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辉 魏 倩｜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吸纳与整合研究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中国共产党对民营企业家实行了政治吸纳与整合的策略。这种政治吸纳与整合，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以及党和国家战略重心转移下的策略调适，是适应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化、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必然选择，也是增强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巩固执政基础与提升执政绩效的必然选择，并受到中国“和合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调整意识形态策略、选择性吸纳部分民营企业家入党、积极推动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和对代表性民营企业家作出政治安排这四个途径实现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吸纳与整合。中国共产党基于改革开放战略的需要与对自身能力的自信，对民营企业家采取的政治吸纳与整合方式，在运行过程中受到民营企业家阶层特征和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呈现出政治吸纳主体与对象的不同行为选择，两者之间的地位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特点。

作者简介：黄金辉，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魏　倩，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刊载于《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初心使命视域下党巩固执政的阶级基础与厚植群众基础研究”(项目编号：20AZDD018)的阶段性成果

许多学者将经济发展，特别是市场化转轨与民主转型理论联系起来，但这一理论对当代中国的转型发展缺乏解释力。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家阶层，并不像欧洲的企业家那样扮演反体制的角色。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基本诉求是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及谋求政治体系的承认。从客观实际来看，中国共产党采取政治吸纳与整合策略，将新兴民营企业家阶层纳入体制之中，化解了新兴社会阶层对国家体制的冲击，民营企业家与国家政权逐渐结合在一起。

关于中国共产党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吸纳与整合路径的研究，代表性观点概括如下：何轩、马骏认为政治吸纳主要通过赋予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和吸收民营企业家进入社会团体实现；孙明、吕鹏探讨了政治吸纳的三个途径，即政党吸纳、行政吸纳和社团吸纳，并提出“不同政治吸纳途径的功能、重要性、遴选的标准和程序存在显著区别”。事实上，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吸纳不仅包括承认政治身份和开放一定的政治空间，还表现在主流意识形态对民营经济的肯定，以及出台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上。景跃进、沈大伟、弓联兵、田颖敏等人认为，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吸纳与整合，是执政党自我调适的必然结果，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民营企业家阶层，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转型作出重要贡献，执政党需要借助民营企业的力量推进经济发展，并引导民营经济沿着国家战略规划的方向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执政党对民营企业家阶层实行政治保护和政治引导的策略，对民营企业家的态度由否定、排斥逐渐转变为肯定和吸纳。曹帅、许开轶认为，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吸纳与整合是执政党对经济精英流动的有效调适，有利于促进政治稳定。

总体而言，研究中国共产党对民营企业家政治吸纳与整合的相关理论成果，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现有研究未能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政治吸纳与整合方式的实现途径和内在机制。本文试图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民营企业家实行政治吸纳与整合策略的原因，党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吸纳与整合方式及其内在逻辑，深化对市场化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与中国政商关系问题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民营企业家

实行政治吸纳与整合策略的原因

在中国社会从革命到建设、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型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环境在不断发生变化。在社会转型期，政党能否增强自身适应性，是关乎政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增强政党适应性一方面要求执政党保持相当程度的敏锐度，积极应对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有效整合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则要求政党加强自身建设，根据历史任务进行自我变革，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有效回应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急剧变化深刻地改变了党执政的社会基础，给传统的执政理念与体制带来了新的巨大挑战。为了积极应对社会转型带来的新挑战，中国共产党需要主动调整政党内部关系和政党—社会关系，对新兴的民营企业家阶层实行政治吸纳与整合策略。中国共产党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吸纳与整合，是增强自身适应性、巩固执政基础与提升执政绩效的必然选择。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党和国家战略重心的转移，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将民营企业家阶层作为政治吸纳与整合的对象。社会主要矛盾决定党和国家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政策，也决定执政党“斗争”和“团结”的对象。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经过公私合营后民营企业不复存在，过渡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基本解决。党的八大指出：“中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的八大对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确判断，但1957年以后，党受到“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继续视为社会主要矛盾，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国民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展战略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促使中国共产党实行允许民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增量改革”模式。随着改革开放“新政”的推进，非公有制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也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不可少的重要经济成分。日益壮大的民营经济，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也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一个新兴的民营企业家群体应运而生并不断壮大(见图1)。民营企业家阶层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的重要主体，成为中国共产党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战略合作伙伴。这标志着民营企业家与执政党的关系从以前的敌对关系转变为合作关系。相应地，执政党对待民营企业家的态度与政策，也从之前的排斥、否定、消灭，转变为承认、鼓励与吸纳整合。也就是说，随着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已经将民营企业家阶层作为政治吸纳与整合的重要对象。

