、稳定的国际公共产品的认识上来，在战略目标上把人民币崛起定位于在“一带一路”沿线构建能支撑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区域性资本控制体系，在战略途径上把人民币面向“一带一路”沿线的“走出去”与针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引进来”有机结合起来，并重点提升人民币在大宗商品计价、金融产品交易、货币汇率锚定、货币价值贮藏方面的职能，在战略伙伴上明智和审慎选择地缘战略棋手和地缘战略支点，在战略要素上强化在生产、贸易、投资、金融领域的国家竞争优势。
作者简介：李俊久，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主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美国霸权地位维系研究”(项目编号：16BGJ036)的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做出了构建国际金融新战略的尝试：全球层面，呼吁创建一种超主权储备货币，以规避主权信用货币作为主导性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区域层面，积极参与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的谈判与创建；国别层面，主推以跨境贸易结算和离岸金融市场为主导的人民币国际化。从进展看，囿于资金规模、分配机制、货币职能和使用范围的缺陷，作为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别提款权(SDR)在短期内无法替代美元的霸权地位；人民币虽作为第三大权重货币(10.92%)被纳入SDR货币篮，并排在全球外汇储备第5位，进而诱发70多个央行或货币当局的储备需求，但要崛起为真正有影响力的国际储备货币，还任重道远。东盟＋中日韩“10＋3”框架下的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虽在外汇储备库建设、区域债券市场发展、区域经济与金融形势监测、清迈倡议多边化等方面有所进展，但人民币的亚洲化未见实质性突破。尽管不少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如印尼盾、韩元、马来西亚林吉特、菲律宾比索、新台币、印度卢比等在2015年人民币“8·11”汇改后均出现与人民币的汇率协同浮动，但该现象在2017年5月中国推行反周期管理的政策后减弱，当前谈论“人民币区”为时尚早。另一方面，除安全、贸易、投资较大程度上依赖美国外，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主要经济体也在金融领域与美国关系密切，因而东亚“去美元化”的基础尚不稳固。相比之下，人民币国际化成效显著。一是人民币国际支付地位相对稳定。截至2020年7月，人民币全球支付占比1.86%，排名第5，位列美元(38.77%)、欧元(36.46%)、英镑(7.00%)、日元(3.46%)之后。人民币全球贸易融资占比1.84%，排名第4，位列美元(86.33%)、欧元(7.00%)、日元(1.84%)之后。二是人民币跨境收付增长平稳。截至2019年底，人民币跨境收付19.67万亿元，同比增长24.1%，其中，收款10.02万亿元，同比增长25.1%，付款9.65万亿元，同比增长23%；经常项目收付6.04万亿元，同比增长18.2%。其中，收款2.66万亿元，同比增长28.6%，付款3.38万亿元，同比增长10.8%；资本项目收付13.62万亿元，同比增长26.7%，收款7.35万亿元，付款6.27万亿元。三是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境外参与者稳步增加。截至2020年8月底，CIPS共有参与者1001家，其中，直接参与者33家，间接参与者968家(8月新增17家，其中，境内5家、境外12家)，在间接参与者中，亚洲741家(境内426家)、欧洲131家、非洲37家、大洋洲18家、北美洲26家、南美洲15家，覆盖全球97个国家和地区。四是人民币国际合作成效显著。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方面，截至2020年5月31日，20个国家和地区被授予额度19900亿元，批准额度7229.92亿元。双边本币互换方面，截至2019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已和39个国家、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3.7万亿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覆盖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及离岸人民币市场所在地。双边本币结算方面，2008年以来中国先后与越南、老挝、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9个国家签署双边本币结算协议。境外清算机制方面，截至2019年底，人民币业务清算安排已覆盖25个国家和地区，美国和日本各被授权2家人民币清算行，美国是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和美国摩根大通银行，日本是中国银行东京分行和日本三菱日联银行。五是离岸人民币市场健康发展。离岸人民币存款方面，截至2019年底，香港地区人民币存款余额6322亿元，在各离岸市场中排名第1，同比上升2.8%，占香港地区全部存款余额的5.1%、外币存款的10.3%；台湾地区人民币存款余额2610亿元，同比下降12.5%，占台湾地区全部存款的3.2%、外币存款的18.6%。离岸人民币债券方面，“点心债”市场回暖。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已建立人民币清算行的国家和地区发行“点心债”2968亿元，同比增长35.4%，其中，香港地区发行1667亿元，同比增长230.4%。截至2019年底，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点心债”未偿付余额4572亿元，同比增长10.2%。