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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本栋:苏东坡是这样的人 | 走近“苏海”之一

巩本栋 程门问学 2021-06-12

宋元之间,有位士人名李淦,是朱熹的再传弟子,他在给门生传授程朱理学的时候,也会论及文章,有学生就把它记下来,刊印了一本书,取名《文章精义》。在这本书里面,李淦评韩愈等人的文章,说:“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话说得很形象:韩愈的文章像宽广浩瀚的大海,柳宗元的文章像山涧奔流的清泉,欧阳修的文章像水面上荡漾的微波,而东坡的文章则像汹涌奔腾的大海的潮水。这个评价自认是很正确的。不过,清代初年的吴伟业,就曾提出应该把这个话调过来,说“韩如潮”,“苏如海”,也许更恰当。因为韩愈的文章,正如他的诗歌,“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揭电,奔腾于天地之间,武装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司空图《题<柳柳州集>后序》)。真的更像气势奔腾的潮水一样。而东坡的文章,东坡的文学创作,或者说东坡给我们所创造的那样一个汪洋恣肆,漫无涯际的文学艺术世界,蔚为大观,似乎非大海不足以形容它的博大宽广、千汇万状。所以,“苏文如海”这个名称,从清代初年以来,大致就已成为一个人们所习用的称呼了(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文章精义》提要)。所以,我们在这里不但赞同把东坡的文章比作海,而且更主张把东坡的思想学术和文学艺术创作,统称作“海”。


让我们一起走近“苏海”。




01


从东坡青少年时期的两件事说起


东坡去世后,他的弟弟苏辙苏子由,曾经为他的兄长写过一篇墓志铭(即《栾城后集》卷二十二中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在这篇墓志铭里面,提到东坡青少年期间的两件事情,我觉得在理解苏东坡的人生、学问和文学创作方面,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一件事是说东坡八岁的时候,他父亲苏洵就开始经常督促东坡读书。东坡十岁那年,有一天,东坡的母亲程夫人读《后汉书》,读到《范滂传》的时候,不禁废书兴叹,于是就说,孩儿以后长大成人,也做一个像范滂那样的人,母亲觉得好不好。他母亲程氏听了东坡的话,没有直接回答他,却说了这样一句话,她说,你若是能够做范滂式的人物,那我难道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这个话也回答得好。她是以范滂之母自期,同时也是期望东坡能成为范滂式的人。从此以后,东坡便“奋历有当世志”,立志做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物,他的母亲很高兴。


范滂的事迹,大家也许比较熟悉。他是东汉的一位士人,品格高洁,为乡里所推重,举孝廉、光禄四行。当时河北一带恰值荒年,民不聊生,朝廷任命他作清诏使,进行巡查。于是他“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政治抱负很大,想为国家和百姓谋福祉。他每到一地,当地的贪官一听说范滂要来了,便自动辞职挂冠,望风而逃。后来他在太尉黄琼的幕府中做官,也曾经弹奏过刺史、二千石权豪之党二十余人。范滂后来的死,也是因为得罪的人太多了,反而被别人诬陷为朋党,最后还是死于党锢之祸。他被杀之前,与母亲诀别,安慰母亲说,他弟弟很孝顺,以后由他弟弟来奉养母亲应该没有问题。那么他呢,现在要踏上黄泉路了,侍从他父亲去了——他父亲已经去世。这样,“存亡各得其所”,安慰她母亲不要太悲伤。他母亲听了这个话以后就说:你现在的名气可以和李膺、杜密相比——李、杜都是当时的士人领袖,而既然你享有如此大名,那就不能既要名又要寿,二者兼得是不可能的。作为你的母亲,我也不能既让你为善,反倒自己做一个不称职的母亲。从《后汉书·范滂传》,从苏子由在他哥哥的墓志铭里记载的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来,东坡自幼深受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教育和熏陶。


