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中英 马偲雨｜国际体制的成败——Susan Strange的最后论文、欧洲协奏和21世纪的全球协奏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制在欧洲建立以来，370多年过去了。在这一超长历史时期，国际体制经历了太多的成功和失败。19世纪的欧洲协奏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国际体制。许多研究证明大国协奏是如何维持世界和平和缔造世界繁荣的。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在过去76年中成败并存。国际政治经济学之母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在其“最后的论文”中认为，20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体制是失败的，因为该体制在应对金融危机、生态环境问题和经济社会不平等等全球挑战上是失败的。在21世纪的今天，为了全球和平和全球繁荣，全球人民已经到了构建全球协奏、确保国际体制成功的迫切时刻。
作者简介：庞中英，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马偲雨，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博士生
本文载《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导 言
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制”初创至今，370多年过去了。对于国际关系而言，这370年是一段超长的历史。这一超长历史是超级曲折的。本文无意提供这370年的国际关系史，但是希望指出，“威斯特伐利亚体制”形成后，其不断遭遇挑战，其中，最大的一个挑战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统一欧洲的战争。拿破仑统一欧洲的行动实际上带来了“威斯特伐利亚体制”的大危机、大失败甚至毁灭。但是，拿破仑的壮举还是失败了，“威斯特伐利亚体制”在拿破仑被击败后，不仅在一般意义上起死回生，而且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那就是19世纪的国际体制。实践证明，尽管当时欧洲各国内部充满动荡、冲突、变局，但欧洲的国际体制——“欧洲协奏”却维持了欧洲范围内（欧洲地区范围，甚至当时的世界范围）的大和平。这一和平并非短期和平，而是长期和平（“百年和平”）。
“欧洲协奏”崩溃后，在欧洲和欧洲之外，欧洲的国际体制和全球的国际体制（国际联盟）几乎是脆弱的、不可持续的、弱势的、无效的，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国和联合国体制诞生。但是，持续40多年的冷战重创了联合国体制，安理会式集体安全体制在冷战期间是失败的。不过，本文不评论联合国体制的成败，而是指出，在冷战结束后，突然加速的全球化使延续到20世纪末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制发生了历史性大失败。Susan Strange是观察和研究这一现状和趋势的权威。包括她在内，欧洲学术界有关“后威斯特伐利亚体制”的争论不绝于耳，直接与间接著述一时间蔚为壮观。经历了“后威斯特伐利亚体制”之后，全球化的世界却遭遇了国际体制或者后国际体制的失败。Susan Strange把这一失败命名为“威斯特菲廉体制”：失败的国际体制是体制性失败。她指出，威斯特伐利亚体制无法管理（治理）全球性金融危机，无法治理全球性环境（生态）危机，无法治理全球经济社会不平等危机。
Susan Strange是杰出的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家、国际政治经济学（IPE）学科创始人。她这篇去世前写成的“最后论文”并不长，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仍然是意义重大的。
Susan Strange去世23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了全球国际体制进一步的危机和失败。2008年至2010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为了回应全球金融危机，全球的国际体制有了新的创设，如金融稳定委员会（The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等新的国际金融制度（IFIs），但是，治理全球金融危机的国际体制不能说是成功的。在环境方面，联合国主导的气候变化治理进程（UNFCCC）持续推进，但是，“气候变化”已经演变到“气候危机”的地步。全球性经济社会不平等状况持续恶化。如何控制和缓和不平等问题的后果，仍然主要依靠各国国内体制，但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体制的作用仍然不可或缺。如何解决全球经济社会不平等问题，目前已经有各种理论和实践。
本文是关于国际体制成败的一般思考、反思、比较和展望，其中，涉及许多复杂的国际关系历史和现实问题。
01
“英国学派”对国际体制的研究
