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远｜构建人类军事文明新形态：习近平强军思想的逻辑体系

摘  要

习近平强军思想以社会主义中国由大向强发展历史阶段的强军胜战为主题，以“十个明确”为核心内容，系统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强军使命、强军目标和强军方略等问题，构成了一个内涵丰富、思想深邃、逻辑严密、开放发展的现代军事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把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与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统一起来，是对历史规律与战争规律的自觉因应，是对马克思主义战争与和平观的自觉践行，是兼顾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选择，成为构建人类军事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指南。

作者简介

何怀远，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2年第10期

目  次

一、社会主义中国由大向强发展历史阶段强军胜战的理论主题

二、新时代国家安全发展的军事科学体系

三、构建人类军事文明新形态的理论特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立足国家发展与安全，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军事理论，围绕新时代如何强军、如何胜战的主题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判断、战略谋划，领导实施了国防和军队的重要改革，指挥了一系列重大军事斗争，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概括，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思想体系——习近平强军思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发展新境界，构建了人类军事文明新形态。

一、社会主义中国

由大向强发展历史阶段

强军胜战的理论主题

要全面理解把握习近平强军思想，必须研究其理论与实践主题。笔者认为，习近平强军思想的主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实现由大向强发展的历史性转变时期如何强军、如何胜战的问题。习近平强军思想体系的所有内容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和阐述的。中华民族由大向强、将强未强是国家安全的高风险期，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立足打赢一切可能遭遇的战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人民军队的历史使命。我们理解，强军胜战的底线任务是，防范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危险，防范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被破坏的危险，防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被打断的危险；其上线任务是，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条件，为世界和平提供更有力的军事保障。

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强军胜战主题，是我国国家安全现状的现实要求。我国是没有实现完全统一的大国，也是同周边多国存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的大国，这不仅对我们维护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提出了重大挑战，也为一些外部势力插手干预提供了可乘之机。台湾的回归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是影响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总根子，总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然而，台湾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遏制打压中国的一个棋子，美国及其盟友将中国统一视为其霸权的终结，他们口口声声承认“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却明里暗里为我国统一设置障碍，支持怂恿“台独”势力，以所谓的“维持现状”为由，不断挑战我国安全红线。美国国会近年来通过一系列涉台法案，伙同盟友极力操弄“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不断提升对台军售的数量和层级，给“台独”势力发送错误信号，激化两岸矛盾，破坏我国和平统一大局，实质性地抽空了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政治基础。在美国的煽动下，英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反华势力日渐抬头，他们在其国内制造仇华舆论，把反华、遏华当作他们捞取选票的噱头，“挺台抗中”成为他们遏制中国的重要抓手。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完全不顾台湾人民的福祉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挟洋自重，引狼入室，疯狂制造分裂和对立，肆意破坏两岸和平统一的条件。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道坎，台湾不管以何种方式回归祖国，都将是检验中国人民军队是不是世界一流军队的试金石。在处理周边关系上，中国始终本着睦邻友好的真诚意愿，与周边国家进行了平等的双边磋商，与一些国家妥善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勘划问题，与东盟国家签订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为解决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作出了有效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维护了边疆安全和南海的和平稳定。可是，有些国家唯恐天下不乱，支持、纵容、挑唆与我国有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的国家寻衅滋事，激化矛盾，甚至不断踩踏我国国家安全和国家关系的红线。为确保这些争端问题得到平等、公正、和平解决，确保主权、领土完整和发展利益不受某些霸权国家的损害，必须塑造一支强大军队。

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强军胜战主题，是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全的根本需要。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大冲击着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度优越感及其精神傲慢，不断加剧他们的价值观焦虑，西方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巨大成功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在于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而，要战胜中国，必须搞垮中国共产党，搞垮了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就会不攻自破。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遏制，既是霸权与反霸权的世界秩序斗争，也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较量，是狭隘国家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对立。中国的快速稳定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时代彰显。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将是抵御和消解西方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可以想见，另一种“不战而胜”——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出——正日益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严重心病。

