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湘｜国际关系研究的文化融合路径——关系理性主义探析

摘 要

世界是在不同文化的交互、竞争、冲突和融合中不断向前推进的，并不断生成新的文化形态。在人类关系日益紧密的今天，不同文化、文明的对外实践不断交叉、碰撞和融合，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要反映国际政治的这一实践现象，应当兼具不同的文化视角。文化融合路径就是反映这一现象的理论思考，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新尝试。关系理性主义是文化融合的结晶，由中国关系感性思维文化和西方逻辑理性思维文化融合生成，强调人类认识事物的不确定性和确定性、模糊性和精确性相互补充，以及角色之间的平等关系和亲疏差序等级关系之间的平衡，是兼具内修和外治、“柔性治理”和“刚性治理”的混合思维方式。关系理性主义包括两角解释方法和三角解释方法，可以更好地解释天下共生的整体主义与民族生存的个体主义之间的交流、碰撞和融合现象，增加了理解国际社会的视角，并与理性主义和关系主义相互补充，是分析文化融合实践的切实可行路径。

作者简介

刘胜湘，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美国国家安全危机预警体制机制及启示研究”(项目编号：17AGJ004)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刊载于

《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 

人类由不断进化的文化动物组成。世界是在不同文化的交互、竞争、冲突和融合中不断向前推进的，即“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接触，其结果必然是双方都发生变化。‘不但本有文化发生变化，就是外来文化也发生变化’”。这一过程将出现不同文化体融合生成新文化体的趋势。“在文明、文化的互动之中，甚至在某种程度的冲突之中，也会建构相互转化的过程，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会随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转化而产生新的文化融合和文明形态。”事实上全球性世界已经出现，人类同处一个地球村。人类已开启了生成全球性文化的进程，几种主要的文化“正在互相融合，凝铸成一个共同的人类文化体系”。反融合和逆全球化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短暂现象，不可能影响历史融合的大趋势。由于社会科学理论会带有不同文化群体的文化痕迹和偏见，因此，在科技进步和国际社会相互依存、融合发展的今天，社会科学分析应当兼具不同的文化视角。“当今的学问已经难以属于某个典型的纯种，大多数都是融合了不同源泉的营养，在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思想的交流和冲撞中产生灵感，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交流、交汇和交融中产生启迪。”文化融合视角会带来理论研究的繁荣。社会科学“开放则生、则繁荣；封闭则衰、则死灭”，“百家争鸣则盛、则进步；万马齐喑则枯、则颓败”。当今国际问题研究正是如此，西方话语霸权已让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曾经轰轰烈烈的学派争论虽然带来不同时期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繁荣，但其争论基本是西方文化内部的有限争鸣，没有脱离西方文化的窠臼，这也是目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陷入萧条状态的主要原因。

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理性思维文化主导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状况开始发生变化。国际关系理论经过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三次辩论后，进入第四次辩论——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辩论时期。在第四次辩论还不够充分时，又出现了“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倡议”，以寻求理论研究上的突破。这一倡议使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有了新的动力，得到很多西方和非西方学者的响应。中国似乎成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倡议最主要的响应者和推动者。如果说传统主义与科学行为主义之争是英国与美国之争，那么围绕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倡议展开的争论已演变为中国与美国之争，也可以说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文化视角之争。2018年4月，外交学院主办了“全球国际关系和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全球国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和“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这次会议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会议倡议避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视角”，应该“迈向全球国际关系”，“完成理论研究的时空跨越”，倡导“不同知识体系间的良性互动与对话”以及“地区主义理论之间合作与对话”。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正是在倡导中国学派这一观念的影响下，出现了“天下体系理论”“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全球国际政治学”“进化理论”和“共生体系理论”等不同的理论研究倡议。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关注到跨文化融合的研究，并据此路径产生了一些重要学术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也可以被称作“交互格义理论”，如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和道义现实主义。秦亚青的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就是中国传统的关系文化和西方建构主义的理论范式相结合的理论建构成果。他认为，“如果说西方自启蒙以来三百余年的一个核心理念是‘理性’(rationality)，那么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关系性’(relationality)。将这个中国元素概念化，以这个重要概念为核心，并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立论方式相结合”，可以“设计一种国际关系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文明与文化“在一个和谐的过程中互动，逐渐融合，生成新的合题。共同进化可以也必然在不预设同质化的条件下产生，在不同生命体或是文化体保持原有特征的情况下形成新的生命合体。在这个意义上，关系理论是在多样与多元的世界中理解国际政治的一种新的世界观”。他以自动力的关系本位思想和认识元关系的中庸辩证法为基础提出的“过程建构主义”或“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对学界通过文化融合路径研究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迪作用。阎学通和张峰也是关注到跨文化融合研究的学者，他们将中国古代的道义思想与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相结合，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阎学通将国家分为“主导国、崛起国、地区大国、小国”，将国家的政治领导力分为“无为、守成、进取和争斗”，并据此深入研究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将其称为新古典现实主义。他认为政府领导力才是大国崛起和衰落的关键，提出了“一个政治领导集体既可兴邦，也可误国”的重要观点，建议中国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走讲道义崛起道路。阿查亚(Amitav Acharya)提出了建立在多元文化基础上的“全球国际关系学”概念，倡导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多元论的普遍主义”。

总体来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依然处于西方范式思维的窠臼之中，一些非西方理论也受到了范式思维的很大影响。由于“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具有自身的局限”，因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需要有开放性和文化包容性，需要反映不同文化体之间的融合实践以及国际政治现实。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关系日益紧密，文化融合路径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新尝试，运用文化融合视角分析国际关系将得出不同的结论。

任何“一种文化体系必须具有最低程度的内聚力”，这是一种弱制度化的社会秩序，并与文化实践相互建构。正是这种不同的文化内聚力导致不同文化体理解社会的方式有别，不同的文化体也因此创造不同的历史。因此，用不同的文化视角理解国际社会将获得不同的诠释结果，运用文化融合视角理解世界，将会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事实上，人类文化就是多文化融合的结果，而且这种融合就是文化共存共生的实践过程。“儒家思想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产物”，“基督教是古希腊世俗文化、犹太教宗教文化、古罗马政治文化相结合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是一种融合与渗透”，朝鲜、越南和日本的本土文化与中国儒家文化是共存共生的，世界甚至出现了“儒家式的基督徒”“儒家式的伊斯兰教徒”。人类历史就是不同地域性文化不断融合、进化和扩展的历史。有两种文化行为方式是极端的，即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本土主义。正确的方式应该是文化交往实践平衡(balance of practices)的混合方式：多元接触与融合。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的对外扩张，西方文化与世界不同地域的文化逐渐相互碰撞和交融，今天的世界文化和人类文化状态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展形成的。人类也因为学习而推进了文化的发展、融合和进化，并不断增强了其适应力。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以及不同文化接触、交流和交融不断深入的背景下，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早已成为一种必然现象和发展趋势，尽管这一过程极其漫长并充满不确定性。依赖国家之间共同规范、规则和认同的国际社会也有可能进化成依赖个人之间共同规范、规则和认同的世界社会。社会科学理论界也将因此不断涌现出多文化融合形成的理论。文化融合分析方法关注不同文化影响因素的关联性和不同文化机制的互动及其造成的影响。笔者试图运用中国关系感性思维文化和西方逻辑理性思维文化的融合视角，提出理解当今国际政治的一种方法——关系理性主义。

