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凯锋 ｜ “两个结合”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摘  要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论断，也是这一思想继续发展创新的方法论基础。“两个结合”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双向互动”“两元一体”，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汇聚中华文明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两个结合”注重“内外融通”，坚持和优化中国特色，强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自我主张”，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向世界展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崭新形象。坚持“两个结合”，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叙事，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也是解答时代之问的行动指南。

作者简介

黄凯锋，上海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再次强调了“两个结合”，并指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论断，也是这一思想继续发展创新的内在根据，更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方法论基础。“两个结合”既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又激发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汇聚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既有效推动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与理论创新，又有利于构建与新时代要求相匹配的主流理论话语体系；既在世界上塑造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形象，又展示超越“两制之争”的中国文明和价值观。

一、原创性论断和方法论基础

“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论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两个定位体现了“两个结合”的集成创新。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一方面引发了中华文明的深刻变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产生深远影响，另一方面，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相继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创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继承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的。毋庸讳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尽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未缺席，但我们的认识却长期停留在“一个结合”，“两个结合”的提出，标志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地位的确立。马克思主义向中国形态转化，理应实现“现实与历史”“现代与传统”的完整结合。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论断，“两个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规律和逻辑的新认识，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性高度，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化和内生性已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在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整体性思考，并对贯穿其中的现实归宿和理论基点有了深刻认识，最终找到了一种复合叙事的思维方式。在党的十九大、文艺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等一系列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内在统一，要求完整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统一。他指出，“我们要立足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当然，传承中华文化，要“辩证取舍、推陈出新”， “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这些论述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标志性成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有两个重要的思想文化前提。第一个前提是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中国改革、发展和治理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因而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同时，随着中国对自身发展难题的破解，开创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丰富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产生世界历史性的示范意义和深刻影响，因而它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创立的第二个前提，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体现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文化创造力，因而它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两个结合”不仅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论断，也是这一思想得以继续丰富、发展和创新的方法论基础。面向新时代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我们应当摆脱意识形态偏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这些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新提法、新概括要在未来落地生根也离不开“两个结合”的方法论指导：马克思主义提供普遍一般的规律性认识，中国悠久文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文化情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发展和创新不仅注重普遍原则和规律性认识，更注重这些“薄”的普遍原则怎样在“厚”的本土文化里落实，并找到最合适的途径和方式。

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明确提出，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三个时代课题，这意味着，未来的理论创新必须继续立足于中国的历史方位，立足于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继承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经典论述，又赋予其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深厚底蕴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追求，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深层次的对话、融合与汇通。

二、“双向互动”凸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

（一）中国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是我们党在同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是经验教训换来的科学认识：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发展史就是一部结合史。马克思主义通过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中国落地生根，而中国实践及其创造又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值得深思的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为什么能够结合？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在其问世后的第一个70年里并未与中国交会。十月革命爆发改变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平行无交集的格局，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仔细考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相遇时的特定时空场景，不难发现：

在马克思主义方面，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未曾预料到的新情况。首先，原来设想的推翻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革命将会同时发生于生产力最发达、资本主义发展最充分、工人阶级最强大的欧洲主要国家，但实际上却发生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俄国。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在俄国实践中的运用破除了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道路公式化的思想倾向。其次，俄国革命实际上处于一国胜利的孤立状态，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发生革命的可能性日益降低。在工人运动无法在欧洲获得更多支持的情况下，以列宁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始把目光转向更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扩展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新口号。这些新情况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走向中国创造了积极的条件。

在中国方面，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帝反封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成为中国人民追求的新目标，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启迪和引领。在中国内部思想文化资源遭遇批判、否定的情况下，有识之士把目光转向外部世界。在诸多西学主张中，“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也都‘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使中国开始走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一个国家从相遇相交升华到“相结合”，还需要具备一些更为重要的前提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与中国相结合，不仅在于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性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形态契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笔者曾从中国传统文化品格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追求的内在关系角度进行过相关分析，总结了“家国情怀、天道观与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实用理性、功夫即本体与革命实践”“儒家之五伦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之间的契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结合，既是由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逻辑所决定的，也是由中国自身的发展逻辑所决定的，更准确地说，是由两种发展逻辑的对接所决定的。