离岸人民币清算方面，截至2019年底，离岸清算行的人民币清算量共计348.17万亿元，同比增长10%，其中，代客清算32.71万亿元，同比增长11.2%；银行同业清算量315.46万亿元，同比增长9.8%。全球外汇交易方面，人民币稳中有升。全球人民币日交易量由2016年的2020亿美元增至2019年的2850亿美元，占比由4.0%升至4.3%，在参与交易的外汇中排名第8，在新兴经济体的货币中排名第1。六是在岸人民币市场平稳发展。银行间外汇市场方面，人民币已与欧元、日元、英镑、澳大利亚元、新西兰元、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新加坡元、瑞士法郎、加拿大元、马来西亚林吉特、卢布、韩元、南非兰特、匈牙利福林、波兰兹罗提、丹麦克朗、瑞典克朗、挪威克朗、土耳其里拉、墨西哥比索、泰铢等22种外币启动直接交易，与哈萨克斯坦坚戈、柬埔寨瑞尔、蒙古图格里克3种外币实现区域交易。在岸人民币债券方面，“熊猫债”发行的纯境外主体参与度不断提高，类型覆盖政府类机构、国际开发机构、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2019年有12家纯境外主体发行23支熊猫债，占新发债主体数量的54%，同比增长7个百分点。人民币计价大宗商品方面，境外投资者在中国交易已上市的原油、铁矿石、PTA、20号胶4个特定品种期货时，可使用人民币或美元等作为保证金。截至2020年5月15日，以人民币换算，境外交易者共汇入保证金37.13亿元、汇出38.09亿元，人民币分别占比70.87%、82.59%。但国别层面的人民币国际化并非一路高歌猛进，而是呈现“2010—2015年间快速推进，2016—2017年间陷入停滞，2018年后趋于平稳”的特征。其背后折射出中国政府正着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策略的转型：由“跨境贸易与投资的人民币结算＋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双边本币互换”的旧“三位一体”策略，转向“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交易＋加快开放国内金融市场＋鼓励‘一带一路’沿线的人民币使用”的新“三位一体”策略。但无论哪种策略，“一带一路”始终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点推进区域。不同的是，旧策略倾向于面向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币“走出去”，新策略着重于吸引沿线国家和地区为了人民币“走进来”。可见，“一带一路”倡议既寄托着中国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及增进与各国经济互利、政治互信和文化互容的战略构想，也承载着它寻求在更大空间和更广职能内促进人民币崛起的深谋远虑。对此，国内学界进行了深入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报告强调，“一带一路”倡议和人民币国际化是服务于中国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的两大战略。“一带一路”建设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它可拓宽人民币的使用范围，增加人民币的国际使用规模，从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保健云看来，“一带一路”建设将给人民币国际化创造难得的投融资机遇、国际分工环境和市场条件，从而促进人民币贸易圈和人民币货币区的构建和形成。曲凤杰提出，“一带一路”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构建经济次循环体系的机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的大量投资、经常项目逆差，有助于奠定人民币在次循环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周天芸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的货币惯性、经济实力、金融发展水平和实际汇率的提升，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严佳佳和辛文婷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经济基础、提供市场支持、激发结算需求、营造稳定金融环境。孟刚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对接中国与沿线国的发展战略、激发沿线国的人民币资金需求、促进沿线国与中国的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增强人民币的支付和结算功能、深化沿线国民众对人民币能拓宽资金渠道和规避汇率风险的认知，从而为“人民币区”的形成创造良好条件。王喆和张明认为，“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人民币跨境结算的稳步推进、中国与沿线国货币互换合作的不断加深、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基础设施逐渐完善、人民币计价功能的初步发展。这些文献正确指出了“一带一路”之于人民币崛起的重大意义，但仍存几个核心问题有待澄清：首先，货币崛起的本质是什么？其次，“一带一路”沿线具有怎样的货币地理特征？再次，中国该以怎样的战略因应这一货币地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文的写作主旨。
二、货币崛起的本质
