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本栋：苏东坡是这样的人 | 走近“苏海”之一
宋元之间，有位士人名李淦，是朱熹的再传弟子，他在给门生传授程朱理学的时候，也会论及文章，有学生就把它记下来，刊印了一本书，取名《文章精义》。在这本书里面，李淦评韩愈等人的文章，说：“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话说得很形象：韩愈的文章像宽广浩瀚的大海，柳宗元的文章像山涧奔流的清泉，欧阳修的文章像水面上荡漾的微波，而东坡的文章则像汹涌奔腾的大海的潮水。这个评价自认是很正确的。不过，清代初年的吴伟业，就曾提出应该把这个话调过来，说“韩如潮”，“苏如海”，也许更恰当。因为韩愈的文章，正如他的诗歌，“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揭电，奔腾于天地之间，武装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司空图《题<柳柳州集>后序》）。真的更像气势奔腾的潮水一样。而东坡的文章，东坡的文学创作，或者说东坡给我们所创造的那样一个汪洋恣肆，漫无涯际的文学艺术世界，蔚为大观，似乎非大海不足以形容它的博大宽广、千汇万状。所以，“苏文如海”这个名称，从清代初年以来，大致就已成为一个人们所习用的称呼了（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文章精义》提要）。所以，我们在这里不但赞同把东坡的文章比作海，而且更主张把东坡的思想学术和文学艺术创作，统称作“海”。
让我们一起走近“苏海”。
01
从东坡青少年时期的两件事说起
东坡去世后，他的弟弟苏辙苏子由，曾经为他的兄长写过一篇墓志铭（即《栾城后集》卷二十二中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在这篇墓志铭里面，提到东坡青少年期间的两件事情，我觉得在理解苏东坡的人生、学问和文学创作方面，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一件事是说东坡八岁的时候，他父亲苏洵就开始经常督促东坡读书。东坡十岁那年，有一天，东坡的母亲程夫人读《后汉书》，读到《范滂传》的时候，不禁废书兴叹，于是就说，孩儿以后长大成人，也做一个像范滂那样的人，母亲觉得好不好。他母亲程氏听了东坡的话，没有直接回答他，却说了这样一句话，她说，你若是能够做范滂式的人物，那我难道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这个话也回答得好。她是以范滂之母自期，同时也是期望东坡能成为范滂式的人。从此以后，东坡便“奋历有当世志”，立志做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物，他的母亲很高兴。
范滂的事迹，大家也许比较熟悉。他是东汉的一位士人，品格高洁，为乡里所推重，举孝廉、光禄四行。当时河北一带恰值荒年，民不聊生，朝廷任命他作清诏使，进行巡查。于是他“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政治抱负很大，想为国家和百姓谋福祉。他每到一地，当地的贪官一听说范滂要来了，便自动辞职挂冠，望风而逃。后来他在太尉黄琼的幕府中做官，也曾经弹奏过刺史、二千石权豪之党二十余人。范滂后来的死，也是因为得罪的人太多了，反而被别人诬陷为朋党，最后还是死于党锢之祸。他被杀之前，与母亲诀别，安慰母亲说，他弟弟很孝顺，以后由他弟弟来奉养母亲应该没有问题。那么他呢，现在要踏上黄泉路了，侍从他父亲去了——他父亲已经去世。这样，“存亡各得其所”，安慰她母亲不要太悲伤。他母亲听了这个话以后就说：你现在的名气可以和李膺、杜密相比——李、杜都是当时的士人领袖，而既然你享有如此大名，那就不能既要名又要寿，二者兼得是不可能的。作为你的母亲，我也不能既让你为善，反倒自己做一个不称职的母亲。从《后汉书·范滂传》，从苏子由在他哥哥的墓志铭里记载的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来，东坡自幼深受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教育和熏陶。
这里，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件事。东坡八岁的时候，在家乡的私塾读书，一天有人从京城带来了一首石介写的诗《庆历圣德颂》，这是石介歌颂、赞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以及庆历新政的诗。东坡就问老师，这诗中歌颂的是什么人。老师说，小孩子家要知道这些干什么。东坡却回答说，如果他们是天上的人，我当然不敢问，如果是凡间的人，我为什么不能知道呢？老师大惊，就详细地给他解释了一番。从这件可以看出来，东坡自幼便非常羡慕范仲淹、韩琦、富弼和欧阳修这些名臣的道德文章（参东坡《范文正公文集叙》）。此事与子由所记，都说明如同范滂一样，“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是东坡的思想学术，对东坡一生行事的积极影响，是怎么估价也不为高的。