图1　1999—2018年中国民营企业户数

(单位：万户)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库。

第二，对民营企业家实行政治吸纳与整合策略，是中国共产党适应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化、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必然选择。任何政党的产生和成长都依赖于一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阶级基础是政党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力量，决定党的阶级性质和政治属性。群众基础是政党获取政权、稳固执政的社会基础。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问题，从本质来说，反映的是政党依靠谁执政、靠什么执政的根本性问题。根据时代要求，不断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党和国家战略重心的转移，决定了生产资料多种所有制的产生与发展，并催生出一个新兴的民营企业家阶层。面对这一新兴社会阶层，中国共产党可以采取吸纳整合与排斥分化两种不同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对新兴社会阶层中的民营企业家进行政治吸纳与整合，是中国共产党顺应经济社会变化，在新形势下巩固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的当然之策。其一，党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吸纳与整合，有助于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党通过引导民营经济发展方向、建立民营企业党组织等途径，能够有效协调劳资关系，保护工人阶级的合法权益，这是党增强自身阶级基础的重要途径。其二，党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吸纳与整合，有助于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通过意识形态上拓宽政党的代表性(从“一个先锋队”到“两个先锋队”)，吸纳民营企业家进入党主导的政治体系，增强了新兴社会阶层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支持和拥护，进一步优化了党执政基础的内部结构，巩固了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其三，党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吸纳与整合，有助于巩固党执政的民意基础。党通过开放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渠道、引导民营企业家行为，能够调和民营企业家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缓和社会利益分化带来的冲突，使党能够兼顾各方利益，切实回应人民需要，从根本上巩固党执政的民意基础。

第三，对民营企业家实行政治吸纳与整合策略，是中国共产党提升执政绩效、增强执政合法性的必然选择。政党的执政绩效是指党在治理国家、领导社会和服务公众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和效率。执政党的执政绩效是考量一个政党执政能力、执政水平最有说服力和解释力的要素，关系到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认同程度。纵观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实施正确的政策决策，有效回应社会新需求，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从而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党的长期执政提供了事实支撑。中国共产党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吸纳与整合，实际上是党回应社会需要，提升经济、政治、社会治理绩效的必然选择。就提升执政党的经济绩效而言，民营企业家在经济领域扮演着推动者的角色，他们能够促进技术创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生产要素的有效结合。党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吸纳和整合，能使党有效利用民营企业家资源，发挥其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当前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发展阶段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换挡使得经济下行压力增大，2020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和日益突出的中美贸易问题加大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加强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吸纳与整合，解除民营企业家发展的后顾之忧，是党提升经济绩效的必然要求。就提升执政党的政治绩效而言。一方面，党通过吸纳更多民营企业家进入政治体系，能够有效回应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诉求，增强执政体系的包容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家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具有较强的契约精神和法治意识，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力量。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吸纳，能够为政治体制带来新的活力，提升政治体系的人力资本素质，从而有利于推动中国政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

第四，“和合文化”传统是中国共产党对民营企业家实行吸纳与整合策略的思想文化根源。“和合文化”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是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底色，至今仍对中国的政治运行与中国民众的政治心理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本土生长的政党组织，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儒家“和合文化”的影响，因此党愿意与新兴社会阶层在共同目标的基础上实现团结、合作，实现形式是党的统一战线方针。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对党取得革命与建设的成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党在处理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关系时，倾向于尽可能地联合、团结其他社会阶层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如何认识与协调和民营企业家阶层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仍然坚持“和合文化”理念，采取政治吸纳与整合策略，努力将这一新兴社会阶层纳入政治体系之中，发挥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民营企业家的

