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说｜被婚姻市场挤压的“光棍”会逆袭吗？
常有人说，屌丝逆袭。今天我们来看看，婚姻市场上数量多的一方，是不是可以逆袭。
今天，夫人分享来自黄玉琴的一篇文章，向大家分析世界各国“婚姻挤压”的状况及原因。
撰文：黄玉琴
责编：钱岳
所谓“婚姻挤压”，是指在婚姻市场上，婚龄男女人数相差较大，比例失调，导致一部分男性或女性不能按现行的择偶标准找到配偶的现象。根据男女数量上的差异，如果婚姻市场中男性供给大于需求时，就会出现男性过剩和女性短缺，即为男性婚姻挤压；反之为女性婚姻挤压。
“婚姻挤压”会对牵涉其中的强弱方在权力关系上产生影响。其中很有影响力的一个理论是Guttentag 和 Secord提出来的“逆袭论”。他们认为，社会中男女两性的权力关系是由两者间的“二元权力”（dyadic power）和“结构权力”（structural power）之间的动态互动决定的。
过剩的一方被婚姻市场挤压，是“二元权力”的弱方。
“结构权力”则是个人对经济、政治和法律等资源的控制。
被婚姻市场挤压的一方会通过获取结构性资源而弥补在“二元权力”方面的不足 （转引自Goodkind, 1997）。
实际情况如何呢？本文依据多国经验来看是否“婚姻挤压”中“二元权力”弱方会通过获取“结构权力”，来完成“逆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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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文献认为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风起云涌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和成熟跟1960年代美国女性的婚姻挤压有关。夫大妻小的年龄组合习惯和美国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率的上升，导致上世纪60年代适婚人口女多男少。这种女性婚姻挤压导致女性在“二元权力”上处于弱势。但正是这种弱势地位促使当时的女性走出家门，寻找传统的“妻子”“母亲”之外的角色。她们更多地参与公共劳动，组织起来形成要求女性更多合法权益的女权主义运动，并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男女性别角色及行为模式 （Goodkind, 1997）。
在当代美国大都市，非裔女性（即黑人女性）也正经历着一个新的婚姻挤压。
在非裔社区，男性有较高的死亡率以及入狱率，并且夫大妻小的传统使得适婚男性人口比女性少，这是数量上的原因；从质量上讲，非裔男性一般就业情况较差，经济不稳定，不是理想的结婚对象。很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背景较好的非裔男性开始和其他族裔尤其白人女性结婚，进一步降低了非裔婚姻市场中的男性人口。
另一方面，作为上世纪“女权主义”成果的一部分，非裔女性比以前经济上更独立、受教育程度更高，她们不愿意在婚姻上“将就”。这其中，因夫大妻小传统的影响，年龄稍长以及教育程度更高的女性受这种婚姻市场挤压的更严重（Crowder & Tolnay, 2000）。不过，对于这类拥有相对较大结构权力、同时受婚姻市场挤压的群体会如何重新平衡这两种权力，似乎Guttentag和Secord的理论没有探讨。
本世纪以来，印度的婚姻市场上一直都是女性过剩，这种情形直到最近才得到改变。另外有研究表明，即使是在某些局部地区，婚姻市场上的适婚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但由于本土文化中的“女性上嫁”传统，使得该地高种姓女性在婚姻市场中被挤压。
在“二元权力”的情形上，女性过剩以及被挤压促进了原来的彩礼到嫁妆和嫁妆上涨的转变。并且，“高额嫁妆”是许多高种姓的印度教徒所追捧的，这也成为社会其他阶层争相仿效的目标，使得嫁妆的数额一再飙升（Billig, 1991）。这势必给有女儿的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相应加深了对女性的歧视，使得女性在“二元关系”中进一步丧失权力。
此种情形下，印度的女权主义社会组织活跃，力量强大，极大改善了女性的地位。另外，社会的变迁也改变了事情的格局。
一是人口格局的改变：1980年以后出生队列的男性开始过剩，使得部分男性面临婚姻挤压。这可能减缓嫁妆上涨的速度（李树茁& Gupta）。另一个变化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使得人们对“新娘”的期待不仅仅是能带来金钱意义上的“嫁妆”。因为一个受过较好教育的女性更能在事业上辅佐丈夫。女性的“教育”被开始认为是“嫁妆”的一部分。家庭经济背景较好的女性开始采取这种策略来改善自己的婚姻前景 （Heyer, 2015）。
1970和1980年代，越南统一战争期间（1965-1975）青年男性大量死亡；战后大量男性移民到西方国家，造成国内适婚人口中女性人数远多于男性。而在1980和1990年代的海外越南族裔社区，本族男性人口远远超过女性。并且，跨国迁移的越南男性在移入国社会经济地位下降。即使在国内是“高富帅”，在迁移后经常变“矮挫穷”，被婚姻市场挤压。因此，越南人中存在着一种国内女性婚姻挤压、海外本族裔社区男性婚姻挤压的“双重婚姻挤压”（double marriage squeeze）现象。