西方有逻辑理性文化传统，逻辑理性始终主宰着西方的思维和实践。从古希腊时期的自然理性文化，到中世纪时期的上帝理性文化，再到近代的科学理性文化，西方建构了形而上的逻辑理性思维模式。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理性动物”，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黑格尔强调“理性概念”，逻辑理性始终是西方思维的主线。逻辑理性思维强调理性是知识的来源和认识世界的确定性原则，认为知识“在原理、概念和法则里面，而非察觉个别的物体”。由于感性的不确定性，知识只能在理性中寻找，实在和确定性要在理性中追寻，无论是通过物质主义、观念主义，还是实践路径。人类认识世界，需要通过逻辑理性分析推理和判断来获得事物的确定性和精确性，就是要依理而断和追根求源。“完全确定性的寻求只能在纯认知活动中得以实现”， “理性主义者专注于确定性”。逻辑理性思维方法可以摆脱激情和偏见。理性主义依赖于“理论解释的自洽性”和“建构理论的确定性，实际上这是不正确的”。况且，“完全的理性思维过程不保证一定可以获得真实结论”。

中国有关系感性文化传统，关系感性占据中国思维的高地，强调内在的感觉、感悟、悟性，可以说中国文化感性思维有余，理性思维不足。从孔子的“仁义礼”，到孟子的“仁义礼智”，再到董仲舒的“仁义礼智信”，都是生活感性的产物。“仁义礼智信”已成为中国关系感性思维文化的核心观念，是中国长期以来处理社会关系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但是关系感性思维文化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强调有感而发和一分为二，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受到两种不同的思维文化方式的影响，中西方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治理观念：关系感性治理和逻辑理性治理。关系感性治理强调精神“内治”和“内修”。“仁义礼智信”是中国，很大程度上也是东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是关系感性思维文化的产物，是以“人之初，性本善”为假设来分析和判断人类社会的。因此，关系感性治理强调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等“内修方式”来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由于人性本善，“仁义礼智信”等善行可以通过这种“内修方式”实现。逻辑理性治理强调理性计算的“外治方式”。推理判断是西方逻辑理性思维文化的产物，是以“人性本恶”为假设来分析和判断人类社会的，因此，逻辑理性思维主张通过法律制度等“外治方式”来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由于人性本恶，抑制非“仁义礼智信”等恶行，只有通过“外治方式”才能达成。“内修”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而“外治”具有相对的确定性和精确性。中国出现了强调“内修”的“仁义礼智信”治理方式，西方则出现了强调“外治”的非“仁义礼智信”式治理方式——权力制衡和契约规范。

西方逻辑理性思维文化与中国关系感性思维文化的融合，需要契约仁爱观与道德仁爱观、契约规范观与礼仪秩序观、契约义利观与道德义利观、非此即彼的清晰思维与亦此亦彼的模糊思维、他律诚信文化与自律诚信文化有机结合起来，这从根本上来讲是西方的确定性和清晰性思维文化与中国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思维文化的融合。西方逻辑理性思维文化追求的是确定性的学问，具有外在的功利主义倾向，追求物质利益，而这种物质利益是可以而且需要用契约等外力进行强制划分的。中国关系感性思维追求的是关于“心”的不确定性学问，因为，对自己的内心无须确实。“中国的世界观最终落实到人的‘心’，因此，内修，以及对自己的心的教养，成为和谐人与人关系的根本，也因之成为社会和天下秩序的根本。”确定性和清晰性是西方逻辑理性思维文化的核心，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是东方关系感性思维文化的核心。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西方逻辑理性思维文化强调“外治”“刚性治理”和角色之间的平等关系，中国关系感性思维文化强调“内修”“柔性治理”和角色之间的亲疏差序等级关系。基于两种思维的理论研究会分别导致固化的普世逻辑和动态的偶然性因果机制。实际上柔性的礼治体系和刚性的法治体系有可能融合和相互补充，东方传统和西方传统是可以结合的。

如果西方逻辑理性思维文化与东方关系感性思维文化融合在一起，就会出现理性和感性中和的关系理性主义思维，或理性关系主义思维。关系理性主义是关系感性思维文化与逻辑理性思维文化的融合与折中，即逻辑理性判断中含有关系感性，关系感性判断中有逻辑理性内涵，既不是单纯的逻辑理性，也不是单纯的关系感性。(见图1)如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是融合关系感性思维和逻辑理性思维的一种新思维，“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突破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从价值、理论、实践和目标四个方面”实现了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性超越”。由于逻辑理性思维的确定性和精确性以及关系感性思维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逻辑理性思维文化与关系感性思维文化的融合也可以说是思维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精确性和模糊性的融合。关系理性主义强调人类认识事物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精确性和模糊性相互补充，是一种混合的新思维方式。如果运用关系感性思维文化与逻辑理性思维文化融合的方法来分析和理解世界，世界将呈现完全不同的画面。从社会治理层面来看，两种思维文化的融合将促进“外治”与“内修”、“刚性治理”与“柔性治理”以及角色之间的平等关系与亲疏差序等级关系之间的平衡，这也是固化的普世逻辑和动态的偶然性因果机制之间的平衡。认识当今人类社会也许更需要折中的混合思维方式，即认知上的中庸之道。

图1　关系理性主义

关系理性主义两角解释方法

西方逻辑理性思维文化背景下，国际关系研究形成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主流理论，运用三大理论解释世界，得出的结论是关于权力、制度和身份文化的理性选择逻辑。权力、制度和身份具有确定性和清晰性思维特征，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都是确定性的社会状态：敌对、竞争与和平。中国关系感性思维文化运用关系概念来观察和理解世界。中国文化的关系概念是指行为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社会秩序状态，包含三个层次：关系的表层是横向互动和纵向流变，中层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亲疏差序等级关系和以互存互需互补为基础的共生关系，内层是义利关系，依靠德治，即通过“仁义礼智信”来协调和维持。关系感性思维文化以天下主义和共生关系诠释国际社会，提出了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世界设想，其核心是强调社会的仁德治理。这些都是有些模糊和不太确定的未来世界社会状态，是一种实践性社会框架。中西方两种思维文化的融合会生成关系理性主义。关系理性主义具有解释社会事务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强调世界治理的外治和内修、“刚性约束”与“柔性约束”以及角色之间的平等关系与亲疏差序等级关系之间的平衡等多个层面特征。关系理性主义的两角解释方法包括天下现实主义和共生现实主义、天下制度主义和共生制度主义以及天下建构主义和共生建构主义。