政治吸纳与整合方式

为了加快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四个途径对民营企业家进行政治吸纳与整合：第一，放弃意识形态上对民营企业家的排斥，实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第二，调整党员准入门槛，选择性地吸收部分符合党员标准的民营企业家入党，向民营企业家开放更大的政治参与空间；第三，在民营企业广泛建立党组织，实现与民营企业家联系的制度化与内生化；第四，对社会影响力大的民营企业家作出政治安排，提高其政治地位和声誉。

(一)调整意识形态策略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意识形态正确性的基础之上，党所实行的政策也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同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传统意识形态，日益失去其依存的社会基础，越来越难以解释和指导现实生活。为了提供改革开放条件下所需要的公共政策以及体制保证，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意识形态调适，论证市场经济改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事实上放弃了对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的排斥。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支持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十五大报告重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强调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将“非公有制经济”定位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地位的提高，带来了民营企业家阶层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显著提高，但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地位却仍受制于传统意识形态。2000年以后，党越来越重视民营企业家阶层对政治参与的诉求。但问题的症结在于，在传统意识形态框架下民营企业家难以获得合法的政治地位。为了克服这一难题，党需要进一步调整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解决民营企业家身份与体制之间的冲突。2000年，江泽民在广东考察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民营企业家获得合法的政治身份提供了理论依据，也表明政治系统已经做好吸纳与整合民营企业家的准备。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肯定民营经济的合法地位与重要作用，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十八大报告在重申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变革，只有通过一系列公共政策才能贯彻落实。党对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性质的新定位，同样需要通过相关政策才能现实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陆续出台了多项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见图2)。2005年，国务院出台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首个中央文件——《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2006—2011年，中央陆续出台了14项法律法规，不断改善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提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继续坚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积极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维护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见表1)。2018年9—10月，针对当时严重影响民营企业家信心的“民营经济离场论”等言论，习近平、李克强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马上作出回应，在多个场合发表肯定包括民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讲话，强调“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都是我们自己人”，重申“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指出要从“减轻企业税费、解决融资难融资贵、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完善政策执行方式、构建亲清型政商关系和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六方面入手，推动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2020年9月，中央出台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份关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文件——《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首次作出“两个始终是”的新论断，指出民营经济存在和发展的长期性和必然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从政策上给予了民营经济一以贯之的支持和引导，改善了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提高了民营企业家阶层的政治、社会地位，从根本上推动了党对民营企业家阶层的政治吸纳与整合，增强了民营企业家对党的政治认同。

图2　1979—2008年关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讲话和国家政策法规的出台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中国私营经济年鉴(2000.6－2008.6)》，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表1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出台的有关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大方针政策

(二) 选择性吸纳符合党员条件的民营企业家入党

选择性吸纳符合党员条件的民营企业家入党，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新兴社会阶层政治诉求的回应，也有助于改善党的成员构成，增强组织活力，降低党组织内部出现危机的可能性。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的根本原因在于，执政集团和民营企业家阶层之间的互惠合作能够促进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整体利益的实现。从实际政治运行来看，十六大对党章作出重要修改，将原党章中党员发展对象的规定由“其他革命分子”，修改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特别强调允许符合党员条件的民营企业家入党。江泽民指出：“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要看他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这表明当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判断一个人政治上先进或落后的标准，由以往的财产标准转变为是否为社会主义事业作贡献。Dickson指出中国共产党党员准入条件在改革开放前后出现明显变化：党员资格审核由以往注重政治忠诚和群众宣传动员能力，转变为重视党员的专业技术能力和市场经济适应能力。中国共产党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并不意味着大批民营企业家可以进入党组织，党对申请加入党组织的人员有着严格的资格准入标准。经过几年的试点和讨论，2003年党还出台了针对民营企业家入党的程序规定：首先，明确界定民营企业家的范围；其次，对申请加入党组织的民营企业家进行严格筛选，包括资格审查、考察入党动机和个人财产状况；最后，明确要求党组织加强对民营企业家党员的教育管理。

