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 | 方梦之《翻译学辞典》

本词典是一本适合学习者使用的中型本译学辞典，收词1900余条，分27个大类，涉及译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全面修订，释义力求与时俱进；增收口译研究、翻译技术、翻译教学和语言服务业等方面的词条；增补传统译论的重要词条；词条短小精悍，简便实用，特别考虑学习者使用的需要。

作者简介

方梦之，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现任《上海翻译》名誉主编、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会刊顾问、中国译协资深翻译家、国内多家翻译研究丛书或系列教材编委等。曾任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理事长、中国翻译协会理事。在国内外期刊上已发表翻译和语言方面的文章百余篇，出版专著、译著二十余种，编纂过多部英汉词典和译学辞典。

内容简介

《翻译学辞典》由资深翻译家方梦之教授主编。方教授从事译学辞典编纂工作多年，曾主编过小型本的《译学辞典》和大型本的《中国译学大辞典》。为满足初学者所需，方教授又以《译学辞典》为基础，以《大辞典》为参照，编纂本辞典。在《译学辞典》的基础上，

• 全面修订1100个词条，通过删除、改写、重写、合并，使收词和释义与时俱进；
• 增加口译研究、翻译技术、翻译教学和语言服务等方面的词条；
• 完善概念体系，增补之前某些概念所缺的对应词条；
• 挖掘传统译论重要词条；
• 将辞典正文改为按音序排列，调整附录的词目分类索引。

《翻译学辞典》收词总数增加至1900余条，而释义变得精简实用，更适合翻译初学者使用。

前言

20年来，本人对译学术语情有独钟，爬罗剔抉，增删编插，刮垢磨光，已成工作常态。屈指数来，这已是我主持编撰的第四本译学辞典了。

第一本是《中国科技翻译家辞典》，由《中国翻译》编辑部与《上海科技翻译》编辑部合编，我主其事。这是我国第一部科技翻译方面的人物辞典。编写目的在于弘扬我国科技翻译家的光辉业绩，特别是彰显当代科技翻译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贡献。辞典分历代人物和当代人物两部分。我国翻译史记载的科技翻译家似凤毛麟角，更多杰出人物散见于科技史和各专业学科的发展史。为了填补翻译史上这一空白，当时我每天带着学生到上海图书馆的文献堆中探赜索隐，寻章摘句，历时半月，挖掘了一批有价值的人物词条。当代人物选载职称在副高以上、且译有所成的人物。该词典于1991年9月由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出版，时任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院士和张爱萍上将为之题词。

上世纪90年代，译学新思想、新术语纷至沓来，《上海科技翻译》（现《上海翻译》）成为国内传播翻译学术思想的重要窗口之一。为了追随译学进步，正确把握期刊的学术方向，担任主编的我不敢懈怠，努力探索译学的各类问题，并断续写就笔记式的“译学百题”（未出版，其中部分材料经改写后纳入林煌天先生主编的《中国翻译词典》，本人为编委）。随之，起意编撰《译学辞典》。这一时期，翻译研究学派林立，译学术语蜂拥而至，我不时地收集整理，细大不捐，提要钩玄，较长量短，经年累月，积微成著，终于《译学辞典》在世纪末脱稿。与上述翻译人物辞典不同，这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辞典：对译学各分支作全面铺陈，博采历年国内外翻译研究的主要成果，采用通用的或权威的术语，以明确的概念，汇集译论的各种流派和观点，点明国内外当代和前辈译家的方法和技巧，勾勒出中西翻译史的粗线条，罗列涉及翻译学科的相关学术要点，对译学术语作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梳理工作，根据术语的单义性、简明性、科学性、系统性原则编撰词典，以促进翻译实践、翻译教学和翻译理论研究。

2004年3月，拙编《译学辞典》出版之日，正是我酝酿编撰《中国译学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之时，因为《译学辞典》（2004）在数年的编撰出版过程中留下太多遗憾。该辞典素材出自上世纪，有些词条反映的概念出版时已显滞后。不少词条该收未收。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翻译产业的崛起和翻译市场的发育，强化了培养翻译人才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到了2006年，翻译专业在我国本科招生名录中已赫然在目；2007年，翻译专业硕士开始招生。强劲的教育行政举措为翻译学科的发展再添朝阳之势。小型《译学辞典》的不足，加上学科建设的需要，萌生了编纂大型辞典的构想。构想中的《大辞典》是我主编的第三本译学辞典，旨在充分反映我国翻译研究的成就，勾勒出中西译学的传统脉络和理论框架，特别要反映出新世纪新发展。 