(一)天下现实主义

天下现实主义，或现实天下主义是西方现实主义的权力观与中国天下主义体系观的融合。现实主义的权力观从民族国家的视角观察世界，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去理解世界，即国家要获取权力、维持权力和显示权力。“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争取权力的斗争“不受时间和空间的环境的影响”。因此，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具有确定性的权力制衡关系，要么是均势，要么是霸权。如果将权力划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现实主义首先要获取的是硬权力，获取方式主要是威慑和武力等刚性手段。而天下主义体系观是从天下视角去理解世界，即胸怀天下、放眼世界，“思想至大无边”，“天下至大无边”，“天下无外”。天下体系是一个万众归心的亲疏差序等级社会，“没有不可兼容的他者，没有不共戴天的异教徒，没有不可化解的绝对敌人”。国家在天下主义的视野里就变得并不那么重要，甚至可以没有国家观念。国家要获取的主要是天下威望和尊严。获取“天下者”，要“明明德”，只有通过“正心、诚意、修身”等内修的方式，做到有“仁德、义举、礼仪、智慧和诚信”，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进而才能做到“有容乃大”。与现实主义刚好相反，天下主义首先要获取的是软权力，获取方式主要是“仁义礼智信”等柔性手段。因此现实主义的实践是国家之间的权力争夺，本质上属国家主义，世界是在国家主义的指导下形成的，而国家主义具有排他性。以国家主义为指导，国家甚至整个世界都易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并陷入“冲突—和平—冲突”的死亡循环怪圈。如在西方国家主义的扩张中，一些地区或被消灭，或被西化，成为西式国家主义的牺牲品。天下主义强调天下体系下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本质上属世界主义，具有文化兼容性。以世界主义为指导，世界将以和谐为本，个人、家庭、国家以及整个世界都会被纳入一统天下的轨道，并在“和谐－冲突－和谐”的循环中得以共生和发展。在天下主义的实践中，国家和地区不是被殖民，而是归化，如朝贡体系中，没有中国与外国之分，只有天朝和属国之说，天朝一统天下。因此，天朝与万邦之间的关系就是道与万物之间的关系，即“道生万物”。在天下体系中，文化各方的均势和平衡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说现实主义的权力观强调的是国家权力的大小分布关系，那么天下主义体系观强调的是不同群体之间的亲疏差序等级关系。

用天下现实主义分析世界就是要达到权力观念与天下观念的平衡，即国家体系与天下体系的平衡，或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平衡。如在东亚地区就是以美国为首的现实主义和以中国为首的天下主义之间的较量。美国在东亚地区建立了美日、美韩、美菲等军事同盟关系，并利用朝鲜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制衡中国，导致东亚地区呈现清晰的权力大小分布格局与制衡态势；中国则提出战略伙伴关系、东亚命运共同体等天下理念来处理东亚国际关系，这是明显的亲疏差序等级关系布局。是现实主义获胜天下主义失败，还是天下主义获胜现实主义失败，现在还不得而知。较量的最后可能并不是我们随意想象的结果，而是很有可能孕育出一种新的东亚体系，即在天下现实主义思维引导下的东亚天下权力体系。从这个意义来讲，未来的东亚既不是纯现实主义的东亚，也不是纯天下主义的东亚，而是天下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东亚，即天下现实主义的东亚。未来的世界既不是纯现实主义的世界，也不是纯天下主义的世界，而是天下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世界，即天下现实主义的世界。

在天下权力体系下，国家既要获取硬权力，也要获取软权力，获取利益的方式是软硬结合。国际社会的治理方式将是“外治”和“内修”、“刚性治理”与“柔性治理”的结合，角色之间的平等关系与亲疏差序等级关系相交织是未来世界秩序的重要特征。如东盟“10＋”机制已开始孕育天下现实主义思维，其治理方式初步具有天下现实主义思维的特征。由于东盟“10＋”机制不具有强制性约束力，其存续依赖于各角色内修式的自愿、自律和舒适感，相互之间争端的处理就需要通过现实主义制衡及其协调方式，更需要彼此相互包容，尤其是大国相互包容。目前来看，在东盟“10＋”治理机制中，中国、日本、韩国、美国等都愿意由东盟牵头处理东亚事务，这正是现实主义融入了天下主义，即天下现实主义。从这个意义来讲，无论未来美国是否退出东亚，东亚都将形成天下现实主义体系状态，这实际上是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融合与折中的结果，即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都不可能退出东亚，两者平衡会生成一种新的东亚天下现实主义体系。

(二)共生现实主义

共生现实主义，或现实共生主义既强调共生关系，也强调权力政治，由共生理论与现实主义交织、融合生成。共生理论强调共生。共生是“共同生存”的和谐状态，是行为体在相互依赖基础上形成的“互惠共生”状态，是一种具有互斥互补性和竞争合作性的斗争妥协过程。共生是人的一种天性，人是共生性动物。任何角色共生则生，孤生则亡，即“孤阴不生，孤阳不长”。共生关系也是一种亲疏差序等级关系，其维持依赖于“仁义礼智信”等内修式的柔性德治和自我约束，即有德则生、则立、则兴，无德则衰、则倒、则亡。在国际政治中，共生关系是国家在竞争妥协互动中的相互依存关系，进而形成国家间的互惠互利和共赢关系。而在现实主义看来，国家间关系的维持依赖于国家之间的权力制约关系，这是一种国家间关系平等的外力式刚性制衡关系，即有权则生、则立、则兴，无权则衰、则倒、则亡。

从共生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在国际政治中，国家追逐权力要以维持共生关系为基本准则，必须实现共生关系与权力关系的融合。如果国家只顾追求权力，忽视彼此共生的重要性，其结果会是国家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不顾弱势国家和地区的生存状态，动用一切手段获得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控制权，甚至吞并其他国家和地区。近代西方国家的对外扩张就是西方强势国家运用武力手段等打开了弱势国家和地区的大门，弱势国家和地区在这一过程中处于被殖民、被侵略的境地。当时西方国家只顾追逐权力和财富，完全不顾及被殖民、被侵略地区的生存状态，最后的结果是忽视共生关系的殖民主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而共生现实主义要求国家在追求权力的同时，也要顾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生存状态，追逐权力需要有所节制，权力需要为共生关系服务，并为共生关系所约束。一心追逐权力的国家会挑起和发动战争，在这一过程中最终甚至会失去既有地位，直至消失。特朗普政府一味追求“美国优先”就是忽视了世界共生关系，美国离霸权的衰落已不远了。

根据共生现实主义的逻辑，未来的世界将是共生关系与权力政治彼此约束、相互交织和融合的世界，是协调式共生的世界。共生关系的维持既需要国家的自我约束，也需要国家间的权力制衡，从而形成内修和外治相结合的共生现实主义社会状态。如果成员忽视自我修德而背离共生逻辑，共同体将会土崩瓦解。如一战结束前的协约国与同盟国、二战结束前的同盟国和轴心国以及冷战时期的北约和华约等军事组织的内部关系，就是共生性权力关系。由于这些集团组织的内部成员忽视了“自我内修和德治”，其瓦解也就在所难免。

(三)天下制度主义

天下制度主义，或制度天下主义是天下主义和制度主义的融合，是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在制度主义的约束下，国家之间的关系是规则关系，国家需要按照制度规则办事，国家对彼此的行为有遵守规则的预期，即国家会在制度规则的指导下运行。然而国际制度依然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制度规则并不能治理好国家之间的所有事务，包括制度之内和制度之外的事务；二是既有制度规则可能对某些国家有利，尤其有利于规则主导国，而规则适应国则处于不利位置；三是制度规则会在实践中产生新问题，必须随着制度实践的变化而变化。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规则主导国与规则适应国之间的关系平衡，而天下主义和制度主义融合生成的天下制度主义恰好可以作为指导。

解决规则冲突问题的过程实际上是规则主导国与规则适应国之间的互动关系进程。处于不利位置的规则适应国要修正既有规则就需要取得规则主导国的同意和认可，双方需要通过谈判和协商的方式达成彼此可以接受的新规则。注重软权力和关系过程的天下主义可以对此提供一个较好的解决路径，即在规则的调整过渡期通过谈判维持既有规则框架下的互动关系过程，经过一定互动性关系的发展彼此达成默契，最后完成新协议。在这一过程中，规则主导国应具有容纳规则适应国发展和兴起的天下胸怀，实施“仁义礼智信”的怀柔政策，并接受新规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新兴国家的发展需求，新兴国家也要考虑规则主导国的困难，接受规则主导国的规则诉求并适度抑制自身的过快发展欲望，这正是天下制度主义的发展路径。2020年1月16日，在中美建交41周年之际，中美之间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正反映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关切彼此和互谅互让进程。

