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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建华│越人之争与汉武帝对匈奴政策的转变——以君主的执政体验为中心
摘 要
汉武帝即位之初的施政重点不在匈奴，而在于礼制改革。随着礼制改革被窦太后扼杀，武帝一度沉迷于微行，心态显得比较消极，而应对越人之争则使武帝有机会重建自信。建元三年以来，汉帝国成功处置了两次越人之争。由于越人在边疆秩序中的地位介于汉匈之间，对越处置的效果会对汉帝国的匈奴政策形成启发。而对越处置“有征无战”的良好心理体验、“边人言边事”的有效用人模式，使得汉武帝采纳了燕人王恢的建议，最终改变了对匈奴的基本政策。
作者简介：崔建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本文刊载于《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一、内政受挫与汉武帝的心理创伤
史家曾言汉武帝即位时的情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可见，汉武帝所接掌的确为一个经济实力空前强大的国家。然而，他并未立即将国家富足的经济优势兑现为汉匈关系中的政治、军事攻势。在汉匈关系问题上，当时的汉武帝其实没有明显的个性化主张。《汉书•匈奴传》曰：“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这说明汉武帝最初的对匈政策是萧规曹随，继承先帝时代的基本精神而已。这应当与汉武帝的成长经历有关。他十六岁即位，而其父汉景帝在位十六年，这就意味着，汉武帝即位之前完全成长于汉景帝时期。而对汉景帝时代的汉匈关系，《汉书•匈奴传》曰：“终景帝世，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也就是说，景帝时代的汉匈两家总体上相安无事。在这样的形势下，汉武帝很难形成解决匈奴问题的紧迫感。
事实上，汉武帝初年的施政重心在内政，一个重要表现便是武帝登基之初即热衷于封禅。《史记•封禅书》：“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通常来说，封禅的前提是天下太平。刚刚即位便欲行封禅大礼，这意味着在当时的汉武帝心中，匈奴问题并不妨碍太平盛世的建构。他觉得只需要专心致志地通过盛大的仪典将太平局面展示给臣民，匈奴问题不必太在意。
然而，汉武帝的礼制改革被其祖母窦太后扼杀了。张罗礼制改革的窦婴、田蚡、赵绾、王臧等人“隆推儒术，贬道家言”，而窦太后“好黄老言”，最终“乃罢逐赵绾、王臧，而免丞相婴、太尉蚡”。“绾、臧自杀，诸所兴为皆废。”初生牛犊的锐气突然遭到压制，汉武帝情绪之低落是不难想象的。甚至可以说，这次挫折在他心里成了一个终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汉武帝晚年欲立钩弋夫人之子刘弗陵为太子，却将钩弋夫人处死，这种立子而杀母的极端行为引起众人非议，但汉武帝自有其顾虑：“往古国家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女不闻吕后邪？”虽然这里被点名的女主是吕后，但这已经是百年前的故事了。实际上，汉武帝自身所遭遇的女主“莫能禁”的切身体会，应当是他实施极端做法更为直接的深层驱动因素。汉武帝一生遭遇的女主有两位，其中一位是其母亲王太后。在窦婴、田蚡两代外戚的争端中，王太后袒护兄弟田蚡，武帝迫于太后的压力，处死了窦婴，此事令武帝耿耿于怀。不过，这毕竟是一场政治倾轧性质的人事纠纷，不牵涉国家的大政方针。若论女主干政，太皇太后窦氏带给汉武帝的压力更大，因为她否定的是汉武帝理政的基本思路，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皇帝执政能力、资格的质疑。