《大辞典》的术语体系以我2005年提出的译学发展过程的“一体三环”（详见本书第598页同名词条）为基础。“一体”就是译学本体，千百年来不断孕育、不断壮大、不断完善，是译学大厦的骨架和基础。紧靠着本体的是内环（“一环”），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构筑起来的，它的意义在于使翻译研究从感性走到理性，从经验走向科学。内环之外是中环（“二环”），是七八十年代由哲学、思维科学、心理学、信息论、交际学、符号学等相关学科开辟和发展起来的，它的意义在于使译学研究从静态走向动态，从单一的语言学科走向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向综合性学科过渡。中环（“二环”）之外又有外环（“三环”），这就是文化和技术。翻译的文化研究是90年代兴旺起来的。它的意义在于把翻译研究跟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全面地联系起来，从而使翻译研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综合研究；新世纪迅猛发展的翻译技术成了翻译研究的必要工具，反过来它自身也成了译学研究的组成部分。

编撰《大辞典》的宏愿单靠一己之力难以完成，于是联络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全国近百学人，凭众人之长，借集体智慧，打通翻译研究的各个领域。涓涓细水，汇成大河。经过2006—2009年四年时间的筹备、征稿、整理、校勘、编订、增补，终成正果。 

小型的《译学辞典》出版后多次重印，特别为刚刚跨入翻译专业的师生所青睐。而大型的《中国译学大辞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性、权威性更强的百科辞典，更具学术研究参考性。两本辞典篇幅上一小一大，内容上一简一繁，各有特色。相比翻译学科内涵的丰富和广博，《译学辞典》收词量明显不足，少数词条释义已不合时宜，而《大辞典》体系纵横、涉猎广泛、文献浩瀚，有些词条详尽有加，不大适宜于初入译学殿堂的读者。为求两全，取道中庸，既不繁复，也非简略，着力创新，编一本充分反映学科面貌的、修订完善的中型词典已在情理之中。于是成就了这本《翻译学辞典》。这是以2004年版《译学辞典》为基础的、以2011年版《大辞典》为参照而重新编撰的。

上世纪末的二三十年是译学的大发展时期，新理踵出，名目纷繁，新术语层出不穷，以致有的业内人士一时也大呼“看不懂”，惊叹“乱花渐欲迷人眼”。在这一时期，译学充分吸收了来自语言学、哲学、心理学、信息论、认知科学、文学、社会学、符号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相关术语。现在，译学的基本体系和范畴概念已经确立，从相邻学科引入概念、吸纳和创新大量术语的阶段已经过去，翻译学已矗立于学科之林。

新世纪以来，译学的发展不再以新术语的涌现为表征，而是以学理的深化、内涵的丰富和范畴的拓展为其基本特征。当然，译学发展，创新的概念常用创新的术语来表述，吸收新术语仍是本辞典的任务。本辞典的编撰工作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从2011年版《大辞典》中选收并改写部分词条。这里，要特别感谢为《大辞典》提供词条的郭建中、王宏印、王克非、曾利沙、张美芳、穆雷、陈宏薇、贺显斌等教授，在本辞典中有的仍保留他们撰写的词条，有的按本辞典的宗旨作了润改和处理。

2. 全面修订2004年版《译学辞典》的1100个词条，删掉若干专业针对性不强的词条，改写、重写或合并部分词条，释义力求与时俱进。

3. 翻译理论、口译研究、翻译技术、翻译教学和语言服务等方面新世纪以来发展较快，本辞典新增较多词条予以反映。

4. 完善和充实概念体系，如《译学辞典》只收“语言学派”，“文化学派”阙如；只有“文本中心论”；“译文中心论”阙如；这次，相应、相对的词条予以“填平补齐”。

5．挖掘传统译论的重要词条，如增补“会通”“宁信而不顺”“虚函数意”“精品论”等。

6. 调整词目分类（详见附录一），使词条归类更趋合理。

《翻译学辞典》有中小型工具书的风格特点：词条力求短小精悍，简便实用，特别考虑学习者使用的需要。为便于查检，辞典正文以拼音为序，附录只收与正文匹配的参考文献和分类目录。本辞典词条总数1900余条，比《大辞典》的词条略多。读者对象主要为翻译专业师生和翻译爱好者。

（方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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