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提出：“大国有大货币。”其命题逻辑是，在国际体系中称得上是大国的，定是对国际事务有影响力的国家，其有能力和意愿推动本币崛起。反过来，当一国货币崛起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可、接受和使用的国际货币时，其发行国既获得巨大的经济和金融利益，如廉价的商品进口、巨额的铸币税、低成本的国际投融资，又较大程度保持政策自主，还握有对他国行使权力的有效手段，并赢得足够的国际声望。可见，大国与大货币的关系互为表里、互相促进。因此，历史上不乏大国致力于推进本币崛起的案例，但成功崛起且长期可持续的大货币寥寥无几。迄今，只有英镑和美元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我们该如何认知货币崛起的本质？要回答这个问题，需综合审视关于货币崛起的经典诠释。“条件论”论证了一国货币的“崛起潜能”。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指出，人们选择国际货币“不是基于功绩或道德价值，而是基于规模”。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给出决定货币国际地位的四要素：产出和贸易的模式，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和开放度，投资者对货币价值的信心，以及网络外部性。但这些前提绝非纯粹的市场自发演进能够生成，政治和制度供给的“助产士”作用不容忽视。拓展的国际货币搜寻模型认为，政治影响力如为国际货币使用提供信用保证的能力、建立保证币值稳定的制度框架的能力、争取他国政府支持的能力，在一国货币崛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埃里克·海雷纳(Eric Helleiner)指出，政治既可通过影响市场和国家行为体的经济选择来间接影响市场信心、货币流动性和交易网络，又可通过促成国家实际行动来直接支持本币的国际化使用，如美国在20世纪初为在拉美建成一个“美元区”所开展的“美元化外交”。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强调，一国货币的国际竞争力除需要发行国长期保持低速和稳定通胀、具有深度和良好的金融市场并对非居民足够开放、存在广泛货币交易网络外，还有赖于发行国保持国内政治稳定、从事有效政府治理，并考虑地缘政治与安全因素的制约。欧纬伦等人提出一种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两个关键条件：一是须有在境外使用该货币的市场需求，二是发行国政府须通过创立或支持国际和国内的配套制度和机构，来积极支持该货币的国际使用。“职能论”揭示了一国货币的“崛起情境”。经过科恩、彼得·凯南(Peter Kenen)、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陈庚辛(Menzie Chinn)和弗兰克尔、伊藤隆敏(Takatoshi Ito)、弗兰克尔的案例研究，一个货币崛起的标准分析框架已经形成：当一国货币在私人和官方部门中广泛承担记账单位、交易媒介和价值贮藏的职能时，它就崛起为国际货币了(详见表1)。但该框架并不完美。首先，它是一种需求分析，没有将影响货币崛起的供给分析考虑在内。其次，它没有刻画出货币崛起的“空间感”，因而对货币崛起程度的度量不够完整。最后，它只体现出货币崛起的国际经济内涵，而过滤掉了丰富的地缘政治含义，即围绕货币崛起所展开的竞逐权力、利益和声望的复杂大国博弈。
表1 货币崛起的职能论解释
资料来源：Menzie Chinn and Jeffrey A. Frankel, “Will the Euro Eventually Surpass the Dollar as Leading International Reserve Currency？”， p．287.
“空间论”探究了一国货币的“崛起范围”。该范围不仅包括经济意义的空间或地理边界，也涵盖政治意义的势力范围。在经济意义上，经由蒙代尔、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McKinnon)、凯南、詹姆斯·英格拉姆(James Ingram)、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马库斯·弗莱明(Marcus Fleming)等人的发展，要素流动性、经济开放性、产品多样化、国际金融一体化、通胀率相似性等最优货币区(OCA)标准，已成为揭示货币境外最优流通空间的经典表述，并被认为有效推动了欧元的问世和拓展。但OCA理论的一个致命缺陷是，它以“货币中性”为潜在假设前提，这显然与货币的现实属性不符。在政治意义上，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强调，OCA理论将货币视为私人部门用以将成本最小化的便利交易的手段，这一认识没有预测或解释能力，因为它不能解释主权与货币区之间的关系。科恩认为，OCA理论以纯粹的“交易范围”为经验研究方法，虽抓住了地理学的功能性概念，但忽视了由竞争和等级关系决定的货币空间，在一个存在竞争性和等级制的世界中，相比“领土范围”和“交易范围”，“权威范围”的观念即市场和政府在货币空间的型塑和治理中分享着权力，对于正规的货币地理学分析更为适用。“权力论”回答了一国货币的“崛起动机”。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区分了国际货币的不同权力层级：顶级货币(Top Currencies)、主导货币(Master Currencies)、消极或中性货币(Passive or Neutral Currencies)、政治或协调货币(Political or Negotiated Currencies)。在科恩看来，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关键货币的发行国具备两种货币权力：拖延本国国际收支调整的“延迟力”(power to delay)和向他国转嫁国际收支调整成本及压力的“扭曲力”(power to deflect)。乔纳森·科什纳(Jonathan Kirshner)认为，货币即权力，它随时随地是一种政治现象，这在大国/强国向小国/弱国施加强制性货币操纵(currency manipulation)、货币依赖(monetary dependence)和体系破坏(systemic disruption)等国际货币权力时，体现得尤为明显。张宇燕和张静春强调了货币作为计价单位所内含的权力属性，即货币反映建立在国家权威基础上的社会信用关系，在一个非中性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大国谋求不断扩大本国的货币流通域，并竭力排斥别国竞争和取代自己的位置。