一些国家利用国际制度的漏洞违反制度规则，甚至为了摆脱制度的约束而退出国际制度或威胁退出国际制度，如朝鲜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美国威胁退出WTO机制，可以运用天下制度主义对这些现象进行解释。朝鲜从1985年成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到2003年退出该条约，与中美朝三边关系，尤其是美朝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朝鲜基本遵守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虽然朝鲜于1993年3月宣布退出该条约后曾长期处于暂停退出状态，但并未实质性退出，这跟当时的美朝关系相对缓和有关，可以说是美国对朝鲜的包容和美朝关系缓和使朝鲜留在“约内”。“9·11”事件后，小布什总统将朝鲜列为“邪恶轴心国”，随后将朝鲜确定为“核打击对象国”，这直接导致朝鲜正式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如果美国能像中国一样胸怀天下、胸怀朝鲜，朝鲜完全有可能还留在“约内”。今后朝鲜能否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关键在于美朝关系能否得以恢复，以及美国是否有容下朝鲜的胸怀。而在WTO机制内，一些国家并没有完全遵守WTO规则，这也是WTO设立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原因。美国甚至还曾威胁退出WTO。目前来看，WTO能否维持要看美国如何处理与其他贸易伙伴的关系，以及其他贸易伙伴如何应对美国对WTO既有规则的挑战，关键是既有规则的主导者——美国是否有容下其他贸易伙伴的胸怀，即各方除了遵守规则关系外，能否采取“仁义礼智信”的天下主义方式，做到互谅互让，从而建立起“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实际上天下主义和制度主义是可以融合生成天下制度主义的，天下主义可以吸收制度主义因素，制度主义可以吸收天下主义因素。这一融合结果是制度规则多一点，还是天下关系多一点，在不同实践中会有所不同。如中国拥有根深蒂固的天下观念，同时也接受了制度主义，美国有根深蒂固的契约观念，但也逐渐重视天下关系主义因素。美国所谓的“仁慈霸权”(benign hegemony)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美国的天下关系主义情怀，尽管是弱天下关系主义。可见，与规则无处不在一样，“关系是无处不在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天下体系与条约体系是可以互容的。

(四)共生制度主义

共生制度主义是共生理论和制度主义的融合，是在共生关系和制度规则之间找到平衡状态。共生突出了“共”的社会性本质，而“生”是“共”的结果，是在“共”的基础上达到“生”的状态，“天地之大德曰生”。因此，“共”与“生”并非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共生思维能改变你死我活的旧有零和博弈模式，实现既要“共”又要“生”的共赢。中国传统的太极文化就是共生文化，阴阳鱼形太极图是对太极文化的形象刻画，整个圆形图是太极，圆圈中一白一黑似两条鱼互相环抱，“白鱼代表阳，黑鱼代表阴”，“这表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这就是中国强调的阴阳对偶关系，认识这种关系需要立足于中国的中庸辩证法，这种关系强调在“致中和”的过程中达到和谐状态，而不是西方式的“二元对立”关系。中庸辩证法强调阴阳双方的互动互补互生，认为阴阳实质是和谐的表象竞争，二者相辅相成，即“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共生关系在融合制度因素后会出现共生关系与制度关系的互补与融合，世界将逐渐生成共生制度主义社会状态。

在国际社会，共生关系是各类国际关系行为体在竞争妥协互动中相互依存，从而形成行为体之间的互利互惠共赢状态，制度关系是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的契约关系。共生关系和制度关系可以相互补充和相互制约，彼此共存共生。国际制度和规则必须以共生关系为前提，当制度和规则不能保证国家共生时，制度会变成可怕的制度，规则会成为可恨的规则。当制度和规则违反人性和道德时，共生关系就会发挥制衡作用，约束不公平制度和规则的运行，这时需要对制度进行改革，或者用通人性、讲道德的方法解决，以恢复国际社会的基本共生关系。既缺乏共生又不进行改革是国际联盟最终解体的主要原因。遵守制度和规则是国际社会的底线，国际社会的法治体现的是最基本的国际制度性共生关系，这可以解释中美两国围绕WTO规则和贸易秩序的争论。WTO规则应是解决中美之间贸易分歧的基本方式，当中美发生贸易分歧时，两国应该以WTO机制为基础。在还没有达成解决分歧的最后协议之前，两国可以运用照顾对方关切的“通人性”“合情理”“互谅互让”的共生性协商方式尝试解决分歧。在中美达成协议后，新的协议和WTO机制就成为两国贸易关系发展的依据，从而实现契约性共生，或制度性共生，这体现的是共生制度主义的逻辑。

(五)天下建构主义

天下建构主义是天下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融合。建构主义强调文化的重要性，认为文化建构身份，身份决定需求和利益，因此，国际社会文化，或体系文化决定了国际社会的利益分布。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社会有三种无政府文化，即霍布斯文化、康德文化和洛克文化。国际社会处于什么状态取决于文化因素，冲突状态是霍布斯文化建构的，和平状态是康德文化建构的，竞争状态是洛克文化建构的。按照天下建构主义的观点，天下文化体系是可以建构出来的，国际社会可以建构霍布斯文化、康德文化和洛克文化，当然也可以建构天下体系文化。在天下体系文化的培育下，人从一出生开始就接受心怀天下的文化教育，做人要“正心、诚意、修身、齐家”，要有“治国、平天下”的天下胸怀，即要胸怀大志——“不成良相，便成良医”，做人和治国要通过内修“仁义礼智信”达成目标。

在天下建构主义的视野下，国家要有天下主义的包容情怀，要放眼世界，要有谋求建立大同世界、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目标。大同世界、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通过文化建构生成，如东亚命运共同体就可以通过文化路径建构。当前东亚地区有几种不同的文化并存：霍布斯丛林文化、康德和平文化、洛克竞争文化和儒家天下文化。随着中国的崛起，儒家天下文化的影响在逐渐增强，因此，儒家天下文化与霍布斯丛林文化、康德和平文化、洛克竞争文化就有可能彼此吸收、融合，从而建构出一种新文化。未来东亚地区会建构出什么样的地区文化取决于不同文化的吸收和融合进程。如果东亚地区不同角色能胸怀“东亚和平与发展大志”和“东亚幸福”，而不是只顾一己之私，东亚命运共同体文化有可能在这一多文化交织、吸收的进程中融合形成。事实上，东亚地区正处于多元文化融合的进程之中。日本、韩国本身就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典型国家，东盟 10国和中国也融合了很多西方文化，“一国两制”就是文化融合的产物。如此发展下去，未来东亚地区将建构形成不同于欧洲的新东亚文化，即一种多文化并存融合的新文化。

