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 | 历代贬杜论的谱系（下） ：专业眼光和对具体作品的批评

▲五家评本杜工部集

四、专业化的批评眼光

中国文学批评自元代以后日趋专门，其明显的标志就是体制意识及其学说的完善。清代诗论家集古代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之大成，对杜甫的诗歌创作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他们对杜甫诗歌的批评，最值得重视的首先是从体制出发来讨论作品，这使杜诗在体制方面的缺点暴露无遗。

杜甫的古近各体诗，除了绝句容有异议，其他诗体一向都被目为大家，备受推崇。但到明代，杜甫开创的七言排律首先被王世贞点名：“七言排律创自老杜，然亦不得佳。盖七字为句，束以声偶，气力已尽矣，又欲衍之使长，调高则难续而伤篇，调卑则易冗而伤句，合璧犹可，贯珠益艰。”到了清代，杜甫在诗歌体制方面开始遭到全面的非难。清初任源祥《与侯朝宗论诗书》云： 

杜甫诗雄压千古，而五言古诗则去古远甚。甫非不自辟门户，而磋砑怒张，无复风流蕴藉，故谓之唐音。譬之书法，必以晋为上，唐非不佳，而所乏者晋人清韵耳。唐古诗之逊于汉魏也亦然。且汉魏六朝古诗而外无他诗，唐既变为排律、律诗，又为歌行、绝句，各有擅场，何必争能于古诗也？是故学杜甫者学其排律、律诗、歌行足矣，古诗、绝句不必以杜甫为法也。

除了绝句之外，杜甫的古体诗也遭到了否定，这是很出人意外的。清中叶湖南名诗人欧阳辂评杜诗，也指出古体的弱点：“《曲江三章》、《登慈恩寺》、《逼侧行》、《垂老别》、《无家别》、《将适吴楚》皆有败笔。五七古每有一二强凑语，虽不能掩其善，终是全诗之累。”参照后文所引诸家指摘的拙辞累句，我们就知道此言绝非无的放矢。 

那么杜甫最擅长的律诗，论者总该无间言了吧？不然，他们对杜律也有批评。早在明代，薛蕙就说：“太白五言律多类浩然，子美虽有气骨，不足贵也。”这是说杜甫五律不如李白。李攀龙《选唐诗序》则说：“七言律体诸家所难，王维、李颀颇臻其妙。即子美篇什虽众，愦焉自放矣。”这又是说杜甫七律比不上王维、李颀。两家之说本来不算很严厉，但经余怀一引申阐发，说“老杜长于古诗，律诗非所长也，济南谓其愦然自放，信夫！”杜律的品格就不如古诗了。即如专论杜甫七律的柴绍炳《杜工部七言律说》，在列举名篇后，也不免摘其累句。柴氏著书近代以来不为人注意，故不避烦琐而备录于此： 

其他率尔成篇，漫然属句，自信老笔，殊惭斐然。予尝览而擿之，中有极鄙浅者，如“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扬雄更有河东赋，惟待吹嘘送上天”之类。有极轻遫者，如“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此身未知归定处，呼儿觅纸一题诗”之类；有极濡滑者，如“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淮海维扬一俊人，金章紫绶照青春”；“闻道云安曲米春，才倾一盏即醺人”之类；有极纤巧者，如“何人错忆穷愁日，愁日愁随一线长”，“侵凌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条”；“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做钓钩”之类；有极粗硬者，如“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不为困穷宁有此，祗缘恐惧转须亲”；“在野只教心力破，于人何事网罗求”之类；有极酸腐者，如“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予见乱离不得已，子知出处必须经”；“炙背可以献天子，食芹由来知野人”之类；有极径露者，如“此日此时人共得，一谈一笑俗相看”；“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之类；有极沾滞者，如“伐竹为桥结构同，褰裳不涉往来通”；“指麾能事回天地，训练强兵动鬼神”；“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之类。凡此皆杜律之病，往往而是。