这里,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件事。东坡八岁的时候,在家乡的私塾读书,一天有人从京城带来了一首石介写的诗《庆历圣德颂》,这是石介歌颂、赞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以及庆历新政的诗。东坡就问老师,这诗中歌颂的是什么人。老师说,小孩子家要知道这些干什么。东坡却回答说,如果他们是天上的人,我当然不敢问,如果是凡间的人,我为什么不能知道呢?老师大惊,就详细地给他解释了一番。从这件可以看出来,东坡自幼便非常羡慕范仲淹、韩琦、富弼和欧阳修这些名臣的道德文章(参东坡《范文正公文集叙》)。此事与子由所记,都说明如同范滂一样,“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是东坡的思想学术,对东坡一生行事的积极影响,是怎么估价也不为高的。


苏子由在这篇墓志铭中还记载了另外一件事。苏子由说他哥哥的文章写得好,几乎是一种天生的。他说东坡的文章一开始是学习贾谊、陆贽,“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后来东坡读到了《庄子》,不禁喟然叹息:“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读到《庄子》之后,东坡的反应是,这书里所说的我过去心里就曾想到过,只是没说出来罢了,庄子所说,正合吾心。在苏子由看来,东坡后来之所以学问长进,能写出《中庸论》等那些很高明的文章,是因为他受到过《庄子》的影响。苏子由又说,东坡贬谪黄州后,文章写得越来越好,再后来,东坡又读了佛教典籍,文章写得更是“博辩无碍,茫然不见其涯也”,自己只能是望尘莫及了。苏子由所记载的这种情况,我们觉得虽然主要说的是东坡的文章,但是对我们理解东坡的这个思想学术和文学创作也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东坡在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同时,又受到了老庄思想的深刻影响。确实,东坡年幼的时候,就曾跟随眉山道士张易简读过三年书,自然不免比较早地接触到了道家典籍,并受到其影响了。


总之,从东坡青少年时期这两件事,也就是东坡所受的教育来看,道家思想的影响,和儒家思想的影响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东坡思想学术的最重要的倾向,并影响了他的一生。虽然我们知道佛教对东坡也有很大影响,但东坡思想学术的最主要特征或最主要的倾向,不是别的,正是兼容儒道。这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东坡的起点。


▲《东坡先生易传》


02


“抚视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

——东坡的思想学术


苏轼贬谪黄州后,承其父苏洵之说,撰成《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并开始撰写《书传》。晚年再贬惠州、儋州,除对前二书不断进行修订之外,最后又撰成《书传》二十卷。对于这三部书,苏轼十分看重,曾自谓:“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其他何足道。”(《答苏伯固书》)虽然《易传》一书,有苏氏父子合撰的成分,但其主要思想观点则属于苏轼无疑;而《论语说》虽现存仅数十条,然它与《易传》、《书传》同样,都是我们今天分析东坡思想首先应当注意的。


东坡思想的核心,其实他的门下弟子秦观早有概括。他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答傅彬老简》)我们以为这个话说得非常好,它切中了东坡思想学术的要害,那就是兼容儒道。


这突出地表现在东坡的情性论上。前面谈到,苏子由在他所作的东坡墓志铭中,曾说东坡读到《庄子》后,大为感叹,说“得吾心矣”。接下来,苏子由又说了一句“乃出《中庸论》”,并对其赞赏备至。这很有意思。它告诉我们,《中庸论》是表现东坡融合儒道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文章之一。


《中庸》是《礼记》中的一篇,至少从中唐的韩愈、李翱开始,便越来越受到儒家士人的重视,被儒家士人认为是传授孔门心法,而由子思把它记下来并传给孟子的一篇重要文章。北宋时许多士人都有专文讨论过《中庸》篇。东坡是一位,周敦颐、二程、吕大临等,也都有论述。后来二程之学的传人朱熹把它与《礼记》中的另一篇《大学》,以及《论》、《孟》合在一起,重新对它们进行阐释,这就是著名的《四书章句集注》。


东坡的这篇文章分三个部分,先讨论什么是“诚明”,再讨论圣人之道的本质,最后将二者统一起来论述。他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情性”问题。我们看他怎样解释“自诚明谓之性”:


夫诚者,何也?乐之之谓也。乐之则自信,故曰诚。……夫惟圣人,知之者未至,而乐之者先入,先入者为主而待其余,则是乐之者为主也;乐之者为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尝不行。……人之好恶,莫如好色而恶臭,是人之性也。好善如好色,恶恶如恶臭,是圣人之诚也。(《中庸论》上)


什么是诚呢?他说,诚就是喜欢。对待一个事物,首先是喜欢不喜欢,至于了解不了解还是次要的。只要你喜欢,那就可以付诸实践。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的原因,正在于他天生的喜欢行善,就像人们总是喜欢美好的事物,而讨厌丑恶的事物一样。所以,要么是认识不到,要么认识了,自然会付诸实践。那么,这就不仅仅“诚”是如同好色恶臭一样的圣人的本性和惟有圣人才能达到的境界,而且,人们还应该顺应“诚”这种人的本性。


接下来,他又有一段论述:


夫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今夫五常之教,惟礼为若强人者,何则?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恶劳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磐折百拜以为礼;人情莫不乐富贵而羞贫贱,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揖让退抑以为礼;……苟为裸袒而不顾,则吾无乃亦将病之!夫岂独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妇莫不病之也,苟为病之,则是其势将必至于磬折而百拜。由此言也,则是磬折而百拜者,生于不欲裸袒之间而已也。(《中庸论》中)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儒家的礼义道德,从根本上说,都是根据人类社会生活的实际和人之常情制定的。比如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礼仪,就是根据人之常情制定的。人都喜欢安闲自得,而不愿意多受辛劳烦忧,如果现在有人要让大家总是困烦扰在不胜其烦的礼仪活动中,那人们肯定不会乐意;然而如果反过来,你把一切礼仪统统废除掉,甚至连衣服都不用穿了,那肯定也行不通。所以,礼仪的制定,既不能太繁琐,也不能完全不讲礼仪道德。礼仪要能顺乎人情自然,无过无不及,这就是中庸了。礼仪道德是儒家所强调的,而顺物自然是道家很看重的,顺物自然,成为衡量礼仪道德的标准。这种杂糅儒道的做法,正是东坡思想的显著特征。东坡还把“人情”或情性说推衍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至于奉为为人处世的准则。苏子由赞叹他哥哥的《中庸论》,说它“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正在于此。


▲东坡尺牍


自先秦以来,关于“性”、“命”和“情”的问题的讨论确实很多。就儒家来说,孔子谈到“命”的时候较多。关于“性”,孔子仅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句(《论语·阳货》)。至于“情”,孔子则很少谈到。孔子以后,儒家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有“性静情动”和“性善情恶”两说。


庄子主张一切顺应自然,论性、命、情也都是此义。


中唐尤其是北宋中期以来,士人也喜欢谈道德性命之理,如黄庭坚所说的,是“今孺子总发而服大人之冠,执经谈性命,犹河汉而无极也”(《杨概字序》),以至于“学者耻不谈性命”(《苏轼文集》卷二十五《议学校贡举状》)。然而苏轼对前人关于性、命、情的各种论述,似乎都不满意。


在《东坡易传》中,东坡对儒家历来所讲的情、性和命,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他说,世上讨论性命的人很多。古代的谈性命的人,就像是告诉盲人一个事物,盲人对此没有概念,于是又用另一件事物来加以形容,而对这另外一件事物,盲人同样是没有概念,所以最终费了很多口舌,盲人还是很难想象这件东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所以,东坡以为,古人谈的人性,都不过是与人性相似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人性。他认为,君子总是在不断地培养、积累自己身上的“善”的品格,这种自身的善的品性越来越多,不善的成分便会越来越少。不过,虽然是这样,但是君子的身上还是有一些始终都无法消除的、不可改变的成分或因素。反过来也是一样。小人也是这样,小人身上虽然不善的成分多而善的成分少,但是他的本性当中也还总有一些不可改变的因素。也就是说在“善”与“不善”之间,人的本性中总有一些带普遍性的东西是不会消失和改变的,并不因为你是尧舜还是桀纣,不管你是善人还是恶人。这种普遍性的东西就是儒家传统所说的“性”。这是东坡的独特的看法。


