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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精究微,始成体系 ——《〈诗经〉翻译探微》评介

研精究微,始成体系 

——《〈诗经〉翻译探微》评介


01

引言

国内《诗经》英译研究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从事《诗经》英译研究的学者很多,但系统深入地进行研究并出版专著的学者不多。李玉良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多年来系统研究了《诗经》英译并出版数部专著的学者。作为国内《诗经》英译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李教授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研究《诗经》多个英译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进行了《诗经》英译的多维度研究。2007年,李教授出版了《〈诗经〉英译研究》一书,从宏观角度探究了多种英译本,为《诗经》英译的中西文化视野的整合和变异划出了一条清晰的历史轨迹。这本书已成为国内学术界《诗经》翻译研究的必读书目之一。2017年,他又出版了从文学角度深入分析译诗微观元素的《〈诗经〉翻译探微》一书(下文简称《探微》)从中西比较文学的角度,以多个《诗经》译家(如理雅各、韦利、詹宁斯、阿连璧、庞德、高本汉、许渊冲、汪榕培等)的近200篇诗歌译文为研究对象,选择了名物、韵律、修辞、意象和题旨等几个方面作为切入点,以点面结合的方式对不同译本进行剖析比较,并从文化诗学和文学交流的角度进行评价和阐释。


02

《探微》的基本内容

《探微》第一章以《诗经》名物翻译为切入点,分析《诗经》中诗篇翻译的文学性问题。作者认为,由于中西方文化在语言、历史、地域、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诗经》名物翻译呈现多样化和译文对原文的偏离趋势。偏离导致译诗文化身份的转变。对于这种经过转型的翻译,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其文化传播效果如何?通过比较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在文化传播和接受方面的利弊,作者得出结论:只有把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正如Venuti(1995:20)所言,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具有不同的文体构型特点和社会语用价值。归化翻译意在用流畅的、传统的、现成的表达方式取悦译文读者;而异化翻译追求新颖的、陌生的、甚至“反流畅”的表达方式。所以,两者各有利弊。只有把两种方式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有效的文化传播。然后,作者从伦理学角度阐释了名物翻译偏离的诗学价值,并提出了名物翻译三原则:1)文化一致性原则;2)文学整体性原则;3)解释性原则。


在对名物翻译进行探讨之后,作者对《诗经》修辞及其翻译问题进行探究。作者指出,赋比兴是《诗经》的重要艺术手法,但从现代修辞学角度来看,《诗经》中还有其它修辞手法。例如,在词汇层面,有摹状、夸张、比喻、比拟、借代等;在句法层面有重章叠唱和叠句等。作者首先分析了“兴”的性质、种类、结构和英译,并指出,“兴”的翻译根本宗旨在于再现其作为修辞手法的艺术性。作者继而又分析了“比”的修辞手法,指出“比”相当于明喻、借喻、隐喻、比拟等。对于明喻,作者认为,应当采用直译法。夸张,则宜用亦步亦趋的方法翻译。而叠词的声音连缀效果很难翻译出来,译者只能止于词意的翻译而已。在句法层面,作者分析了重章叠唱的翻译,认为从语言角度来说,重章叠唱是可译的。但是,译者在翻译时是否一定采取这种修辞形式取决于译者是否把诗篇当成文学作品来翻译,是否认同原诗这种艺术手法的价值。换言之,译者必须根据预定的译本功能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


《探微》的第三章对《诗经》韵律翻译进行了探讨。在此,作者提出韵律翻译的价值和规律的命题,对诗歌翻译有普遍指导意义。作者首先比较英诗和中诗的基本韵律格式,指出两者都是在基本韵律格式的基础上衍生出很多变体。因此,从音韵和读者接受这两个角度看,中西诗歌的韵律是可以翻译的。和王东风(2014:230)所指出的一样,中西诗歌的韵式无外乎就是句句韵、隔句韵和多句韵三种,因此韵是完全可译的。对于韵律,作者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从古音韵的角度把《诗经》篇什的韵式还原到古典韵式,并归纳出《诗经》的十一种主要韵式。由于《诗经》中的九种韵式都没有超出英语诗歌的五种基本韵式,《诗经》韵律的英译就成为可能。作者进而探讨了《诗经》韵式翻译的方法及其效果,指出《诗经》翻译的用韵有两种方法:沿袭原诗韵律和对原诗韵律进行变通。作者的结论是,译诗的韵律虽然难成,但必须在译文中再现韵律。然而,译诗不必追求和原诗韵律绝对一致,可以重构自己相对独立的韵律,前提是译诗的韵律要和意境达到和谐统一。通过对诗歌韵律的探讨,作者提出,在学理上,中英诗歌韵律的共通性是翻译的基础;但在具体翻译实践上,由于两个韵律系统存在具体的差异,必须诉诸具体的解决办法。这是对诗歌韵律翻译问题较为系统而深入的理性思考,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用性。