国际体制（The International System），即“国家组成的体系”（The States System），是国际关系理论“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的两大核心概念之一，另一个概念是“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英国学派”创始人布尔（Hedley Bull） 首先提出了“国际体制”和“国际社会”两个概念，在“国际体制”上引出“国际社会”。没有“国际体制”，也不会有“国际社会”。国际体制和国际社会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是国际体制的一种，即作为社会的国际体制。提出和研究“国际社会”是“英国学派”最主要的国际关系理论贡献。在形式上，从布尔（Hedley Bull）开始，“英国学派”的研究目标和研究重心似乎不是“国际体制”，而是从“国际体制”导出的“国际社会”：国际体制为什么是和如何是国际社会，即国际社会的生成。后来，“英国学派”把国际社会扩大到“世界社会”（World Society）和“全球社会”（Global Society）。
Barry Buzan是广义“英国学派”对作为社会的“国际体制”研究贡献最大的一位。他与Richard Little合作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制》一书，是关于国际体制历史、理论和未来的巨著。他早先的一篇论文是与“美国学派”的一个对话，指出“英国学派”的研究路线是“从国际体制到国际社会”，但是后来，他就改变了观点，更加雄心勃勃地把“国际社会”改为“世界社会”，即他的研究路线是“从国际体制到世界社会”。 Barry Buzan等人的“从国际体制到国际社会”“从国际体制到世界社会”仍然是线性的。实际上，他们也意识到，国际体制变得越来越多元化（Pluralism），而按照“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标准，多元化的国际体制很难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社会。由于多元性，联合国并非“英国学派”意义上的国际社会，而成为一个“国际共同体”（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Barry Buzan没有研究“国际社会”甚至“世界社会”的退步问题。这正是21世纪以来由国家组成的国际体制发生的一个重大情况，即国际体制的“社会性” （社会因素）弱化。
这里，笔者等于替“英国学派”提出一个新的研究任务：从社会性强的国际体制退回到社会性弱的国际体制。但是，实际情况可能更加复杂：国际社会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形成的？作为国际社会的“文明标准”（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到底是什么？国际社会甚至世界社会是如何“扩展”（The Expansion）或者增长的？“国际社会的扩展”从来就并非易事。国际社会衰败甚至成长停滞。英国退出欧盟（2016年至2021年）表明，即使欧盟这样的区域性“国际社会”，也可能难以进一步“扩展”（在英国退出后，欧盟接受新成员的前景是不确定的，甚至，欧盟本身的前景也是不确定的）。在21世纪，组成或者结构更加多元（Plurality）、混合（Hybridity）的国际体制，越来越难成为国际社会或者世界社会。
通过引入社会的概念，“英国学派”提供了一个关于国际体制的社会理论，即国际社会理论。从国际体制成败的角度，社会性或社会要素的强弱或多少正是国际体制成败的主要原因。一个社会性强大的国际体制，往往是成功的或者走向成功的；一个社会要素弱小或者趋向弱小的国际体制，往往是失败的或者走向失败的。前文提到的“国际社会的扩展”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扩展”中的国际社会说明国际体制在走向成功。同理，假如缺少国际社会，而且一种国际社会难以“扩展”，说明国际体制正在走向失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从国际社会的角度研究国际体制的“英国学派”是一种关于国际体制成败的理论。
“英国学派”的早期学者认为，19世纪的“欧洲协奏”（Concert of Europe）是“国际体制”。Hedley Bull则前进了一大步，认为“欧洲协奏”不仅是“国际体制”，而且是“国际社会”，因为在“协奏”下，各国之间不仅有“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而且有“共同规则”和“共同制度”，各国在同一个“国际体制”下已经生活在“国际社会”中。根据这样的“国际社会”标准，Bull极其深刻地透视了19世纪的“欧洲协奏”，认为当时的“欧洲协奏”本质上就是“各大国之间的一种协定，以联合起来在同一个国际体制内促进各国的共同政策”。所以，“大国协奏”构成一种可以称之为“国际社会”的新型国际关系。
正因为19世纪的“大国协奏”是一个“国际社会”，“欧洲协奏”实属一个成功的国际体制。
以下，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将跨文化地重新理解历史和理论上的Concert of Europe。如果直译“欧洲协奏”的话，它就是“欧洲音乐会”。音乐会是19世纪欧洲最主要的交往或者社会方式，尤其在欧洲外交界。笔者打通了“国际社会”与“欧洲音乐会”两大概念，认为Hedley Bull等肯定了“欧洲协奏”宝贵的“国际社会”意义。“欧洲协奏”是理解“国际社会”的最好方法，更是为研究本文主题——国际体制的成败提供了一个最佳案例。