从图3可以看出1995年以来民营企业家党员比例变化的总体情况。需要说明的是，在江泽民正式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前， 20世纪80年代末一些地方党组织就已经开始吸收民营企业家入党的试验。2001年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的全国性政策出台后，并没有出现民营企业家入党人数大幅增加的情况。1999—2002年民营企业家党员比例大幅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国企改制、鼓励党员干部“下海”经商的结果。2002年的普查数据显示，85.7%的民营企业家党员早在成为民营企业家之前就已具有党员身份。也就是说，在入党标准调整初期，许多民营企业家对于党的政策变化仍持观望态度。为进一步推进民营企业家党员发展工作，2006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明确指出“新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些民营企业家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发现，通过入党进入政治体制可以获得更好的政治保障，有利于维护他们从市场化改革中获得的经济利益，从而激励更多的民营企业家申请加入党组织。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多次重申发展优秀民营企业家党员的重要性，强调“注意培养发展符合条件的企业出资人入党”。2020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再次强调要“坚持政治标准，积极稳妥做好在民营经济代表人士优秀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把政治素质好、群众认可度高、符合党员条件的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及时吸收到党内来”。在党的支持和鼓励下，民营企业家党员人数不断增加，中国共产党吸收民营企业家入党的战略取得了成功。

图3　1995—2018年全国抽样调查中民营企业家党员比例

数据来源：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历次抽样调查报告。图表由笔者整理而得。

(三)积极推动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

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是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战略举措。概括来说，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主要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便于党更好地管理民营企业家党员；二是民营企业党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与非党员民营企业家之间沟通的中介纽带，是党政治整合的重要平台。中国共产党在非公经济领域的组织嵌入，形成执政党与民营企业家之间制度化的政治沟通渠道，从而促进党在这一领域的政治整合。正是在这一政治考量下，中国共产党相继出台一系列加强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的政策。1994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提出在民营企业中建立党组织的设想，但在当时对民营企业家身份定位还比较模糊的背景下，并未实质性地开展这一工作。2000年5月，江泽民在沿海地区考察时，发表了关于推动民营企业党建的讲话，提出“凡是已具备条件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都应建立党组织……把他们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同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关于在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对在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作出具体规定。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建立党组织的重要性。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也多次强调“加大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力度”。2018年7月，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加强企业……等各领域党建工作，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民营企业党建工作取得很大进展(见图4)，2018年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达到158.5万个。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网络延伸到民营企业，实现了对市场化过程中形成的政党权力空白地带的有效覆盖，有助于将民营企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政党组织系统内部解决，以执政党内部的协调替代复杂的政党与新生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与博弈。执政党通过这种体制化的吸纳与整合方式，有助于减少政党与新生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有利于促进政治稳定。

图4　1993—2018年全国抽样调查中民营企业设立党组织的比例

数据来源：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历次抽样调查报告。图表由笔者整理而得。

当前，在肯定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发展中存在的瓶颈制约。首先，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制度化水平较低，开展工作的主要依据是具有某种动员性质的政策文件和指导意见。习近平也指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是一个新领域，体制机制、组织设置、方式途径等都在探索之中，尚未完全定型。” 201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是目前党关于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最系统和权威的文件，但如何有效实施，尚需各地、各级党组织努力探索适合自身实际的措施。现实情况也是如此，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党政部门联合动员的有效程度；民营企业党组织实际发挥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受民营企业党支部书记个人能力和社会关系因素的影响。其次，民营企业党组织的实际效用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在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从本质上来说是党依托所掌握的巨大资源进行“外部性”建设，具有很强的嵌入性特征。党对民营企业党组织性质的设定，决定了无法用传统的科层制组织方式管理民营企业党组织。对于具体负责党建工作的地方党委来说，民营企业党组织的建立是党与民营企业家协商的结果，民营企业党组织在经费来源和人事任命上具有很高的自主性。虽然党的组织覆盖能够建立党与民营企业内部人员的组织联系，但如何拓展这种联系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最后，民营企业党组织的功能定位尚需进一步明确。201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提出，民营企业党组织应发挥“企业发展的政治引领”作用和“企业职工的政治核心”作用。按照相关政策规定，民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监督企业自觉遵守国家政策与法律制度，二是配合企业做好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但由于《意见》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规定，也没有配套的政策保障措施，造成民营企业党组织很难达到中央的要求，许多民营企业党组织实际上成为增加企业利润的“示范”机构。针对这一情况，习近平在201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还比较薄弱”，必须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防止“木桶效应”。近年来，习近平要求进一步加强民营企业党组织覆盖，切实发挥民营企业党组织的功能作用，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民营企业党组织工作创新的有效途径。因此，如何处理好“党务”和“经营”的关系、“服务”和“管理”的关系、“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是当前加强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四)对代表性民营企业家作出政治安排