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强军胜战主题，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大变局带来大机遇，同时隐藏着战争的大风险。西方国家完成工业革命后，世界成为列强争霸的战场。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旧的殖民主义体系虽然解体，但殖民主义的遗留问题仍然严重，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强大的经济、科技、军事实力为基础和后盾，推行由其主导的国际规则，在世界范围内构建了一个中心与边缘的结构体系、霸权与依附的权力体系、价值高端与低端的产业链体系，形成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霸权、政治霸权、军事霸权、科技霸权和文化霸权，有学者称之为“新帝国主义”或“后帝国主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中国等一大批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渐成时代大势。国际关系的变革必然导致国际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因此，在世界新的大变局中，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和较量将越来越尖锐。美国等西方国家只相信实力逻辑，奉行的是丛林法则，争夺霸权，把本国利益置于世界利益之前、之上，历来帝国主义国家是发动战争的根本动力，背后的根源是私有制及其资本利益。美国新闻总署前驻华外交官、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罗伯特·戴利在谈到中美关系时，一语道破美国对华关系的实质，他认为美国人一向信奉“野兽派哲学”（brutalist philosophy），这就是必须确保安全领域没有竞争对手（a peer competitor）。“即便中国做出改变，做出我们所期待的改变，与我们的所谓信仰和制度一致，我们仍要限制中国的发展。”“即使中国重新陷入贫困也在所不惜。”美国前驻华公使、尼克松总统首席中文翻译查尔斯·弗里曼(中文名傅立民) 2019年6月13日在美国布朗大学外交政策协会发表演讲时指出：“由于苏联出人意料地缴械投降，美国军工复合体不仅失去了‘魔鬼般’的对手，也失去了财富来源。如今他们欣喜地看到了中国崛起，就像发现了新宝藏。”面对新的世界形势，中国越发展强大，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面临的外部风险就会越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天下并不太平，和平需要保卫。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

二、新时代国家安全发展的

军事科学体系

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十个明确”为核心内容，系统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强军使命、强军目标和强军方略等问题，构成了一个内涵丰富、思想深邃、逻辑严密、开放发展的现代军事思想体系。

第一，阐明了国防和军队“作何用”的强军使命。习近平强军思想，明确强国必须强军，巩固国防和强大人民军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始终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是国家实现安全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强国是强军的深厚基础。一个国家有了雄厚的经济、科技基础，才有建立强大国防和军队、打赢现代战争的本钱。另一方面，强军是强国的战略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中国的发展无意挑战任何人，中国的发展就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但是，客观上，在这个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的世界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本身就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的客观挑战和文化消解，美国等西方国家依其霸权主义的惯性思维不可能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心甘情愿，必然会极尽打压之能事。因而，军事手段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保底手段，军事斗争是新时代伟大斗争的重要方面，打赢能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核心能力。

第二，阐明了把人民军队“建成什么样”的强军目标。习近平强军思想，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具体说来就是：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一致，力争到2027年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军队建设的三大要求：一是政治建设，牢固树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建设强大人民军队，首要的是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坚持人民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关键在“绝对”，所谓“绝对”，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唯一性、彻底性和无条件性，在思想上、行动上自觉地与党中央、中央军委始终保持高度一致，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一切行动听指挥，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这是强军之魂，是确保人民军队政治品质和阶级属性的灵魂工程。二是战斗力建设，明确军队的根本职能是能打仗、打胜仗，要求部队建设要向战斗力聚焦，全面提升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努力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让任何世界强敌都付不起铤而走险的代价，一旦有人胆敢把战争强加给我们，我们这支军队将能够决战决胜。这是强军之要，是确保我军战之能胜的生命工程。三是作风建设，明确作风优良是我军的鲜明品格和政治优势，要求加强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惩恶，大力弘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使人民军队始终成为文明之师。这是强军之基，是我军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的基础工程。

第三，阐明了世界一流军队“怎么建”的强军方略。习近平强军思想明确了系统的强军方略，主要包含五个方面：一是强军布局，明确推进强军事业必须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要求更加注重聚焦实战，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体系建设，更加注重集约高效，更加注重军民融合，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二是强军关键，明确改革是强军的必由之路，必须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全面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对长期存在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改革，按照“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原则，打破长期实行的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大陆军体制，构建了新的军队领导管理和作战指挥体制；按照调整优化结构、发展新型力量、理顺重大比例关系、压减数量规模的要求，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推动人民军队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三是强军动力，明确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统筹推进军事理论、技术、组织、管理、文化等各方面创新，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不断壮大战略力量和新域新质作战力量，把握军事斗争和未来战争的主动权。四是强军保障，明确现代化军队必须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推动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五是强军路径，明确军民融合发展是兴国之举、强军之策，必须坚持发展和安全兼顾、富国和强军统一，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导下，人民军队重整行装再出发，实现了政治生态重塑、组织形态重塑、力量体系重塑、作风形象重塑，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忠实履行新时代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捍卫了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三、构建人类军事文明