下面他又说到,有人懂得顺从人的这种本性,有的人却只是费力地追求它,这就是两个不同的境界了。就好比人用手拿着一件工具去完成一个工作,总不如直接用手完成一件工作那样得心应手。为什么用手比用一件工具更自如呢?因为这是由人的自然本性所决定的——“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从这个意义上说,“性”就是“命”。由人性里所包含的那种普遍的东西(近于人的自然性、不可消除和改变的、不管是善人还是恶人都具有的那样一种本质),决定着人的行为,决定着人的生死祸福,这就是“命”。即使是圣贤也概莫能外。至于“情者,性之动也。”——这倒是儒家一贯的说法。但是,东坡的看法还是有他的特点。他说,“性”与“情”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善恶的区别,任“性”而为,便是“情”了。任“性”而为到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层面,就又是“命”了。在“性”、“命”与“情”三者之中,“性”所处的地位最为关键,同时,“性”之与“情”、“命”又是合二为一的,在三者之间,并无等差、圣贤、善恶分界,也无须施以道德或价值判断。就“性”之与生俱来的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的先天的禀赋、力量或无为和自然性而言,它已与“道”(自然之道或“天”)相近,故可以称为“命”;而就其然或“散而有为”来说,它又是“情”。这种观点似乎与儒家的“性静情动”说接近,然而其以无为或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解释“性”,则显然又吸收了道家顺物自然的思想;它以不知其所以然而然释“性”,似乎与道家之说相近了,但其又讲有为,讲天人合一或有为与无为的统一,则仍与儒家之说相联系。总之,苏轼“情、性、命”之论的实质是顺物自然(包括天道、人道),其主要的思想倾向和方法是儒道兼融。


东坡写过一篇文章叫《思堂记》,在文中他这样说:


嗟夫,余天下之无思虑者也。遇事则发,不暇思也。未发而思之则未至,已发而思之则无及,以此终身不知所思。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于善也,如好好色;其于不善也,如恶恶臭。岂复临事而后思,计议其美恶,而避就之哉?是故临义而思利,则义必不果;临战而思生,则战必不力。若失穷达得丧,死生祸福,则吾有命矣!


▲沈尹默行书东坡诗屏


东坡自称是这样一个人:没什么心计,遇到事情,受外物触动,就想去说,就要做,从不计较利害得失。如果是他没说没做,那是他没想清楚;而已经说了做了呢,再去想该不该说、该不该做,也就晚了,没什么意义了。这是他的生活原则。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有时候明知道这个话说出去肯定得罪人,但如果不说呢,自己憋在心里面也很不舒服,再发展发展可能得一个抑郁症。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他是宁愿得罪人,也要把这个话说出来。就像人们总是喜欢美好的事物一样,君子也总是乐于做善事;就像人们总讨厌丑恶的事物一样,君子也不会去做不善的事。这一切都很自然,哪里有遇到实现反复考虑利害得失的呢?如果在面临大是大非的时候,你却先想着利害得失,那肯定不会从容赴义;如果在大战的前夕,你却总想着如何能保命,那你也肯定不会出死力去与敌人作战。做人应该真诚坦率,至于这样做的结果如何,是生是死,是祸是福,是得是失,是穷是达,那就听天由命好了。从这篇自道性情的文章,也可看出东坡的思想倾向,适可与上文所论相参证。


正因为东坡的思想是一种儒道兼融的思想,所以,他跟王安石不一样,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他就持一种反对的态度;同时他与司马光和“二程”不一样,当旧党执政的时候他也会提出一些不同意见。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思想学术不一样。东坡对社会、对人生有他自己的独特思考,他在思想学术上与新旧两党都有分歧,政治上自然更不能与两党完全契合,很倒霉,就想朝云所说的,学士是“一肚皮不合时宜”。我们如果能把握东坡兼容儒道的这种思想特征,那就会对他的政治态度、对他的生平行事、也对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都有更深入的认识和更全面的理解。


>原题《走近“苏海”——略谈东坡的思想学术与文学(上)》,载《古典文学知识》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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