处在祖母的阴影下，汉武帝只得收敛锋芒，暂时搁置了宏大的礼制改革，转而从事建设陵寝、“置茂陵邑”等更多体现个体生命关怀的常规事务。但帝王人生毕竟刚刚开启，对于富于春秋、精力充沛的汉武帝而言，万年吉宅的营建并不能妥帖地安抚这个年轻人内心的躁动，于是，他开始热衷于微服私行，并显示出一种玩世心态。《汉书•东方朔传》记载，改革失败后次年，汉武帝“微行始出，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微行，汉武帝“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寿王除以为上林苑，属之南山”。东方朔谏阻：“今规以为苑，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损耗五谷，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长养麋鹿，广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虚，又坏人冢墓，发人室庐，令幼弱怀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营之，垣而囿之，骑驰东西，车骛南北，又有深沟大渠，夫一日之乐不足以危无堤之舆，是其不可三也。”依照东方朔的说法，广开苑囿乃无道昏君所为。但是，汉武帝并不忌讳所谓的三不可，“遂起上林苑”。由此观之，汉武帝颇有欲放弃帝王道德规范之嫌，这种不乏一意孤行、自暴自弃色彩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应当源自其对祖母的叛逆。
然而，客观来说，窦太后深居宫中，无论性别角色，抑或年龄条件，都决定着她不可能包办一切政务。对于汉武帝而言，他在形式上既然被赋予了帝国政治终极裁决者的角色，驰骋游猎就不可能占据他的全部生活，总有一些政务的处理是需要他在场的。前车之鉴表明，只要祖母尚在，雄心勃勃的礼制改革就只能留待以后，而越人之争的发生，则为汉武帝治国理政的实践提供了试验田，并且给他提供了取得成功的希望，使他在苦闷中有可能觅得些许成就感。
二、自近者始：
越人之争对于汉匈关系转变的意义
汉武帝处置的越人纷争涉及三批越人，分别是闽越、东瓯、南越。关于闽越、东瓯与汉朝建立联系的过程，《史记•东越列传》记载，闽越王无诸、东瓯王摇是因为“从诸侯灭秦”，“汉击项籍，无诸、摇率越人佐汉”。刘邦称帝后，封无诸为闽越王。惠帝时，“举高帝时越功”，又封摇为东瓯王。相较于二者，首任南越王赵佗并没有参与灭秦，也没有追随刘邦，而是趁中原大乱，“自立为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
尽管三批越人与汉帝国联系的紧密程度存在一定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接受了汉帝国的册封。当时的人是如何看待这种关系的呢？《史记•南越列传》叙汉武帝灭南越之前的形势曰：“汉数使使者风谕(南越王)婴齐，婴齐尚乐擅杀生自恣，惧入见要用汉法，比内诸侯，固称病，遂不入见。”又载“元鼎四年，汉使安国少季往谕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内诸侯”，王太后“即因使者上书，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汉武帝许之，“除其故黥劓刑，用汉法，比内诸侯”。有学者指出，秦汉史料中并没有“外诸侯”之称，“内诸侯”也只见于《史记•南越列传》，因此，“汉代是否有内外诸侯之制，尚不能肯定”。但在时人的意识中，“当时诸侯有内外之分”。越人应属于外诸侯的范畴。
而在传统的服制中，越人也有属于自己的位置。《尚书•禹贡》有所谓五服制度：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要服中有夷，荒服中有蛮，而司马迁曾说：“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德于民哉，何其久也！”据此，将越人及越地归入要服、荒服中，必定不错。但更具体地说，似应归入要服。理由有二：其一，元狩六年(前117)，汉武帝封刘胥为广陵王，赐策曰：“於戏！小子胥，受兹赤社！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于南土，世为汉藩辅。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杨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而据《尚书•禹贡》，扬州境内有所谓“岛夷”，按照策文中“杨州保疆，三代要服”的观念，扬州夷人自当属要服。其二，《史记•周本纪》：“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蛮夷与戎狄有别，被明确归为要服。