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安排”，是适应市场化条件下统一战线的需要，由中国共产党统战部门主导，对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各界精英安排政治职务，或者进行政治荣誉表彰。在各级党组织的推荐下，代表性民营企业家可以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民主党派、工商联、政府部门和各种社会团体中担任领导职务，参与政治生活。这种制度安排体现的是党和民营企业家双方的共同诉求。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种政治安排是吸纳与整合新兴社会阶层的策略行为。21世纪以来，中央出台一系列有关政治安排的政策法规，对民营企业家政治安排的程序、原则作出明确规定，特别强调要建立综合评价体系，对民营企业家进行资格审查。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安排提出指导意见，要求在稳妥做好优秀民营企业家政治安排的同时，“完善民营经济人士综合评价体系”，坚决“把好入口关”。政治安排的资格审查，主要包括考察民营企业家的经济实力、政治表现、社会声望、个人能力和受教育程度。总体来看，获得政治安排的民营企业家，通常是“思想政治强、行业代表性强、参政议政能力强、社会信誉好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显然，这些纳入考察的指标也会影响到民营企业家能被安排到政治体系的哪个圈子内，以及离政治权力中心的远近。

具体来说，党对民营企业家作出政治安排的途径主要包括：(1)鼓励民营企业家加入行业协会和工商联。这是民营企业家进入政治体系最基本的一环，工商联是党的关联组织，加入工商联是被党信任的第一关。(2)推荐代表性民营企业家担任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政协和人大是比较理想的参政议政场所。2018年第十三次私营企业调查报告显示，民营企业家中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比例分别为28%和16%。(3)推荐代表性民营企业家担任地方党政副职。2004年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委联合出台二号文件，规定企业负责人不得兼任党政领导职务，但事实上仍有极少数民营企业家党员成为地方党政副职领导，这表明地方党政副职也是民营企业家允许进入的合法空间。(4)选举代表性民营企业家党员担任全国党代表。民营企业家党员当选为全国党代表，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其政治身份和地位的极大承认。近年来，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全国党代表中民营企业家人数有所增加。在2002年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党章之前，已有7位民营企业家作为新兴社会阶层代表参加全国党代会。2007年党的十七大代表选举方案提出，应有适当数量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党员代表。党的十八大代表中，共有34位民营企业家党代表。党的十九大中，有27位民营企业负责人当选为全国党代表。全国党代表中的民营企业家代表一般都是本企业的产权所有者，其中大多还兼任企业党委或支部书记。民营企业家党员要想当选为全国党代表，除了成为本行业的佼佼者之外，还必须抓好本企业的党建工作。民营企业家党员的政治态度、经济实力、企业党建情况，以及与基层民众的联系程度，成为全国党代表资格审查的决定性因素。以十九大民营企业党代表选举为例，首先要求民营企业家政治素质过硬，其次要求有突出的工作业绩，然后需要经过五项严格的选举程序，最后在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后才最终确定名单。

党对民营企业家作出政治安排，有利于确保民营企业家在体制内进行利益表达，防止其转变为体制外的政治力量。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资格审查侧重于民营企业家的个人政治态度、个人对社会公共事业的贡献、企业党建发展状况以及对国家政策的响应程度，这对引导民营企业家的正确行为取向具有积极作用。民营企业家即使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会积极争取政治安排机会，努力按照党资格审查的要求行动，这在客观上也会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产生积极作用。相比一般的民营企业家而言，获得政治安排的代表性精英具有更高的政治认同，更倾向于维护政治系统的稳定。但也要看到这种政治安排的准入门槛很高，大多数民营企业家无法进入。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民营企业家的