（二）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熔铸

在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马克思主义首先扮演的是与中国革命休戚与共的角色，它以理论的系统性和理论指导下实际斗争的胜利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认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一流的教授和作家先后接受和信仰了马克思主义。相对而言，对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本土思想资源的生存发展，知识分子们反而忧心忡忡。从百年来儒家经历的四次大的挑战，包括清末到民初的政教改革、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前20年的启蒙思潮，我们也能有所感受。冯友兰先生曾提到： “在五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威信是很高的，这不仅在政治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也在道德方面。……我自己的努力是修订我的《中国哲学史》。”尽管他坚持认为儒家、新儒家“作为当时社会结构的理论基础和时代精神的内容，也是国家统一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但还是强调： “总的来说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会变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会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它久已存在，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既然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了，那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不仅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再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文化的深度熔铸。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第一个结合”）内在包含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但较长时间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第一个结合”，这个“结合”所规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就是理论与现实相结合。在“一个结合”所主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从未缺席，但它在地位上与“中国具体实际”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具体实际”是更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土壤和生命源泉；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因变量”，一度被视为带有保守、落后特征的存在，是可供利用的资源、反思的对象和批判性吸收的“库存”。中国悠久传统文化在近现代以来开启的转型发展过程中曾被作为沉重的历史包袱，尽管事实上强烈诋毁中国传统的人，其内心世界并非泾渭分明，五四运动主将之一的傅斯年就承认其实是“一团矛盾”。

即使如此，应当肯定的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实践，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赓续，有革命性意义和范导作用。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文化注入现代性的同时有效避免“西化”，客观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条件。“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使“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列，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和权重发生了质的变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熔铸不再是“单向改造”，而是“双向互动”，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生生不息的、富有生命力的历史和传统的确认，也是对中华文明主体地位的确认。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应

梁漱溟先生1921年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可以说是对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的一种回应，他探讨了中西文化的本质，对两者融合的可能性进行反思，认为虽然当时社会应该全盘承受西方文化，但儒家文化及价值代表人类当前和将来的需要。抗战时期，熊十力的“新易学”、马一浮的“新经学”、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可以说也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哲学的回应”。 1935年，上海十位教授联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又称“十一宣言”，提出所谓中国文化本位建设的五项原则：第一，要“特别注意于此时此地的需要”；第二，“必须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第三，“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应该的，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第四，“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创造，是迎头赶上去的创造”；第五，“我们在文化上建设中国，并不是抛弃大同的理想”。据冯友兰先生的分析，这个宣言其实说的主要是“不盲从”，尤其是不要盲从马列主义。相对于康有为的“立孔教为国教”，上述回应反映了维护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一部分思想家的心声。

如今看来，被动应对也好，认真反思也罢，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才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回应，也才能开启民族文化自觉的新时代。中国已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我们分析和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逻辑，充分考虑发展的系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主张复合叙事和综合创新的思维方式，都是“结合论”的内在要求，不能再单纯地用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伦理要求解释现实。用仁义理想引领有道德的市场经济、以经世致用的文化品格强化契约意识、以中庸的智慧和动态平衡的艺术滋润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非工具性意义上实现现代转化应有的辩证思维。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没有自发地引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但并不必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冲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积极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走向“文化上平衡，结构上合理，伦理上适宜”，由仁爱原则、礼教精神、责任意识、社群本位发展出的协同社群、礼教文化、合作政治、王道世界是当今世界需要的价值立场。李泽厚也认为，在权利优先、社会性道德优先的前提下，中国人所崇拜的天地国亲师等宗教性情感可以在日益机械化、疏远、冷漠的陌生人社会中尽可能留存人间的温情、温暖和温柔。