新形态的理论特质

准确把握习近平强军思想的逻辑体系，必须深入理解其理论特质。所谓理论特质，就是一个理论体系在认识和处理本领域的矛盾问题时的问题意识、价值取向、基本原则和思维特征，它是一个思想体系的深层逻辑。构建人类军事文明新形态是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根本特质，鲜明表现为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与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辩证统一。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取向，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实条件。这一人类军事文明新形态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第一，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是对历史规律与战争规律的自觉因应。

马克思主义坚信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历史规律，这是“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理”。这一历史规律和“伟大真理”，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相契合，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义规律作用于历史的必然结果。在历史发展的长过程中，非正义战争启示着人们的道义良知，战争的残酷性让世人意识到和平的可贵，统治阶级的贪婪和暴戾反而唤醒人民的价值取向，让抑制战争的力量渐渐倾斜、聚集到正义一方、和平一方、人民一方，最终实现正义力量战胜非正义力量、和平力量战胜好战力量、人民战胜侵略者和压迫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纵观世界历史，依靠武力对外侵略扩张最终都是要失败的。这就是历史规律。”时至今日，欧美日等西方国家，仍然奉行“弱肉强食”的军事哲学，走称霸扩张的帝国主义路线。历史一再证明这是一条绝路。从第一个殖民大国葡萄牙到美洲大陆的主宰者西班牙、海上霸主荷兰，再到昔日的“日不落帝国”英国、“第三帝国”德国、东方列强日本，都曾凭借武力对其他民族国家进行殖民、奴役、屠杀，建立起殖民体系，但最终没有一个霸权国家逃脱“霸而必亡”的历史结局，都在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土崩瓦解，不得不回到殖民前的历史原点。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人是文化的产物，一个民族、国家文化的核心在于告诫人们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应当追求什么，应当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华民族创造了“和为贵”的文化，涵养孕育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品格。中国古代从蒙学开始，就规划了一条格物致知、修齐治平的人生道路，坚守道德原则同一律，凡事“以己度人”，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人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主张以习善性，以义权利，抑恶扬善。在家庭关系上，要求“守孝悌”；在个人、集体、社会、国家、天下的关系上，崇尚“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当公与私产生不可兼得的矛盾时，主张先公后私，以至大公无私，为了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军人、士大夫可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这种道德哲学、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自然延伸形成处理国家关系的天下哲学，其根本原则是“为天下治天下”，根本目的是“为万世开太平”，根本途径是通过“协和万邻”来实现“天下太平”，从而迈向“天下大同”。所以毛泽东说：“所谓天下大事，就是解放、独立、民主、和平友好、人类进步。”这种天下哲学氤氲生成中国人独特的军事哲学，使中华民族崇尚不畏强暴的民族风骨、抗敌御寇的民族力量、向死而生的民族血性。中国传统文化从不绝对反对战争，还清醒地认识到“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但中国人主张“慎战”“义战”，反对“好战”。“慎战”，是因为战争毕竟是“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反对轻启战端；“义战”，就是师出有名，坚持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反对“好战”，是因为中国人一直认为，“国虽大，好战必亡”。主张“慎战”“义战”与反对“好战”，是中国几千年军事文化的精髓与核心。可以说，“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成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文化渊源。以色列著名军事史专家马丁·范克勒韦尔德认为，尽管中国有“悠久”“精深”的战争文化，但是，中国文明“主体上是反对战争、爱好和平的”。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华民族的悠久文明历史中没有留下殖民和奴役他国的记录。