(六)共生建构主义

共生建构主义是共生理论和建构主义的融合，其基本观点有三：第一，社会建构和共生是人类社会生存两个不能分割的统一体。社会建构是人类共生社会形成的方式和路径，需要以人类共生为前提；人类共生是社会存在的方式和人类目标，需要通过社会建构才能实现，进而可以实现人类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达到人类社会共享与共赢的目的。第二，国际社会有不同的人类生存文化，共生建构主义主张抑制和消除反人类进步的吞噬文化、腐生文化、寄生文化等，建构生成人类共生文化，这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进化过程。在共生建构主义看来，个人、企业、国家、地区组织和全球组织是推动共生文化形成的基本角色，这一基本过程是：在优先培育个体和单元共生文化观念的基础上，一个单元内部，包括家庭、企业、民族、国家、国际组织等不同群体内部将逐渐形成共生文化；初生的共生文化成熟后开始从单元内部扩展到单元外部区域，形成共生文化外溢和辐射状态，直至最后建构生成全人类共生文化。第三，人类共生的核心是文化共生，只有形成文化共生，人类才能实现真正的共生。所谓文化共生就是文化之间的相互包容、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并在这一过程中建构生成一种新的人类生存文化。无论是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伊斯兰文化，还是其他文化，在共生建构主义的视角下都可以建构生成一种新的全球文化或地球文明，而不是巴里·布赞(Barry Buzan)认为的那样，“只要不是同质文化就无法相互融入”，不同质的文化也可以融合，这是一种思维和观念的改变。如在国家层面上，日本、韩国和中国等已经不同程度地建构生成东西方文化融合共生的新文化；在地区层面上，东亚地区正处于东西方文化融合的进程中，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共生文化正在建构之中。中国、日本和韩国对新冠疫情的处理明显优于欧美国家，这跟三国更加注重自我约束和关切彼此共生行为的共生建构主义有密切关系。在全球层面上，全球性的人类共生文化正在建构之中，联合国、WTO、气候协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是人类共生观念建构的产物，并与人类共生文化相互建构。

西方逻辑理性文化和中国关系感性文化都需要吸收新的能量，中西方文化融合将为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两种文化将会因融合而焕发生机，从而生成关系理性主义的新文化。国家在追求权力的同时也允许其他国家拥有一定的权力，在追求利益时也允许其他国家追求自身合法利益，在确定自己身份时也允许其他国家寻求自己的合适身份，这是关系和理性的融合，即关系理性主义。关系理性主义将成为今后影响东亚地区和世界的新国际关系文化，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形成奠定思想基础。这一文化中是理性多一点还是关系多一点并没有那么重要，关键是如何实现两者的平衡。无论是天下现实主义和共生现实主义、天下制度主义和共生制度主义，还是天下建构主义和共生建构主义，都不是最重要的，寻找这些变量之间的平衡点才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中之重，也是研究国家对外战略的重中之重。

关系理性主义三角解释方法

天下现实主义和共生现实主义忽视了制度变量，天下制度主义和共生制度主义忽视了权力变量，天下建构主义和共生建构主义则忽视了权力变量和制度变量，这一理论困境需要通过关系理性主义的三角解释模型来解决。关系理性主义三角解释方法包括天下制度现实主义、天下现实建构主义、天下制度建构主义、共生制度现实主义、共生现实建构主义、共生制度建构主义以及天下共生现实主义、天下共生制度主义和天下共生建构主义。

(一)天下制度现实主义

天下制度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制度主义与天下主义之间的融合，是权力、制度与天下观念之间平衡的产物。权力和制度的融合形成制度现实主义，或称自由现实主义。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制度主义都无法准确解释当今国际关系的新现象，即使是制度现实主义也解释不了当今国际社会的一些新现象，如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实践。中国是一个具有世界情怀的国家，从来不独享发展成果，即使在非常困难的时候，中国也不忘与世界共享。从世界大同到共产主义，再到和谐世界，中国提出了未来世界的美好愿景。今天中国又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设想，还提出了与世界共商、共建、共享，最终实现共赢的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路径之一——“一带一路”倡议，这正是因为中国具有世界情怀。当中国将自己的世界情怀带入世界的时候，中国的世界情怀就与西方情怀、美国情怀产生了分歧和矛盾。中国的世界情怀是怀柔天下，是以天下主义思维来理解世界和适应世界，试图建立一个未来图景还不太清晰的和谐世界，并强调这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实践过程。西方情怀是塑造世界，是以权力和制度来理解世界和改变世界，试图构建一个确定性的自由世界。怀柔天下和塑造世界之间的共同之处是两者都谋求建立一个理想世界，两者的区别在于改造世界的方式和建立的世界秩序状态。制度现实主义主张通过外治式的权力制衡和制度构建自由世界，天下主义主张通过内修式的德治构建和谐世界，而天下制度现实主义主张通过实力、制度和德治建立自由的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以吸收制度规则理念，从而构建既注重个人自由又注重整体共享，既注重内修和德治又注重外治和法治的和谐世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中，中国主张“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强调“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以协商化分歧”。这其实包含了天下观念、规则理念和现实主义思维，即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含天下制度现实主义的基本观点。从这个意义来讲，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也可以被称作天下制度现实主义的实践。

(二)天下现实建构主义

天下现实建构主义是现实主义、建构主义与天下主义之间的融合，谋求在权力变量、身份文化与天下观念之间找到平衡状态。天下现实建构主义认为，世界是建构亲疏关系和权力差序等级体系的天下，如改革开放后的东亚地区成为天下现实建构主义的试验场。冷战结束以后，由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真正进入多元文化时代，各种不同的文化相互碰撞，出现了所谓的“文明冲突”，东亚地区成为东西方文化冲突较为集中的地区。日本战后的快速发展、四小龙的崛起和中国持续和平发展，使东亚地区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逐渐提升。由于美国对中国的防范和制衡，东亚地区出现了美国主导的结盟体系与中国主导的伙伴关系体系的隐含对抗，但中国并没有寻求在东亚地区挑战美国的霸权，明确表示“中国既没有想法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领导者地位”， “中国一定会走出一条与传统大国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决不会重蹈国强必霸的覆辙”，“中国既不会成为美国，也不会挑战美国，更不会取代美国”。东亚地区没有一个“国家遵从制衡战略”，也没有因彼此经济相互依赖而出现正式的东亚制度，东亚区域化过程中的“制度化水平总是落后于实际的合作水平”。东盟地区论坛是非正式的柔性约束机制，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由现实主义都解释不了东亚地区的新现象，现实建构主义也无法准确解释中国持续发展给东亚地区带来的变化，这是因为天下文化观念影响了东亚地区，因此，只有在理性主义观念中融入天下变量的天下现实建构主义才能够对此提供较好解释。东亚地区的天下式权力体系可以通过文化建构而成，关键在于主导今后东亚地区的政治文化是天下主义、现实建构主义，还是天下现实建构主义。现实建构主义主导下将形成国家间的权力追逐状态，天下主义主导下将形成天下体系状态，天下现实建构主义主导下将形成天下亲疏关系和权力差序等级体系的建构状态，这是东方式权力体系和西方式权力体系交融形成的，强调国际社会治理的内修和外治相交融与互补，是确定性的权力制衡和不确定性的国家内修混合生成的社会建构状态。如东盟“从‘10＋3’扩展到‘10＋6’再扩展到‘10＋8’，都表现出一种权力制衡的取向”， “东盟成员国在国际关系中采取自我约束与和平行为”，并希望大国达成势力均衡。东盟治理就是依赖东盟内部各国自律和东盟外部中美俄日等大国制衡相结合的治理方式。