赵柯对德国马克崛起的研究表明，货币国际化进程是对国家间财富分配格局的重建，根本动力是各国特别是大国间对国际货币权力的竞争、限制和占有。现有理论为我们理解货币崛起的前提、程度、范围、动机提供了有用素材，但不足在于：首先，对大国间货币竞争强调有余，而对国家间货币合作重视不足；其次，对货币在计价、支付、贮藏方面的功用研究有余，而对货币崛起的信用基础及公共产品特质分析不足；最后，对货币崛起的微观层面论证有余，而对货币崛起的大国战略思考不足。鉴于此，本文对货币崛起的本质做如下界定：首先，货币崛起是国家间围绕国际货币事务展开的竞(争)合(作)现象。它事关致力于货币崛起的国家与在位货币霸权国家之间、致力于货币崛起的不同国家之间、致力于货币崛起的国家与接受该货币崛起的国家之间的复杂博弈。其次，货币崛起是货币的需求方与供给方相互作用的过程，其间既存在货币需求方引导货币供给方行为的现象(需求尾随型货币崛起)，又存在货币供给方诱致货币需求方偏好的现象(供给引导型货币崛起)，二者都涉及货币供给方向需求方提供适宜的国际公共产品。再次，货币崛起既是货币发行国在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实力的重要产物，又是助力和巩固该国在这些领域地位的“润滑剂”。这意味着，对货币崛起的审慎思考，有必要跳出仅仅基于经济因素的研究定式，而是立足于国家竞争优势的战略视角谋篇布局。
三、“一带一路”沿线的货币地理
所谓“货币地理”，意指货币关系的空间组织——货币区域是如何形成和被治理的。依此定义，“一带一路”沿线的货币地理即是研究“一带一路”沿线货币关系的空间组织，具体来说，它包括两方面重要内容：一是“一带一路”沿线有着怎样的货币区域属性？二是哪些因素促成了“一带一路”沿线的货币地理？(一)“美元区”与“欧元区”共存的双寡头格局首先，美元、欧元作为主导性国际贸易计价货币的地位尚难撼动。在全球，尽管美国和欧元区的全球贸易份额在缩减，但美元和欧元的计价货币功能在提升，欧元在非洲部分地区被用作载体货币，一些欧洲国家明显转向欧元计价。在亚洲，对日本企业海外子公司的最新问卷调查发现，2018年美元、日元、欧元、英镑、人民币在全世界的计价占比为85.1%、66.2%、32.5%、11.4%和16.5%，相比2014年，美元提升1.2%、日元上调5%、欧元降低2.4%、英镑微涨0.5%、人民币增长6.8%。从地区看，五大货币在亚洲占比85.1%、76.7%、16.8%、2.5%、28.3%，在大洋洲为85.7%、53.6%、44.6%、14.3%、1.8%，在欧元区为69.6%、64.1%、95.6%、40.3%、3.9%，在非欧元区的欧洲为69.0%、46.9%、82.3%、52.2%、3.5%，在中东地区为90.0%、90.0%、40.0%、10.0%、0.0%，在非洲为100.0%、100.0%、100.0%、0.0%、0.0%；即便向非洲国家出口，亚洲经济体如中国、日本、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孟加拉、文莱、柬埔寨、老挝、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也倾向于首选美元计价。在欧洲，全部产品进口方面，欧元仅在拉脱维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明显占优，在马耳他与美元相差无几，在德国稍逊于美元，在比利时、丹麦、爱尔兰、希腊、法国、塞浦路斯、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芬兰明显弱于美元。出口方面，欧元在德国、法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荷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芬兰明显占优，美元在比利时、丹麦、爱尔兰、希腊、塞浦路斯、马耳他具有优势。特别是，石油、石油制品及相关原料的进口方面，美元在比利时、丹麦、德国、爱尔兰、希腊、法国、塞浦路斯、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荷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芬兰占绝对优势，欧元仅在马耳他占据主导。出口方面，美元在比利时、丹麦、爱尔兰、希腊、法国、塞浦路斯、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芬兰占绝对优势，欧元在德国、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的优势明显。其次，美元、欧元作为核心性汇率驻锚的优势依然明显。在锚定美元的经济体中，帕劳、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东帝汶直接把美元作为本币，吉布提、香港地区实行货币局制。巴林、厄立特里亚、伊拉克、约旦、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土库曼斯坦、阿联酋采用传统盯住。黎巴嫩、马尔代夫、越南、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埃及、吉尔吉斯斯坦、苏丹、塔吉克斯坦采取稳定化安排。老挝、毛里塔尼亚、斯里兰卡、南苏丹、乌兹别克斯坦、利比里亚、阿尔及利亚、孟加拉国、布隆迪、埃塞俄比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卢旺达、坦桑尼亚实行类似爬行的安排。柬埔寨实行其他管理的安排。在锚定欧元的经济体中，科索沃、黑山、圣马力诺、安道尔、摩纳哥直接把欧元作为本币。波黑实行货币局制，丹麦、克罗地亚加入欧洲汇率机制(ERM II)，保加利亚在加入ERM II后继续实行货币局制。捷克、匈牙利、波兰、瑞典实行与欧元关联的自由浮动。塞尔维亚、突尼斯采取爬行盯住或类似爬行的安排，阿尔巴尼亚、土耳其实施(有管理的)浮动体制。科摩罗、佛得角、中非经济货币共同体、西非经济货币同盟、喀麦隆、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共和国、贝宁、布基纳法索、赤道几内亚、加蓬、科特迪瓦、几内亚比绍、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多哥实行传统盯住。