02
Susan Strange与
“威斯特菲廉（国际）体制”的提出
2021年4月4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崔之元教授转发了已故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家Susan Strange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名期刊《国际研究评论》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上的“The Westfailure System”一文。崔之元教授是政治经济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笔者不清楚崔之元教授为什么提到Susan Strange的这篇论文，但他的提及说明了Susan Strange的这篇论文进入了他的研究参考之中。
无独有偶，2021年5月21日，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崔凡教授（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哲学博士）在日内瓦“多边主义之友”线上论坛中，“向参会的各位外交官和教授们推荐了”Susan Strange的“The Westfailure System”。但是，崔凡教授认为，Susan Strange论文的标题“勉强可以翻译为《西方失败体系》”。他指出，“斯特兰奇写作《西方失败体系》时”，是“本轮全球化的全盛时期”，“她敏锐地指出了西方体系难以解决的三大问题，即金融危机、环境问题和社会贫富差距问题，她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失败、我们星球的失败和公民社会的失败。实际上，她提出的三大难题并非西方面临的独有问题，中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崔凡教授并非来自国际关系学科，但却注意到Susan Strange的Westfailure System，这难能可贵。可惜，他没有准确理解Westfailure System。Susan Strange说的并不是“西方体系”的失败，而指的是“威斯特伐利亚体制”（The Westphalia System）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失败，她用“威斯特菲廉体制”代表“威斯特伐利亚体制”在当代的失败。
我一直向Susan Strange学习和研究，相对熟悉Susan Strange的《威斯特菲廉体制》。它并非长篇，却是大论，因为写作那篇文章时，Susan Strange的身体状况趋于恶化，所以，那篇论文实际上是一篇未完成稿。比之崔之元教授等，遗憾的是我没有介绍和评论过Susan Strange的该篇论文。根据我的搜索，国内（中文）文献也没有介绍和评论Susan Strange的这篇论文。
在搜索中，笔者发现了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Melle Scholten在Susan Strange这篇论文发表20周年时写的《“威斯特菲廉”二十年：关于Susan Strange最后论文的反思》一文。这是一篇青年国际关系研究者的随笔。由此可见，Susan Strange的国际关系思想，尤其是关于国际体制的临终批判论述，受到西方下一代学者的注意。
Susan Strange讨论的Westfailure System具有重大的国际关系理论意义，作为“非正统的”英国国际关系学者， Susan Strange实际上为“英国学派”的国际体制研究作出了一个重要补充。
威斯特伐利亚是欧洲的一个地方，位于今天的德国西部。如果把Westphalia翻译为“西方伐利亚”，不能说不行，但是，中国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史）学术界早就避免了这样的翻译。1648年，在威斯特伐利亚，交战的欧洲国家之间签订了结束“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这项条约的谈判和签署主要是在威斯特伐利亚的Münster和Osnabrück两个城市进行的。
20世纪初国际关系学（IR）诞生后，学者们何时开始用“威斯特伐利亚体制” （The Westphalia System）来评价该《和约》的意义，笔者没有考证，缺少这方面的阅读。但是，有的学者认为，“主权”“国际关系”这些概念是从“威斯特伐利亚体制”中衍生出来的。
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包括Susan Strange，应该从小熟悉单词重组。Susan Strange创造了一个看起来与Westphalia System差不多的Westfailure System，其与Westphalia System大为不同。威斯特伐利亚体制是成功的国际体制，威斯特菲廉体制则是失败的国际体制。Westphalia System已被广泛接受和使用。但Westfailure System尚未深入人心。Susan Strange去世20多年后，有人提起Westfailure System，也许预示着Susan Strange的遗言在学术上和实践上得以再生，以便深刻认识我们的世界存在的国际体制危机。