按照不同的归类标准，越人或被视为外诸侯，或被归于要服。但在汉代的政治秩序中，两种归类其实也具有一个共同含义，即越人的地位总体上介于汉帝国与匈奴之间。而这一地位，决定着处置越人越事会对汉帝国后续的边疆策略形成启发。《史记•平准书》：
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
这段话所涉诸边事，时间顺序颇为颠倒，比如开西南夷、灭朝鲜，皆后于马邑之谋而发生，但叙事却置于前。如此文法表明，太史公非常清楚汉匈关系最为关键，其余诸事相对边缘。由边缘而渐及关键，最合乎叙事逻辑，至于时间先后，要让位于“逻辑真实”。如果抛去那些发生于马邑之谋之后的边缘事件，那就不难发现，在司马迁的历史认知中，“招来东瓯，事两越”，与“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两事存在着前后相继、逐步外延的逻辑关系。而这种逻辑关系，也与经典所描述的中国传统施政逻辑相一致。《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前576)：“《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由内及外，自近施远，这是经营天下的重大原则。当汉武帝对攸关国运的汉匈政策做出调整的时候，如果没有应对越人之争的成功经验，那是不可想象的。或许还可以反向思考，假如两次对越处置以失败告终，还会有接下来的马邑之谋吗？
三、有征无战：
应对越人之争的心理体验
第二次越人之争顺利解决后，严助代表汉朝以恩主的姿态出使南越国。回途中，经过淮南国。由于淮南王刘安曾反对朝廷的对越政策，严助便代表皇帝“谕王意”：
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卬治。今闽越王狼戾不仁，杀其骨肉，离其亲戚，所为甚多不义，又数举兵侵陵百越，兼并邻国，以为暴强……故遣两将屯于境上，震威武，扬声乡。屯曾未会，天诱其衷，闽王陨命……此一举，不挫一兵之锋，不用一卒之死，而闽王伏辜，南越被泽，威震暴王，义存危国，此则陛下深计远虑之所出也。事效见前，故使臣助来谕王意。
揣摩严助这番话，可以明显感觉到，汉武帝及其亲信对树立汉朝权威的迫切心情。而“不挫一兵之锋，不用一卒之死”的完胜，则被认为是汉武帝“深计远虑”的表现。尤其是严助最后说“事效见前，故使臣助来谕王意”，用白话来说意思就是：事实证明皇帝是完全正确的，特此向你说明！得意洋洋的神态溢于言表。遭到训诫后，淮南王谢曰：“虽汤伐桀，文王伐崇，诚不过此。”一个父辈的诸侯王将皇帝比作商汤、周文王，在形式上，汉武帝执政的合法性得到了空前提升。在如此大好形势下，是否可以尝试再一次以极小代价赢得边事胜利，是一种很自然的执政欲望。
汉武帝处理越人之争后的膨胀心态，在后来发生的马邑之谋中得到了体现。“将三十万众屯马邑谷中，诱致单于，欲袭击之”，这是马邑之谋所采取的核心战术。由该战术可知，汉武帝颇有毕其功于一役的念头，对汉匈对峙的长期性缺乏客观认知，对解决匈奴问题的艰巨性缺乏充分的心理准备。汉代即流传的武帝亲征马邑之说，也有助于一窥汉武帝实施马邑之谋时的心态。西汉刘向的《新序•善谋下》载：“孝武皇帝自将师伏兵于马邑，诱致单于。”此说不见于《史》《汉》，邢义田认为：“愚意《新序》或为实录，而《史》、《汉》有所讳也。”至于《史》《汉》为何隐讳，邢先生亦有疑问：“又或谓高祖征匈奴，败于平城，士卒归者不过什三，高祖几不得脱，汉人于此无所讳；马邑之围，未损兵折将，无所获而已，又何须深讳？”思考之后，他给出这样的解释：“必臆度之，或与高祖、武帝二人心态有关。