北马其顿、罗马尼亚实行稳定化安排。在锚定一篮子货币的经济体中，斐济传统盯住美元、英镑、日元、澳大利亚元、新西兰元，萨摩亚传统盯住美元、新西兰元、澳大利亚元、欧元，瓦努阿图传统盯住美元、澳大利亚元、新西兰元、欧元、英镑、日元，科威特、利比亚、摩洛哥、白俄罗斯传统盯住美元、欧元等，博茨瓦纳爬行盯住美元、英镑、南非兰特、SDR等，伊朗爬行盯住美元、欧元、人民币等，摩洛哥实行锚定美元、欧元等的稳定化安排，新加坡推行锚定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的类似爬行的安排，叙利亚采取锚定美元、欧元等的其他有管理的安排。再次，美元、欧元作为支配性金融交易媒介的作用仍然突出。全球外汇交易方面，美元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巴林、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南非、土耳其、俄罗斯、奥地利、比利时、丹麦、匈牙利、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的交易超过欧元、日元、英镑、人民币的加总。欧元在保加利亚、捷克、芬兰、希腊、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的交易超过美元、日元、英镑、人民币的加总。日元和美元在日本的交易平分秋色，欧元和美元在卢森堡的交易排名前2位，美元和欧元在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波兰的交易排名前2位。国际存贷款方面，无论是全部跨境未偿付存贷款，还是欧元区外的存款人存在欧元区外的银行的未偿付存款，抑或是欧元外的银行向欧元区外的借款人发放的未偿付贷款，美元占比均大幅超过欧元、日元和其他货币，也超过三者之和。国际债券交易方面，无论是按窄口径还是宽口径来衡量，美元在全球未偿付国际债券中的占比均为第1，超过欧元、日元和其他货币的加总。进一步细分，美元在非洲、亚太(包括日本)、整个欧洲、欧元区、欧盟28国、非欧盟的发展中欧洲国家(阿尔巴尼亚、白俄罗斯、波黑、北马其顿、摩尔多瓦、俄罗斯、乌克兰)、中东、离岸中心的占比均大幅超过欧元、日元和其他货币，在丹麦、瑞典、英国、其他非欧元区的欧盟成员国、非欧盟的发达欧洲国家(冰岛、挪威、瑞士、欧洲微型国家)的占比逊于欧元，但显著超过日元和其他货币。最后，美元、欧元作为关键性外汇储备的角色仍旧稳固。在亚洲，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角色显著。例如，截至2019年底，香港外汇储备中的美元占比高达82.8%，港元占比7.2%，包括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在内的其他货币占比10.0%；韩国外汇储备中的美元占比69.1%，其他货币占比30.9%。截至2020年3月31日，新加坡2791亿美元外汇储备的3/4由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组成，美元又占据其中大部分比重。在欧洲，截至2019年底，欧元储备在俄罗斯、挪威、瑞士、波兰、瑞典占比相对较低，分别为37.9%、29.5%、39.8%、21.9%和21.6%。在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丹麦、罗马尼亚、英国占比为99.8%、83.7%、57.2%、78.5%、68.1%和50.8%。美元作为主要外汇储备的角色，也间接体现在沿线经济体持有的美国债务。截至2019年6月28日，美国以外的其他经济体(含国际和区域组织)持有美国债务高达20.5344万亿美元，其中，官方持有6.1118万亿美元，占比29.76%，亚欧非、澳大利亚/大洋洲又占据其中大部分比重。从官方的投资币种来看，美元和其他币种的对比悬殊，短期债务为美元3320亿美元、欧元10亿美元；长期债务为美元47220亿美元、欧元100亿美元、日元20亿美元、英镑和澳大利亚元各10亿美元。(二)货币需求方与供给方共同作用下的货币区域格局从需求侧看，“一带一路”沿线的货币需求是“美元区”和“欧元区”形成和稳固的必要条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各异：既有处在发展中阶段的国家，又有进入发达状态的经济体；既有发展滞后的普通发展中国家，又有发展较快的新兴发展中经济体；既有市场发育欠缺、经济比较封闭的国家，又有市场发育良好、经济开放度高的经济体；既有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出口国，又有能源和矿产品出口国，还有工业制成品出口国，以及过剩资本输出国。但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经济体，它们都是外围国家和地区，或以“贸易账户区”的身份或以“资本账户区”的角色，参与到以美国为中心国家、美元为中心货币的“复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当中。对贸易账户区的成员来说，它们希望通过参与国际经贸活动获取经济发展所需的外汇资金；对资本账户区的成员而言，它们意在通过国际投融资行为确保外汇资产的保值与增值。虽不乏国际交易的投机行为，但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才是构成沿线经济体货币需求的基础，在此背景下，兼具可得、便利、稳定等属性的国际货币就成为优选货币，由此，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美元化”和“欧元化”现象不难理解。从供给侧看，美国和欧元区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是“美元区”和“欧元区”形成和稳固的充分条件。从“美元区”的情形看，首先，美国商品市场的强大吸收能力是美元成为主导性国际贸易计价货币的重要保障。截至2018年底，美国、中国、日本、英国、德国占“东亚和太平洋”出口的14.68%、14.96%、5.65%、1.73%、2.46%，占“欧洲和中亚”出口的7.20%、4.65%、1.32%、5.62%、12.28%，占“中东和北非”出口的3.24%、3.15%、1.31%、1.16%、0.67%，占“南亚”出口的15.94%、5.24%、1.43%、3.30%、2.96%，占“次撒哈拉非洲”出口的5.19%、13.33%、2.08%、3.61%、3.42%。