如果从“主权”标准衡量，现存的国际体制仍然是“威斯特伐利亚体制”。然而，Susan Strange在威斯特伐利亚体制运行350多年后，宣布了Westphalia System的死讯。当然，宣布Westphalia System死去的不仅有Susan Strange。随着冷战结束（1991年）和欧盟成立（1993年），欧洲人急着告别“威斯特伐利亚体制”。
Susan Strange嘲笑Westphalia System变成了一个失败的国际体制，因为其遭遇至少三大“主权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几乎使国际体系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无法达到重要的全球公共目标”，所以，Susan Strange用“Westfailure System”来说明当代的国际体系。换言之，她认为当代的国际体制，本质上仍是那个诞生在1648年的国际体制，太过老旧，根本无法在全球化时代工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失败体制”。
Susan Strange的这一最后观点，其实与她以前的几乎所有论著是一致的。这里，笔者主要指的是1996年Susan Strange出版的代表作—— 《国家力量的退却》 ：·国家力量无力应对市场力量”，所以才“退却”。冷战结束后，“单极世界”，即美国治理下的世界秩序（The Pax Americana）或“全球治理”等新的国际体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而旧的国际体制则受到全球化的冲击，如“亚洲金融危机”等，Susan Strange已经意识到目前由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根本无法应对全球化世界的基本问题，而且，这个国际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
Westfailure System就是当代的Westphalia System。也就是说，Westphalia System发展到今天，已经是Westfailure System，即威斯特伐利亚体制的失败。
03
国际体制在当今和历史上的成败
“威斯特伐利亚体制”的成功在于主权明晰，并把主权不断写入国际法。但是，18世纪后期，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沉重打击了“威斯特伐利亚体制”，欧洲似乎再次统一了。但是，拿破仑战争以法国的失败和反拿破仑国际势力的胜利而告终。1815年起，维也纳会议后的欧洲逐步建立起新的国际体制，即“维也纳体制”。“维也纳体制”本质上属于“威斯特伐利亚体制”，代表“威斯特伐利亚体制”在19世纪的延续和重建，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它是“一个恢复了的世界”。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1815年至1914年的“百年”，是时间较长的一个区域和平，即大欧洲或者欧洲主体范围的国际或世界和平——“百年和平”。不仅如此，欧洲列强在欧洲之外也贯彻Concert体制，所以，其对19世纪的世界和平也是有价值的。
也有欧洲学者认为，“19世纪”是一个超过“百年”的“长世纪”（The Long European Century），或者“长的19世纪”（Long 19th Century），从1789年开始，到1914年结束。这个看法似乎更有道理。
Concert这一概念在理解1815年至1914年国际体制的成功上是最为关键的。这是本文特别强调的。在欧洲以及美国、澳大利亚等“英语世界”，研究Concert的著作蔚为壮观。
然而，在中国，国际关系史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却长期缺乏对Concert of Europe以及Concert of Powers的全面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在研究和起草国际关系史和19世纪欧洲国际关系史时，也没有把欧洲的Concert包括进来。这是一个令笔者等一直吃惊的事实。这一缺失可能阻碍了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全球治理理论研究在某一个方面发现国际关系的欧洲起源。本文后面提到，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Concert代表的国际会议进程，如Jennifer Mitzen指出的大国之间的Concert会产生第三种力量，即“国际的集体（公共）力量”。正是这种实际上在参与国际进程的所有成员“之上”的国际力量的作用，才维持和产生了和平。
Concert是欧洲文化和欧洲文明的重要概念和方式。也许，中国文化和对外关系方式，以及亚洲的国际关系，并不如欧洲那样使用Concert（但这并不意味着亚洲的国际关系缺少Concert的途径），所以无法理解欧洲的Concert，觉得敌人或者对手之间怎么可能“开音乐会”，即“协奏”。然而，这正是19世纪的维也纳会议及其建立的维也纳体制。