将这段文字与本文徵引的其他文献相对照，可以发现他所列举的例子多半也为他人所指摘，看来对杜诗的拙辞累句，诚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赵文哲《媕雅堂诗话》也断言：“工部（七律）千古推重，如《诸将》、《登高》、《登楼》、《野望》十余首洵推绝唱；若《秋兴八首》，中多句病。其他颓然自放之作，遂为放翁、诚斋之滥觞。世人震于盛名，每首称佳，良可一笑！”他说往岁与同人论诗，淩祖锡说：“如工部七律，即拙率处不对处皆以浩气流行，提笔直书，弥见其大。”他笑曰：“假使工部当提笔直书时，而恰遇佳句，恰得工对，岂反足损其大而必改从不对与拙率耶？”这一对答虽很有点俏皮，却深中老杜之病，也就是说他常不免有意到笔不到之处。方元鲲《七律指南》不仅大肆指摘杜甫七律的病句(详后)，还独到地发现“少陵拗体，结句每苦意尽”，《白帝城最高楼》、《十二月一日三首》(寒轻市上山烟碧)、《江雨有怀郑典设》、《即事》诸篇，他都指出其结句的拙累，相当有眼光。清末王礼培《小招隐馆谈艺录》更推及杜甫所有七律作品，说： 

少陵七律发端高挹，结束稍落缓弛，明者自能辨之。尚不若摩诘之能发皇，首尾匀称。如“花近高楼”、“风急天高”二首之唤起，何等兴象？试问“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能无头重脚轻之病乎？若是者谓之游结，未极束紧、拓开两法之妙用。 

钱振鍠对杜甫七律也照样给予酷评，说“杜老五律胜七律，七律竟无佳者”。如此作惊人之笔，就不是批评而是玩笑了。如果他心里真是这么认为的，那就适足显得他于诗学不入门而已。 

相对于七律来说，杜甫的七绝历来遭到更多的奚落。事实上杜甫七绝的写法与唐人一般的路数都不同，所以王世贞才断言，“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绝，皆变体，间为之可耳，不足多法也”。杨慎更举《赠花卿》一首，直截说杜甫“独绝句本无所解”。许学夷对杜甫七绝尚有回护，但对五绝则基本否定：“子美七言绝虽是变体，然其声调实为唐人《竹枝》先倡，须溪谓放荡自然，足洗凡陋，是也。惟五言绝失之太重，不足多法耳。”清代诗论家大都不认可杜甫的绝句，以为不可学，更不足学。但其持论之理由，却分为两类：一类是认为杜甫绝句不是正格。如张谦宜说：“不当学少陵绝句，彼是变格。”吴农祥说：“公绝句都自撰句格，学之必无光彩，或偶寄兴可也。”潘承松更进一步解释其中道理，道是：“绝句以龙标、供奉为绝调，少陵以古体行之，倔强直戆，不受束缚，固是独出一头，然含意未申之旨，渐以失矣。”另一类则认为杜甫才有偏至，不擅长绝句，其绝句一体纯属失败之作。如王渔洋即认为杜甫诸体皆擅，独绝句稍绌；柴绍炳《唐诗辨》论唐代诗人兼才之难，曾举“有大家而体不能兼者，如工部之不长于七绝”；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凡例》说：“唐人诗无论大家名家，不能诸体兼善，如少陵绝句，少唱叹之音。”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称：“少陵绝句，《逢龟年》一首而外，皆不能工，正不必曲为之说。”玉书《常谈》也同意杜甫“绝句无可选取”的说法；李少白《竹溪诗话》则强调：“学古人之诗宜择其长及学而无弊者，即如子美诗虽无不佳，而绝句为其所短，专学杜绝者误矣。”看来清代诗论家在否认杜甫绝句的艺术水准和价值一点上，意见是比较一致的，很少见肯定杜甫绝句的说法。田雯《丰原客亭诗序》是难得的一个例子：“少陵之诗于晚节尤细，似非凭依才气之所为。而其中夭矫挺拔，沉郁瑰奇之观，非易测识。乐府变而又变，截句不屑苟同，何其豪也！”在他看来，杜甫绝句之异于众人，是出于自辟蹊径、不欲苟同的志向。但问题是人们评价艺术，不是看动机而总是看实际成就。黄子云《野鸿诗的》称“少陵七绝实从《三百篇》而来，高驾王、李诸公多矣”，恐怕是很难为诗家认同的。当代研究者从影响的角度看杜甫绝句，认为“盛唐绝句翻到杜甫这一页，从内容、风格、手法到音响全都变了。唐绝句的门庑从此更大，中晚唐的别派由此而开。议论风生，刻画入微，都从这里渐启。沾溉及于宋人，影响可谓深远”，乃是回避了正面评论杜甫绝句的实际成就。