其次，美国金融市场的广度与深度是美元成为大宗商品计价货币和金融市场交易媒介的重要前提。从全球大宗商品交易看，纽约和芝加哥两大商品交易所的国际影响力赋予了美元主导性计价货币的地位。除可可粉用SDR、橡胶用新加坡元(新加坡商品交易所)和日元(东京商品交易所)、铜和铅用美元和英镑(伦敦金属交易所)、锡用马来西亚林吉特、大麦和菜籽油用加拿大元、含脂羊毛用澳大利亚元、赤小豆用日元计价外，原油、燃油、氧化混调型精制汽油、天然气、铝、锌、白银、黄金、白金、木材、谷物、棉花、大豆的交易，均使用美元计价。从金融市场交易看，一个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发育度越高，带给交易者的可得性、便利性与稳定性就越大，其货币被广为交易的几率也越大。从金融市场的深度、准入度、效率、稳定性四个维度衡量，美国得分145.2、74.9、151.1、13.1，显著优于世界绝大多数经济体。再次，美国向国际社会供给美元流动性的能力是美元充当锚定货币和储备货币的重要基础。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联储扮演着世界“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从前者看，美联储向欧洲、瑞士、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瑞典、丹麦、挪威、新西兰、韩国、新加坡、加拿大、巴西、墨西哥的央行提供了大量美元流动性支持，更是不限量向英国、欧洲、瑞士、日本的央行提供美元。从后者看，美联储为英国、欧洲、瑞士、日本、加拿大的央行提供不限量美元流动性支持，与澳大利亚、巴西、韩国、墨西哥、新加坡、瑞典的央行及丹麦、挪威、新西兰的央行，达成各自不超600亿美元和300亿美元的临时性美元流动性支持。从“欧元区”的情形看，首先，欧洲大市场的贸易吸收能力是欧元被欧洲国家认可和接受为主要国际贸易计价货币的基本前提。截至2019年底，在欧盟的区域内商品贸易中，只有3个欧元区成员的指标低于50%，其中，塞浦路斯对欧盟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40.9%，爱尔兰对欧盟的出口、进口、进出口占其总出口、总进口、总进出口的37.2%、37.7%、37.4%，荷兰从欧盟的进口占其总进口的40.4%。基本与该贸易格局相对应，除意大利、西班牙、塞浦路斯、卢森堡、斯洛文尼亚的数据不可得外，只有法国商品进出口(39.8%、49.8%)、希腊商品进口(38.8%)的欧元计价低于50%；即便在非欧元区的欧盟国家如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其商品进出口的欧元计价均显著高于50%。其次，欧元区及欧盟金融市场的规模和一体化程度是欧元被用作金融交易媒介的重要条件。从欧元区看，过去数年中，其金融体系规模一直保持稳定，是GDP的6到7倍，和其他主要国家金融体系的相对规模大体相当。2019年6月，欧元区金融中介机构的资产存量(含欧元体系持有的资产)合计82万亿欧元，是欧元区GDP的7倍多，自2015年以来变化甚微；截至2018年底，欧元区所有经济部门的总融资规模为67万亿欧元，是欧元区GDP的近6倍，自2014年以来变化不大。从欧盟看，以2015年9月引入第一个“资本市场同盟(CMU)行动计划”为标志，欧盟委员会启动了CMU倡议，旨在通过开展30多项行动为实现欧盟在2019年建成统一的资本市场奠定基础。截至2019年底，该行动计划中的13项倡议已有11项被采纳。截至2020年1月，6项立法措施已生效，余下措施将最迟到2022年中陆续生效。再次，ERM II是欧元被作为锚定货币的重要基础。1999年1月1日创立的ERM II，旨在确保欧元和其他欧盟货币的汇率波动不破坏欧洲单一市场的经济稳定，并帮助那些非欧元区国家为加入欧元区做好准备。汇率稳定的趋同标准，要求非欧元区国家的货币须成功加入ERM II，该机制提供了用以管理欧盟国家货币间汇率并确保经济稳定的框架。在有资格加入欧元之前，一国必须在确保自身政策不与ERM II存在严重对立，且至少2年内自身货币对欧元的中心汇率不贬值的前提下加入该机制。迄今，丹麦克朗在1999年1月1日、保加利亚列弗和克罗地亚库纳在2020年7月10日加入了ERM II。最后，欧元区及欧盟的金融救助机制是欧元被作为锚定货币和储备货币的重要保障。对成员国乃至非欧盟的伙伴国家来说，欧洲央行和欧盟扮演着“最后贷款人”角色，救助机制和渠道包括：紧急事态下减少失业风险的临时性支持(SURE)、欧洲稳定机制(ESM)、国际收支援助便利、欧洲金融稳定便利(EFSF)、欧洲金融稳定化机制(EFSM)、对非欧盟伙伴国家的宏观—金融援助贷款计划(MFA)，以及双边货币互换安排和回购协议。迄今，欧元区的塞浦路斯、希腊、爱尔兰、拉脱维亚、葡萄牙、西班牙，欧盟的匈牙利、罗马尼亚、克罗地亚、保加利亚、丹麦，以及非欧盟的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约旦、突尼斯，均不同程度得到过欧洲央行和欧盟的金融救助，欧盟还计划向阿尔巴尼亚、波黑、格鲁吉亚、约旦、科索沃、摩尔多瓦、黑山、北马其顿、突尼斯、乌克兰等10个经济体分别提供1.8亿、2.5亿、1.5亿、2亿、1亿、1亿、0.6亿、1.6亿、6亿、12亿欧元的新冠肺炎疫情金融支持。
四、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崛起战略
