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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对贫困和不平等的影响：来自电话调查的实证资料
新冠疫情对贫困和不平等的影响：来自电话调查的实证资料
新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查看报告第四章全文及其要点以及相关图表）和一篇关联性背景论文采用高频次电话调查的结果，对新冠疫情对全球五大地区34国贫困和不平等状况的影响进行了估算。[1] 本文给出了估算结果摘要。
电话调查结果揭示了疫情爆发以来损失、获得收入或收入没有变化的各类家庭所占比例。我们不可能通过电话调查了解各类家庭在收入分配图中所处位置，但我们能够采用通过此类调查获得的人口状况、受教育程度以及农村或城市居民等家庭特征信息努力绘制出家庭在2020年中遭受了收入损失的概率的分布图（为此，我们还采用了最近一次国别入户调查的结果）。该图有助于我们了解是收入分布图中上部还是下部组别家庭更有可能在这一年中遭受了收入损失。
我们对每个国家收入分布图中下部40%和上部60%两个组别家庭的损失进行了比较。图1给出了农村、城市以及全国层面这两个组别收入损失概率的差值。
正向估算结果显示，底部两个五等分组更有可能比上部三个五等分组遭受收入损失。就农村家庭而言，损失概率参差不齐——12国上部60%家庭遭受收入损失的概率更大，而20国下部40%家庭遭受损失的概率更大。就城市家庭而言，底部40%家庭的损失更大——34国中，29国报告称，底部40%家庭的损失大于上部60%的家庭。分析表明，此次疫情尤其对城市贫困家庭构成了巨大冲击，或许已经加重了城市地区的不平等程度。
图1：2020年中遭受收入损失的家庭占比（下部40%家庭占比减去上部60%家庭占比）
资料来源：Narayan等人（2022）。了解更详细信息，请参见Mahler等人论著（即将发表）。
电话调查并没有收集损失大小的数据，但通过采用图1中信息和上述背景论文中介绍的部分进一步假设结果把各国的分行业GDP增加额平均分配给城市和农村家庭，我们就能够计算出2020年的贫困率和不平等程度。
我们发现，2020年所有国家的极端贫困率都上升了（图2）。左侧图片给出了“无疫情”情形下极端贫困率的预期变化幅度，中间图片显示了模拟的疫情所致变化的幅度，右侧图片呈现了疫情所致的净变幅，即2020年以下两类人口占比之和：假设未发生疫情情形下已摆脱极端贫困的人口及因疫情陷入极端贫困的人口。平均而言，34国疫情所致极端贫困人口势必会增加0.9个百分点；如果仅考虑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则其此类人口将增加1.3个百分点。
图2：新冠疫情引发的极端贫困率变化
图3给出了2020年不平等程度相对于2019年的变化幅度。左侧图片呈现了基尼（Gini）指数变幅，右侧图片显示了顶部对底部五等分组别家庭收入之比变幅。我们发现，34国中，27国按基尼指数衡量的不平等程度有所升高。平均升幅较小，接近1%。同样，34国中，30国顶部对底部五等分组家庭收入之比也有所升高。就这30国而言，顶部五等分组别家庭（较之底部五等分组别家庭）2020年的收入平均比2019年增加了2.2%。
图3：新冠疫情引发的收入分布变化
资料来源：Narayan等人（2022）。了解更详细信息，请参见Mahler等人论著（即将发表）。
模拟结果显示，此次疫情对各国国内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即期影响可能较小，但有可能会因对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性构成长期风险的因素而增大，进而扩大业已存在的机会不平等差距。鉴于弱势群体所受冲击更大且更持久，他们也更有可能采取权宜之计，如动用存款和出售资产，但其经济前景和应对未来冲击的能力会因此受到影响。
很多发展中国家缓慢且不均衡的就业复苏唤醒了劳动力市场不平等加剧的幽灵。发展中国家学校关闭期间，很大一部分贫困家庭儿童几乎得不到学习机会，这导致了有可能进一步削弱代际流动性的学习结果差距。要防止此类导致不平等的趋势占据上风，政策干预措施就必须要瞄准脆弱家庭、儿童以及弱势劳动者，也必须能够推动经济增长，为就业和收入强劲复苏提供支撑。
我们非常感谢英国政府经由“用于应对极端贫的数据和实证资料研究项目”提供的资金支持。电话调查工作也得到了世界银行和韩国政府共同设立的某信托基金的支持。韩国政府对该基金的支持经由韩国发展研究院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KDI学院）提供，支持对象为KDI学院知识创造与共享伙伴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