就我所见，历来对杜甫的非议最多的是集矢于他的诗歌语言，这大概也是所有批评意见中最无可争议的。王世贞曾比较李杜两家的语言，说“太白不成语者少，老杜不成语者多，如‘无食无儿’、‘举家闻若欬’之类”，大概是符合事实的。但随即又各打二十大板，说“凡看二公诗，不必病其累句，不必曲为之护。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则明显对李白有点不公平。太白虽兴至神王，也难免有不加检束、泥沙俱下的情形，但诗中只有率尔所成、意思重复的句子，却少有写得拙劣不成语的。实际上，后来的批评家又不断指出杜甫诗歌语言存在的各种毛病。如胡应麟《诗薮》云：“杜语太拙太粗者，人所共知。然亦有太巧类初唐者，若‘委波金不定，照席绮逾依’之类；亦有太纤近晚唐者，‘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莲’之类。”又云：“杜《题桃树》等篇，往往不可解，然人多知之，不足误后生。惟中有太板者，如‘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之类；有太凡者，‘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之类。若以其易而学之，为患斯大，不得不拈出也。”冯时可《雨航杂录》认为杜甫诗歌言语还稍欠雅致，说：“(司马)迁有繁词，(杜)甫有累句，不害其为大家。迁剪其繁则经矣，甫加以穆则雅矣。”许学夷也曾指摘杜诗累句，并论宋人学杜之弊： 

如“陆机二十作文赋，汝更小年能缀文”、“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今我不乐思岳阳，身欲奋飞病在床”等句，未可为法。至“天下几人画古松，毕宏已老韦偃少”、“闻道南行市骏马，不限匹数军中须”、“麟角凤嘴世莫识，煎胶续弦奇自见”，则断乎为累语矣。今人于工者既不能晓，于拙者又不敢言，乌在其能读杜也？后梅圣俞、黄鲁直太半学杜累句，可谓嗜痂之癖。

就连他目为唐人七律第一的《登高》，也遗憾“但第七句即杜体亦不免为累句”。这里的批评主要还是着眼于对后生的影响，不是对杜诗的绝对否定。而另一处就出现了对杜甫诗歌语言的绝对批评：“唐人诗惟杜甫最难学，而亦最难选。子美律诗，五言多晦语、僻语，七言多稚语、累语，今例以子美之诗而不敢议，又或于晦、僻、稚、累者反多录之，则诗道之大厄也。”他说晦、僻者不能尽摘，而于稚、累者略举了二十几句： 

如“西望瑶池降王母”、“柴门不正逐江开”、“三顾频烦天下计”、“风飘律吕相和切”、“不分桃花红胜锦，生憎柳絮白于绵”、“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等句，皆稚语也。如“艰难苦恨繁霜鬓”、“昼漏稀闻高阁报”、“恒饥稚子色凄凉”、“志决身歼军务劳”、“宠光蕙叶与多碧”、“太向交游万事慵”、“总戎楚蜀应全未，方?{曹刘不啻过”、“不为困穷宁有此，祗缘恐惧转须亲”等句，皆累语也。 

