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为了上大学，差点在学校围墙外搭草棚子 | 1977高考故事之三

编者按

一年一度的高考又拉开了帷幕。这是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第40次全国高考。

40年前，很多年轻人通过当时的高考实现了“逆袭”。高考让那代人看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如今已步入中老年的他们，至今对那场考试怀有沉甸甸的感情。

本文选自莫砺锋《浮生琐忆》。

【前情回顾】

▲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

一九七八年春节过后，全体考生日夜盼望的发榜的时间来临了。一连半个多月，陆陆续续地传来不少关于某处的某人收到某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消息，可是我的那份却迟迟不来。我多少次眼睁睁地看着邮递员从厂门口走过去，却始终没有听到希望中的一声大喊：“喂，小莫，你的通知书来了！”

三月初，那些拿到通知书的考生都已前往各自的大学去报到，我断定自己已经名落孙山。

我绝不是一帆风顺的人，在过去的十二年中我经历过无数次的失望和打击，早已磨炼出一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镇静心态，按理说此次落榜也不该对我有太大的刺激。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以前的失败，我都可以心安理得地归之于客观原因，因为我从未得到过一次平等的机会。可是这一次却不同了，这一次我与别人一样报上了名，也与别人一样参加了考试，然而别人考上了，我却落榜了。我还能把失败的原因归之于命运吗？

听到我落榜的消息后，小妹来信说，有人告诉她前些日子安徽曾派人到琼溪去调查我的政治表现，琼溪公社里的人当然说了我一大堆坏话，这可能是我落榜的原因。顾树柏则来信责备我不该报考外语专业，他听说外语专业对政治条件要求得特别严格，并劝我明年重操旧业改报理工科。

如果小妹的情报可靠的话，我可以用“非战之罪”为自己开脱。可是谁知道这是不是事实呢？再说汴河公社的老许把我的政治鉴定写得相当好，甚至说我是一个“已经被教育得很好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是老许亲口告诉我的），即使上级从琼溪那边得到一个“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的鉴定，也总该把两个鉴定平均一下，不至于对琼溪那边的说法偏听偏信呀！

顾树柏的情报如果可靠的话，倒是值得重视的。可是当初我就是靠外语方面的“学有专长”才得以报上名，如果直接报考理工科的话，还不知能不能报上名呢。而且，安知我的落榜不是由于自己口试时表现欠佳呢？那个考官不是对我的发音很不满意吗？

我思前想后，心绪久久不得安宁。不管怎样，这次落榜总与我的行为有点关系，不知今年是否还允许我报考？如果能的话，我一定要改报理工科来试试运气。

正当我为落榜而感到苦恼时，忽然又传来了新的消息，说是上级决定在落榜生中择优扩招一批“走读生”，条件是考生必须自行解决住宿问题，也就是说大学不向这些扩招生提供宿舍，愿意当“走读生”的考生可以报名。

听到这个消息，我无动于衷。我报考的两个大学是安徽大学和安徽师范大学，前者在合肥，后者在芜湖。我在两个城市都举目无亲，我又没钱在外面租房子住，如何能够去“走读”？

可是汴河街上的人却对此非常热心，他们不断拥进我的宿舍，为我出谋划策。熊医生的主意是让厂里拉一车芦苇和灰草到合肥去，在安徽医学院教工宿舍的院子里搭个棚子让我栖身，他有一个老同学住在那里。中学的史校长则提议干脆把棚子搭在安大的围墙外面，他是安大的毕业生，对安大围墙外就是一片荒野的情形了如指掌。甚至县城里也有人在为我出主意，姨妈在银行的一位同事自告奋勇，说她的姐姐家住合肥，她可以去央求让我暂时在她姐姐家的楼梯下面置一个床铺，反正我上学是早出晚归的，也不会太碍事……

所有的这些提议我都觉得不可行，但是我确实从心底里感激他们的无私帮助。最使我感动的是张修彬的老母亲，她常来央我代她写信，与我挺熟。老太太提不出什么具体的办法，但是她拄着拐杖，一天几次跑到我宿舍里来，问长问短，简直比我自己还要着急！我是一个落魄潦倒的外乡人，与这里的人们非亲非故，没想到竟能得到这么多人的同情！

事情的结局是戏剧性的：我并没有报名当“走读生”，更没有向上级提出我可以在合肥自行解决住宿的证明，却意外地被安大外语系扩招录取了。三月二十八日下午，邮局主任老李亲自把一封印着“安徽大学”几个红字的信封送到厂里。我当众打开，竟是一纸录取通知书，通知书让我在四月三日之前到安大去报到，对“走读”的事只字未提。汴河街上的人们奔走相告，大家都为我高兴。

对我紧闭了十二年之久的大学之门终于向我敞开了！

▲1979年1月，莫砺锋在安徽大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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