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年系列｜在国内当青椒是一种什么体验？

本文是缪斯夫人一周年系列第 2篇文章

撰文：沈洋

夫人说

前两天，夫人推送了在海外做助理教授的钱岳老师的文章《一周年系列｜在加拿大当助理教授的第一年：如何管理时间、情绪和研究进度？》，引起了学术圈青椒们强烈的共鸣：大家都孤独地写着文章，艰辛对抗着教学和升职压力，还时不时面临着崩溃。

今天，我们邀请到上海交大的沈洋老师，讲一讲在国内做青椒是什么体验。她回国后，是如何面对高校的新制度、课题和基金申请的？在上海买房又有怎样的故事？

求职回顾

我是2015年10月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2014年年底开始找工作，纠结于到底在国外做个博士后还是直接回上海找教职（因为我是上海人，回上海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当时上海交大的校长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开了宣讲会，作为交大校友，我和朋友一起参加了这个活动。之前从来没有考虑过交大，因为我学的是性别研究，属于人文社科的交叉学科，而交大是以理工科见长的学校。但宣讲会中张杰校长提到了交大对人文社科的重视，使我产生了尝试一下的念头。15年3月，我正好回沪参加我妹的婚礼，顺便参加了交大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招聘，4月拿到了offer，之后就安心写论文，没有再找过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在面试时上海已经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据说有的高校在招聘时倾向于招男性，女性就业形势将不容乐观，但在面试时学院并没有问与婚恋生育有关的任何问题，这点我很欣赏。

工作方面

我的工作头衔既可以称为讲师，亦也称为助理教授。学校正在实行人事制度改革，逐渐向美国的tenure track制靠拢。简单而言，就是“非升即走”，发不出SSCI文章，拿不到省部级及以上课题，学生评教达不到优秀，过几年就得走人。中国大多数985高校都在实行类似改革。因此，大学讲师不再是一个稳定的工作。Tenure track制度下，收入相对更高，但对教师科研、申请基金以及教学的压力也相应更大。此外，目前的tenure track制度并没有考虑到女教师的生育问题。我已向学院与学校的人事处反映了几次，希望他们能考虑到不同性别的不同需求。

 图片来源：pexels

1）教学

在开课前，我有些顾虑，怕在课堂上讲feminism会有些敏感。但之后发现，学校给老师的自由度还是很高的。开什么课，讲什么内容，都可以自行决定。过去这一年多，我主要的时间都花在备课与教学上。这一年我开的课程包括本科生公选课《性别、亲密关系与社会》，学院内国际硕士班的课“Gender and Social Policy”，以及与另两位老师合作，为本科和研究生开《质性研究方法》课程。虽然教学任务量不算重，但这些都是新课，需要从零开始准备。第一次开课，一节课我要准备一个星期，为备课需要阅读大量文献，这很花时间。虽然自己授课经验不足，对课堂把控能力也不够，但自己用心准备，学生是能够感觉到的。大多数学生善于思考，对于社会现象有好奇心，并且愿意表达，课堂讨论非常活跃。最近和在英国排名第10名左右的大学里工作的朋友聊天，他说在他们这类学校里，学生的好奇心、学习意愿和功底，比顶尖学校的相差很多。而我能给中国最优秀的大学生上课，是比较享受的过程。

第一次上课，我的评教结果是全校的前15%。学生给的高评分，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课程内容比较讨喜。交大之前从来没有老师从社科的视角讲性别问题，学生对此感到很新鲜，而我填补了这方面空缺。每节课后，我都会总结这节课的经验得失，争取在第二年开课时能做得更好。

上海地铁里经常可见性别歧视的广告，学校里有的男女老师也没有性别平等的意识，但是这也意味着，从事性别研究的学者和女权主义行动派有努力的目标和行动的方向。自从工作之后，对于自身的定位开始逐渐清晰。改变中国的性别不平等现状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而我能做的工作之一，就是给学生以启发，促使他们思考。积跬步，才能至千里。

上海地铁站里的广告

2）科研

博士毕业之后我在科研方面进展缓慢，相信这是不少博士在毕业后共同遇到的问题。因为博士一毕业，大多数人面临人生转折，涉及到找工作，迁徙、搬家、正式工作等一系列事情，很难不对科研进度产生负面影响。

回国后我在China Quarterly上发表的论文，是在博士论文答辩之前投出的，基本没作多少改动就发表了，算是非常幸运。回国后这一年多，只新写了一篇论文，准备修改并投稿。可以缓口气的事情是，我在一个还不错的国际出版社拿到了出版合同，计划把我的博士论文改成书出版，以保持我的研究（民族志）的完整性。由于涉及到版权问题，因此就没有继续把博士论文修改成期刊论文投出。

接下去计划用一两年的时间把我原来的研究收尾。同时还在探索新的研究领域，并以做访谈和写课题申请书的方式巩固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想法。

3）申请课题/基金

不少人跟我说，海归在申请国内的课题/基金方面是有劣势的。因为无论是中文写作还是在国内学术圈的人脉而言，都比较薄弱。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要把申请到省部级及以上的基金（对于文科，一共只有国家社科、教育部人文和上海市哲社三种基金）与升职进行捆绑，但这是国内高校的普遍做法，并且在短期内看不到改变的可能性。我选择了一两个自己愿意探索的新课题，写了申请书，并开始做调研。即使申请不到课题，我也会把新的领域继续做下去。

 图片来源：pexels

生活方面

大学老师的科研产出很可能会受到不少非学术因素的影响，比如恋爱、结婚买房、装修、生育。如果没有家底、收入不高并且容易受环境影响，那么选择在中国的一线城市生活可能会比较辛苦。大学通常会给新入职的教师提供宿舍或者公租房房源，但一般住满3至6年就必须搬走。拥有住房产权和子女的教育资源获得直接挂钩，因此一旦结婚生子，很可能不得不考虑买房。

我于2016年回上海后就开始着手买房。后来有了稳定交往的男友，就计划合买。2016年上海的房地产政策变幻莫测，房价上涨迅速，非常影响心情。大半年看了上百套住房，终于在双方家长的资助下，买到了性价比还算不错的房子，并亲力亲为，完成了装修。买房和装修过程冗长而琐碎，使我的时间碎片化，很少能有连续几天完整的时间用于科研。偶尔被生活的琐碎压得有点不知所措，我会一个人跑去看场电影，暂时脱离现实世界。但出乎意料的是，在买房过程中，我对买房和亲密关系产生了研究兴趣，并以此申请了课题。

总之，工作一年，看到了自己的成长，虽然成长缓慢。被淘汰的压力如影随形，估计会伴随很多年。总之，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即使有一天在游戏中被淘汰了，也算是体验过了一回。

以上为工作一年回顾，希望对即将在国内工作的科研工作者们有所启发，并与处在相似人生阶段的“青椒”们共勉。

沈洋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

公共事务学院讲师

她的更多文章：

权威、严谨、客观

我们带你体验不一样的

情感婚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