许氏所举的诗例，固然多与其他批评家的意见重合，但其中不乏历来传诵的名句，以今天的眼光看，他的批评恐怕未必都能得到认可，褒贬之间足见古今人们的趣味存在很大的差异。

清代学术风气浓厚，士人多熟读古书，博学工文辞，对辞藻琢磨讲究更细，因而对杜诗语言不满的人也更多。柴绍炳《唐诗辨》曾指出：“有盖代宗工而未免流弊者，如杜陵粗率之句实开宋门”。施闰章《蠖斋诗话》、汪师韩《诗学纂闻》连篇累牍摘杜病句，为人们所熟知。叶燮《原诗》代人立论，假设有人挑剔杜甫语句的毛病，换个角度看也就是当时诗家的一般看法吧？七律是杜甫独擅的体裁，夙以浑整精工称之，但偏偏他七律的语言屡遭哂笑。除了前文引录的柴绍炳《杜工部七言律说》外，方元鲲《七律指南》本以杜甫为宗，分杜诗为二体，以后代作者分隶之，书中竟也对杜甫颇多指斥。开卷评《诸将五首》其一“现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殷”云“殷字韵欠稳，此句究觉凑泊”，评其二“韩国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云“汉旌不当云拔”。《咏怀古迹》五首仅录二首，但评咏明妃“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云“黄昏以虚对实，向字觉无着落。六句虽以月夜魂救转，然终是趁韵之病”。评《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云“起句拙直”，评《阁夜》“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尘漫寂寥”云“结句意晦，且以跃马代公孙，与卧龙连用亦未安”。评《登高》云“五六意已尽，结句未免支撑”，评《九日兰田崔氏庄》“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云“冠帽字犯复”。评《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何人错忆穷愁日，愁日愁随一线长”云“结意不明晰，亦拙”。乙编卷一评《拨闷》“当令美味入吾唇”云“八句太俗”。最严厉的是评《咏怀古迹》诸葛一首：“起句犷，次句肃字凑，四句殊鹘突，亦费解，结句甚拙。”既然通篇是病，还选它作甚？真让人费解。这都是杜甫脍炙人口的名篇啊，犹然如此指摘，其他篇章真不知道他会怎么批抹。对类似的指摘我们要仔细推敲，不可轻从。

杜甫诗歌语言的粗鄙和拙率在清代已成为众所公认的缺点，论者纷纭。即便是极力推崇杜甫的马星翼，也不能不承认“其中粗鄙之句亦诚不免”，他举“身轻一鸟过，枪急万人呼”为例，“此率句也，非子美为之，鲜不为之喷饭”。陈仅《竹林答问》曾从句法的角度论杜甫造句的鄙拙： 

杜诗五律句法，亦有不可学者，如“诗应有神助，吾得及春游”、“春知催柳别，江与放船清”、“身无却老壮，迹有但鸡栖”、“宿雁行犹去，丛花笑不来”、“羁栖愁里见，二十四回明”、“日兼春有暮，愁与醉无醒”等句，流弊滋多，不可不慎。至诗中有极不成句语，如“下水不劳牵”，此语与“逆风必不得张帆”何异？题云不揆鄙拙，诚然。

欧阳辂评杜诗也指出其语言方面的种种问题：“《哀王孙》‘慎勿’一语殊凑。‘吾甥李潮下笔亲’，亲字强押。‘为君酤酒满眼酣’二语，不过勉强结局而已。《可叹》篇自‘王孙’以下，似夹杂不成文理。《洗兵马》篇语多混造，音节则初唐之习，靡懦可厌。‘整顿乾坤济时了’及‘后汉今周喜再昌’成何语耶？集中此等不可胜数，鹘突看过，则受古人欺矣。”他还列举“杜集中极可笑句，‘石出侧听枫叶下，橹摇背指菊花开’，‘丛菊两开他日泪’，‘锦江春色来天地’，‘三寸黄柑犹自青’等语，真此公累句。至‘倒流三峡’、‘横扫千人’尤为丑态，工部亦偶有之，世人奉为圭臬，可怪也。”这都是从绝对的立场来批评杜诗语言的，还有论者从相对的立场、从体制来谈杜甫的语言。如谢鸣盛《范金诗话》云：“论诗必先论体格，犹剧场之有生旦丑净。以生旦而杂唱丑净腔调，亦将以其名子弟而赞赏乎？”他认为，从体制来看杜甫五古的语言，只有《新婚别》《无家别》自是乐府一派，《梦李白二首》呜咽顿挫，不离正始，是其压卷之作。“其他纯以七古笔法出之，气粗句硬，且无论其章之过于驰骋，即句法如《赠韦左丞丈》‘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数语，《九成宫》‘荒哉隋家帝，制此金颓朽。向使国不亡，焉为巨唐有？’《奉先县咏怀》‘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慈恩寺塔》‘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及‘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粗陋已甚。如此类者皆出选本，为世所佩诵，其全集尚多卤莽。若必以圣不敢议，则五古之道岂不因之而亡？是又岂为浣知己耶？”谢氏将杜甫的五古与李白相比，认为“其歧正有截然不可讳者”，则他也是批评史上不多的扬李抑杜的诗论家之一。