在中国的革命年代，一方面是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统一欧洲战争的简单赞美和全盘认同（其实，拿破仑称帝与袁世凯称帝一样，也是受到中国学者批判的），另一方面是把恢复“威斯特伐利亚体制”的集体企图（Concert）、抵制拿破仑战争、击败拿破仑之后重建“威斯特伐利亚体制”的集体努力（Concert）贴上“反革命”“保守主义”的标签。在中国革命的语境和情境下谈论欧洲的“反革命”和“保守主义”，导致褒扬拿破仑和贬斥梅特涅。这是值得反思的一个历史教训。实际上，反对拿破仑战争的势力（“神圣同盟”）恢复的“主权”原则直到今天仍然有效，并被《联合国宪章》规定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主张的“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基石。
以下，作为非历史学者，笔者做了一个简要的比较学术史（国际关系史）研究。
首先，笔者整理了一些有关中国学者对Concert of Europe的研究：
与西方学者的“1815—1914年”相比，王绳祖主编的《国际关系史》第二卷（1814—1871）和第三卷（1871—1918），前后多出5 （1＋4）年。为什么不是从1815年，而是从1814年开始叙述？为什么要到1918年，而不是到1914年？这个时间差异说明了什么？
该书第二卷第一章是“维也纳会议和欧洲协调”（第1—32页）。显然，从篇幅上看，占该卷的1/10。该标题说的是“欧洲协调”，指的是Concert of Europe。显然，把Concert翻译成了“协调”。该书出版25年后的今天，我们能意会到，其“协调”后面如果加括号的话，括号里的内容即Concert。不过，该书第14页的一句话值得一提： “外交大臣克莱门斯·梅特涅实际是维也纳会议的主持者。他为贵宾们安排多种娱乐，如舞会、音乐会、溜冰、乘雪橇、打猎、赛马、军事演习等。会议期间，维也纳市热闹非常，如过节一般。”维也纳会议盛况空前，参加的人们尽情欢乐。奥国贵族利涅亲王在给友人信中写道： ‘会议不是在行进，而是在跳舞。’事实上，在庆祝和平胜利的欢呼中，在音乐舞会的帷幕后面，四大同盟国的代表们正在忙碌地争夺赃物。”有了这段仅有的包括“音乐会”（Concert）一词的文字，该卷也算触及了Concert。
陈乐民等主编的《西方外交思想史》，在评述维也纳会议时也有附记，“维也纳会议期间其实并没有开过所有外交官都参加的全体会议。作为整体的维也纳会议甚至没有举行正式的开幕式。谈判是在漫无休止的宴会、舞会和其他各种娱乐场合进行的。因此有人把这次聚会叫做‘跳舞会议’‘欧洲音乐会’”。比之王绳祖的《国际关系史》第二卷，陈乐民的“音乐会”文字总算触及Concert在欧洲历史的事实。
袁明主编的《国际关系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是，他也没有“1815—1914年”的概念，而是把从1814年到1918年的有关维也纳会议以及“欧洲协调”等国际关系史，分到该书的第二至四章： “第二章19世纪的欧洲国际关系”，包括“第一节维也纳体系的形成与解体”； “第三章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列强与世界”；“第四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战时国际关系。”
刘德斌主编的《国际关系史》则明确把Concert of Europe翻译为“欧洲协调”，“维也纳体系的一个创建是大国会议外交机制的确立。这一体制被称作‘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又称作“会议制度”（Congress System）。
“欧洲协调”几乎是中国国际关系史学的定论。此后所有的研究和传承都以“欧洲协调”为准，几乎没有人质疑Concert在中文中为什么是协调。那些只知道“协调”的中国学生，几乎不知道“协调”来自Concert。若告诉他们把“协调”翻译回欧洲语言，也许不会是Concert。
这几乎成了中国研究那一段欧洲国际关系史的一个学术传统，即有“欧洲协调”，但无“欧洲音乐会”。把Concert理解为“协调”，不仅省略、忽略掉部分欧洲真实历史，而且“协调”也误读了那一段欧洲国际关系史，缺乏近几年国际社会科学对Concert of Europe的最新专题研究。我们需要尊重历史的真实，把本来处在历史中心的Concert拿回来，否则无法相对正确地认识那一段欧洲国际关系史。
“Concert of Europe”的“崩溃”或失败也是一个过程，持续了20多年，开始于19世纪90年代初，终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过去200年中，世界各地研究Concert of Europe的成果不计其数。2014年以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百年的历史时刻，关于Concert of Europe的研究，包括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达到一个新高潮，提出了一些有关Concert of Europe不同于以往的新观点，包括“Concert”一词的来源和意义。
慕尼黑大学近代和现代史退休教授沃尔弗拉姆·希曼（Wolfram Siemann）改写了梅特涅史：