高祖创天下，征战无数，或胜或败，已为常事。”“沙场老战于得失之间，或较能淡然处之。”“武帝则不然。一则武帝血气正盛，元光二年不过二十四岁，患得患失之心必较高祖为甚。二则自平城之败，汉室子孙引为奇耻大辱，必报之而后快。”“武帝即位，亦以雪耻为职志。”“则其当年尝亲赴马邑，实甚可能。”邢先生的看法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如阮芝生说：“盖此是何事，只有漏写、不写，决不至凭空捏造，无中生有也。”“然马邑之谋，师劳无功，武帝大失颜面，私心恨恨，故欲诛王恢以谢天下，罪安国以掩己羞也。有此忌讳，故知而不写，不敢正面写，尚合情理。若无亲征之事，而于事后推测、虚构，此人活得不耐烦乎？况是刘向！”严耕望亦认为邢说“入情入理，应可谓几于定论”。“刘向著《新序》、《说苑》当在成帝世。西汉末年，朝廷政治气候似较开放。向编集旧闻，固不妨能存真像。明帝刑名察察，显言为臣者当‘颂述功德’。班固此时撰史，自必兢兢业业，况史迁已不书武帝亲征，若班固加此一笔，则更罪加一等。其从史迁讳之，固宜。”
如果亲征马邑为实，那么，汉武帝对马邑之谋的必胜信念是显而易见的，他之所以亲征，意在毕其功于一役，借此建立天子权威，根本没想过会失算。不过，笔者以为，目前的讨论尚不足以确证武帝亲征马邑一事。对于武帝亲征马邑一说，更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此事既被录入《新序》，那就意味着西汉晚期的一些士大夫对此是相信的。为何会相信？一种可能是当时的人尚能接触到原始材料。即便没有原始材料，他们也可能通过逻辑推理而选择相信。至于推理的路径，古今应有相通之处，或侧重于武帝的性情，类似于邢义田所谓武帝年纪尚轻，“血气正胜”，“以雪耻为职志”；或侧重于武帝委过于人的事后表现，如同阮芝生特别指出的，“武帝大失颜面，私心恨恨，故欲诛王恢以谢天下，罪安国以掩己羞也”。但实际上，这两种推理所能说明的只是汉武帝为何对匈奴转守为攻，并不能说明汉武帝曾亲征马邑。它们是否合理，均应置于武帝对越处置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评判。
《孙子兵法》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因此，“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军事斗争“一切以现实利害为依据，反对用任何情感上的喜怒爱憎”“来代替或影响理智的判断和谋划”。具体到汉匈关系，有学者指出，“将汉王朝征伐匈奴这种大规模的民族战争的发生原因，解说为帝王个人‘感情受到重创’于是‘决心复仇’，显然也是偏离了历史的真实”。从这个角度来看，汉匈关系的根本转变还需要在帝王性情因素之外寻求解释。而对越战争的连续胜利，作为一种非情感性军事经验，无疑将使帝王敢于为自身性情的宣泄打开闸口。至于汉武帝事后决定诛杀王恢，归根结底是为了保存帝王自身作为军政终极裁决者的颜面，这一点，无论亲征是否存在，都是无可置疑的。欲诛王恢这一态度足以表明，汉武帝对信从王恢颇为懊悔，为何信从，原因虽不一而足，但两次颇为轻松的对越处置，使得年轻的汉武帝有些飘然，滋生了轻视匈奴的浮躁心态，这个因素显然不容忽视。
四、边人言边事：
应对越人之争的用人经验
越人纷争的消息抵达中枢后，武帝倚重的不少政要秉持保守态度。首先是武帝的舅舅田蚡，《史记•东越列传》载：“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食尽，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问太尉田蚡，蚡对曰：‘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弗属。’”另有谒者汲黯，是武帝做太子时的僚属。“东越相攻，上使黯往视之。不至，至吴而还，报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此类观念在当时似乎比较普遍，比如淮南王刘安曰：“越，方外之地，翦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群情如此，汉武帝最终决定出兵，其实是力排众议，颇有乾纲独断的味道。