五、对具体作品的批评

杜甫既被尊为诗圣，杜诗无人不读，其具体作品的缺陷也逃不脱历代读者和批评家如篦的目光。实际上，早在杜诗被经典化之前，就有批评家以客观的眼光发现某些作品的结构毛病。比如叶梦得《石林诗话》曾论及《八哀诗》的缺陷：“《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称之不敢议。此乃揣骨听声耳。其病盖伤于多也。如《李邕》《苏源明》诗中极多累句，余尝痛刊去，仅取其半方尽善。”后来刘克庄颇赞同他的意见，说《八哀》“如郑虔之类，非无可说，但每篇多芜词累句，或为韵所拘，殊欠条鬯，不如《饮中八仙》之警策。盖《八仙》篇，每人只三二句，《八哀诗》或累押二三十韵，以此知繁不如简，大手笔亦然”。宋以后对这组诗的批评一直不绝，但都语焉不详，直到王渔洋《居易录》才有细致的论析： 

杜甫《八哀诗》钝滞冗长，绝少剪裁，而前辈多推之。崔鷃至谓可表里雅颂，过矣。试摘其累句，如《汝阳王》云“爱其谨洁极”，“上又回翠麐”，“天笑不为新”，“手自与金银”，“匪惟帝老大，皆是王忠勤”；《李邕》云“盼睐已皆虚，跋涉曾不泥”，“众归周济美，摆落多藏秽”，“是非张相国，相扼一危脆”；《苏源明》云“秘书茂松意，溟涨本末浅”(《文苑英华》本异，亦不可晓)；《郑虔》云“地崇士大夫，况乃气精爽”，“方朔谐太枉”，“寡鹤误一响”；《张公九龄》云：“骨惊畏曩哲，鬒变负人境”，“讽咏在务屏”，“用才文章境”，“散帙起翠螭”，“未缺只字惊”云云，率不可晓。披沙拣金，在慧眼自能辨之，未可为群瞽语白黑也。

在他看来，这组诗的毛病非仅篇章结构“钝滞冗长，绝少剪裁”，措辞造句也有不小的问题，有些句子明显意思含混，不知所云。后来施补华《岘佣说诗》说“《八哀》诗洋洋大篇，然中多拙滞之语，盖极意经营而失之者也”，可以说是总结性的论断。今就渔洋所举各例来看，历来诗家的批评绝非厚诬老杜。