（四） “双向互动”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论断，“两个结合”的提出，把握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关系的深刻本质。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走向当下现实与文明传统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主动性更加凸显，中国和马克思主义真正实现双向互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在保持道德理想的同时不断面向经世致用，务实、理性等日用而不觉的精神力量被激发。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思想中得到熔铸和提升。陈晋对这种“熔铸”和“提升”有辩证分析，他认为，一方面传统智慧和行为方式在毛泽东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范畴时用得其所，另一方面在短时间内要改造中国社会并使之强大，毛泽东又非常自觉地注意与传统价值观“决裂”，让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成为自己的理论武器。之后，邓小平的理论风格及其表达方式进一步强化中国文化经世致用的一面。他曾坦言： “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强调指出： “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14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已超越纯粹的“明道”，他高度关注现实问题，重在探索具体的由成功经验支撑的有效方式。他还明确提出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统一起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整体。

中国传统文化被马克思主义不断激发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也融化在中华文化之中。马克思主义作为中西冲突的历史选择和价值导向，已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获得了当仁不让的文化身份。它不仅引导中国社会走向独立解放，而且在改革开放和新征程中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新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已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的理论创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的揭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解放的分析，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远景展望，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方法论和人民主体的价值取向也在不断强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关怀、大同理想和伦理追求，‘内圣’的心性修养转化为对生活意义和人生境界的追求，‘外王’的入世关怀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建构。”

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 “双向互动”，不是简单的概念叠加，而是在两种文化的汇通融合中，形成解答中国问题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形态。“它既不是原封不动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归。”

三、“两元一体”彰显

中华民族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规律新认识

“两个结合”的提出意味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规律的认识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新升华。“两个结合”的内涵和实质，就是实现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与完整的中国相结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扎根本土文化。我们不仅要在理论与现实互动的意义上，推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现实化和具体化，而且还要在现代性与传统汇通的意义上，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和理论形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内生性。

在“两个结合”提出前，“第一个结合”是自觉的、主导性的，“第二个结合”相对而言是从属性的，被包含在“第一个结合”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具体实际”的内在要素。我们党在推动“第一个结合”的进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为方法，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为现实、为需要，重新理解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努力发掘和激活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反思性传统，使之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相适应，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革命性相适应，从而在批判和改造的前提下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在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如果说与中国当下的现实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那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实现。“两个结合”所展现的历史是一个孕育着“古”与“今”、“中”与“西”之间的辩证扬弃的历史：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伟大社会革命中得到改造，实现自身的现代性转化，从而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同中国当下的现实和传统的深度沟通中向中国形态转化。“第一个结合”着眼于中国的当下现实（“今”），“第二个结合”着眼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古”）；同时，中国自近代以来始终与现代西方文明（“西”）有着深刻的历史关联，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来自西方，但它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继承和超越。所以，“两个结合”其实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形态和理论形态，着力打通“古今关系”，重新定位“中西关系”，为中国的理论、道路和制度夯实经由现代性赓续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基。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论断，“两个结合”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只是以往所理解的、以中国当下的具体实际为中介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还应当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中介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只有中国当下现实的来源，还应当有中国文化传统的来源，应当是秉承中国的文化基因，通过中国的经验、语言和思维予以表达的马克思主义。

（二）中华文化主体性意识新觉醒

“两个结合”不是凭空提出的，而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思考、反复酝酿的结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化和中国文明的主体性有一系列深刻分析，如“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根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等等。这些论述已具体体现“两个结合”的辩证方法和总体要求。

“两个结合”凸显中华文化和中国文明的主体性，为今天中国的道路、理论和制度夯实了思想基础，展现出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新时代新征程，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高度，从精神文化层面认真对待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可谓恰逢其时，“我们的先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一整套传统美德规范。如中国古代就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其中就有很多具有永恒价值的内容”。这些价值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就能融汇出“一加一大于二”的强大精神动力。

