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银的旧上海

（题图：三十年代的上海，不仅是中国奇迹，也是世界性大萧条中远东最先进最繁华的城市。被称为东方的巴黎。）

   阿海在家排行老三，也是出生在文革时期的最小的孩子。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是很难打发时光的年代，除了听八个样板戏就没了其他消遣，而议论时政又是危险的，于是大人们私底下说话还是以温和的回忆为多，来访的亲戚也好，下午无所事事坐着嚼白话的老邻居们也好，谈起旧上海的日子都是无比惆怅的，以“迪昔成光格上海啊”开场，十里洋场种种繁华尽在嘴角舌底，无论当年多么贫寒困窘，个个讲得眉飞色舞，直到时钟敲了四下，才从灯红酒绿中醒来，看看身上色彩黯淡，做工粗糙的人民装，捏一捏口袋里的煤球卡和粮票油票，一声叹息，收收心，继续低眉顺眼地过新上海的日子。

因为出身不红，也一贯不积极参加政治运动，被靠边站的父亲，那几年也难得地有了空闲，除了教我们背背主席诗词，讲讲西游记故事（因为主席诗云“金猴奋起千钧棒”，那泼猴是革命的，可以讲，其他的名著都是禁书），偶尔也会回忆下旧时光中的点滴。五六岁的阿海，正是脑子一片空白的时候，大人们嘴里的旧上海风情就此刻进了心底，种下了莫名的向往，成年后，看了很多这段时期的资料，来印证自己的听闻。去年母亲中风，在康复期间，最爱听我陪她讲海上旧闻，边听边回忆，又讲了不少细节，于是阿海总结了一些自己听到、看到的旧上海市民的生活日常，分几回跟大家分享。

先讲讲旧上海通用货币。当时官方似乎是银元和钞票等价通用的，民间还是喜欢银元的多，日常生活则用银角子和铜板。在父亲的回忆中，上海的物价比较高，用铜板买不到什么好东西了，也就是大饼油条，条头糕这种，吃一顿带肉的小笼包，生煎馒头都要用银角子了，所以，生活还是在杭州好过。父亲随学校从昆明迁回上海后，因家计缘故，未能继续去欧洲大陆留学，留下来找了工作奉母。学化学的父亲找了洋行营销进口西药的工作，薪水开的不低。只是在上海的时间不多，要常常去杭州，在父亲的回忆中，杭州的日子安宁富足。在休息天，带一本旧诗，花几个铜板坐船到湖心亭，再花十几个铜板泡壶茶，要一碟猪油花生糖，读几页书，抬头看看湖光山色，这样消磨一天，真是暇意得很。

民国时期杭州的茶馆。消费不高。杭州人的日子一向比较逍遥。

除了杭州，父亲驻留最多的是青岛。据说当地的消费更是便宜得不可思议，一筐银光闪闪的海鲜不过一块大洋，海参鲍鱼这种高档的，时时有卖不掉的危险，是当时山东豪富不多吧，也可能是当地人不怎么爱吃海鲜，猪肉和大葱的吸引力更大些。同样的一块银元，在上海就只能吃碗刀鱼汁面。当时的冷冻技术不过关，上海人吃不到新鲜的海鲜，爱吃鱼虾的，吃的多是河鲜。河鱼多土腥气，只有鲥鱼刀鱼最为鲜美。但刀鱼多刺，考究的店家把刀鱼蒸熟后用纱布滤过，做成汤，面下在雪白的鱼汤里，这样就只有鲜没有刺了，不懂行的人吃完面会嚷嚷着面里咋没刀鱼，被讥为洋盘（近年这词转化为硬盘），这是个被讲了千百遍的典型的笑话。虽然说这话的小市民，吃来吃去不过是一角钱的阳春面，顶多来碗几角钱的排骨面，一辈子不见得吃过一块大洋的刀鱼面，但好歹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么，高物价下的上海居大不易，一家五口挤在暗无天日的楼梯间里过日子的，总得笑话下住得宽敞的乡下人，心里才好平衡。

上海的物价贵，水电煤样样要钱，人在家中坐，账单天上来，不是有钱人的特权，就是黄包车夫也要面对的。上海人吃的自来水，烧的煤球煤饼，点的电灯都是要花钱的，不像乡下吃水不要钱，花力气去河里挑，去井里打就是了，柴火也可以自己砍，就是点个煤油灯，花费总比电灯小。乡下还能自己种菜，即使是苏杭，从周边的产地调度，也比上海方便廉价。所以上海人的生存压力比较大，精打细算成为习惯。

上海人最大的压力来自寸土寸金的居住环境。开埠时上海是空落落的，来的早的人跟着外国人造的马路买地皮，几十块大洋就能买一块，转眼就能挣钱。马路造到哪里，地皮就涨到哪里，有眼光也有资产的人，从二十年代开始造石库门房子，一片一片地起。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老家在合肥，也曾在南京居住，后来举家迁往上海，造了弄堂房子，收房租。租界中来东方淘金的洋人和为他们服务的商家，买办占据了高端的上海西区。官办的轮船产业，机器厂带来了相关的官员、技术人员，随之发展而来的产业工人大多从地少人多的南方来谋生的，这些庞大的人群和他们的高工资带来庞大的资金和需求，加上租界中相对清明公平的法制，吸引了大半个中国的人才和资金向上海飞速集中。渐渐的，厂区周围的四川路，杨树浦，也热闹起来，我祖母和亲戚们曾聚集在那里居住。