自宋代以降，学诗通常由杜集入门，读之既深，遂多褒贬。故历代笔记、诗话中最常见的就是有关杜甫诗作的评议，其中负面评论也在在可见。何逊《入西塞诗》“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一联，被杜诗脱化为“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蔡绦《西清诗话》许以“虽因旧而益妍，类獭脑补痕”。明代陈锡路很不以为然，说此论不得为知言，“只易四字，人工损其天质矣”。王渔洋《居易录》更认为何逊诗被杜甫改得伧气。他指点郎廷槐作诗，特别强调不可得粗字、纤字、俗字，又举杜甫“红绽雨肥梅”为例，说“一句便有二字纤俗，不可以其大家而概法之”。清人诗话、笔记对杜甫作品的非议涉及面最广，其中当然多针对平庸之作，如《牵牛织女》，施补华说《岘佣说诗》：“诗陈戒游女，语多迂腐，佻薄非诗，迂腐亦非诗也。”但也有一部分名篇遭受恶评，如《江上值水如海势》，申涵光《说杜》谓“与题无涉，此老无故作矜夸语，抑又陋矣”。最不可思议的是《秋兴八首》竟也不能幸免。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率先发难，诟疵这组作品。袁枚《随园诗话》继之，说：“余雅不喜杜少陵《秋兴》八首，而世间耳食者，往往赞叹，奉为标准。不知少陵海涵地负之才，其佳处未易窥测。此八首，不过一时兴到语耳，非其至者也。如曰‘一系’，曰‘两开’，曰‘还泛泛’，曰‘故飞飞’，习气太重，毫无意义。”黄培芳《香石诗话》责“其持论似甚浅率”，书中又载谭敬昭嫌“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一联“虚、实二字用得太板”，黄培芳说：“实历其境，故曰实下；虚拟其境，故曰虚随。”杜句本来就不灵巧，如此笨拙的解释，更不足以为之辩护。他还奇怪，“《秋兴》何多招人议邪？”这实在是难以幸免的。 

我所见清代文献中，批评杜甫诗作较集中的著作，除以上所举之外，还有这样一些。毛先舒《诗辩坻》持论多亢爽不群，论杜甫也颇严厉，批评《早朝宫》“音节过厉，‘仙桃’、‘珠玉’近俚，结使事亦粘带”，置于四人唱和之末，倒也罢了。对名作《咏怀古迹五首》“诸葛大名垂宇宙”一篇，也评为“通章草草。伯仲二语摛词中作史论，殊伤渊雅”，就未免失之苛刻了。他还说《九日兰田崔氏庄》“‘羞将短发还吹帽’一句，翻案意足；而‘笑倩旁人为正冠’，赘景乏味。或当时即事语耶？”嘉庆间刘浚《杜诗集评》所辑均为清代前期诸家评语，其间殊多指责。卷十四《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李因笃曰：“篇中除苏张单字外，凡用十二人名，亦一病。”《题郑十八著作丈》李因笃曰：“四用人名，皆在首二字，亦病。”《柳司马至》申涵光曰：“地名八见，亦是一病。”凡通行选本见遗之作，多遭批抹，而五古一体尤甚。卷二《通泉县署壁后薛少保画鹤》吴农祥曰：“‘万里’下颇杂遝无伦次。”卷四《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吴农祥曰：“全首杂遢，意又不贯串。”此外更有李因笃、王西樵、王渔洋兄弟批抹，几至体无完肤。 

黄子云平生于杜诗用功极深，所见也真切。所著《野鸿诗的》独到地指出“少陵早年所作，瑕疵亦不少”，如： 

《题张氏隐居》云“春山无伴独相求”，既云无伴，何又云独？且“伐木丁丁山更幽”句亦弱；“不贪”二语，未免客气，又不融洽；落下二句，无聊甚矣。《早朝》云“诗成珠玉在挥毫”，凑泊不堪；“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于今有凤毛”，乃酬应套语。《送张翰林南海勒碑》云“冠冕通南极，文章落上台。诏从三殿去，碑到百蛮开。野馆浓花发，春帆细雨来。不知沧海使，天遣几时回？”“野馆”二句，状景纤细，题与诗俱不称，又不切南海，思亦未甚出新。若“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不须闻此意恻怆，生前相遇且衔杯”，开宋人迂腐气矣。盖公于是时学力犹未醇。至入蜀后，方臻圣域。

纪晓岚作为《四库全书》总纂，虽然在提要的评价维持了正统的尊杜观，但自己批方回《瀛奎律髓》，对所收的杜诗却没少诋斥。卷十七《江雨有怀郑典设》评：“拗而不健，但觉庸遝。老杜亦有不得手诗，勿一例循声赞颂。”又说：“五句太支凑，末句亦不成语。”纪晓岚擅长试帖，持论精严，杜诗的细节毛病当然是逃不过他的法眼的。