“战争，还是战争，会战和战场，堆积成山的死人，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这些就是政治家和君主们作为精神包袱、心灵创伤、不祥之兆在1814年秋为了美好未来随身带来的东西，他们要按照各自不同的理解，在内心和思想上去消解这些东西。一场比三十年战争残酷得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战争，属于整整一代人的记忆，他们要带着这些记忆前往维也纳出席和会，为的是拆建、改建和新建还残存的欧洲。当今天的我们去观察耗时三个季度的维也纳谈判和庆祝活动，并且头脑中还保留着‘跳舞的会议’这个肤浅的叫法时，我们很容易犯短视的毛病。我们忽略了战争的经历以及战争带来的毁灭，是多么深刻地引领着遭遇了战争的人们，他们试图将您的思想从过去拯救出来，或者建立一些新的东西。”
“1814年7月18日，当梅特涅重返维也纳之后，他又动身前往巴登觐见皇帝，并于20日返回自己的相府，接见外交使团成员。当晚，相府前广场举行的欢乐音乐之夜给了他一个惊喜。宫廷剧院乐团和维也纳剧院合唱团，利用这个机会举办了一场联合演出。宫廷剧院经理帕尔费（Pálffy）以贝多芬的《普罗米修斯的创造》（Die Gesch着是维也纳剧院乐团团长路易·施波尔（Louis Spohr）亲自指挥的小提琴音乐会。整场演出最后以为本次活动特意创作的康塔塔（Kantate）结束。作曲家约翰·尼波默克·胡梅尔（Johann Nepomuk Hummel）的小歌剧脚本作家约翰·伊曼努尔·费特（Johann Emanuel Veith）为演出创作了歌词。在看台上的梅特涅，看起来为这场压轴的康塔塔深深动情，并且像一位观察者所批评的，忍受了其中的一些粗俗的阿谀奉承。这位大臣听到的是由独唱和合唱轮番演唱的内容：第一声部：在时代海洋的汹涌澎湃中，是谁冷静矗立，雄视四方？合唱：侯爵梅特涅！第二声部：是谁身先士卒，建功立业，英勇辉煌？合唱：侯爵施瓦岑贝格！五个声部：谁应被我幸运的祖国感恩戴德？合唱：梅特涅和施瓦岑贝格！可以将这场为梅特涅举办的音乐会，解释为‘跳舞的会议’这个称号的预演，这是一个不久之后就会影响到这座哈布斯堡大都会整个城市形象的称号。梅特涅对这个他自己称为打趣的‘诙谐话’非常熟悉，它出自杂志文章中利涅侯爵之口：‘会议迈着舞步，却只在原地打转（Le Congrès danse，mais ne marche pas）。’他驳回了这个评判。他在回顾这段经历时写道，许多王公贵族由宫廷随从陪同，聚集在维也纳，还有不计其数的旅游者。皇室有义务恢复‘社会的休养生息’，而这样做对大会的工作没有造成丝毫的影响。‘在短短五个月的时间中’取得的成果，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事先的会谈可忽略不计，梅特涅让会议于11月3日正式开始。从这一刻算起，到1815年6月9日八国代表草签《维也纳最后议定书》，会议正好开了七个月。”
沃尔弗拉姆·希曼（Wolfram Siemann）这里所说的“跳舞的会议”，在该书英文版中被翻译为“The Congress Dances”，其应翻译为“维也纳会议在跳舞”。
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从“世界秩序”（World Order）的角度高度肯定了维也纳会议： “齐聚维也纳商讨如何创建一个和平秩序的政治家刚刚经历了疾风骤雨般的动荡岁月，一切原有的权力结构几乎被扫荡一空。在短短的25年里，他们目睹恐怖统治的狂热取代了启蒙运动的理性，法国革命的传教精神变成了东征西讨的波拿巴帝国的律令。法国国势由盛到衰。”基辛格把这段时间叫做“乱世”。基辛格指出，“维也纳会议建立的秩序，是查理大帝的帝国覆亡后欧洲最接近实现天下一统的体系”，“从1815年一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是近代欧洲最祥和的一个时期。合法性与权力之间绝妙的均势，是维也纳和会后几十年最典型的特征”。基辛格认为，这个秩序一直运作良好，却在其崩溃前的10年发生了尔虞我诈的均势，并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那些就Concert本身进行的研究，代表了维也纳会议和维也纳体制研究在本体论上的一个重大进展。关于“欧洲协调”，中国缺乏和需要补足的研究正是这一块。笔者建议应把“欧洲协调”改为“欧洲协奏”。当然，中国需要补足的还有理论，即为什么Concert、如何Concert以及其对于当代国际关系或全球治理的意义。
04
“21世纪的Concert”
是否是走向成功的国际体制
Carsten Holbraad认为，“欧洲协奏”的观念不仅仅是历史经验的（一般化）总结，不只反映那个时代的利益和问题，而且也是今天思考的源泉和行动的指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联（The League of Nations）是重建Concert的一种尝试。
联合国是对“威斯特伐利亚体制”和Concert of Europe以及其前身国联的继承，是国际会议进程。
当今，联合国和联合国体制主持一些重大的会议进程——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进程：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进程；联合国气候改变大会（UNFCCC）缔约方大会（COP）；国际金融机构（IFIs）对G20的非正式但却是峰会进程的落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新的缔约国谈判进程，以填补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BBNJ）；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缔约方大会（COP）。
上述会议表明，当今“全球治理的19世纪起源”确实是欧洲的Concert of Europe。