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的乾纲独断，绝不等于毫无理性的刚愎自用。在汉武帝决策出兵的过程中，他还听到另一种意见。针对田蚡的不干涉理念，中大夫严助质疑道：“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乃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天子弗振，彼当安所告诉？又何以子万国乎？”汉武帝是在听取了两方的意见之后，才断言：“太尉未足与计”，随后“遣庄助以节发兵会稽”。显而易见，汉武帝在两种对立意见中选择了少数派。此类支持少数派的决策模式，通常来说，是天子本已秉持与少数派相一致的态度，而少数派意见的公开化，只不过使天子的决策显得更为合理。换言之，经历此次越人纷争，汉武帝会发现另外一种支持力量。在边疆政策上，这支力量既不同于以往的黄老无为，亦不同于文化革新派的安分守己，而是主张积极进取，在边疆事务上谋取仲裁权，建立汉王朝的权威性。正是在这股政治力量的支持下，再加上不战而胜的喜人成果，对防御性基本国策做出调整便逐步成为汉武帝政治实践的明确方向。
如果稍加注意便不难发现，汉武帝在对越处置中所依赖的支持力量出自一个比较特别的区域，笔者姑且称之为“边人言边事”。比如，积极主张介入越人之争的严助为“会稽吴人”，出仕渠道为“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对，繇是独擢助为中大夫”。无论是籍贯，抑或进阶途径，严助与反对干涉越人之争的田蚡、汲黯、刘安等人皆不同。就籍贯来说，会稽郡与求救于汉朝的东瓯毗邻，这就意味着，严助成长于汉帝国的边越地带，他对越人越地的实际情形更为了解。而田蚡、汲黯出自汉帝国的核心统治区，故土及为官之地距离越地甚远，他们很难体会到越人动荡与帝国的切身利害之间有什么关系，因此，他们对越人之争淡然处之，实不足为怪。再说淮南王刘安，虽然他的封地与越人相邻，对越地社会情状比较了解，但他作为诸侯王，具有较强的独立倾向，因为不愿意让中央军事力量涉足其封地，他也对朝廷干预越人之争的决策持反对态度。就进阶之途来说，严助通过地方选举的方式被提拔到汉武帝身边，他的存在，代表着汉帝国中央政府与边郡之间的从属关系，他既能够因武帝的格外赏识而听命于武帝，又能够站在边郡士人的特殊立场为汉帝国的边疆事务出谋划策。相比较而言，田蚡是武帝的舅舅，汲黯是武帝为太子时的旧人，刘安是汉武帝的叔父，这些特殊关系导致他们对汉武帝并非言听计从，反而敢于时常发表与武帝相左的意见。
对越处置的成功自然会给武帝造成一种印象，即“边人言边事”是行之有效的。那么，照此办理，对于解决匈奴问题会不会也有奇效呢？事实证明，汉武帝在决策马邑伏击时采取的正是这个用人模式。大行王恢是马邑之谋的首倡者，其乃“燕人也，数为边吏，习知胡事”。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大行令职责为“掌诸归义蛮夷”，而王恢出任此职的时间是建元五年(前136)。也就是说，汉武帝在第二次越人之争发生前，即已任命北方边地人士来负责边疆、民族事务。此举已透露出对匈奴政策转向的信号。王恢任大行次年，为应对闽越与南越之间的纷争，武帝即“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农韩安国出会稽，皆为将军”。而胜利后，王恢曰：“所为来者诛王。今王头至，谢罪，不战而耘，利莫大焉。”这些迹象表明，大行王恢应当是此次对越处置的主导力量，他与汉武帝在对越问题上有了一次相当愉快的合作。这也就难怪王恢会在此后极力主张讨伐匈奴，而汉武帝也力排众议听信于他。毕竟，此前的用人经验表明，以边人言边事，的确是行之有效的。毗邻匈奴的燕人支持对匈奴采取攻势，这一来自前线的意见，难道不应该被重视吗？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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