迄今，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际化稳步推进。在跨境支付系统参与方面，截至2020年8月底，来自沿线经济体的CIPS间接参与者共计501家。其中，亚洲经济体315家、欧洲经济体131家、非洲经济体37家、大洋洲经济体18家。跨境结算方面，中国已和包括越南、老挝、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在内的9个沿线国家签署双边本币结算协议。截至2019年底，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人民币跨境收付超过2.73万亿元，占同期人民币跨境收付的13.9%，其中，货物贸易收付7325亿元，直接投资收付2524亿元，跨境融资收付2135亿元。至少有11个沿线经济体与中国开展了人民币跨境收付，包括：香港地区(44.9%)、新加坡(10.3%)、德国(3.4%)、台湾地区(3.3%)、澳门地区(3.2%)、日本(3.1%)、英国(3.0%)、韩国(2.3%)、荷兰(1.3%)、瑞士(1.3%)、爱尔兰(1.0%)。外汇储备方面，截至2019年底，中国与澳门、日本、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阿联酋、英国、欧洲央行等34个沿线经济体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定，这意味着，人民币已成为其外汇储备的新币种；那些尚未与中国签署互换安排的沿线经济体，如台湾地区、菲律宾、柬埔寨、尼泊尔、沙特阿拉伯、伊朗、奥地利、立陶宛、挪威、法国、德国、斯洛伐克、比利时、西班牙、肯尼亚、坦桑尼亚、赞比亚、津巴布韦、卢旺达等，也单方面把人民币纳入了其外汇储备。离岸清算方面，在21个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人民币清算行，包括菲律宾、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卡塔尔、阿联酋、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澳门地区、澳大利亚、赞比亚、南非、英国、德国、法国、卢森堡、匈牙利、瑞士、俄罗斯；开展人民币清算业务的15大离岸经济体，有13个位于“一带一路”沿线：香港地区(74.49%)、英国(6.50%)、新加坡(3.34%)、韩国(2.36%)、台湾地区(2.03%)、法国(1.61%)、澳门地区(1.44%)、澳大利亚(1.11%)、日本(0.81%)、德国(0.64%)、卢森堡(0.42%)、比利时(0.31%)、荷兰(0.26%)。人民币交易方面，香港地区(17.02%)、台湾地区(12.37%)、新加坡(6.65%)、韩国(5.65%)、马来西亚(2.38%)、澳大利亚(1.87%)、荷兰(1.86%)、瑞士(1.61%)、英国(1.58%)、印度尼西亚(1.51%)、泰国(1.23%)、菲律宾(1.06%)、意大利(0.93%)、日本(0.86%)、阿联酋(0.57%)，排在全球人民币外汇交易的前15位。人民币已实现与欧元、日元、英镑、澳大利亚元、新西兰元、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新加坡元、瑞士法郎、马来西亚林吉特、卢布、韩元、南非兰特、匈牙利福林、波兰兹罗提、丹麦克朗、瑞典克朗、挪威克朗、土耳其里拉、泰铢20种沿线货币的直接交易，以及与哈萨克斯坦坚戈、柬埔寨瑞尔、蒙古图格里克3种沿线货币的区域交易。216家沿线机构投资者获批RQFII并投资于中国证券市场：香港地区99家，韩国36家，新加坡32家，英国20家，法国7家，卢森堡7家，德国3家，澳大利亚3家，瑞士2家，泰国2家，日本2家，爱尔兰2家，马来西亚1家。日本、新加坡、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香港地区、阿联酋沙迦酋长国、俄罗斯、德国、法国、葡萄牙、意大利、匈牙利、波兰14个沿线经济体，以及亚洲开发银行、新开发银行、亚投行3个区域金融组织，通过发行熊猫债筹集人民币资金。相比日元、英镑，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崛起表现可圈可点，但较美元、欧元还有相当差距。面对“美元区”与“欧元区”并存的双寡头货币地理格局，为促进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成功崛起，中国需制定系统的人民币战略，包括：第一，战略理念的确立。应把人民币的崛起提升到供给可得、便利、稳定的国际公共产品的认识上来。其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特质体现在：一是人民币的流通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非竞争性”“非排他性”“非分割性”，是中国供给“一带一路”沿线私人部门和官方部门的一种特殊公共产品；二是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流通规模的扩大、货币职能的延伸、使用空间的拓展，是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在国际货币领域的体现；三是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崛起将伴随“需求尾随型”和“供给引导型”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一方面，中国需作出适时、适当的制度及政策调整以因应沿线经济体的人民币需求，另一方面，需主动向沿线经济体供给合宜的制度及政策创新以引导其人民币需求；四是中国需在参与国际货币金融治理的能力、拥护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秩序、加大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力度、完善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提升本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水平、创新人民币良性内外循环的机制、增强救助危机国家的反应速度等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夯实人民币崛起的信用基础；五是中国面向“一带一路”沿线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需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机制，以共商、共建、共享为理念，以完善货币金融治理、分享货币投资收益、协调资本流动监管、制衡美元过度特权为共识，依此奠定人民币崛起的合作基础。第二，战略目标的定位。应把人民币的崛起定位于在“一带一路”沿线构建能够支撑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区域性资本控制体系。