政治吸纳与整合方式

形成的内在逻辑

透过现象看本质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内在要求。思想理论的科学性不仅表现为描述事物“是什么”，更体现为揭示事物的本质“是什么”。因此，对于理论发展而言，既要总结经验现象，更要透过经验表象揭示其隐藏的内在逻辑。从统合主义的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吸纳与整合，其本质是市场化条件下国家—政党—社会关系的体现。政党采取统合策略联合国家与社会中的不同阶层，新兴社会阶层借助政治吸纳与整合获得合法政治地位和利益表达渠道。与此对应的是，新兴社会阶层也应承认国家权威和接受政府的规制。探讨中国共产党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吸纳与整合方式的内在逻辑，旨在回答是什么形塑了政治吸纳与整合过程中吸纳主体和对象的行动逻辑。为此需要考察这一政治吸纳方式产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找出影响政治吸纳与整合方式内在逻辑的根本性因素。中国共产党基于改革开放战略的需要与对自身能力的自信，对民营企业家采取政治吸纳与整合策略。这一策略在运行过程中受到政治文化传统和民营企业家阶层特征的影响，呈现出政治吸纳主体与对象的不同行为选择，两者之间的地位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特点。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调适能力和政党自信，为政治吸纳策略的形成创造了重要条件。拥有适应环境变化的自我调适能力，是任何一个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对政党来说也是如此，政党适应性是一个政党获得执政地位与实现长期执政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对既有政治秩序形成冲击。中国共产党自觉地认识到必须及时调整政治策略与治理方式，以适应经济、社会结构显著分化的现实，增强党领导中国经济、社会事业继续向前发展的能力。民营企业家阶层的产生与成长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必须构建一种更为包容和弹性的正式制度，以应对因社会阶层结构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社会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党对民营企业家阶层采取了政治吸纳和整合策略，以增强民营企业家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发挥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政党适应能力是政治吸纳和整合策略形成的重要条件。

此外，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自信也是政治吸纳和整合策略形成的重要条件。“政党自信是指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对政党价值、历史、执政能力等方面做出客观、正向认知、评价及未来效能的确信。”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自信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二是党的指导思想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三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与支持。尽管十年“文革”的极左路线使中国现代化事业遭受严重挫折，但从中国政权兴衰的政治周期来看，在改革开放启动之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权正处于发展上升期，其执政地位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使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具有充分的政治自信，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为了迅速摆脱“文革”后期面临的巨大内外压力，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及时启动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积极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充分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推动经济、社会加快发展。党对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新经济和新兴社会阶层，实行包容性的经济、社会政策，承认其合法政治、社会地位。对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民营企业家阶层，党也改变了此前很长时期内将其视为社会主义的对立力量与革命对象的传统认识，充分肯定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并通过政治吸纳策略，将民营企业家阶层的精英整合到政治体系之中，建立党与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内生性联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对民营企业家阶层实行政治吸纳与整合策略，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具有充分的政党自信，相信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民营企业家阶层，对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积极支持和拥护的。而且，中国共产党也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规范与引导该阶层的成员遵守国家的法律制度，发挥其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第二，中国民营企业家阶层的群体特征决定其在政治吸纳与整合过程中的行为选择。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民营企业家阶层具有两个方面的显著特征。一方面，大多数民营企业家在政治上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民营企业家的身份来看，他们在政治上属于公民，在经济上是企业家，在社会层面是经济精英。就民营企业家的成长轨迹来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得益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市场化改革红利的最大受益群体。因此，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真正认同党的领导，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家的内部结构和利益诉求存在较大差异。首先，中国民营企业家在身份来源上差别较大(见表2)。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多数民营企业家由城乡普通居民转变而来。党的十五大全面启动国有企业改革之后，部分政府官员，特别是一些原国有企业领导与员工下海经商，成为民营企业家。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家的来源具有多样性，成员流动性较大。其次，我国民营企业家行为方式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秦海霞在对辽宁省某市民营企业家的行为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中国南北方民营企业家在构建关系网络，特别是在处理与政府关系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即北方民营企业家更加依赖政府，而南方民营企业家更加注重于同乡关系网络的构建。此外，我国民营企业家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对于第一代民营企业家来说，他们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民营经济被打压的集体记忆，更多追求优惠政策，而不是谋求制度性权利保护。新一代民营企业家则具有更清晰的自我定位，他们与老一辈民营企业家不同，没有把处理同执政者的关系