目前，联合国体制在全球治理中确实处在一个中心地位，但是，人们并不认为联合国及其联合国体制过去是、现在是以及将来仍然是一个成功的国际体制。
Susan Strange的“威斯特菲廉体制”间接意味着联合国体制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她说的失败国际体制包括“三大件”：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体制、国际金融制度、世界贸易组织（WTO）。
联合国体制继续在形式上发挥作用，在“欧洲协奏”体制诞生200年的时刻，人们再次把希望寄托在“21世纪的Concert”之上。
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大转型（巨变） 》一书的第一部分“国际体制”中，一方面肯定1815年至1914年的成就是“19世纪文明”（Nineteenth Century Civilization），在政治、外交和国际法层面，Concert体制发挥了作用，在拿破仑战争之后，预防、防止了几个欧洲强权（Powers）之间的灾难性、毁灭性大战，而且这种局面居然持续了“百年”。波兰尼还认为，那个时期的国际经济体制，即“金本位”（Gold Standard）体制，也是卓有成效的。另一方面，他感叹“19世纪文明的逝去”，认为这样的“文明”终究是要崩溃的，因为这样的“文明”太放任市场等力量，均势随着大国的崛起（德国统一）是难以维持的。
在二战将要结束时，波兰尼对“19世纪文明”的肯定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对“19世纪文明”为什么崩溃的解释——缺少政府对市场经济和国际秩序的干预，却是错误的。他提供了一种错误的反思和解决办法。二战结束前后，世界站在十字路口，包括波兰尼在内的出生于19世纪末、经历了20世纪以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危机、冲突和战争的人们，在怀念“19世纪文明”的同时，认为要通过大规模的政府干预——·嵌入”（Embedded），克服导致“19世纪文明”崩溃的问题。
实际上，波兰尼等开错了“药方”。适当的“嵌入”是必要的，但是，过度的“嵌入”又导致了新的问题。波兰尼没有指出，“19世纪文明”在后期越来越背离本来的“文明”。这是《大转型》发表近80年后全球问题的一个“起源”。受到波兰尼的启发，我们现在的一个研究任务应该是探讨从《大转型》的发表到现在的世界问题起源。笔者认为，二战以后，强化的“嵌入”和“去嵌” （De-embedded）一直交替进行。每次以解决社会问题之名进行的“嵌入”持续过头，世界和平和世界秩序反而受到伤害，国际体制走向失败。每当有序“去嵌”，全球市场经济与全球社会、国家之间的权力在国际体制下“协奏”，世界反而出现持续时间较长的基于分享的繁荣（发展）与和平。
以下，笔者要提到一些从国际关系以及国际法角度对Concert of Europe的重新研究及重要发现。
首先，批评国际法学（Critical International Law）的重镇赫尔辛基大学关于1815年至1914年欧洲国际法史的项目。该项目的研究报告认为，Concert of Europe“创造了共同体和世界秩序”。
其次，对Concert of Europe进行国际关系理论和全球治理理论研究的重要著作，是Jennifer Mitzen的《权力协奏：全球治理的19世纪欧洲起源》。因为打上了“起源”的标签，该书也是历史学著作。Mitzen不自觉地说明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应是研究和理解什么是“国际”（The International）。她对“国际”进行了定义，即国家间互动，尤其为解决面对共同挑战而形成的国际体制，是一种“国际公共权力”（International Public Power）。过去，我们对“国际”的认识不足，更不愿意承认在国家和国家合作之外或之上存在一种权力。
第三，法兰克福和平研究所的“21世纪的Concert of Powers”国际合作项目。该项目认为，历史上的Concert of Europe在当代仍然具有相关性。当代国际关系可以理论化（Theorizing）Concert of Powers，构建能够应对21世纪全球挑战的Concert国际体制。该项目建立在对欧洲已有Concert of Europe研究的基础上，试图真实面对历史上的Concert of Europe，包括其“黑暗面”以及大国之间共谋的危险性（The Dangers of Great Power Connivance） 。
德国法兰克福和平研究所（HSFK/PRIF）是德国最负盛名的科学家和学术（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机构——莱布尼茨协会（The Leibniz Association）的成员。 2011年，笔者接到HSFK所长Harald Müller教授的邀请，参加他们刚申请的“21世纪的全球协奏”国际合作项目。Harald Müller是德国著名国际关系专家，尤其在裁军与军备控制领域，对德国和欧盟的外交政策有一定影响力。