《诗经》是文学文本,也是政教文化文本。所以诗篇的题旨翻译问题自然成为作者考察的核心问题之一。作者在第四章开宗明义地提出一个《诗经》翻译的根本性问题:关于《诗经》,我们应翻译《诗经》文化,还是仅翻译《诗经》文学?作者的回答是翻译《诗经》文化传统,即翻译其中的“情”“志”与“政教”,保全其政教文化蕴含。题旨是《诗经》文化传统的本体。《诗序》是确定诗篇题旨的根据。作为历代解经的必由门户,《诗序》是首先需要翻译的。对于《诗序》的翻译,作者指出正确的要照样翻译出来,错误的也要翻译,但要作必要的说明。接着作者举例论证了违《序》译诗的几种倾向:1)韵律至上、以义就韵;2)无视训诂、臆测文义;3)随意违《序》、臆测诗旨;4)借《诗经》之名,行创作之实。最后,作者指出《诗经》翻译的旨归是翻译《诗经》的经学传统。我们要继承经学传统中的合理内核,寻找正确的训诂依据,避免翻译中的臆测和苟且之举。


本书之末,作者对《诗经》的意象翻译问题做了颇为精彩的讨论。作者首先对中西方意象传统和意象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然后讨论了《诗经》意象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问题。作者把《诗经》意象翻译的基本状况归纳为五类:1)“意”“象”和谐;2)存“象”失“意”;3)意象的消解与浅化;4)易“象”存“意”与易“象”易“意”;5)“意”“象”皆失。这种分类法突破了以往研究者对《诗经》意象按照内容(分为植物意象、动物意象等)、按照构思方式(分为由意寻象和由象生意)、按照存在形态(分为单意象、多意象、意象组合和意象群)的分类方法,把“意”与“象”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要素看待,深刻分析了两者各自与整体意象的共生关系,探讨不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意”与“象”两要素关系的处理策略。他强调,意象并非是译文文字中固有的,而是存在于读者活的阅读当中,令译文读者欣赏不到的意象只能算作译者对原文意象艺术的“假翻译”,而非真正的艺术再创造。对于每个类别,作者都从接受美学的角度,以具体的译例为依据,进行颇具说服力的论述,体现了作者的独创性。最后,作者总结了“意”和“象”不协调时的翻译方法:1)加注法;2)转化法;3)解释法。