黎巴嫩的经历和越南很像。长期的战乱导致适龄男子人口下降和男性为主的跨国迁移，也形成了类似越南的“双重婚姻挤压”现象。
在越南，并没有实现Guttentag和Secord所说的“逆袭”，一方面是因为绝大部分女性面临着结构性资源的约束；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内政治制度和经济氛围使得以改善女性地位为目标的“女权主义”运动在国内不获支持。海外越南族裔社区的男性同样面临资源约束，当在社区内找到结婚对象无望时，他们可能回越南国内寻找新娘。和海外族裔社区相比，他们所拥有的结构性权力相较于越南国内的人来说增加了。对于国内女子来讲，嫁到海外族裔社区算是一种向上流动。
有趣的是，虽然在“二元权力”中处于优势地位，海外越南社区的越裔女性并没有急着结婚。研究表明，她们的初婚年龄不断推迟。这一方面是因为该社区男性中很难找到优秀的结婚对象，另一方面是因为在移入国“女权主义”观念的影响下，她们更重视“权益”而不是传统越南文化强调的“责任”。她们意识到在婚姻市场上，她们可以等，也可以选，所以不急着结婚（Goodkind, 1997）。而在黎巴嫩，女多于男的事实使得一小部分女性降低择偶标准。但有趣的是，受高等教育的女性虽然婚龄推迟，但终生未婚的比例非常小；反而是受教育程度低的女性最容易被婚姻市场挤压，并且年龄越大，终生单身的可能就越大。
这说明，在战后重建的过程中，通过教育获得的人力资本增加了女性的结构性权力，来平衡在婚姻市场上失去的“二元权力”部分（Saxen et al. 2004）。
被婚姻市场挤压的“光棍”会逆袭吗？答案是不一定。在以上的例子中，能实现某种程度“逆袭”的具有几个条件，最关键的是有一个自由民主的制度和氛围，能够一方面让被挤压方有可能获得结构性资源来弥补在二元关系中失去的权力；另一方面能让相关的社会组织介入，帮助他们对抗挤压（Goodkind, 1997）。还有一个条件是本身拥有一定的结构性资源，可以转化为更大的逆袭的资源。比如越南例子中，回越南娶妻的男子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印度和黎巴嫩例子中通过更高教育逆袭的女子需要家庭有能力支持她们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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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李树茁, MonicaDasGupta. 性别歧视和婚姻挤压:中国、韩国和印度的比较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1998(6):22-30.
Billig M S. The Marriage Squeeze on High-Caste Rajasthani Wome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91, 50(2):341-360.
Crowder K D, Tolnay S E. A New Marriage Squeeze for Black Women: The Role of Racial Intermarriage by Black Men. Journal of Marriage & Family, 2000, 62(3):792-807.
Goodkind D. The Vietnamese double marriage squeez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97, 31(1):108-127.
Heyer, Judith, From son-preference to daughter-preference? Changing gender relations among Vellala Gounders in villages in western Tamil Nadu”, 2015, 未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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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xena, P.; A. Kulczycki and R. Jurdi, Nuptiality transition and marriage squeeze in Lebanon: Consequences of sixteen years of Civil War.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2004. 35(2):241-258.
黄玉琴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学系副教授
专注于性别发展
中国与印度社会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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