法租界在香山路周遭都是大户人家的公馆，往东去，越来越平民化。近老城的太平桥，老西门聚集了来自各方的中国人，小商铺小饭店一步一店，拥挤热闹，是小市民的天堂。外婆家就在本名菜市场路的顺昌路上。外公一族是来自上海本地川沙的刘家，地少人多的江南，一直有出外经商务工的习惯，刘氏一族长期在上海做营造，搭上了上海发展的快车，飞速发展公司的同时自己也跟着置业，最鼎盛的时期传说南京西路有一条横马路的房子都是刘家的产业。我外公为人忠厚有余，也不算特别走运，在举族的富贵中是很不起眼的，但也有了小小的一只工程队，三几年的时候趁地皮还不贵，造了顺昌路合肥路，凹凸印刷厂对过，雅庐书场隔壁的一排弄堂房子。不是煤卫俱全的新式弄堂，是适合本地人居住的房型，底楼客堂，二楼厢房，中间朝北亭子间，有老虎天窗的假三层。自己住了兜底最清静的一家，门前有一口水井。我母亲9岁搬进这房子后，一直住了几十年，婚房也设在二楼，直到前几年，快被拆迁了为止。那里，一度夷为平地，如今又造起了高楼，比邻上海红得发紫的景区“新天地”，小区名字沿袭了新挖的人工湖，跟着新天地周遭成名的豪宅，叫翠湖天地……三期。至于现在卖多少一平方，您有兴趣的话，去查查吧，住在日本的阿海不敢乱说，因为涨得太快了，几乎每周都有新变化。

顺昌路合肥路口的天厨味精厂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元老，后来成了凹凸印刷厂。也是有年头的老厂了。这一片只留这一家，其余全部拆光了。

三十年代的顺昌路民居。

书场隔壁的弄堂往里走，就是我外婆家，有一条短弄堂，瑞康里，是我外公带着工程队造的。雅庐书场也是我外公退休后常去的地方。

尘归于尘，土归于土。顺昌路的外婆家已经没有了。摄于2013年。

上海的出现，是因为无能的清政府迫于帝国主义的淫威，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而不得不开放了五口通商，其他的埠头多以半途而废，只有上海必然地也是畸形地发展起来。开埠时，租界四边黑洞洞的农地芦苇荡到了三十年代，差不多都铺好了马路，造起了高楼。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开始之前，上海就已经经历了几轮的发展，有了上百万的人口，不仅是工业，商业的中心，乃至文化娱乐也有了不输京城的气象，成了东方的巴黎，冒险家的乐园。

从清末到民国，中国大地军阀来来去去，内战频发，百业凋敝，有识之士忧国忧民，时时担心要做亡国奴；底层民众不堪兵匪轮番侵扰，愈加贫困。而租界里的一百万上海人，自然不乏痛心疾首的，但更多的是出来谋前途的人，他们在租界如鱼得水，活得兴兴轰轰，因为在那几年里，只要在上海有了一个铺面，甚至一部电话，无不财源滚滚，日进斗金的，和电视剧上海滩里的许文强一样，相信下一个发财的就是自己。上海滩多的是机会，少的是房子。1937年秋末，日军在杭州湾登录，除租界外的上海地区全部沦陷，上海成了孤岛。八一三淞沪会战后，不仅是苏州河以北的居民避入租界，就是上海周边城市的中产阶级，外省的殷实人家也都纷纷抛弃了二线城市的房产、地产和生意，带着最后的金银细软举家投奔租界，上海的人口从一百万涨到四百万。

如此极速膨胀的上海，立刻一房难求，自此，上海借房子除了要不菲的租金之外，又多了一笔可观的初始费用，顶费。这个顶费既不是信用押金也不是预付租金，看似完全无理的敲诈，然而人人如此，后来的也只得屈服，也算是市场经济的调节吧。而且，最最欺人的是，顶费只收十足的金条。无论借的是抬不起头的阁楼，还是冬冷夏热的亭子间，甚至终年不见阳光的楼梯间，都要付出金条，上海滩的大房东，二房东从三十年代起就只认金条，不认任何银行发的任何钞票。他们管金子叫黄鱼，似乎五两的叫大黄鱼，二两的叫小黄鱼，借房子前，掮客会告诉你这房子要几条大黄鱼几条小黄鱼。我祖母在我父母婚后，为了住得近些，将来好照应孩子，从杨树浦跟人交换等量大的房子，换到了复兴中路黄陂路的瑞华坊，离外婆家只隔一条马路。这次的交易也是付出了几根大黄鱼的，虽然那时已经解放了，但公私合营还没开始，商业活动还是照老规矩办的。

三十年代太平桥 

除了房子，作为稀缺资源的西药如盘尼西林，在战争后期，海上航路完全断绝后，也是得用金子买的。母亲年轻时曾因肠粘连开过刀，都说要住头等病房才能让好医生执刀，外婆就送母亲进了最好的医院住最好的病房，一天兑掉一个金戒指，住了半个月才救回母亲一条命。不识字的外婆，对经济有极高的敏感，信奉金子为王的储蓄手段，不理会国民党忽悠的交出手中金子换来金元券，因此安然度过了一捆钱都换不来一把米的四十年代末岁。尽管如此，也许在病中病后，生活也曾经拮据过，因此物质上匮乏的恐惧，伴随了母亲终身。

母亲一生待外婆极孝，病愈后就中断了大学学业，找了很艰苦的教夜校的工作，工资一分钱都不花全部上交外婆。解放后，生了三个孩子的母亲一直坚持工作，因工龄长，工资一直不少，但母亲从来不为自己花一分钱，不吃零食，不打扮，也不肯在外面吃饭，这样的习惯维持了终身。我出国后曾接父母来日本，为母亲不肯在外面吃饭，大大地生过气，如今想来是我太不体谅母亲了。

如今的上海，新天地隔壁，淮海路背后，原本一条街都是小吃店的太平桥， 拆了挖成人工湖，让周遭的房子身价翻了几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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