苏子由在这篇墓志铭中还记载了另外一件事。苏子由说他哥哥的文章写得好，几乎是一种天生的。他说东坡的文章一开始是学习贾谊、陆贽，“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后来东坡读到了《庄子》，不禁喟然叹息：“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读到《庄子》之后，东坡的反应是，这书里所说的我过去心里就曾想到过，只是没说出来罢了，庄子所说，正合吾心。在苏子由看来，东坡后来之所以学问长进，能写出《中庸论》等那些很高明的文章，是因为他受到过《庄子》的影响。苏子由又说，东坡贬谪黄州后，文章写得越来越好，再后来，东坡又读了佛教典籍，文章写得更是“博辩无碍，茫然不见其涯也”，自己只能是望尘莫及了。苏子由所记载的这种情况，我们觉得虽然主要说的是东坡的文章，但是对我们理解东坡的这个思想学术和文学创作也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东坡在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同时，又受到了老庄思想的深刻影响。确实，东坡年幼的时候，就曾跟随眉山道士张易简读过三年书，自然不免比较早地接触到了道家典籍，并受到其影响了。
总之，从东坡青少年时期这两件事，也就是东坡所受的教育来看，道家思想的影响，和儒家思想的影响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东坡思想学术的最重要的倾向，并影响了他的一生。虽然我们知道佛教对东坡也有很大影响，但东坡思想学术的最主要特征或最主要的倾向，不是别的，正是兼容儒道。这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东坡的起点。
▲《东坡先生易传》
02
“抚视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
——东坡的思想学术
苏轼贬谪黄州后，承其父苏洵之说，撰成《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并开始撰写《书传》。晚年再贬惠州、儋州，除对前二书不断进行修订之外，最后又撰成《书传》二十卷。对于这三部书，苏轼十分看重，曾自谓：“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其他何足道。”（《答苏伯固书》）虽然《易传》一书，有苏氏父子合撰的成分，但其主要思想观点则属于苏轼无疑；而《论语说》虽现存仅数十条，然它与《易传》、《书传》同样，都是我们今天分析东坡思想首先应当注意的。
东坡思想的核心，其实他的门下弟子秦观早有概括。他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答傅彬老简》）我们以为这个话说得非常好，它切中了东坡思想学术的要害，那就是兼容儒道。
这突出地表现在东坡的情性论上。前面谈到，苏子由在他所作的东坡墓志铭中，曾说东坡读到《庄子》后，大为感叹，说“得吾心矣”。接下来，苏子由又说了一句“乃出《中庸论》”，并对其赞赏备至。这很有意思。它告诉我们，《中庸论》是表现东坡融合儒道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文章之一。
《中庸》是《礼记》中的一篇，至少从中唐的韩愈、李翱开始，便越来越受到儒家士人的重视，被儒家士人认为是传授孔门心法，而由子思把它记下来并传给孟子的一篇重要文章。北宋时许多士人都有专文讨论过《中庸》篇。东坡是一位，周敦颐、二程、吕大临等，也都有论述。后来二程之学的传人朱熹把它与《礼记》中的另一篇《大学》，以及《论》、《孟》合在一起，重新对它们进行阐释，这就是著名的《四书章句集注》。
东坡的这篇文章分三个部分，先讨论什么是“诚明”，再讨论圣人之道的本质，最后将二者统一起来论述。他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情性”问题。我们看他怎样解释“自诚明谓之性”：
夫诚者，何也？乐之之谓也。乐之则自信，故曰诚。……夫惟圣人，知之者未至，而乐之者先入，先入者为主而待其余，则是乐之者为主也；乐之者为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尝不行。……人之好恶，莫如好色而恶臭，是人之性也。好善如好色，恶恶如恶臭，是圣人之诚也。（《中庸论》上）