晚清名诗人王闿运的《湘绮楼说诗》，也对杜诗有所批评。卷一《晓发公安》评：“‘北城击柝复欲罢，东方明星亦不迟。邻鸡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态能几时？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远适无前期。出门转眄已陈迹，药饵扶吾随所之。’此首删去六七，作三韵尤佳。《又呈吴郎》诗：‘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祗缘恐惧转须亲。即妨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徵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叫化腔。亦创格，不害为切至，然卑之甚。”又云：“《野人送朱樱》云‘忆昨赐沾门下省，退出擎出大明宫’，此杜诗惯技，每以此出新奇。余选唐诗初不录。”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论及杜甫诗作，也没什么好评。有云：“杜诗《饮中八仙歌》、前后《苦寒行》皆下劣之作，虽脍炙人口，不值一哂。《同谷七歌》及《八哀诗》亦非高唱。《秋兴八首》瑕多于瑜，内唯‘闻道长安似弈棋’及‘蓬莱宫阙对南山’两首可称完美。‘昆明池水汉时功’上半首格韵俱高，下半未免不称；且此诗命意亦不可解。其余若‘丛菊’一联、‘信宿’一联及‘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皆轻滑，不似大家语。‘香稻’一联浅识者以为语妙，实则毫无意理，徒见丑拙耳。《咏怀古迹》第五首：‘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一律字字笨滞，中四语尤入魔障。《万丈潭》云‘孤韵到来深，飞鸟不在外’，《题画枫》起语云‘堂上不合生枫树’，皆此老心思极拙处也。”这里提到大多是杜集中名篇，却全出以不屑之语，挞之不遗余力，然而他的说法却似乎颇得诗家首肯，赵元礼即曾在诗话中称引其说。

最后还必须提到钱振鍠的《星影楼壬辰以前存稿·诗说》，这部作者17岁之前的少作充斥着少年才子目空一切、轻薄为文的狂言，对杜甫的鄙斥是其中尤甚的部分。论及煌煌大篇《北征》，是这么说的：“《北征》诗竭韵支句甚多，中间写景一段尽可删去；又载家常细务一段，如‘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及‘瘦妻面复光’以下数语，成何诗耶？”如果说少年不识人生艰难，尚属情有可原，那么对《秋兴八首》的见地就不能不说是不识好歹了。袁子才对这组作品也无好评，但还讳言杜老佳处不在此。钱才子则强言老杜佳处未必不在此，盖粗硬多疵原是杜诗本色，更引出祝枝山斥杜诗“以村野为苍古，椎鲁为典雅，粗犷为豪雄”之语，说“语虽未必尽然，然开辟以来杜诗不可无此人一骂”，未免佻达太甚。使老杜九泉有知，更要作“不觉前贤畏后生”的慨叹了。 

看来，即便古有“诗圣”之尊，今有“集大成”之目，杜甫被经典化的过程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人无间言的。那么多诗家所发的诸多贬斥议论，排除嫉妒心之外，只能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杜甫流传下来的诗篇，确实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缺陷。无论是藉贬杜出风头的轻薄才人，还是沉潜有得的诗学专家，都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上文列举的以及个人阅读未逮的古代批评文献，都提出一个强烈的质问：杜甫的才华和成就果真与他的盛名和地位相符么？杜甫真是一个伟大诗人吗？在今天这已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但以前确曾是个问题。尤其是在习惯于维护正统、排斥异端的封建社会，人们不敢公然挑战杜甫的神圣地位，就只能以挑剔其诗作的拙累和粗疏之处，来间接地表达对“诗圣”的质疑。这部分意见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它不仅让我们看到杜诗经典化过程的复杂性，同时也提醒我们研究杜诗时要避免被先入为主的观念所左右，看不到杜诗艺术方面的弱点和缺陷。

>本文原题《杜甫是伟大诗人吗——历代贬杜论的谱系》，载《国学学刊》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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