(三)天下制度建构主义

天下制度建构主义是制度主义、建构主义与天下主义之间的融合，是在制度变量、身份文化与天下观念之间找到平衡区域。天下制度建构主义可以解释天下文化背景下制度文化的建构过程，认为制度文化可在天下文化背景下建构而成。在天下文化和制度文化间关系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一方面东方特有的天下观念需要逐渐接受和融入制度规则，并逐渐建构制度主义文化；另一方面制度建构主义需要接受东方的天下观念，从而实现两种文化的合流与融通，即天下制度建构主义。天下制度建构主义是解释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实践的合适理论。改革开放后，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程度越来越深，儒家的天下文化对世界的影响也逐渐加大，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文化受到中国主导的天下观念文化冲击，如国际环境气候谈判中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融入了怀柔天下的包容性文化元素。与此同时，中国的天下文化观念也需要变革以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需要注入制度建构主义观念，从而实现天下文化与制度建构主义的逐渐融合，这就是天下制度建构主义。中国越是融入国际体系，天下文化和制度文化的交融就越是紧密，也越容易推动形成人类共同文化，建构出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文化，如自由的和谐世界文化和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这是强调确定性的制度规则治理——法治和强调不确定性的天下关系治理——德治相结合建构形成的新社会状态。在这一社会状态中，规范个体行为的制度治理和包容天下的关系治理彼此相互补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如在2017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再次写入联合国决议，包括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联合国安理会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第2344号决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决议和“粮食权”决议、“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一步切实措施”决议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决议等，含有天下思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含有规则思维的联合国实践相结合，在联合国的主导下，世界逐渐生成天下制度建构主义的社会状态。

(四)共生制度现实主义

共生制度现实主义是制度主义、现实主义与共生理论的融合，是在权力、制度与共生关系之间找到平衡区域。权力以共生为前提，并需要制度约束；制度以共生为基础，并通过权力构建。一旦失去共生关系，权力大厦就会倾塌；制度失去共生关系，就需要改革或重建。共生关系也需要通过权力行使和制度保障才有可能实现和持续。因此，权力、制度与共生三个变量是难以割裂的。在国内政治中，当财富逐渐集中于少数群体、财富差距不断扩大时，多数群体将难以生存，这时国家内部各群体之间也逐渐失去了共生关系，国家会因此出现动荡，这就是美国在新冠疫情下出现社会骚乱的主要原因。在国际政治中，国家之间也是一种共生关系。当某一国家的权力过大且不约束自己的行为时，国际社会就会陷入恐慌。如特朗普时期的美国随意对外进行制裁、提高关税，甚至利用无人机打击特定政治人物，结果导致世界对美国的恐惧。当有国家试图剥夺另外一些国家的基本生存权利并使这些国家生存出现危机时，国际社会就会出现动荡，甚至有可能引发国家毁灭彼此的战争。如德、意、日的对外侵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抑制战争和维护国际秩序，国家之间通过协商确立制度以规范国家行为，维持国家的基本生存条件，《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止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保障国家的基本生存权利。国际社会因此在客观上出现了以生存为前提的国际制度约束和国家间彼此制衡的“双约束并存”局面，即国际制度和国家共同对国家行为形成制约的共生性制度现实主义状态，这是制度主义保护下的自由共生状态，是共生理论、制度主义和现实主义彼此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一种社会状态，也是理性治理和关系治理相融合的一种社会状态。

(五)共生现实建构主义

共生现实建构主义是现实主义、建构主义与共生理论的融合，是在权力要素、身份文化与共生关系之间找到平衡区域。共生现实建构主义认为，权力的获取和维持需要以共生关系为基础，共生性权力关系网络需要通过文化建构形成。不同的文化会建构出不同的权力关系，并形成不同的权力文化，如西方权力文化、东方权力文化和伊斯兰权力文化。在国际政治中，近代以来西方对世界的扩张也可以说是西方个体性权力文化的扩张，是将西方的个体性权力文化强加给世界，从而造成了西方控制和剥夺其他地区的历史惨状。“在进一步的对抗中，欧洲体系扩张直至取代儒家秩序。”在东亚地区，西方的个体性权力文化遭到东方整体性权力文化的反抗。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融入世界的程度越来越深、范围越来越广，西方注重个体的权力文化和东方注重整体的权力文化不断发生碰撞，这一过程是建构平衡个体生存观念和整体共生观念的共生性权力文化的过程。如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就包含中国整体关系文化和西方个体理性文化，是中国整体权力文化和西方个体权力文化融合的产物。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将是平衡个体权力和整体权力之间关系的共生性权力文化的建构过程。中国这一政治文化的形成将会在东亚地区和整个国际社会产生外溢效应，最终会影响到国际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受共生现实建构主义影响的社会状态就可能形成。如目前的东亚地区，制度规则体系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现实主义的“离岸平衡”仍是东亚地区主流社会现实。与此同时，谋求建立公正、民主与和谐，“促进和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加强“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合作”，主张“不干涉内政和协商一致”的“东盟理念”等共生性价值体系，既是《东盟宪章》确定的目标和原则，也是整个东亚地区的发展目标和原则，这正是共生现实建构主义社会状态，即共生性关系治理和权力制衡混合建构生成的一种社会状态。在这一社会状态中，国际社会治理依赖于国家之间的道德约束和权力制衡。

(六)共生制度建构主义

共生制度建构主义是制度主义、建构主义与共生理论的融合，是在制度要素、身份文化与共生关系之间找到平衡区域，即制度性共生需要社会共识，需要通过社会建构而成。制度的建构需要以社会共生为基础，不确定的共生关系因为引入制度规则而变得规范起来并具有一定的确定性，即制度成为社会共生关系的最低保障。不同的制度会建构出不同的共生文化，如西方制度建构了注重个体生存权利和强调社会规则的法治共生文化，中国制度建构了注重群体生存权利和强调个体修身的德治共生文化，但无论是西方制度还是中国制度都必须建立在制度内各行为主体之间共生的基础之上，否则制度要么崩溃，要么变革。国际政治亦是如此。从全球范围来看，国际联盟因为缺乏共生性功能而破产，联合国因共生性功能不足而需要进行深化改革。从地区范围来看，欧洲和东亚地区建构了不同的地区制度，欧盟和东盟分别是欧洲和东亚地区制度的代表。欧盟的特点是清晰的刚性约束规则，成员国需要根据规则行事，要成为欧盟成员国和维持欧盟的存续就必须严格遵守欧盟规则，这属于制度理性共生主义。东盟的特点是模糊的柔性约束规则，具有开放性，“仁义礼智信”式的国家内修是考察成员国的道德标准，加入东盟和东盟的维持主要取决于成员国的舒适度和舒适感，东盟和东盟“10＋”“从未试图建立对其成员国的约束和制裁机制”，成员国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行动，具有自行决定是否同意或参与的权利，这属于关系感性共生主义。共生制度建构主义是由西方注重规则理性和法治以及东方注重关系感性和德治这两种不同文化建构而成的。随着世界联系的日益紧密，制度理性共生文化和关系感性共生文化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会逐渐深入，有可能会生成共生制度建构主义的社会状态，这是在共生现实建构主义社会状态基础上的进化和发展。联合国就是一个受到共生制度建构主义影响的全球性国际组织，自建立以来就一直在建构具有共生性的国际制度，如会员国主权平等、切实履行国际义务、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不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集体协助、促使非会员国遵守上述原则、不干涉他国内政等制度性共生规则都是联合国的基本原则。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和而不同、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等关系性共生原则也逐渐进入联合国，成为联合国的非制度性共生规则。联合国已逐渐建构出制度性共生规则和关系性共生原则共存共生的国际制度。