03

探微发幽与宏观思考的有机结合

这部专著从中西比较文学的角度深入研究了《诗经》微观元素的翻译原则和方法,探讨了《诗经》翻译的文学性及其与历史、文化的关系以及《诗经》文化的对外传播等问题,为我们提供了《诗经》翻译研究的权威参考依据,为后续《诗经》翻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概括起来,本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术特色。
 第一,探赜寻幽,建构古典汉语诗歌的翻译方法论体系。本书以多个《诗经》英译本的近200篇诗歌为研究对象,以阐释学和文化翻译的观点对《诗经》文学的性质和翻译方法论进行了论述。作者深入细致地研究了《诗经》名物、修辞、韵律、意象、题旨等微观元素翻译的现状,对不同译家的译文进行比照评判,归纳了《诗经》微观元素翻译中出现的倾向和问题,系统地提出了一套《诗经》微观元素的翻译方法,建构了《诗经》翻译的方法论体系。作者以对《诗经》翻译大量而系统的研究,实现了《诗经》翻译研究从零散到系统的过渡。《探微》在《诗经》翻译领域具有开拓性和里程碑的意义,因为以往的《诗经》英译著作只是零散的论及某几个方面的英译方法,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本书既从理论上弥补了以往《诗经》翻译研究中对微观元素翻译理论研究的不足,又从翻译实践的角度厘清了微观元素翻译的具体可行的方法和适用条件,为后续《诗经》翻译和其它古典汉语诗歌的翻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框架。 第二,突出对《诗经》翻译的本质问题———《诗经》文化传统的探索。这对推动文化诗学视角下的《诗经》翻译研究有指导意义。作者把《诗经》翻译研究上升到本体论性质的高度,深入探讨了《诗经》题旨的翻译问题,坚持题旨是《诗经》文化传统的本体的观点。长期以来,关于《诗经》的诠释产生了不同流派,“其琳琅满目的解读多样甚至互不兼容”(顾明栋,2017:185)。书中对《诗经》题旨翻译的归纳和分类方法是前人没有提出过的,体现了作者犀利的学术眼光和洞察力。在题旨的翻译问题上,作者没有囿于译界名家的权威,分门别类地指出中外译者题旨翻译中的欠妥之处。这也证明题旨的翻译是译诗的首要任务。《诗经》文化的本质是经世治国的政教文学。因此,翻译《诗经》时要坚持政教性和文学性并重的原则,因为二者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相互依存,构成一体(李玉良,2015:158)。第三,多维视角,独出见解。作者对《诗经》微观元素的翻译现状和问题概括全面,条分缕析,所提出的《诗经》微观元素的翻译方法系统全面。例如,作者从中英诗歌比较的角度对《诗经》韵律翻译方法的研究,是先前的《诗经》研究者所没有触及的领域。从翻译问题和倾向的分类到翻译方法的归纳,作者都独辟蹊径,不沿袭前人的观点。例如,对《诗经》意象翻译的研究,作者超越了以往翻译方法论中“直译和意译”、“归化和异化”等二元论的窠臼,针对“意”与“象”相互关系中的具体问题提出一套系统而详细的翻译策略和原则。这是建立在作者多年来熟谙汉学及中西方语言文化交流历史基础之上的思考,体现了作者不为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逻辑所囿,着眼于文化交流与共同发展的宏大视野。 本书的亮点之一,在于作者对中国典籍外译所体现出的变异性给予了密切关注。作者通过对《诗经》翻译实践的观察分析,把文学翻译变异性从理论上阐释为目的语文学发展的动力之一,形成了翻译当为中西融合、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理论观点。作者提出,《诗经》翻译的变异性也是《诗经》在国际上的传播和接受的内在动力。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观点看,唯有经过翻译变异,而非固守异质性,我国本土文学经典才有可能走向世界文学,并成为其发展的动力。文化间的异质性使得翻译需要把原文本用其它语言和文化符码进行创造性转换才能具备可接受性。翻译文本为了适应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和表达习惯,要经历多个层面的变异。因此,原文本和译本之间存在着一道沟堑。沟壑之处即为变异之处(曹顺庆,2018:128)。变异是翻译在异质文化中积极融通的表现,也是文学翻译的创造性特点的反映。可以说,作者的《诗经》翻译研究,从我国文化经典翻译的场域,与曹顺庆等学者形成了呼应和共鸣,将有力促进翻译变异理论的发展。 

04

结语

概而言之,《探微》是《诗经》翻译研究的不可多得的前沿性著作。该书从中西比较文学的角度,运用阐释学和文化翻译的观点对《诗经》的性质和翻译方法进行论述,对《诗经》主要微观层面的翻译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整合,构建了《诗经》微观层面翻译方法论体系。该书例证丰富,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唯一不足之处是,作者似有未尽的《诗经》研究话题,若假以篇幅,定会有更精彩的论述。该书有助于读者了解国内外《诗经》翻译的最新进展,并为后续《诗经》翻译和其它古典汉诗翻译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后续《诗经》翻译研究可以引入新的文学理论和哲学命题,采用多元化的视角和方法进行,例如认知诗学视角、哲学阐释学视角、生态翻译学视角等。为了增强研究的客观性,还可使用神经认知的方法、心理学实验方法、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语料库语言学方法等。总之,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该书推动《诗经》翻译乃至古典诗歌翻译研究向纵深发展,进一步促进《诗经》文化的国际传播。



参考文献
[1] 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M]. London: Routledge, 1995.[2] 曹顺庆. 翻译的变异与世界文学的形成 [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18, (1):126-129.[3] 顾明栋. 《诗经》阐释的盲点与洞见——兼论其对中国诗学理论的贡献 [J]. 江苏社会科学,2017, (3): 184-194.[4] 李玉良. 论《诗经》文化传统的翻译 [J].外语学刊,2015, (5): 155-158.[5] 王东风. 跨学科的翻译研究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转载自《山东外语教学》,2019 年第40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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