什么是诚呢？他说，诚就是喜欢。对待一个事物，首先是喜欢不喜欢，至于了解不了解还是次要的。只要你喜欢，那就可以付诸实践。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的原因，正在于他天生的喜欢行善，就像人们总是喜欢美好的事物，而讨厌丑恶的事物一样。所以，要么是认识不到，要么认识了，自然会付诸实践。那么，这就不仅仅“诚”是如同好色恶臭一样的圣人的本性和惟有圣人才能达到的境界，而且，人们还应该顺应“诚”这种人的本性。
接下来，他又有一段论述：
夫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今夫五常之教，惟礼为若强人者，何则？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恶劳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磐折百拜以为礼;人情莫不乐富贵而羞贫贱,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揖让退抑以为礼;……苟为裸袒而不顾，则吾无乃亦将病之！夫岂独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妇莫不病之也，苟为病之，则是其势将必至于磬折而百拜。由此言也，则是磬折而百拜者，生于不欲裸袒之间而已也。（《中庸论》中）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儒家的礼义道德，从根本上说，都是根据人类社会生活的实际和人之常情制定的。比如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礼仪，就是根据人之常情制定的。人都喜欢安闲自得，而不愿意多受辛劳烦忧，如果现在有人要让大家总是困烦扰在不胜其烦的礼仪活动中，那人们肯定不会乐意；然而如果反过来，你把一切礼仪统统废除掉，甚至连衣服都不用穿了，那肯定也行不通。所以，礼仪的制定，既不能太繁琐，也不能完全不讲礼仪道德。礼仪要能顺乎人情自然，无过无不及，这就是中庸了。礼仪道德是儒家所强调的，而顺物自然是道家很看重的，顺物自然，成为衡量礼仪道德的标准。这种杂糅儒道的做法，正是东坡思想的显著特征。东坡还把“人情”或情性说推衍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至于奉为为人处世的准则。苏子由赞叹他哥哥的《中庸论》，说它“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正在于此。
▲东坡尺牍
自先秦以来，关于“性”、“命”和“情”的问题的讨论确实很多。就儒家来说，孔子谈到“命”的时候较多。关于“性”，孔子仅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句（《论语·阳货》）。至于“情”，孔子则很少谈到。孔子以后，儒家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有“性静情动”和“性善情恶”两说。
庄子主张一切顺应自然，论性、命、情也都是此义。
中唐尤其是北宋中期以来，士人也喜欢谈道德性命之理，如黄庭坚所说的，是“今孺子总发而服大人之冠，执经谈性命，犹河汉而无极也”（《杨概字序》），以至于“学者耻不谈性命”（《苏轼文集》卷二十五《议学校贡举状》）。然而苏轼对前人关于性、命、情的各种论述，似乎都不满意。
在《东坡易传》中，东坡对儒家历来所讲的情、性和命，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他说，世上讨论性命的人很多。古代的谈性命的人，就像是告诉盲人一个事物，盲人对此没有概念，于是又用另一件事物来加以形容，而对这另外一件事物，盲人同样是没有概念，所以最终费了很多口舌，盲人还是很难想象这件东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所以，东坡以为，古人谈的人性，都不过是与人性相似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人性。他认为，君子总是在不断地培养、积累自己身上的“善”的品格，这种自身的善的品性越来越多，不善的成分便会越来越少。不过，虽然是这样，但是君子的身上还是有一些始终都无法消除的、不可改变的成分或因素。反过来也是一样。小人也是这样，小人身上虽然不善的成分多而善的成分少，但是他的本性当中也还总有一些不可改变的因素。也就是说在“善”与“不善”之间，人的本性中总有一些带普遍性的东西是不会消失和改变的，并不因为你是尧舜还是桀纣，不管你是善人还是恶人。这种普遍性的东西就是儒家传统所说的“性”。这是东坡的独特的看法。