中华文化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要真正发挥作用，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引领。百年来，各种外来思想如潮水般来时汹涌，去时无痕。只有马克思主义，从一种外来思想逐渐融入中国人的心灵，由外在转向内在，变为中国人立身处世的准则、判断善恶的根本依据，应对现实和发展问题的大道理。“两个结合”完整体现了外来与本土、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两个结合”不仅阐明了中国为什么选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且解释了中国为什么能够发展好马克思主义，构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完整叙事。这一叙事逻辑将极大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良性互动，使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成为中国的，使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越来越具有现代性。

如果说“一个结合”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把握达到了自觉境界，那么“两个结合”的提出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把握同样达到了自觉境界。当然，“两个结合”并非相互替代、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一体两面，各有侧重，“一个结合” 强调的是发展出适合中国现代化要求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两个结合”强调的是发展出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适合中国现代化要求的中华文化。“两个结合”相辅相成、相互联系，有力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完善和成熟。

（三）中国与马克思主义“两元一体”新建构

“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两元一体的完整建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使命就是在完整的意义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植根于中国本土的思想创造，集中国马克思主义之大成；在完整的意义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使中国文化成为历经马克思主义熔铸和改造的新文化和新文明，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之大成。

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原创性理论，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革命性变革与突破性成就，体现了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战略和智慧，是在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中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自我主张”。集中国马克思主义之大成，意味着与中国式现代化相伴而行的马克思主义真正融入中国人的血液之中，也意味着我们有能力从自身的鲜活实践中提炼出属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叙事，真正形成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时代精华的内在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不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就有可能导致文化复古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就无法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实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有可能出现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倾向，马克思主义也就无法融入中华文明，无法在中国生根开花、枝繁叶茂。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为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从“体用之辩”到“否定传统”，从“扬弃”“吸收”到“双创”，我们逐步形成对本民族文化及其价值的自我意识和充分肯定。

对中国文化的自觉自信，意味着我们将更多强调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文化体系，强调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逐步形成的新的文化特点，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相结合所达到的新境界。对中国文化的自觉自信，还意味着我们将坚定不移地做好自己的事，走好自己的路，落实自己的权利和责任，实事求是、理直气壮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新高度上实现精神自立。

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之大成，意味着站在中国立场上，真正讲清楚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价值追求，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同向同行的基本道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只是经济体量的壮大，还包含文化软实力的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是社会两极分化的现代化，更不是对外侵略扩张的现代化。中国道路的成功奥秘就蕴藏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之中，在悠久文明与现代化的融通共生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要明确马克思主义激发、改造、熔铸传统文化的价值导向，避免“复古主义”“工具主义”与“以儒化马”，以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内在一致性为目标，理性把握源头性、传承性、开放性和包容性兼具的中华民族强大精神力量。只有集中国马克思主义之大成、集中国文化之大成，才能在第二个百年新征程上，两元一体，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整叙事和历史使命。

（四）马克思主义新形态

在“结合论”的引领下，中国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在百年奋斗中先后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提供了体制保证和物质条件。党在十八大后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所有这些都是“结合论”在中国大地上结出的丰硕成果。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日益充实丰满，造就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在原先设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之外，新增了落后国家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推翻前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革命；在原先设定的社会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崩塌基础的场景之外，新增了落后国家革命胜利后可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原来设定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否定者的历史角色定位之外，新增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承担落后国家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在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之外开辟了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并且使社会主义现代化拥有更快速度、更小代价、更加合理的优越性。

这是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相结合中的伟大创造，相应的理论创新已经超越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论述，却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体现和当代体现。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固然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期积累的浩瀚深邃的思想资源，但相对于这些基础性存量，后来人在制度化实践中又添加了更大规模的增量，“两个结合”所彰显的中华民族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及其理论创新正是对马克思主义新形态的贡献。