笔者全程参加了为期4年的法兰克福和平研究所主持的“21世纪Concert of Powers”项目后，对“欧洲协奏”的学习和研究仍在继续。笔者作为学习和研究世界问题（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科班出身的学者，不再使用“欧洲协调”的中文提法，一度从和平的角度认为Concert of Powers应翻译为“大国协和”。后来，笔者一样认为非国家行动者（Non-state Actors）或攸关的社会力量（Stakeholders）也在Concert进程中。所以，笔者去掉了“大国”一词（这绝对不意味着我不重视“大国”，恰恰相反，“大国”今天之所以是大国，正是因为与其他“大”的攸关行动者同时存在，漠视或者视而不见其他行动者，当然要犯理论建构与政策制定的错误），认为21世纪的Concert是全球的，即全球协奏。全球协奏就是全球治理。笔者在法兰克福项目之后发表的文章，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都主张“协奏”（Concert），试图理论化和实践化协奏（Concert）。笔者也向国内学术期刊推荐法兰克福项目，如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国际安全研究》。该刊翻译发表了Harald Müller和该项目主要协调人Carsten Rauch博士（现任法兰克福大学/歌德大学社会科学系研究员）的《管控权力转移：面向21世纪的大国协调机制》 一文。这是国内仅有的有关该项目的中文介绍。
第四，美国兰德公司在2017年发表了一篇国际关系学者Kyle Lascurettes关于Concert of Europe及其当代相关性的研究论文。Kyle Lascurettes是该项目的青年研究员之一。该论文提出的问题类似法兰克福和平研究所的问题： “19世纪的欧洲秩序能告诉21世纪的政策制定者什么？”
最后，美国一些学者终于开始争论全球的Concert体制是否是解决目前和今后严峻的全球问题（尤其是“文明冲突”或“修昔底德陷阱”）的一个有效途径。
冷战结束以后、特朗普政府之前，也就是1995年至2015年间，美国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并非是美国要与其他大国开展Concert。 2012年至2013年，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休·怀特（Hugh White）提出“美国与中国分权”的“对华抉择”。但是，怀特的建议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以及亚太地区其他角落，尽管引起了不小的学术争论，却并未产生多大的政策效应。
参加“21世纪Concert”项目的还有一位原籍乌克兰的美国学者——乔治敦大学著名国际关系学者Charles Kupchan。
拜登政府2021年上台后，面对严峻的中美“全面战略竞争”形势，长期研究Concert of Europe的美国外交关系学会（CFR）会长Richard N. Haass大使，与Charles A. Kupchan一起发表了《新的大国协奏：在多极世界中预防大难和企稳》 （The New Concert of Powers：How to Prevent Catastrophe and Promote Stability in a Multipolar World）一文。他们在这篇极其重要的文章中，主张当代世界要向19世纪的Concert of Europe的历史学习。这篇文章发表后，Nicu Popescu、Alan S. Alexandroff、Colin I. Bradford等三位学者有不同看法，他们提出质疑—— 《旧的解决方案能医治新的全球秩序麻烦？》 （The Case Against a New Concert of Powers：An Old Remedy won’ t Help Today’s Troubled Global Order），Richard N. Haass和Charles A. Kupchan则对他们的质疑作出了回应。这一争论还在继续。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4月4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与哈斯会长进行了视频交流，“近500名美方各界人士在线参加”。不知这一事件是否意味着中美在21世纪通过Concert安排两个大国之间具有和平性、可持续性的关系和世界秩序。
结 语
对于以中文为母语和工作语言的研究者，正确把握Concert of Europe对理解欧洲国际关系史和世界国际关系史非常重要。“欧洲协调”不能没有“欧洲协奏”。“欧洲协调”就是“欧洲协奏”。“欧洲协奏”更准确地把握了Concert of Europe。现在，终于到了我们不再或者少使用“欧洲协调”的时候了。
国际体制的成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威斯特伐利亚体制”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失败，正好是“威斯特伐利亚体制”长达370多年的总体成功。这370多年里，“威斯特伐利亚体制”经历了很多失败。Susan Strange观察到一个“威斯特伐利亚体制”的失败。
1815年诞生的“欧洲协奏”应该是国际体制成功的最典型例子。200年来，其文明性、可持续性和对未来的相关性得到各方面杰出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的有力支持。
历史研究和全球理论研究完全可以“国际体制的成败”为题，形成一部巨著。这是笔者建议的一个巨大研究任务，不知谁人能完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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