下面他又说到，有人懂得顺从人的这种本性，有的人却只是费力地追求它，这就是两个不同的境界了。就好比人用手拿着一件工具去完成一个工作，总不如直接用手完成一件工作那样得心应手。为什么用手比用一件工具更自如呢？因为这是由人的自然本性所决定的——“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从这个意义上说，“性”就是“命”。由人性里所包含的那种普遍的东西（近于人的自然性、不可消除和改变的、不管是善人还是恶人都具有的那样一种本质），决定着人的行为，决定着人的生死祸福，这就是“命”。即使是圣贤也概莫能外。至于“情者，性之动也。”——这倒是儒家一贯的说法。但是，东坡的看法还是有他的特点。他说，“性”与“情”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善恶的区别，任“性”而为，便是“情”了。任“性”而为到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层面，就又是“命”了。在“性”、“命”与“情”三者之中，“性”所处的地位最为关键，同时，“性”之与“情”、“命”又是合二为一的，在三者之间，并无等差、圣贤、善恶分界，也无须施以道德或价值判断。就“性”之与生俱来的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的先天的禀赋、力量或无为和自然性而言，它已与“道”（自然之道或“天”）相近，故可以称为“命”；而就其然或“散而有为”来说，它又是“情”。这种观点似乎与儒家的“性静情动”说接近，然而其以无为或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解释“性”，则显然又吸收了道家顺物自然的思想；它以不知其所以然而然释“性”，似乎与道家之说相近了，但其又讲有为，讲天人合一或有为与无为的统一，则仍与儒家之说相联系。总之，苏轼“情、性、命”之论的实质是顺物自然（包括天道、人道），其主要的思想倾向和方法是儒道兼融。
东坡写过一篇文章叫《思堂记》，在文中他这样说：
嗟夫，余天下之无思虑者也。遇事则发，不暇思也。未发而思之则未至，已发而思之则无及，以此终身不知所思。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于善也，如好好色；其于不善也，如恶恶臭。岂复临事而后思，计议其美恶，而避就之哉？是故临义而思利，则义必不果；临战而思生，则战必不力。若失穷达得丧，死生祸福，则吾有命矣！
▲沈尹默行书东坡诗屏
东坡自称是这样一个人：没什么心计，遇到事情，受外物触动，就想去说，就要做，从不计较利害得失。如果是他没说没做，那是他没想清楚；而已经说了做了呢，再去想该不该说、该不该做，也就晚了，没什么意义了。这是他的生活原则。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有时候明知道这个话说出去肯定得罪人，但如果不说呢，自己憋在心里面也很不舒服，再发展发展可能得一个抑郁症。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他是宁愿得罪人，也要把这个话说出来。就像人们总是喜欢美好的事物一样，君子也总是乐于做善事；就像人们总讨厌丑恶的事物一样，君子也不会去做不善的事。这一切都很自然，哪里有遇到实现反复考虑利害得失的呢？如果在面临大是大非的时候，你却先想着利害得失，那肯定不会从容赴义；如果在大战的前夕，你却总想着如何能保命，那你也肯定不会出死力去与敌人作战。做人应该真诚坦率，至于这样做的结果如何，是生是死，是祸是福，是得是失，是穷是达，那就听天由命好了。从这篇自道性情的文章，也可看出东坡的思想倾向，适可与上文所论相参证。
正因为东坡的思想是一种儒道兼融的思想，所以，他跟王安石不一样，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他就持一种反对的态度；同时他与司马光和“二程”不一样，当旧党执政的时候他也会提出一些不同意见。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思想学术不一样。东坡对社会、对人生有他自己的独特思考，他在思想学术上与新旧两党都有分歧，政治上自然更不能与两党完全契合，很倒霉，就想朝云所说的，学士是“一肚皮不合时宜”。我们如果能把握东坡兼容儒道的这种思想特征，那就会对他的政治态度、对他的生平行事、也对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都有更深入的认识和更全面的理解。
>原题《走近“苏海”——略谈东坡的思想学术与文学（上）》，载《古典文学知识》2015年第4期
【相关阅读】