中国是源头性文明，中国文化绵延五千年从未中断的连续性实属罕见，在这样一个文明型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考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现代化、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否则就会严重脱离国情。从另一个角度去分析，文化更新的任务也日见紧迫。强弱相生，优劣相成，精准地分离和梳理，取时代发展之所需，是彰显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的内在要求。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到汉初的儒家为尊，及至后来实际上的儒法结合、道家补之，再到佛学传入形成本土化禅宗，直到宋明理学集大成，历史变动中完成的文化整合与更新，为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文化能量。

四、“内外融通”展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叙事

“两个结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无论是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破解资本主义发展难题，建成能够驾驭市场和资本、实现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新型社会主义，还是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创立人类文明新形态，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坚持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两元一体双向互动，对内有利于坚持和优化中国特色，强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自我主张”，对外有利于凸显植根于悠久文化传统的、可有效克服资本文明局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叙事，向世界展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崭新形象。

（一）从“后发”与“外生”走向“内生”和“超越”

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专门研究现代化理论，他认为西方社会发展史上的现代化过程，包括三项基本任务，即科学革命、民主革命和产业革命。与帕森斯相映成趣的是，日本学者富永建一、中国学者罗荣渠等则注重对非西方、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展开理论研究。总体来说，学界对现代化含义的认识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广义的现代化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变革过程，而狭义的现代化是指落后国家通过有计划地学习世界先进文明，赶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过程。将狭义的现代化理解运用到中国具体实践，就意味着中国现代化在时间上的“后发”和动因上的“外生”。而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旧王朝体制下“自强”“维新”和“立宪”运动的失败、新中国成立前内忧外患背景下现代化进程的“游离状态”（罗荣渠语），在一定程度上又强化了“后发”与“外生”的主观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曾仿效苏联模式，与西方资本主义脱钩，以中央指令性计划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快速工业化战略，其中一系列相对激进的社会改革，更加剧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不由自主的“后发”“学徒”状态。应当承认，中国以社会主义方式启动现代化的部分推动力可能是来自外部，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被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运动所裹挟，但我们没有长期受制于“后发”与“外生”的现代化类型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七一”讲话中明确指出：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充分表明我们党已经对中国道路的“内生性”有了理论上的高度自觉。这是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所形成的重要共识，也是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结合论”分不开的。中国式现代化是指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的、基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特色的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基本路线，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苏联版本和西方老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在坚持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前提下，逐步走出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内生性创新型发展道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摸着石头过河”“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创新实践中，形成了对外开放但不依附、宏观调控但不指令、系统协调但不齐头并进、渐进探索而非一步到位的行动逻辑；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只是实现现代化的方式，而且社会主义有可能比资本主义干得更好；强调不局限于一种模式解决现代化问题，尤其避免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方式的现代化，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共同富裕为目的；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现代化，既要注意现实国情又要考虑历史传统。我们党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其他所有制形式并存，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和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并举，坚持先经济后政治循序渐进的稳健型路径，坚持务实、理性的社会发展理念，从而有效避免中国在走出苏联模式之后，陷入西方模式误区，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和平发展。

只有坚持中国和马克思主义两元一体的建构和双向互动的辩证思维，我们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嵌入”和目标“前置”，实现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超越。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薄弱环节中产生并发展的，赋予了现代化新的功能和高远的价值取向。以社会主义理想反思现代化的过程和结果，在借鉴资本主义现代化有益成果的同时，尽量避免其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困境。正是在这样的“嵌入”和“前置”中，我们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理论创新，既重视普遍规律又特别强调机遇，既重视自觉、有意识的理论建构又强调群众自发、鲜活的实践形式，既强调探索尝试又不会盲目乐观。所有这些，不仅提升了现代化的立意，而且丰富了现代化的功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创给世界上那些既渴望实现现代化又希望保持独立性的国家、民族提供了新的参照和选择，也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从“中国特色”走向“人类文明新形态”