爱好和平的主观愿望并不必然带来和平的历史结果，战争所直接遵循的首先是战场力量“以强胜弱”的对抗逻辑。克劳塞维茨曾经指出，“战争是迫使对方服从我方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使对方丧失抵抗能力是战争行为真正直接的目标”。毛泽东把战争的直接目的更为全面地概括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显然，要想在战争中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只能以暴止暴、以强克强，直到让对方无力继续进行战争，这就是战争过程存在的“以强胜弱”的基本规律。那么，何以理解毛泽东所说的“以弱胜强”是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呢？其实，无论是阶级解放的革命战争还是民族解放的革命战争，“以弱胜强”都是政治战略，或称“大战略”，它是历史规律在军事大战略上的自觉运用。阶级革命战争是被统治阶级反抗统治阶级的战争，民族革命战争是被侵略、被压迫、被奴役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压迫、奴役的战争，革命的阶级或民族本身就是弱者，处于弱势，他们要么继续忍受剥削、压迫和奴役，要么不畏强暴、奋起反抗。要成功反抗，只能如毛泽东所说，在战略上“以一当十”，争取“以弱胜强”；但在战场上即战役战斗中，就只能“以十当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因此，“以弱胜强”的战略指导必须通过“以强胜弱”的战术指导来实现，通过积小胜为大胜，逐步转变敌强我弱的总体对比，最后以我强敌弱的总体优势战胜敌人。可见，革命战争的“以弱胜强”规律只是“以强胜弱”战争一般规律的特殊表现形态，或者说是历史规律对战争规律的支配，战争规律对历史规律的因应。历史规律是根本的，它影响和制约战争规律，战争规律是历史规律实现的现实道路和完成形式。然而，在历史的短时段和局部上，呈现出的主要是战争规律，常常会出现侵略者、压迫者等非正义的强势一方战胜正义的弱势一方的现象，因此，“以弱胜强”的革命战争，过程往往是曲折的、漫长的，代价往往是巨大的、惨重的。

我们实现国家安全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要顺应历史规律，坚持正义战争原则，坚守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人民利益立场，与世界各国一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要遵守战争规律，通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锻造打赢正义战争的可靠实力，防犯一流强敌，防止战争爆发，一旦有人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确保战而胜之。

第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是对马克思主义战争与和平观的自觉践行。

中国是这个世界上最希望和平、反对战争的大国之一，但是，在一个战争根源依然存在的世界上，希望和平、反对战争恰恰必须准备战争、防犯战争，以战争消灭战争。有历史学家统计，在人类有历史记录的3421年中，只有268年没有发生过战争。美国建国240多年来，只有16年没有打仗。哪里有阶级压迫，哪里就有阶级反抗，哪里就有阶级解放战争；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侵略，哪里就有民族解放战争。所以毛泽东强调：“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这是由战争与和平的规律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通过深入总结古今中外的战争史，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遭受西方列强蹂躏的历史，深入分析判断当今世界安全形势，鲜明指出：“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 “能战方能止战”，揭示了打赢战争、赢得和平的以强胜弱的战争普遍规律；“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揭示了遏制战争、维护和平的和平生成与维护规律；“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揭示了弱国弱防、难以和平的大国安全规律。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战争与和平观，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反侵略、反压迫、反颠覆、反霸权的正义战争。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秉持内涵鲜明的正义战争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曾向全世界宣告：“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 2018年6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来访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我们的态度是坚定的也是明确的，老祖宗留下来的领土一寸也不能丢，别人的东西我们一分一毫也不要。” “不丢自己的”，坚决维护领土、主权和发展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在这一点上，中国和所有独立主权国家的军事目的都是一样的。“不要别人的”，把中国与美欧等西方霸权主义国家完全区别开来，这就是在政治上“永远不称霸”，在领土上“永远不搞扩张”。中国的正义战争观从根本上颠覆了美欧等西方霸权主义国家“国强必霸”的历史哲学、“强权即真理”的政治哲学和“弱肉强食”的军事哲学。

第三，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是兼顾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选择。

迄今为止，主导人类历史的一直是“自助式”国家安全观。历史上的自助式国家安全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霸权式安全”。此种方式以强军求强权，让小国、弱国不敢挑战大国、强国，霸权国家无须通过战争就可以取得想要的一切，从而保持世界和平与国际关系稳定。一些国际关系学者口中所谓的“罗马治下的和平”“不列颠治下的和平”“美利坚治下的和平”，都不过是“冷和平”，是弱者对强者的暴政一时无力反抗而出现的暂时的、局部的“无战争”。“霸权式和平”被称为现代理性主义，其实，这是对“理性”的亵渎，它是以牺牲公平正义为代价的。正如大卫·格里芬所说：“现代范式的一个灾难性特征是，它使得强制性的力量成了一切变化的基础。”历史上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等曾经的强国，都没有逃脱“霸而必亡”的历史结局。美国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最远最极端，最先造出原子弹，以为可以无敌于天下；最早装备了隐身飞机，以为可以侵犯他国领空如入无人之境；部署了国家导弹防御体系，以为整个国家有了“刀枪不入”的绝对安全铠甲……武器装备的发展是一段矛与盾竞相破防的历史，有矛必有盾，有盾必有矛，霸权与反霸权始终对立冲突。任何武器无论多么先进，都有新手段可以突破；任何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有后来者超越。超越与被超越，往往伴随着战争。二是“伙伴式安全”。历史上的大国、强国为了巩固自己的霸权，往往拉帮结派，把那些想称霸而无力称霸的国家拉入自己的盟友圈。美国是当代世界最热衷于拉帮结派的国家。但是，“伙伴式安全”存在两个致命性的问题。其一，盟友关系从来就不是什么平等的“伙伴关系”，而是主宰与依附的关系，有的还是政治、军事的绑架关系，如美日、美韩关系。盟友之间的“利益均沾”是以盟员对盟主的自愿的或被迫的依附以及独立性的丧失为代价的。其二，结盟是一种排他性的团伙政治，盟友与非盟友之间奉行不同标准、不同观念、不同政策，以所谓的“共同价值观”之名党同伐异，奉行“朋友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朋友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的“一致对外”原则，完全不顾基本的国际规则和道德准则，这样的“小团体安全”必然给别国和国际社会带来不安全。