表2  1991—2012年民营企业家身份来源的职业分布(%)

作为最优先的事项。最后，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民营企业家阶层内部存在较大的利益冲突，小微企业主不具备资源、地位优势，其利益空间和社会流动空间容易被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家挤压，小微企业主与资本雄厚的民营企业家的利益诉求也呈现出明显的分化。中国民营企业家阶层的特性，决定其在政治吸纳与整合过程中的行为选择：一是民营企业家倾向于寻求现有体制的支持，希望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二是民营企业家倾向于表达自身利益诉求，不会代表所在阶层进行公开游说。即使有些地方出现少数民营企业家的自发集体行动，也是基于特定的利益需要，而不是基于整个阶层的共同关注。因此，绝大多数中国民营企业家希望得到执政党与政府的承认，通过政治吸纳进入政治体系，并且倾向于通过个体行动而不是集体行动的方式，影响党的政策制定与实施；其政治参与的主要目标在于获得针对本企业的优惠政策，而不是追求阶层的共同经济利益，更不可能追求阶层性的政治目标。

第三，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吸纳与整合过程中，全能主义政治文化的历史传统与中国共产党的强大领导能力使政治吸纳主体与吸纳对象的力量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特点。政治对经济的管控，国家机器对经济运行的干预，贯穿于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帝国时期。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改革，逐步形成社会经济的多元格局，但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之间的界限并未完全明晰，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体系，仍然掌握着最重要的经济、社会资源。中国共产党在对民营企业家阶层进行政治吸纳与整合的过程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能够实施强有力的领导和控制。党在出台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开放政党和政府系统、建立民营企业党组织等过程中，其相关政策出台的时机与政策工具的选择，主要是基于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判断与实现执政党战略目标的需要。而民营企业家阶层要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就必须考虑市场和政治权力两个因素，特别是需要得到执政党的承认和支持。因此，中国共产党对民营企业家阶层的政治吸纳和整合，从根本上呈现出力量的非对称结构：一方面，党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可以根据不同时期的执政目标需要，决定政治吸纳的对象与方式；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家必须服从党及政府的领导，谋求政治体系的承认，以更好地保障其合法财产权利与政治、社会权利。

余  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党和国家战略重心的转移，决定了生产资料多种所有制的产生与发展，大量个体、私营企业应时而生，一个新兴的民营企业家阶层随之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家不仅在数量上不断增加，其对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成长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面对这一新兴的社会阶层，中国共产党基于发展战略的需要与对自身能力的自信，及时转变对民营企业家阶层的态度，对民营企业家采取了政治吸纳与整合的策略。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和民营企业家阶层的特性，决定了政治吸纳主体与吸纳对象的不同行为倾向，使政治吸纳主体与对象呈现地位上的非对称性特点。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民营企业家进行政治吸纳与整合的主要方式是在意识形态上承认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并通过严格的组织程序将代表性民营企业家吸纳到政党系统或其他国家制度体系之中。中国共产党对民营企业家阶层的政治吸纳与整合，扩大了党的执政基础，对保持政治稳定、推动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们也应看到，当前中国进入新时代，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党对民营企业家政治吸纳与整合的方式，面临较大的风险和挑战。首先，既有吸纳方式制度化、规范化程度较低，通过政治吸纳进入组织体系的人员比例较低，大多数小微企业主难以成为吸纳与整合的对象。其次，既有吸纳方式存在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进行利益合谋的潜在风险。中国共产党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吸纳与整合，会使财富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可能损害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特别是可能形成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之间的合谋，加大权力寻租的风险，影响党风廉政建设。最后，近年来，新媒体技术快速发展，民营企业家阶层利益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导致现有政治吸纳与整合方式面临严峻挑战。当前中国共产党对民营企业家政治吸纳与整合方式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时代风险和挑战，使这一策略的政治效能呈下降趋势。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共产党政治吸纳与整合方式效能的弱化，如何构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有效的政治吸纳与整合方式，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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