(七)天下共生现实主义

天下共生现实主义是天下观念、共生理论和现实主义的融合，是在天下体系、共生关系与权力变量之间找到平衡区域。天下体系需要共生理念，必须以共生关系为纽带；共生关系需要天下观念，必须以天下体系文化为背景。天下体系与共生关系缺一不可，两者融合生成天下共生关系体系。大同世界、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属于天下共生关系的世界。在天下共生关系中加入权力变量后会出现另外一种社会状态——天下共生现实主义的社会状态。天下共生现实主义认为，天下共生关系需要通过权力手段来实现，权力的获取和维持不能破坏天下共生关系，且会受到天下共生关系的约束。在近代西方对外扩张的过程中，西方既没有“胸怀天下的大志”，也没有和世界其他地区形成共生关系，而是一味追求权力和掠夺财富，这是二战结束以后西方殖民体系迅速土崩瓦解的文化原因。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天下共生观念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如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提出了“求同存异、共同开发”的主张，中国并没有因为实力远远强于有分歧的国家就独占南海。在发展问题上，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共享改革成果，这也是中国世界情怀的体现。不仅如此，中国还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与世界各国同呼吸、共命运。

“现实世界依然是现实主义的世界”，“现实主义将为21世纪的国际政治提供最有力的解释”。霸权逻辑依然是国际政治的主要逻辑，追求霸权和制衡霸权仍是国际政治的主要现象，但霸权行径已受到天下共生关系的强力制约，霸权与天下共生关系之间的冲突已经出现。如在应对伊朗核协议和国际气候问题上，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退约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抵制。在伊朗核协议问题上，美国希望通过不断强化对伊朗的制裁施压置伊朗于绝境，中俄英法德则希望维持协议与伊朗共生。双方能否化解冲突在于美国是否有胸怀伊朗的气度，能否包容伊朗，让伊朗也能生存下去，从而实现国际社会与伊朗共生。在国际气候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后，国际社会依然坚定维护该协定。中国在应对世界气候变化上就显示出胸怀世界的天下共生观念，甚至主动作出了巨大的让步和牺牲。2015年12月《巴黎协定》通过，中国在2016年4月和9月分别签署和批准该协定，并向联合国交存批准书，且主动执行该协定。“截至2017年底，我国碳强度已经下降了46%，提前3年实现了40%至45%的上限目标。”中国甚至宣布：“无论其他国家的立场、态度有什么变化，中国会始终坚定地、积极地应对气候变化，落实《巴黎协定》。” 2020年，中国两次主动承诺采取自我约束行为，继9月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后，12月12日，习近平再次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这正是中国内修式思维文化作用的结果。

当今世界并没有摆脱权力游戏，但权力受到了天下共生关系的强力约束，这正是天下共生观念和现实主义相互渗透形成的天下共生现实主义影响所致，国际社会将受此影响从而形成天下共生现实主义的社会状态，这是共生关系治理与权力制衡混合并存的社会治理状态。

(八)天下共生制度主义

天下共生制度主义是天下观念、共生理论和制度主义的融合，是在天下体系、共生关系与制度变量之间找到平衡区域。天下共生关系状态下增加制度变量，或制度背景下融入天下共生观念会出现一种新的社会状态。从全球层面来看，二战结束以后制度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国际制度在全球的影响逐渐扩大，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20国集团(G20)等始终影响着世界和地区的发展状态，国家一直在不同的制度约束下运行，这些制度是保证世界各国共存、共生的制度。2015年9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总部发表讲话时指出，“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20年3月，他在20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谈到新冠疫情时再次提出，“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各国分享防控有益做法，开展药物和疫苗联合研发，并向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这其实就是这些制度正在融入天下共生理念的体现。因此，这些制度也可以被称为天下共生性制度。再如，在关系着人类命运的气候领域，谈判签约的过程就是一个受天下共生制度主义影响的进程。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1997年《京都议定书》，再到2009年《哥本哈根议定书》，以及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世界各国共存、共生。可以看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天下共生理念也影响到气候领域，如合作共赢、公正合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其中的关键是自我约束的包容观念，包括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如发达国家履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支持的承诺。

从亚太地区来看，亚洲开发银行(1966)、东盟(1967)、亚太经合组织(1989)、亚信会议(1993)、亚投行(2015)等地区性组织纷纷成立，制度性观念在亚太的影响也逐渐增强。在中国逐渐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中国固有的天下共生观念也逐渐影响了亚太地区，亚太的制度主义和天下共生观念开始发生碰撞，并生成新的国际关系状态——天下共生制度主义状态，即“亚太新安全观”“亚太新型国际关系观”“共商、共建、共享和共赢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天下共生观念与制度主义融合生成的状态，这是在天下共生现实主义发展基础上的一种进化状态。目前亚太地区正处于天下共生现实主义和天下共生制度主义交织、融合的影响之下，处于天下共生制度主义形成的初始时期。

(九)天下共生建构主义

天下共生建构主义是天下观念、共生理论和建构主义的融合，是在天下体系、共生关系与身份文化之间找到平衡区域。天下共生关系状态下增加身份文化变量会出现一种新国际关系状态——天下共生建构主义的社会状态。在建构主义看来，国际社会有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建构生成哪一种文化要看国际社会的政治文化导向，不同的政治文化导向会建构出不同的国际政治文化。中国逐渐融入国际社会后，带给国际社会一种新的文化导向——天下共生文化。当今国际社会实际上已经存在一种混合型政治文化，既有西方式的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也有中国式的天下共生文化，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提出的天下共生文化观念。西方文化是一种清晰和确定性的思维文化，敌人、对手和朋友都是确定的；天下共生文化是关系性文化，是模糊和非确定性的思维文化。确定性的理性文化与非确定性的共生关系文化碰撞、融合后会建构生成新的文化——天下共生文化。在新文化生成的过渡阶段，社会既存在确定性的理性思维文化，也存在非确定性的天下共生关系感性思维文化，这是一种混合型文化共存共生状态。在文化的形成阶段会生成哪一种文化要看主导性的国际政治文化是理性文化、关系文化，还是关系理性主义文化。关系理性主义文化有利于建构生成天下共生文化，在关系理性主义的影响下，具有天下共生文化特征的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与东亚命运共同体、中国与亚洲命运共同体、中国与非洲命运共同体、中国与中东命运共同体、中国与拉美命运共同体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建构之中。

关系理性主义三角解释方法和关系理性主义两角解释方法一样，同属关系理性主义的分支，也是中国关系感性思维文化和西方逻辑理性思维文化融合生成的结果，不同的是分析变量增加了。增加分析变量其实是增加了分析的难度，变量越多，分析也越困难。因此，运用关系理性主义三角解释方法分析国际社会难于关系理性主义两角解释方法。当然，由于增加了分析变量，关系理性主义三角解释方法的适用范围会大于关系理性主义两角解释方法。另外，无论是关系理性主义三角解释方法，还是关系理性主义两角解释方法，由于增加了关系变量，理论分析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都会增加，因为关系变量，无论是天下关系还是共生关系都是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变量。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文化融合分析只是增加了分析路径，但没有穷尽路径。正是无数的理论分析路径才可能让我们找到国际社会丰富多彩的“真相”，这有点类似现象主义的“感觉数据束”或自在之物。

结　语

国际关系理论自产生以来已经历了四次辩论和三次融合：第一次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辩论后融合生成传统主义，这是第一次融合。第二次是传统主义与科学行为主义的辩论产生了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第三次是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辩论后融合生成理性主义，这是第二次融合。第四次是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辩论后出现了范式融合——分析折中主义，这是第三次融合。严格来说这不是一次完整意义上的融合，因为没有生成新的分析范式。前三次辩论是范式辩论生成新的范式。范式研究强调简约，其结果是将问题简单化。现实主义强调权力，自由主义强调制度，建构主义强调文化。因此，范式研究是“削足适履的简化处理”。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研究进入瓶颈期时，分析折中主义应运而生，这正是第四次范式辩论出现的范式融合研究。分析折中主义不是范式，但可以和范式研究相互补充。按照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逻辑，后面的辩论应该是现实建构主义和自由建构主义之间的辩论，生成的新理论范式应该是理性建构主义，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现在正进行的主流辩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之争，这其实是文化之争，主要是中国关系感性思维文化和西方逻辑理性思维文化之争。这一争论过程既可以进行文化范式分析，也可以进行文化融合分析。