与旧的“霸权式安全”“伙伴式安全”不同，中国坚持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统一。首先，中国坚持“结伴而不结盟”，反对参加任何军事集团，反对侵略扩张。“结伴”与“结盟”的原则性区别是，“结伴”是一种讲原则、论是非、自由开放的协作政治，只要有共同原则、共同立场、共同主张，与哪个国家都可以结伴；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上有共同原则、共同立场、共同主张，就可以结伴而行。其次，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始终着眼于满足自身安全的正当需要，同时为世界和平作贡献。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三国土面积大国，然而中国的军费开支与世界大国相比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从国防费占财政支出比重来看，2012年至2017年，中国国防费占财政支出平均比重约为5.3%，美国约为9.8%，俄罗斯约为12.4%，印度约为9.1%，英国约为4.8%，法国约为4.0%，日本约为2.5%，德国约为2.8%，中国国防费占财政支出的平均比重排在世界第四位。从人均国防费来看，2017年中国国民人均国防费为750元人民币，大约只相当于美国的5%、俄罗斯的25%、英国的13%、法国的16%，甚至只占日本的29%、德国的20%。中国军人的人均国防费为52.16万元人民币，大约只相当于美国军人的15%、英国军人的27%、法国军人的38%。2021年中国军费总额为13553.43亿元人民币，约为2090亿美元，而美国军费为7405亿美元，中国军费只占美国军费的28%左右。再次，中国信守“不开第一枪”的开战原则。中国人民不怕事，但不惹事，中国从不主动招惹别人，中国军队从不干惹是生非的事。对于国与国之间的分歧，中国主张通过当事国之间的平等、友好协商来解决，对于一时达不成共识的问题，求同存异，通过“搁置争议”来缓和矛盾，给后人留下发挥智慧的空间，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搞先发制人。在核武器的使用上，中国作为一个拥核国家也坚定奉行：“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主张最终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不会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这一核政策以最大诚意和实际行动维护中国和世界的和平，鲜明体现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性和彻底性，防止因为误解误差而为了自身安全牺牲他国安全。战争是一种囚徒博弈，遵循的是一种诡道逻辑，军事领域因而成为人类社会中最具偶然性的领域，因误解误判而发生血腥战争的例证不计其数。如果所有国家都能像中国一样坚持“不打第一枪”的开战原则，国与国之间虽有矛盾，也永远不会爆发战争。即使存在一时的误解误判，也能给外交协商留出更多时间和机会，通过沟通增进了解，寻找解决分歧、争端的其他途径，努力化“危”为“机”，维护和平。最后，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总书记说：“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为此，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努力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探索“一条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新路子”。这是协调国家命运与人类命运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全球治理理论的新形态。为了兑现全人类共同价值观，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出兵国。自1990年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中国认真践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截至2020年9月，中国先后参加25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官兵4万余人次，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平既不是一厢情愿的事，也不是一个国家、几个国家的事，而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责任。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无论是理论逻辑、历史逻辑还是实践逻辑都告诉我们，只有国际社会齐心协力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才是可能的。

总之，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导下，中国新时代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正沿着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宏伟目标突飞猛进。中国军队不仅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战胜一切威胁挑战，为国家统一、安全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而且由于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一根本价值取向，必然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世界永久和平、普遍安全以及构建人类军事文明新形态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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