“两个结合”的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特色的科学性，更好地把握从“中国特色”走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客观必然性。“中国特色”在改革开放之初曾被误以为是一个权宜性的、内涵模糊的词汇，似乎凡是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解释的地方都可以用“中国特色”加以说明。坚持“两个结合”意味着我们对“中国特色”的理解有了科学思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完成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化”成了“中学”，是中国自己的学说，当然体现“中国特色”。这个特色，以“真”为体，以“实”为用。从学说的角度去分析，“中国特色”自当“以我为主，以人为鉴”。在倡导中国特色时，我们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来分析和把握改革开放和进入新时代以来的历史和现实，汇通古今中西，不断提炼、丰富和深化对“中国特色”的认识和理解。 “中国特色”不是例外、不是边缘，更非权宜之计，而是我们中国人对“两个结合”所产生的文明新形态的理解。强调人文价值，重视价值理念和价值导向，正是一种“中国特色”。坚持“两个结合”还有利于我们以冷静清醒的眼光审视、分析、优化“中国特色”，不断寻求更加合理、先进的理念和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都已从文明的高度，提出“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一百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人类文明发展史册”等一系列重要论述。从“中国特色”走向“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两个结合”原创性论断的价值导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到今天，我们更加需要从文化、文明的角度概括阐释其内在规定性，说清楚我们党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和文明形态积累了哪些做法和经验，形成了哪些规律性认识，进而强化文化创新的主体自觉和文明创造的主动作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那样，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和而不同”的文化传统、“求同存异”的包容性选择，完全可以成为今天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看待百年变局的思想资源和文化能量，以别人可以理解的方式告诉他们“我和你确实不同”，从而寻求最大限度的共识，与人类文明同向同行，这正是“中国特色”所具有的价值观。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文化和文明创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创立人类文明新形态，也是超越‘文明冲突论’、维护世界和平的精神纽带，引领人类进步潮流”。

当然，无需回避，当今世界价值观之争的尖锐性、广泛性、持久性也日益凸显，不因我们共建精神家园的良好愿望和努力而改变。我们可以把价值观之争解释为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但更本质的还是两种不同类型现代化之间的竞争与比较，以及世界多元文化之间的相容相处。因此，我们更加要主动把“中国特色”价值观推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和境界，而在这个跃迁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提供最重要、最本源的滋养。这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之举，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新的场域。在创立人类文明新形态过程中，中国文化不会消亡，而会再兴，不会疏离，而会更亲、更近。

（三）从“初级阶段”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马克思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作为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现实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并没有按照马克思当年的设想进行，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薄弱环节——俄罗斯相结合的结果，但这条道路因种种原因最终归于失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新中国，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作为现实的社会主义被邓小平定义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并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百年不变。党的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进行了系统阐述，并强调“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说明，“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到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到本世纪中叶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完成初级阶段任务和使命，展现自身的优越性，拥有比资本主义更强大的思想力量，是未来更高阶段的新使命。这一使命的完成，同样离不开“两个结合”，需要集中国马克思主义之大成，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之大成，需要集成创新的精神和行动。

 我们要继续坚持“两个结合”，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本质和阶段理论本身的完善和成熟，进而推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结构、特点和规律的深入研究，包括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趋势和路径研究。一方面，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本质，坚守马克思主义价值立场，在充分肯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贡献的基础上，建构整个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新理论，明确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总体方向。另一方面，我们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与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秩序长期并存，长期斗争又长期合作的总体形势有清醒认识，要充分吸收中华文化和中国文明关于社会理想的已有思想成果，借鉴人类社会形态多线索演进规律的已有成果，加强两制并存的结构、特点和规律的研究。社会主义最终战胜和取代资本主义是我们不变的价值目标，但取代的过程和途径则要深思。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在19世纪中叶才出现，一经提出就被法国社会主义者引用，作为批判的对象。取代资本主义，驾驭资本，除了病理学的眼光，还应注意生理性发育成长的机理。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和思维方法，它的生命力唯有通过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才能彰显出来。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人民性和实践性、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贯彻和彰显。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又与中国的现实、历史和悠久的文明传统深度结合，从而在世界面前开创了富有中国文明印记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崭新形象。“两个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也是解答时代之问的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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