范式研究是西方理性主义思维和个体主义文化驱动的结果，其任务是要找到确定性的研究结论。虽然范式研究和范式融合研究相结合可以得到更合乎真相的结论，但依然难以找到国际社会的真相。尤其是在不同的文化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西方个体本位的理性主义思维文化就遭遇了困境，“历史的终结”“文明的冲突”“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这一思维逻辑的结果，他们共同的问题是忽视了国际社会的文化融合实践。按照“二分法”的刚性思维逻辑，要么是西方战胜东方，要么是东方战胜西方，即东西方之间最后要通过对抗甚至战争来决定胜负关系，世界真有可能出现“自我实现的预言”。特朗普时期的美国政府似乎是在按这一逻辑推行其国家安全战略，世界已被美国搅动得难以安定，这不是各国民众希望看到的结果。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世界需要一种能为各方接受的新的思维方式。这样就有可能出现不同文化融合生成的新文化和文明形态。实际上，西方文化也含有整体主义的精神性，中国文化也含有个体主义的理性，只是表现的方式和程度不同而已。因此，两种思维文化通过克服各自的思维缺陷完全可以融合生成刚柔并济的新思维文化，如关系理性主义思维。正如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Emmet Lighthizer)所说，中美谈判有美国制度、中国制度，就是“要找到一种方法将这两者融合起来”。这既是一个理性选择，也是一个关系选择，体现了中美双方的“和而不同”，而不是“同而不和”。因此，只有双方具有心怀彼此、心怀天下的新思维，两国才能化解崛起带来的冲突。

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关系理性主义是中西方思维文化相融合生成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可以更好地解释天下共生的整体主义与民族生存的个体主义之间的激烈碰撞、交流和融合现象。由于西方个体理性主义强调行为个体怎样塑造社会环境，中国整体关系主义强调社会环境如何改变行为个体、个体如何适应环境，从这个意义来看，与西方相比，中国更容易接受西方塑造的社会环境。在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中，关系感性文化与逻辑理性文化相碰撞，期间出现了两种文化的冲突，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文化冲突。总体来看，东方的关系感性文化可以接受西方主导的逻辑理性文化，如中国在不断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在不断接受西方的规则理性主义文化，中国也反复表示愿意和西方规则接轨，愿意遵守和运用西方长期倡导的规则理念参与世界竞争。但与此同时，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也是将中国的关系感性思维文化带入世界的过程，国际社会的关系性要素会因为中国的融入而逐渐增多，孔子学院带给世界的是“仁义礼智信”，“一带一路”倡议带给世界的是“正确义利观”。因为中国的融入，国际组织的柔性约束、国家的内修、国家之间具有亲疏差序性质的伙伴关系等元素会逐渐增多。如亚太经合组织就是一个柔性约束组织，更多强调的是国家的自我约束，强调关系性的“太极式”伙伴关系。正因为是柔性约束，亚太经合组织的维持就显得更加重要了。组织的维持就是“互动关系与过程”的维持，角色之间的分歧和问题就有可能因关系过程的存在而得到合理解决。因此，“在预知结果难以取得或是暂时无法取得的时候，维持过程可能比达到预期效果更加重要”。在分歧还没有解决时可以先“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待条件成熟时再商议解决。相对而言，规则理性主义似乎较难接受关系主义文化，因为美国的表现似乎是越来越排斥和防范中国。正是因为受到两种不同思维文化的影响，当今世界甚至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中国极力主张国家遵守现有规则、秩序和实施多边主义，而特朗普时期的美国主张打破现有规则、秩序和实施单边主义，世界“因为美国的退出”似乎要退回到无序状态。中美两国无形中出现了角色互换，中国似乎成为“自由主义和多边主义的维护者”，美国似乎成为“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倡导者”。历史反复证明，自由主义都是对既有特权的挑战，这也是当前中美两国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中美不应该通过制衡来约束彼此，而是要找到一个恰当的合作互动模式，这是东亚地区和世界稳定的重要因素。要实现这一目标，中美思维文化，尤其是美国理性思维文化需要调整和变革。在国际社会处于转折和失去平衡的新时代，文化的吸收和融合会更加容易，中西方思维文化的融合正好满足了这一要求和世界发展趋势。恰在此时，美国变得情绪化和更加感性，中国却变得理智化和更加理性，这或许是一个思维文化融合的体现。有两个很有意思的生活现象也能说明中西方思维文化融合的情况：一是具有个体理性和清晰性思维特征的西医与具有整体关系和模糊性思维特征的中医在中美两国的应用。在中国，西医被国人全盘接受，西医的影响甚至大过中医，但中医养生的作用大于西医。在美国，中医的影响在逐渐扩大，也逐渐被部分美国人接受。二是筷子与刀叉的使用。筷子代表着“关系与和谐”的整体性和模糊性思维，刀叉显示的则是个体理性和清晰性思维。中国人主要使用筷子但同时也接受了刀叉，美国人主要使用刀叉，也有少量人使用筷子，这也是关系理性主义思维在发挥作用。

“思维方式是可以改变的”，改变的方式可以有所不同。中国的思维文化有很强的包容精神。“中国从来都是综合地使用各种思想，从来都不单独地使用某种思想”，“在价值观方面以儒家为主，但在方法论上则主要是道家和兵家，在制度技术上又很重视法家”，“思维的综合性和整体性正是中国思想的突出优势”。“中国思想的基本能力不仅仅在于它能够因时而‘变’，更在于它什么都能够‘化’之。”而西方二分思维文化如果不能融合非西方思维就将失去发展动力，文化融合会为西方思维文化的发展带来活力。文化融合分析将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种新分析趋势。国际关系研究需要避免高估一种文化、低估另一种文化，学术研究层面的文化之间具有平等性，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也应对不同的文化研究视角同等重视。关系主义理论研究可以弥补理性主义理论的不足，理性主义理论因为关系主义的加入会进一步完善。与此同时，关系理性主义并不排斥理性主义和关系主义，而是增加了理解国际社会的视角，并和理性主义与关系主义相互补充。当今世界是一个多重思维并存的世界，我们可能无限接近国际关系现实，但无论是关系主义还是理性主义，以及关系理性主义，都不能穷尽国际关系的解释，也不能全面解释国际关系现象，只是从某一视角解释国际关系或对国际关系的某一领域进行解释。随着国际社会不同文化融合实践的发展，世界不同文明、文化的实践会不断进化和更新，国际社会的解释视角会更加丰富，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找到国际社会演进的真相。也许跨文化实践分析方法是文化融合分析的一种较为合适的方法，因为文明是一个实践共同体。只有实践路径才能打破西方二元分离思维，并将“物质和理念有机结合起来”，将不同的文明、文化实践结合起来。国际关系实践是不同文明、文化的实践，也是具有不同实践知识的人的实践，注重不同文化交流、碰撞实践的关系理性主义是研究文化融合趋势的切实可行路径，文化融合实践与文化融合实践研究将是一个渐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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