1500年以来大国兴衰的经验尤其是战后以来的美国霸权经验表明，真正决定大国兴衰及其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关键因素是货币与金融实力，也就是汲取区域或全球资本并有效控制其流动规模、途径和方向的能力。这种能力也影响着一国汲取并控制区域或全球资源、能源、商品、服务及技术的能力。由此，被“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广泛用于记账单位、交易媒介、价值贮藏，仅是未来人民币崛起的外在体现。通过使用空间的拓展、货币职能的延伸、流通规模的扩大，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使用的“网络外部性效应”(network externality effect)，最终得以有效配置区域性或全球性资本来服务于中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才是未来人民币崛起的内在追求。第三，战略路径的规划。渠道路径方面，应把人民币面向“一带一路”沿线的“走出去”与针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引进来”有机结合起来。通过“走出去”，实现人民币由“体内循环”向“体外循环”的转换，形成围绕人民币计价、交易和贮藏的离岸市场。通过“引进来”，一是实现人民币由“体外循环”向“体内循环”的回流，消除离岸与在岸的利差和汇差，以降低套息和套汇交易诱发的金融风险；二是加大金融对外开放力度，使“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有机会交易中国境内的人民币金融产品，满足其价值发现、价值实现、风险规避、成本节约等多种货币需求，提升中国金融市场的黏性吸引。职能路径方面，重点提升人民币在大宗商品计价、金融产品交易、货币汇率锚定、货币价值贮藏方面的职能。一是依托大连、郑州、上海等商品期货交易所，稳步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围绕铁矿石、石油等大宗商品的人民币定价中心构建；二是深化金融市场、拓展金融产品、规范金融监管，为沿线经济体提供多样、方便、稳定的人民币投融资工具、产品和秩序；三是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以稳定沿线经济体将货币长期锚定人民币的心理预期；四是培育自身作为区域或全球“最后贷款人”的意识与能力，通过向遭受危机的沿线经济体提供必要的流动性支持，提升人民币作为有价值的贮藏货币的吸引力。第四，战略伙伴的选择。中国需审慎选择人民币崛起所依托的战略合作伙伴，重点突破而非全面铺开。一是明智选择地缘战略棋手。能胜任这一角色的，是那些地理位置优越、金融市场发达、营商环境良好、人民币应用需求强烈的经济体。从这个角度出发，处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要冲的香港地区、新加坡以及“一带一路”交汇点的英国，是欧亚大陆两端关乎人民币崛起的3个重要的地缘战略棋手。二是审慎择取地缘战略支点。能扮演这一角色的，是那些有能力和意愿在其所处地理区域内发挥影响的经济体，如“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途的阿联酋、法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辐射的日本、澳大利亚、南非，“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俄罗斯、瑞士、德国。从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际化进展看，阿联酋的迪拜在中东地区，法国的巴黎在南欧、北非、中非和西非，俄罗斯的莫斯科、瑞士的苏黎世和德国的法兰克福在中东欧，日本的东京、澳大利亚的悉尼和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在东北亚、大洋洲和南部非洲，有望起到撬动人民币次区域崛起的杠杆作用。第五，战略要素的强化。中国应注重强化在生产、贸易、投资、金融领域的国家竞争优势。生产领域，重点是贯彻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主旨是通过培育先进制造业基础和技术创新能力，实现中国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为主向信息技术密集型为主的转型，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逐步构建自身在“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中的竞争优势，为人民币崛起奠定坚实的微观产业基础。贸易领域，重点是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和对外贸易平衡发展战略，主旨是发挥中国作为贸易大国特别是进口大国的规模优势，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供给自由、开放、稳定的最终产品出口市场，助力人民币崛起为被沿线经济体广为计价和结算的国际货币。投资领域，重点是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在基础设施、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的投资合作，主旨是稳步拓展人民币作为“走出去”的企业优先考虑使用的投资载体货币。金融领域，重点是提升央行的宏观调控能力和对外交往水平，主旨是在有序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同时注意防范和化解金融开放风险，以吸引“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在中国境内稳步开展人民币业务，在渐进扩展双边货币金融合作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货币金融治理，以提升人民币作为沿线经济体外汇储备货币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